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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丘成桐卓以和谈中国无诺贝尔奖:缺乏科学精神

丘成桐卓以和谈中国无诺贝尔奖:缺乏科学精神

南方日报7月29日报道

丘成桐: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卓以和:美国朗讯公司半导体研究副总裁、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到现在都还没获得诺贝尔奖?”7月26日,在第六届世界华人论坛上,61岁的丘成桐和73岁的卓以和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现在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为了科研愿意拼命,从早到晚做研究。新生代研究者把工作时间限定为朝九晚五,休息时间就出去玩。”两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对中国年轻学者的科学精神颇为担忧。

症结 中国学者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目前缺少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尖端人才,学者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十分急功近利,取得一点点成绩就自我满足了。坦白说,在中国很少看到年轻人日以继夜地为了某个科研项目去努力。”丘成桐认为这是中国远离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

丘成桐说:“得诺贝尔奖要作出有很大创新性的贡献,中国的创新人才还差很远,大学也没有形成创新的浓厚氛围。很多年轻教授想着怎么评上杰出青年等奖项,到了四五十岁又想着当院士。他们看到的是物质好处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发现科学精要时带给自己内心的快乐。”

丘成桐表示,中国家庭从孩子上小学就开始训练他们为高考做准备,在学校里老师帮学生猜高考题目,学生照着模型去练习,完全埋没了人的创新能力。

“最高尚的境界,就是中国有一群优秀年轻人真正为了人类求知欲望来做学问,探寻大自然的奥秘,能做到这个,很快就会有中国科学家拿到诺贝尔奖。”丘成桐说。

退步 名校生考不过哈佛入学试

“高考不考微积分,很伤害中国整个科技的发展。因为微积分是最重要的一门基础学科,文艺复兴第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发现微积分,后来全球科技才开始长足发展,”丘成桐说。

丘成桐介绍,中国高考为了标准化,担心很多学生学不懂微积分,就干脆不考。高考不考,学生也不学。但是,美国的中学是要学微积分的,学得好的大学生在20多岁就开始做相关研究了,而中国学生到了大学才学这门课,浪费了很多时间。“中国一定要培养一批精英学生,要跟全世界开展科技竞赛,人家能懂,你也要能懂,不能为了公平起见,大家都不懂。”

“近10年中国出去的留学生比20年前水平差了很多。以前来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会轻松考过博士入学考试,而且得到很高分,但近几年中国名校的学生到哈佛却考不过入学考试。”

丘成桐说:“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不是为了做很深入的研究,他们大多都想着怎么样在毕业之后到华尔街上班挣钱。”

“我在美国遇到很多中国去的人才,我问他们要是回国的话,什么是最要紧的条件?很多人回答我说,最要紧的是自己需要一个靠山。”卓以和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人才不够用、不适用、不会用的问题,有了人才怎样留住?应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薪水,还有稳定的研究时间。”中国要想留住人才,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怪象 名教授不屑给本科生授课

“在学校里要端正学风,教授和学生都要做到这样,”丘成桐说:“世界上抄袭别人的学者很多,但被发现后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但在中国,抄袭者被发现后还大摇大摆地走在学校里,真的是很奇怪。这让学生怎么看?教授在台上告诫学生要诚信,学生则在台下偷笑。一个老师面对几百个学生,一个校长面对一两万个学生,学生会想:老师、校长都能抄袭,我为什么不能做。学风不正,再怎么谈诺贝尔奖都是假的。”

“中国要大力提倡自主创新,首先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惩抄袭者。不仅是工业创新,学术创新也是这样。一个好的创新研究动不动被人家抄去了,研究者情何以堪呢?不搞好这个,自主创新没法谈。”丘成桐说。

卓以和说,美国很重视从小对孩子进行诚信教育,在学界若发现有人抄袭,就将抄袭者解雇。

“中国很多有名的教授不重视教学生,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名教授觉得自己有名,要做研究,很伟大,教本科生显得水平太低。但是哈佛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吧,哈佛就要求每个教授都要教本科生,中国学校太宠名教授了。”丘成桐说。


丘成桐介绍,美国的自然科学基金有很多人去申请,申请者要讲清楚自己对教学有什么贡献。有这个机制后,名教授也不得不花心思去教本科生。美国没有教授敢说自己是做研究的,不教书,但在中国常有人讲。在这方面,美国的机制值得借鉴。

