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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母亲走了

陈冲:母亲走了

@陈冲
母亲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哥哥昼夜陪着母亲一起煎熬,几乎没有睡觉。我在大洋的另一边无能为力,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五月底我离开的时候,她挺过了化疗,病情好转了不少。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们聚了会,照片上她笑容满面。但到九月底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万万没想到我刚离开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拍我的手因风湿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附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和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叠2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叠纸,用拇指跟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本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从小在我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不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粥。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子或者阅读的书籍。母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中文、英文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文献到畅销小说,无奇不有。父母家中,有两面墙都是书架。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都会有这样精辟的反应的。慢慢的,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我们的电话就越打越短,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你几时回来啊?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你几时回来啊?

母亲非常期待看见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时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时候,她常说,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会说,我就是来陪你的,没有工作。她又会突然为我担心,说,怎么会没有工作了呢?没有工作你怎么办?母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在为孩子着想。有一次,父亲交完一笔昂贵的治疗费用后,说起他在用哥哥的钱付日常生活费,本来神志恍惚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用陈川的钱?我不要治病了,这样治疗一点意义也没有。父亲说,这是暂时的,我去了银行就会还给他的。她这才放心。

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母亲渐渐失忆,我就觉得在渐渐地失去她。人其实就是记忆和时间,这两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吃喝拉撒睡,供养着躯体,让记忆和时间有落脚的地方。老年性失忆是没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亲过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们知道她最喜欢唱苏联和美国的老歌,就在手机里放了音乐让她唱。母亲乐感很好,有一副美丽的歌喉,85岁仍然音准,英文和俄文的发音也字正腔圆。午饭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着那些调子,非常快乐。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苏联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她轮番唱。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路边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式点唱机,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它就开始唱。有几次她跟我说,这支歌你会的,我们一起唱。我说,还是你唱我欣赏吧,我走音,太难听了。她说,这样正好,我们双重唱好了。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机里面存有上百条母亲唱歌弹琴的录像。也许我一直在下意识地企图留住她,或者在为终将的失去做心理准备。

我打开母亲15年前钢琴演奏的录像,那是东方电视台《精彩老朋友》转播的一场钢琴比赛,评委是孔祥东,刘诗昆,陈刚,石叔诚和苏彬。初赛时母亲弹了《夜莺》,总分为99.256,决赛时她弹了《圣母颂》,总分为98.866,得了老年组的第一名。母亲没有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里弹琴那样认真和虔诚,只为了自己和上帝,为了欣喜和净化。观众的掌声突然把她拉回现场,评委给分时她腼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夸奖她唱的好或者弹得好,她都会这样脸红地笑。最近有人问我对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词有什么想法,人们是指皮肤的光洁和皮下的胶原蛋白,可我一听到那个词,马上想到母亲,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为了了解母亲的失忆症,买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专家写的《错乱的头脑》,我从书里得知母亲的失忆是大脑海马体的萎缩,而人的情绪产生于杏仁核——大脑的另一个部位部位。但是我更愿意想象,爱和音乐是储存在海马体、杏仁核以外的一个神秘地带,跟灵魂和梦在一起。我更愿想象母亲去了那个美丽的维度……

……近近远远的记忆围绕着我,像无数个萤火虫在黑夜里闪烁,每一只都是母亲的灵魂。

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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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药理学家张安中逝世,女儿陈冲发长文追忆
澎湃新闻记者 岳怀让
2021-12-11 12:16  来源:澎湃新闻
著名影星、导演陈冲和母亲张安中。 陈冲微博 图
著名影星、导演陈冲和母亲张安中。 陈冲微博 图

