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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最后一次读保尔·柯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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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最后一次读保尔·柯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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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最后一次读保尔·柯察金》
原创 张承志 张承志新集旧作 2022-05-27 00:07 发表于北京
张承志未结集新作:
《最后一次读保尔·柯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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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为什么我又找出了这部书?至今已经掩卷,我仍觉得匪夷所思。但不管怎样,又一次我把它一气读完了,与年轻时、中年后,一生中若干次读它时一模一样。
读完的时候是2022年春节,我进入了74岁。沉吟了一下,我想这么写不是夸张:这是最后一次读它。
原因是我在2019年俄罗斯旅行后写成的长篇散文《边境上的托尔斯泰》里,曾不假思索地写了这样几段:

“突然,风马牛不相及地我想起一个人:保尔·柯察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靡中国的时代,很少有人意识到那是一本少数民族文学。”
“一个塔塔尔人,一个乌克兰人,他们都有一种单纯和炽烫的魅力。作为人,他们身上的鲜烈异色,把常见的猥琐照射得无地自容。”

《边境上的托尔斯泰》和我一起,赶上了噤口藏书的厄运。只曾在杂志上短暂地出现了一瞬,就与公众号一块消失了。
恰人在逆境,又察觉到他的族属可能不是乌克兰——于是出现了一些不能说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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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读这部书是在小学二年级。记得送这部书给姐姐的一位伯伯不相信,曾经翻着书考过我。不是那个第一次而是经过了以后不断的重读后,在我漫漶不清却被坚信不疑的印象里,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一个乌克兰人。
如今想,那时的我根本没听说过什么是“民族”。唯因它整部描写的都是乌克兰,于是小孩的脑海里居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英武魅人的战士保尔·柯察金是乌克兰人,双目失明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更是乌克兰人——这个印象一直保留到2019年,我写作《边境上的托尔斯泰》的时候。
后来,风闻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国家独立后,这部书受到的冷遇甚至诅咒。听说时我觉察到心里的一股难过。我没打算去了解细节,但留意了心里仿佛的异议。我无暇顾及,并未琢磨。为什么非要你去在意呢?
人的思路往往产生于经历。我的思路,可能与我的民族体验有关。不止蒙古,包括美疆,半生长旅之上,我不尽地礼赞它们的美感,但掩饰了心头掠过的受伤。
美常与残酷共存。在脱胎换骨般的变身中,我慨叹同时的感受,从“他者的被歧视”,到他者内部蔓延的、对另一个他者的歧视——幸好,是时代限制了它。
这一切,哪里写得清楚!……
虽然那时那么年轻,但已学会了“不露声色”。
后来我写作了,更写得很少。似乎莫名遵循着某种规矩——我不愿捅破一层纸。若是捅破了,我的心会受不了。写了多少万字也没有明说:在我身心皆醉地使游牧文化浸透了自己的同时,也刻骨铭心地懂得了人一旦放纵歧视,对方将忍受多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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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春天,我带着蜕变了的心和长高了10厘米的骨头走进了北京大学。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将永远忠于游牧的本色,也将永远拒绝民族的狂妄。
对保尔·柯察金的作者,我没有细作调查。据说他是出生与成长都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若是这样,他不能算乌克兰人,《边境上的托尔斯泰》里的族属论断错了——不过没关系,它正在被我全面重写为《锋刃上的帝国》(若再遭狙击就改题《骑着刀刃的也客·兀鲁思》(大锅也)),在上海人忍受着瘟疫折磨的两个月,每天我都在阅读和修改。
但问题还存在:血统和族属,难道是文学分类的依据吗?
进一步问:国籍难道是文学分类的依据吗?一个网上写手问得有理:我写一本英语小说,算英语文学还是中国文学?
一笔写尽了西班牙的巴斯克与吉普赛两大主角的法国作家梅里美,他的作品《卡尔曼》(卡门)算不算西班牙文学呢?有谁把他算作巴斯克人么,抑或吉普赛人?既然他把他们写得出神入化!
他也不是科西嘉人,虽然笔下的高龙巴像在为科西嘉招魂。还有:他从地理到过程、亦控诉亦学术地描画了黑奴贩卖史的《塔曼果》,究竟算是哪个民族和哪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呢?
——所以“民族文学”并不一定出自某个民族出身的写手笔下。