出路 建中国的“贝尔实验室”

卓以和说,做实验需要和最好的科学家一起合作,尤其是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交叉在一起,产生了灵感,就是新发明的开始。

“所以我希望中国有这么样一个实验室,能够集中最优秀的研究者一起工作,像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一样,将有力促进中国的自主创新。政府加大经费投入保持实验室的运营,不要给研究者太多的压力,不要规定他们一定要在三五年内出成果,有时候十几年才真正将一个发明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卓以和说。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南方报网 http://www.nfdaily.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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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钱,有了钱就可以养一大批科学家,而不是让一大批科学家来赚钱。
但是现在连国家都忙着赚钱,有了钱等着钱生钱,谁来做养科学家这件事呢?

所以有了钱应该解决怎么花的问题。如果国家还属于一穷二白,那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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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小白鼠bb 的帖子

梦一样的境界哦。

真如其所希望的,一群**家们聚在一起,先得为职务忙、再为经费分配忙、再为花钱洗钱忙,再等着在成果或疑似成果上署名忙、还要为庆功评奖忙、为升官晋级忙,哪有功夫搞什么研究?顺路消费点烟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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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redsun 的帖子

中国科研的最大问题目前不在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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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火车是运茶的 于 2010-7-30 15:34 发表 \"\"
中国科研的最大问题目前不在于钱
其实说到底还是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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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说:“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不是为了做很深入的研究,他们大多都想着怎么样在毕业之后到华尔街上班挣钱。””

前几天不是刚有个贴说:没钱做什么研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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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火车是运茶的 于 2010-7-30 15:34 发表 \"\"
中国科研的最大问题目前不在于钱
是的.
一方面真正的科研缺乏足够经费, 另一方面是大量垃圾研究在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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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是中国对教育的不重视,对科学的不尊重,重视什么尊重什么,就会引导人们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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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小白鼠bb 的帖子

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说"富二代"里面会出这样的人才的. 我们需要的是耐心.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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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9#rainbow123 的帖子

很难,因为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为了制造---数据,不是工作,更不是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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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火车是运茶的 的帖子

同意,民国时更缺钱,不是出了一堆像钱学森、华罗庚、陈寅恪这样的国际顶级大师吗?
最近在看《陈寅恪和傅斯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更是让我彻底相信,钱和大师没有必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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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1#嗲虫妈 的帖子

这正是我想说的。

另外对富二代在科研领域能有什么突出作为深表怀疑。

富人搞科研有两条路。
其一,自己做科学家,亲自出马搞研究。这方面没看出来富人与穷人有什么根本区别。搞科研需要脑子,不是票子。
其二,资助科研项目。目前的富人大多不是靠科研、靠创新发明积累的财富,没有这种强烈的动机。现实中也没有看到这种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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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小白鼠bb 的帖子

目前的社会风气就是一切向钱,于是造假不断,于是TF无穷,于是抄袭成风,于是只顾短期效应,于是只图眼前利益,于是医疗出现普遍的过度治疗,于是教育泛化为只求试卷风光,什么传道授业解惑,什么教书育人,统统被补课、考试、竞赛、填鸭所取代。如此这般,能出大师,能出诺贝尔奖就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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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火车是运茶的 的帖子

是的。现在真正搞出研究成果的,但到后来成果是领导的。所以,有谁还愿意真心地搞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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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清华之荣和清华之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471c80100kafx.html?tj=1
。“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他批评“外行领导”、不尊重老教授、政治化和行政化等问题,反对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教师来代替老教授,认为“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只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 结果众所周知,在反右运动中,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教授职务从一级降为三级,其罪名是反对学习苏联,反对院系调整。当年的批判文章称“1949年和1952年期间,他曾经以种种手法抗拒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推迟;1952年到1956年间,他表面上拥护教学改革,但背后却散布不满意的言论。”1956年后,以“反教条主义”为口实,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否定我们教学改革的成绩,企图拔掉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旗帜”。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后下放至农村、工厂,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在此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清华大学成为越来越耀眼的政治明星
     新近辞世的钱伟长教授,又一次激起公众对大师的尊崇,以及对“三钱”这样近乎传奇的已逝学统的缅怀。然而,钱伟长人格之伟大和余绪之悠长,并不是著名科学家和优秀校长这样的描述所能概括的。人们或许会好奇,作为1931年毕业的“老清华”、曾在清华大学工作多年的钱伟长,为什么在80年代义无反顾地去了上海?他与清华大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荣辱,是一段怎样的历史?