12月11日上午,著名影星、导演陈冲在新浪微博个人账号发文透露母亲逝世的消息。公开资料显示,陈冲的母亲张安中是著名药理学家,陈冲的外公则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张昌绍。
在2009年11月中国药理学会表彰对中国药物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药理学家名单里,张安中(上海医科大学药理室)位列其中。
陈冲在文章中回忆:“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五月底我离开的时候,她挺过了化疗,病情好转了不少。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们聚了会,照片上她笑容满面。但到九月底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万万没想到我刚离开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拍我的手因风湿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陈冲回忆:“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不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粥。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子或者阅读的书籍。母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中文、英文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文献到畅销小说,无奇不有。父母家中,有两面墙都是书架。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都会有这样精辟的反应的。慢慢的,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我们的电话就越打越短,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你几时回来啊?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你几时回来啊?”
“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母亲渐渐失忆,我就觉得在渐渐地失去她。人其实就是记忆和时间,这两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吃喝拉撒睡,供养着躯体,让记忆和时间有落脚的地方。老年性失忆是没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亲过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们知道她最喜欢唱苏联和美国的老歌,就在手机里放了音乐让她唱。母亲乐感很好,有一副美丽的歌喉,85岁仍然音准,英文和俄文的发音也字正腔圆。午饭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着那些调子,非常快乐。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苏联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她轮番唱。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路边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式点唱机,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它就开始唱。有几次她跟我说,这支歌你会的,我们一起唱。我说,还是你唱我欣赏吧,我走音,太难听了。她说,这样正好,我们双重唱好了。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打开母亲15年前钢琴演奏的录像,那是东方电视台《精彩老朋友》转播的一场钢琴比赛,评委是孔祥东,刘诗昆,陈刚,石叔诚和苏彬。初赛时母亲弹了《夜莺》,总分为99.256,决赛时她弹了《圣母颂》,总分为98.866,得了老年组的第一名。母亲没有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里弹琴那样认真和虔诚,只为了自己和上帝,为了欣喜和净化。观众的掌声突然把她拉回现场,评委给分时她腼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夸奖她唱的好或者弹得好,她都会这样脸红地笑。最近有人问我对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词有什么想法,人们是指皮肤的光洁和皮下的胶原蛋白,可我一听到那个词,马上想到母亲,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陈冲回忆道。
责任编辑:蒋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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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水涵深:我们医学神经生物学国重实验室的发起和筹建者,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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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中国”与红腰带
严歌苓 严歌苓读书会 2020-11-09 19:10



新浪微博@严歌苓读书会

微信订阅号:geling-yan



作者:接着谈你回国,还是接着谈柳青?
陈冲:回国没什么好谈的,都让人传滥了。
作者:听听你的版本。
陈冲:让我想想……上飞机之前,柳青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答不上来。好像一去不复返的劲头。所以我才说:“咱俩私奔吧!”仗着要走,说话可以放肆,不负责任——就是我当时的心理。人一般都有这心理,对吧?惹事就惹事,反正我走喽!
作者:(笑)没想到回国又惹了事。
陈冲:(晃脑袋)那是真没想到。




陈冲:“我想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春节快乐,用一句中国现在很时髦的话,‘恭喜发财’。”



“中国”与红腰带



严歌苓/文



节选自《陈冲传》第十一章

(约5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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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传》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



      陈冲决定回国去。那是一九八五年春节前,是她离开中国四年的第一次还乡。

      从来没有离开家、离开外婆这么久过。四年的留学生活,她倒是几次与母亲聚散。一次她们母女竟在德国慕尼黑团圆,俩人恰都有出访事务,并恰恰在同一个时间。修了一阵德语的陈冲成了母亲的随身翻译。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架将西越太平洋的美国联航的机舱里坐着陈冲。她倚窗往陆地看去,洛杉矶的花园、小房变得密匝匝的,被纵横的公路割成网络。飞机在上升、上升,这块新大陆朦胧起来。她想她在这块陆地上开创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带走什么又撇下什么。在渐渐远去的那块陆地上,有她四年多的心血和泪水,有她成摞成摞读完的课本和写完的作业,有她刚刚上坡的事业,有那辆老马般的忠实、老马般识途的汽车——在通向好莱坞的路上,它曾载着她的希望去,载着她的失望归。还有那位刚刚认识的、诚笃热情的柳青。

  柳青说他将会看她“起飞”。他有言下之意的。

  柳青大约不知她真正的心思。当她对他说:“我要回国了,我们私奔吧!”她心里被一个不很明显的念头鼓舞着:这回回去,也许不再回来了。这个念头并不被她的理性认同,但它存在着,并显示着奇妙的主宰力。

  似乎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心里有种坠入温床般的舒适。陈冲喜欢一切旧东西,她觉得旧的东西上留有人迹,留着人情味。一些她用旧的东西,她总是随身带着,有时拿出来,对它们发愣或傻笑一会儿。因此她也无可救药地留恋自己的旧生活。外婆卧室里的旧书味,妈妈衣橱里的樟脑味。还有,那不用睁眼就能抵达的旧朋友家。那朋友家弄堂口有个街道工厂,再就是一部传呼电话,她仰颈子朝楼上喊:“闵安琪!……”

  这些个“旧”几乎使此刻机窗畔的陈冲战栗。

  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感到自己对这份不息的奋斗够了。实在是疲惫:哪天早晨想再伸伸四肢躺一小会儿,总被一阵类似犯罪的感觉惊起——还有书没读,还有功课未完成,考试在一分一秒紧逼过来。她在学校的功课百分之九十是优等分数,她的英文写作被教授评价为:“高于一般美国学生”。那又怎么样?她在好莱坞不再是那个“不知哪来的,不知是谁”的ChenChong;她的事业眼看在振翅。那又如何?……这四年多,天晓得,她对得住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她对自己太狠了。“舒服”在陈冲的字典中渐成了贬意:你舒服,就证明你没再学进任何新东西。她捺着自己的脖子去学习、去工作,去一字一句地学说英语。终于讲一口美国人标准、漂亮、见学问的英语了,用她那为汉语的咬文嚼字而发展成型的口腔与声带肌肉。她的人为已达到了自然,要在好莱坞正式、隆重地登场,她一切都齐备了——

  那又怎样呢?