还记得一件小事。当《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面临发表时,我的名字前要印上一个方括号[回族],我曾表示不愿意。因为这么一来好像是少数民族受了照顾,而不是凭本事。当然,只是随口的一句。
有趣的是:后来的数十年在这一点上思想经历了沧桑。我不否认自己曾有过强调族别的阶段。但那是由于“他们”受到的歧视甚至迫害,惹动了我心底的愤怒。我的高调介入不过是为了“还民众以尊严”,为了执行艰难找到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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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我揉着眼睛目击了丑恶的教条分子喧嚣的一刻起,我便从心底与狭隘民族主义作了诀别。原因依然是由于蒙古的改造。在《沉默与公开》里我这么写过:

“你说,我怎能不感激冥冥的万能之主,是他把我一下抛到了千里雪原万里草海的奥深腹地,让我一生都享用蒙古的启示!
原教旨主义仇视一切不讲唯一论的文化。我不能。我不仅早就欣赏过异教之美,而且在蒙古的襁褓中重生。”

自从离别草原,我日益爱上了这样一种形象:他不一定挟带着这个民族的血统,但他是这个民族最忠实的儿子。
默默怀着这样的心思我写着。《黑骏马》或《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有《母语的启蒙》,都只是它外露的痕迹。

如今我更蔑视贴着民族标签呱噪欺世的道路。不仅因为它鼓励和引诱着低能与私欲,还因为它排斥了“异族的儿子”。
早在七世纪先知就宣布了“没有一种人比另一种人更高贵”,只有真挚的信仰才高贵。文学也一样:用血统划分文学的招数,勾引着最下作的赝品,它根本不懂什么是民族的解放。
无论对梅里美,对H·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广义的穆斯林”——对高质的文学,修篱笆毫无意义。谁真诚地写出了那个民族,他的作品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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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想把话题限定于文学,但确实先于一切的更有惨烈的历史。我忆起自己在《二十八年的额吉》里的自警:

“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份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无疑,H·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政治内容,一句一段都将会迎送严峻的拷问。
——但我还是想说:文学的标准,不一定只在战壕的哪一侧。
我迟疑着,试着提出我的标准:判定文学优劣的准绳,尤其民族文学的优劣尺度,惟在对他者的忠诚,以及作者的真挚。
因为“对他者”抵达“忠诚”,不是一句轻松套话。先要克服民族主义的病毒,这意味着双重的孤立。它将只是最少数派的体验,而决不同于骚客的造句。如蒙古经历的提示,它可能满藏着——善意的受辱,心底的无助,吞咽的黑暗。
同时,在复杂的历史中,“作者的真挚”也不易甄别。一切文学的判断都是主观的,明明是驴,他非说鹿:读者的质地是决定的因素。
遥遥吟味着H·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毁誉浮沉,我暗自想,也许一世一度的受诅咒是必要的。不经历彻底的被污蔑和边缘化,所谓作家只是娇滴滴的乖宝宝、体制社会的芭比娃娃。

H·奥斯特洛夫斯基死在青年(1936年,32岁)。他既没有加入更残酷的乌克兰故事,也没有面临更野蛮的、审查与删改之外的问罪、焚书或杀害——像我在《边境上的托尔斯泰》里与他并列的鞑靼人苏尔坦·加里耶夫一样。
他也没来得及听到诅咒。但他那个谱系中的成员早晚都会遭逢类近的命运:别人的误解,自己的歧路。于是预感便在作品中莫名地闪现,像是火苗,但不熄灭,保持缄默,又在微笑。它永久地忍耐着,宛似教徒的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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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对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Н·А·Островский)的尊敬和喜爱。哪怕他站错了队,忽视了要紧的民族,选择了背运的革命,我认定了字里行间的一种“气质”。
考虑到一个民族的苦难,这样写难道不是太任性了?……我感到指尖的沉重。
但那是一种异质的本色。
一股冲决纸格和文字阻挡的“作者气质”,一种能为自己争得例外的“作品魅力”,能成为作家的辩护。我能读出书中微妙的不连贯,由于遭受的删改。但惟有它,洇透纸背,无法删除。它顽强地克服着政治、否决着国籍和血统、甚至穿越着译文——抵达“未来读者的最深信任”。
这样的书并不多。作者尚有很多心迹未曾吐露,但遣词造句中那一缕幽灵般的魅人音色,即使遭遇了刀光血影的否决也依然身在高处,它俯瞰着下界,独自飞行远方。

应该说正是由于他强大的吸引,我才走上了我的道路,包括写下了这些话。事.至如今,该怎么看待我写过的这些话呢?