,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引文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钱伟长的反动言论摘要》,载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 [1] 李酉山:《钱伟长要把高等教育拉回殖民地教育的老路》,《北京日报》,1957年7月27日。
,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引文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钱伟长的反动言论摘要》,载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 [1] 李酉山:《钱伟长要把高等教育拉回殖民地教育的老路》,《北京日报》,1957年7月27日。


    清华大学的办学特色和传统,通才教育、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这“三大支柱”,是由老校长梅贻琦校长奠定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移植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中,“旧清华”作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的典型,成为被批判改造的重点。曾拥有理、工、文、法、医五个学院的研究型大学,最终被改造为包括机械制造、动力机械、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电机工程7系18专业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纳入培养“专才“的轨道。

     1952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亲历了这一过程,他坚持通才教育、教授治校的传统,成为对大学的学术性、精英性价值最后的维护者,与蒋南翔在办学方针上发生尖锐冲突。他反对按照苏联模式培养现成工程师的目标,认为必然导致课时过多,专业过细,负担过重,以及基础不牢,能力不强,就业不易,效率不高的弊端。在通才教育已经被批判否定之后,在整风运动中,他支持学生要求理工合校的签名。他批评院系调整、教师工作量等一系列的改革,无非就是“行政办法”。“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他批评“外行领导”、不尊重老教授、政治化和行政化等问题,反对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教师来代替老教授,认为“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只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

。“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他批评“外行领导”、不尊重老教授、政治化和行政化等问题,反对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教师来代替老教授,认为“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只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 结果众所周知,在反右运动中,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教授职务从一级降为三级,其罪名是反对学习苏联,反对院系调整。当年的批判文章称“1949年和1952年期间,他曾经以种种手法抗拒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推迟;1952年到1956年间,他表面上拥护教学改革,但背后却散布不满意的言论。”1956年后,以“反教条主义”为口实,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否定我们教学改革的成绩,企图拔掉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旗帜”。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后下放至农村、工厂,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在此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清华大学成为越来越耀眼的政治明星
    结果众所周知,在反右运动中,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教授职务从一级降为三级,其罪名是反对学习苏联,反对院系调整。当年的批判文章称“1949年和1952年期间,他曾经以种种手法抗拒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推迟;1952年到1956年间,他表面上拥护教学改革,但背后却散布不满意的言论。”1956年后,以“反教条主义”为口实,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否定我们教学改革的成绩,企图拔掉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旗帜”。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后下放至农村、工厂,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在此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清华大学成为越来越耀眼的政治明星,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引文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钱伟长的反动言论摘要》,载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 [1] 李酉山:《钱伟长要把高等教育拉回殖民地教育的老路》,《北京日报》,1957年7月27日。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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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5#小白鼠bb 的帖子

钱校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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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四位学术带头人现身说法: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四位学术带头人现身说法: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9日14:58  人民网-人民日报
  采访对象
  某中心主任 某211大学某研究中心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常务副主任 某国立研究所研究员,某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某院长 某985大学学院院长、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副所长 某国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隐去真实姓名——编者)

  不久前,一项针对全体院士和相关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有52.4%的科学家认为管理过度行政化导致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

  数十名副教授、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许多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刚刚崭露头角就成了所长、院长……近年来,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滥,“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日益突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科学家当官给科技事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刹住“研而优则仕”的风气?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四位曾经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请他们现身说法。

  ①官本位思想渗透,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

  某中心主任:官本位渗透到科学界,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是这些年来,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在科学界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这大大伤害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远远没有这么严重。

  某院长:在科学面前,职务和权力,按理说是不重要的,也不应该这样,否则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好的。但是这些年,青年科学家愿意当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近几年,公务员报考异常火爆,有些岗位几千比一,很多人不愿意读博士,却愿意到政府部门做个小职员。在小小的权力面前,科学反而很弱势。

  某常务副主任:真正的科学家是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的,所以当官的欲望比较淡,但在目前科研行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们都渴望能当上官。领导身份是个名片,没有这个名片,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很多事情很难开展。比如说一个校长、所长和一个普通教师去找你办事,你会一样对待吗?