  她终于踏上了归途。

  陈冲没想到回归后发生的这一切。首先是在香港海关。她所持的中国身份和护照竟招致一大堆麻烦。没完没了地回答,直到深夜。她烦躁起来,开始与这个海关官员争吵。

  “喂,你以为我会赖在香港?!”

  “你没有过境签证,就不能在香港停留……”官员一再重复这句话,像一部坏了的录音机。

  陈冲冷笑:“为什么他们(她指其他旅客)不用签证?”

  官员:“因为他们持美国护照。”

  陈冲:“美国护照进入中国的香港不必签证?”

  官员:“对。”

  陈冲:“你们只是拒绝中国护照?”

  官员更正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陈冲狠狠看着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龙的传人,这张犬类的铁面无私的脸。

  之后是扣留、审核,翻来覆去,闹到半夜十二点,她才被允许去旅馆休息。她本来只想经由香港转火车去广州,一番周折,使旅途陡然添出烦恼和疲乏。到了广州她便病倒了。

  在广州有预先安排的机场记者采访和座谈会。两天下来,陈冲的咽炎恶化,几乎到了欲呼无声的地步。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听说陈冲的归返,马上安排她在春节晚会上与全国观众见面。陈冲欣然接受了邀请——四年多了,她怎么也该向曾经的观众打个照面,拜个年。


  陈冲的病在忙碌中加剧,却又被兴奋给忽略。到了上海,终于从医生那儿来了“禁声”的命令。她不可能从命。四年多憋了一肚子话、一肚子故事要讲。再说,到了与全国观众面对面的除夕晚会上,她总不能哑着拜年。

      这个疼痛的喉咙说出的几句话却给她带来那么多的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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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陈冲》(内容在《陈冲传》上进行了扩充)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已闻知赴美的陈冲回来了,将与大家见面。于是电视机在年夜饭席间或席后打开了。

  陈冲出现在银屏上,微笑着说:“我在美国留学四年了。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所以就系了一根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

  注意:这里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条“红腰带”。本来陈冲生性随和,最怕隆重仪式,最怕自己弄出个煞有介事的形象。她有比这更精彩的话要讲,但她知道大年夜谁也不想听“报告”。人们渴望人之常情,渴望亲近家常。陈冲是在这种感悟下触发了以上的几句话。

  不久出现于报端的批评使陈冲十分地“丈二和尚”。文章不长,五百字左右,口气却是不饶人的。

文章说: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陈冲和大家见面。我们都寄予了热望。要看一看在美国留学的陈冲有什么进步,将为我们表演些什么。结果陈冲和大家见面了,并讲了话。

  她讲的原话大致是:“我旅居美国四年,本来不打算回来,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我算了个卦,我有两个礼拜的假,应该可以回来看一看;我又系了一条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听后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开迷信味儿不谈,陈冲去美国四年,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陈冲很年轻,这样讲话,使老年人听了很难过。我认为这不能责怪陈冲,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要安排这种讲话呢?而且她的即席讲话也与整个晚会气氛有关。

  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观众不是平日一般观众,还有平常没有工夫欣赏节目的人。有各行各业,有各种民族,有海外侨胞,甚至还有外国人。这次晚会不是给观众“团结、奋进、欢快”的感觉,而是令观众感到庸俗无聊。陈冲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严,说出那种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陈冲的几句家常话,怎么就使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难过”呢?似乎还有爱不爱国的涉嫌。看到这篇文章后,陈冲仔细回想自己在讲话时的情绪:她的确激动,并由激动带来少许的语无伦次。但她哪句话讲得如此不得当、如此欠正确,引出人如此之严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没有任何出格。“现在中国”与“红腰带”没有任何伤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当下的同胞生活中显得入流些,凑趣些。人们的个人生活刚刚与政治生活有所脱离,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视自己本性中的欲望,诸如“发财”了。不是好事吗?为什么陈冲非得例外,非得气宇轩昂地去唱“我爱你中国”的高调呢?

  刚一不唱高调,就有人以高调来训斥你了。

  陈冲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为她是陈冲,只因为她曾被人拥戴喜爱,只因为她曾经的天真无瑕、未谙世故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为她不顾自己的美好印象断然出了国,只因为她在美国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对她几句最普通不过的拜年辞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饶吗?