“我想,否定者和诅咒者忘了:他们才更是一直身处迫害的少数。浅薄的人很难理解:他们怎么能够——忍受着民族压迫、又拒绝了民族主义。……
                     (《边境上的托尔斯泰》)

如今要补充说:这些话更多地属于苏尔坦·加里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许不能划入户籍的少数民族,虽然他确是“少数的异类”。对象是移情的,谁写作都只是自我的披瀝。

保尔·柯察金后来对丽达表白说: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该负责——他提出了“类”的概念,其实这一概念远胜于“族”。

是的,那种生动地描写了男性的、富有个人魅力的战士的书,不仅给主人公的他,包括给渺小的我也打上了烙印,“使我产生了要作这种人的愿望。”

——这种人热情并信仰自由,能为一切不平愤怒得发抖。他们天生是不受拘束的无政府主义者。政党或民族主义的桎梏,并不能把他们束缚。
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划入这一类人的传记。不管怎样,它浓墨重彩地讴歌了自己的群类,迈入了《牛虻》、《马丁·伊登》等作品的系谱。它确是一种少数,但并不以血统限制。它同时挑战法西斯与伪信者。它以个性的魅力,蔑视了龌龊的私欲。与横行不義的世界,它不问胜算,角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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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十四岁的冬日重读这部小说,耳际炸裂着乌克兰战争的炸弹。何止感觉紧张,阅读如同对自己的审问。
在先是萧杀悲凉、接着绿意挣脱而出的西山之麓阅读,引我潜心沉入的段落,是保尔·柯察金在黑海之畔的思索。

如果一切不是作者的真实体验而是小说家的可悲虚构,如果作品不能赢得读者这样的全心介入,这样的一幕会给人启发吗?
乌克兰画家列兹尼岑科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画的十五幅插图可以说无以伦比。但只这一幅画得不太成功,它太难画?或者——原因惟在保尔·柯察金太年轻,而他面对的黑海上,却浮动着让人几代生死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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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着那幅画,如随着他一年年回顾往事。
回想着哪怕人死后还在追着质问的往事,他怎样看待自己的“骑兵军”时代、包括自己一生的民族与政治的选择呢?他疲惫残废的双腿,是否早就应该一步跨到别处去呢?
尤其是,他的比生命更宝贵的著作和热情,是否该沿着不同的开头写成完全不同的故事、比如说,一部青春安那其主义者的故事?

狭义的民族认同,是近数十年时光里耳际掠过的最频繁话语。
但是,在冲突的火光里和重压的喘息中,甚至赌上了明天的自由,思考和呼吁“当明天强势时我们该怎么样”——却正是我竭尽可能,点滴做着的工作。
它太遥远,难作浅说,没有倾吐一空的余裕,又不愿一语洞穿地冒险。修辞的游击,导致了读解的放弃。
读者的质地被强烈地一再要求。无疑,对眼光敏锐的读者来说,判断的标尺线不仅清晰,而且如火焰般在地平线上燃烧,一眼就能辨别。再说一遍是否必要呢:优劣的标准,惟在“对他者的忠诚,与作者的真挚”。
它就是我的文学与人生的主张。不仅那一篇《呀,努尔》,在我的辛苦遭逢系之一部的《心灵史》中,在最后的地理与知识开拓的《锋刃上的帝国》(边境上的托尔斯泰)中,在描述伊斯兰天命朝觐的《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中,我都全情竭力,表达过这一主张。

他凝望着黑海,我凝视着他。
我不能移开眼睛,因为我也正在审视着自己。命运被政治的大潮翻弄,已是几代人的经历。但是我想,让灵魂永远等待试炼,让初衷永远接受审视——不是作家的悲剧,而是良知的正路。
离开了克里米亚的海岸以后,他走出了一条路。盲人写作是一条惨烈的路,尤其令作家不敢想象。我奇怪自己为什么读得平静。读时简直心静如水,虽然心里涌涨着同感,如在追着他同行。
不错,真的是同行。我也去过克里米亚。在那个鞑靼人跑到的最远地点,遥遥眺望民族与国家,默默想象文学的价值。
视野里,有一艘孤单的船正无声地渐渐远去,向着那一边的黑海彼岸。


定稿于2022年5月25-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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