  某中心主任:如果不当官,别人就看不起你。你如果是领导,就具有了重要的无形资源和广泛的社会认可,这甚至比有形资源更可怕。比如吃饭、开会,中国都讲究排个座次,你要不是领导,只能排后面,只能当配角。就连项目申报和评审,如果没有挂头衔的领导或者院士参加,似乎就显得不权威了。

  我现在不当校长了,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每次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先说,这是某某大学的原校长,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曾经做过大学校长,就是一种地位和资历。面子、等级、人情,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恰恰这些东西,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②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交换,已不是个别现象

  某中心主任:当了官,就会有很多行政资源,就有了工作交流平台,这就衍生出很多东西,也能够换取学术资源。比如当官以后,就能和其他掌握资源的人认识和熟悉,就能利用工作之便建立“人情圈”,这显然是很有作用的。在高校,如果不当官,很难进入学术决策层。比如职称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也很难在学术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年轻教师有没有职称,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奖励,都要靠“投票”,而有权“投票”的基本都是学校的高层和中层领导。如果你没有一官半职,就很难进入决策圈子,很难有话语权。即使你进入学术机构,也只是配角,什么时候开会,如何分配资源,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某常务副主任:能当官为什么不当?当了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一个朋友,当官不到一年,好处多多,工资、奖金比单做教师时多了不少,住房大了几十平方米,参加会议、公款请客的机会多了,用车无论公事、私事,只要一声招呼……这一切好处,都不是一个普通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拥有的。就连孩子上学、看病等问题,你当不当官,情况也是很不一样的。

  某院长:资源的交换,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潜规则。比如你帮我招个学生,我帮你报个奖项,你帮我做一件事,我也帮你一个忙。如果不当官,就没有这些行政资源。如果你连一点行政资源都没有,你能帮别人什么忙?别人又为什么要帮你忙?这都是很现实的。

  ③项目立项,领导常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容易流于形式

  某常务副主任:领导会有更多的项目,这确实是事实。查一下中国的科研项目,几乎都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主管领导项目最多。在申请项目方面,领导有天然的便利。他参加各种会议,了解各种信息,能够与相关单位的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各种学术团体中兼职,还能以单位的名义发展关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项目的评审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项目给谁是领导说了算,最后的验收或成果水平鉴定也多是领导说了算。即便是专家组评审,专家也得考虑一下领导的意志。

  很简单,专家组人选都是领导定的,如果不听领导的,那么对不起,下次评审就不叫你,你也就不是“专家”了。我就遭遇过这样的事。目前相对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还是比较公正的,主要是专家说了算。但是一些部委和地方的科研项目,基本都是领导意志决定。

  某中心主任:现在,我国科技项目立项,多是各级领导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如果你去调查就会发现,很多科学家在当领导前后,项目申请量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这样的事情:你是领导,有的教授就会主动找到你,只要你帮着找项目,不用你干活,论文帮你写好,著作帮你完成,名多归你,我拿点利,你动心不动心?

  还见过这样的事,有领导调离了原大学,离开了原来的行业,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做另一类大学的校长,但是后来依然在原大学、原专业拿到了国家科技奖,也依然拿到了国家973重大项目。这个领导别说全职了,连十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原单位,却依然获得这么多利益,这不可理解。

  某副所长:有领导的头衔,对申请项目有好处,在工程类项目里特别明显。项目评审时,有些评委一看你是所长、校长就高抬贵手,这是一种习惯行为。还有,领导往往在学术机构中兼任重要职务,最典型的是学会。中国的学会往往是纯基础研究,以会养会不可能,必须有单位来支持学会,包括资金、人员、活动等各个方面。单位支持学会,只有单位的行政领导有这个权力。领导为学会做了事,在行业中也有地位,评审的时候,适当被“照顾”是自然而然的。

  ④真正的学术评价不够,起决定作用的评委不少是行政领导

  某中心主任: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不看实质,不看成果的核心价值,而更注重量化的东西,看数字,看数量,看SCI论文,看获奖情况。具体评奖过程中,虽然有条条杠杠,但最后毕竟是靠人投票,最终是人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评委多是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在各种评奖委员会,也基本是领导们说了算。而且,现在不少评奖,评委已经形成一个圈子,评委们交换资源也不是什么秘密,今天评审我,你关照;明天评审你,我自然会关照你。

  某副所长:我国的评奖有个特点,多是以单位认可为前提的限额申报,报奖的信息都是单位领导先知道,而且也是单位领导最终决定的,一般研究人员没有这些信息,而且也没有申报权利。在这些以单位名义认可的限额报奖中,如果是规章制度比较健全的研究机构会好一点,可能会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但是如果单位领导比较强势,很可能就是领导拍板了。

  某常务副主任:当官的话,确实更容易出成果。现在报奖越来越难,往往要整合力量,把多个分散的成果整合起来更有冲击力,谁来当整合成果的牵头人呢,往往是领导。不少领导因为这样得了很多奖。特别在产业部门,这种情况更严重,你看各部委的研究所,科研成果明显是领导牵头的多。还有些部长级官员,取得了那么多成果,甚至当选了院士,但是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搞科研。

  ⑤科学家当官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人人想当,谁去做具体的研究

  某副所长:科研人员热衷当官的现象的确存在,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科学家当校长、所长甚至政府部长,我觉得应该区别对待,理性看待。如果有些优秀科学家,有很好的管理才能,是可以的,不应该一概反对。但有些学术带头人能做好科研,未必能做好管理。而且科学家都去做管理,也不利于科学发展。比如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搞研究是顶尖人才,但教课也未必能教好,做领导恐怕不一定合适。所以对人才要区别对待,只有那些有管理才能的科学家,而且他本人也有意愿,才能让他做行政领导工作。管理也要出效益,一个重要的行政岗位,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做好,何况有本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现在,有些科研院所的管理者不是很称职,属于三流的管理水平,工作没有个长远规划,经常靠临时拍脑袋,这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某院长:对科学家当官的现象,我认为也不能一棒子打死,要分两面看。一方面,科学家中擅于管理、有大格局的人,当官未必是件坏事。毕竟当领导能够参加各种会议,有助于掌握各种资源和信息。中国也需要战略科学家,他不一定做具体的研究,但是要有大视野,能够宏观布局,比如让人才梯队成长起来。这样的科学家,就适合做科技管理工作,适合当校长和所长。但是这样的科学家毕竟是很少的,更多的科学家是做具体研究的,如果人人想当领导,都想搞战略,那谁去做具体的事情,谁去做研究?

  现在人人争着去当官的风气很不好。比如学校公开招聘处长,以前教授们很少愿意去,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报名,争着当。因为处长手里有点权力,掌握一些资源。学校的处长尚且如此,国家各部委的处长就更不得了,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科学应该不受行政化的影响,现在行政化过强的风气,我担心对年轻人的成长不好。总说中国没有涌现科学大师,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成长,怎能涌现出独立的科学大师!现在,甚至连院士,也不仅是头衔,也有了强烈的行政色彩,评上院士就享有了副部级待遇,而在国外,院士仅仅是一种荣誉,顶多奖励个车位什么的。 热衷当官的科学家只能说是个小科学家,科学界也有不热衷当官的例外,比如袁隆平,他坚持一线研究几十年,成为了让全世界认可的大科学家。

  ⑥不改变过度行政化,很难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

  某中心主任:现在科技界有个说法,叫做项目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少;论文越来越多,创新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这确实让人深深忧虑,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当过校长,是非常消耗精力的,中国的校长和国外的不一样,国外高校管理有固定的班子,校长是虚职,而国内校长是实职,事无巨细都得管,是非常牵扯精力的。我当时想继续搞科研,就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拿出来,即使这样想出好成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也是我现在不当校长的原因之一。

  某常务副主任:在欧美,做学术是兴趣使然。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要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是很难的。纵观世界近代的历史,每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都在多个领域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师。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很快,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让我们汗颜的是,别说在多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也没能出几个世界级的大师。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能说中国是世界强国。

  某副所长:以我自身的经历看,做行政领导还是要付出很多的,我只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就要花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处理行政事务。当官时间长了,科研要想出真正含金量的成果,就会越来越难。我希望,国家应采取措施改变科学家热衷于“当官”的现状,切实保证中青年杰出学者能够回到实验室和科研一线,而不必担心其利益受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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