  她一腔回乡的感情似乎受了伤。的确受了伤。她这样轻易地就得罪了观众,(尽管不是多数)以后怎么去与他们相处,谈你在自己祖国发展事业呢?她几乎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几年的留洋生活改变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怪物吗?我真的不伦不类到连几句家常话也说不好了吗?……



  同时,陈冲也意识到,四年多的时间使许多东西改变了,包括观众对她的要求和她对观众的要求。因此就有这个非沟通的交流,它必然导致误解。

  家里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们看到陈冲刚回国时的兴致、情绪的热烈。她那么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个、拥抱那个;她和旧日上影厂培训班的伙伴们抱作一团,若可能,她似乎会拥抱整个家、故乡和故园。她没有吃上大年夜饭,独自颠沛北上,去为那个除夕晚会忙碌;她当夜赶回上海咽喉已脓肿得嗓音全无。怎么会想到,高高兴兴的几句话,招来这么劈头盖脸一通谴责。尤其文章中这几句话:“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义愤之词,使陈冲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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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



  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陈冲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更激烈,更觉得一腔冤枉。“什么意思?是隐射陈冲对中国不敬?对祖国不爱吗?又来这一套——扣大帽子!”她愤愤地说。

  外婆是全家读陈冲来信最仔细的人。不仅读,并且总是咂摸外孙女每封信的情绪。陈冲极少在信中谈不愉快不顺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离十地从信的字面语言听出字面下的真实心境。她的不顺利、她的艰苦,她的不屈不挠的上进心,她一如既往的好胜,外婆全都明白。外婆还把陈冲的一封封来信结集起来,不时拿出来重读。“……总是在图书馆待到很晚,不知为什么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读到诸如此类的段落,外婆总要放下信笺,神伤许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孙女:一旦在国外遇到好事或坏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国家。“中国就不会有这种事!”她会说。“中国要有这东西该多好!中国人要都能吃上这个……”她也会说。她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自己同胞对自己的信赖和宠爱当成她感情的积蓄:没有亲情的冷土上,她靠这些积蓄来补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对于好莱坞的一次次出击,她是在一种有恃无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国家做我的大后方,我进可攻退可守。在美国的四年多,每当她受挫,她会想到那些曾给她写信谈心的观众们。然而她这几句拜年辞,无非存一点俏皮企图,却招至这么一场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门,找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门上。老人希望杂志能刊载她的一篇文章。她不仅是为陈冲辩护,也为一些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忧虑。作为一个中国普通公民,而不是一个有名的青年明星陈冲的长辈,老人希望能从自己的立场上讲几句话。


 外婆以本名史伊凡署名的文章被刊出了,题为“陈冲的讲话”。文章认为舆论对于陈冲这样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留学生是不公正的。“……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一个女孩子的纯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却不公正地横加指责……”老人还写到:“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还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杂文说:‘大概这位电影明星已经忘记她是炎黄子孙了。……就在当时,脑子里立刻显现出另外一个名字……一个网球明星……但愿这位电影明星不会变成这位网球明星!’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毛骨悚然。……对于这种拿一个人的几句话,指鹿为马、上线上纲的做法,我是打心底里反感的。……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对一个人不能这样,一个人有缺点、错误,尽可以批评,但涉及到爱国不爱国的大问题,不能不慎重。”

  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以“陈冲的讲话”为中心的文章不止以上两篇。在那篇批评文章出现之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陈冲一辩”的文章——“陈冲有什么缺点错误,同样可以批评。文章特别点了陈冲的名,好像陈冲寥寥数语的即席讲话,是这台糟糕的晚会代表作。但是,文章对于陈冲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陈冲即兴感言,谈牛年、算卦,红腰带云云,无非也是想活跃一下联欢晚会的气氛,增添一点风趣幽默。有什么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于她的难脱稚嫩,以致授人把柄。其实‘迷信味儿’是谈不上的,正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漫不经心地脱口而说‘感谢上帝’、‘菩萨保佑’一样,并不使人感到这是在宣传‘迷信’。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迷信味儿’还是轻的,可以‘撇开’不谈;更不能原谅的是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国’、‘现在中国’,那又叫什么呢?难不成开口非得‘我们中国’、‘我的祖国’才配做炎黄子孙?就是该文作者批评陈冲的这篇文章里,就有“‘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是有一句话也‘竟叫我们中国’吗?如果按文章的逻辑,他‘自己又算什么’呢?”

  这篇文章以理服人的文风,强悍的逻辑感与那篇“发难”文章形成对比,也形成公道、非片面的反驳姿态。这使陈冲的全家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抚。

      然而,社会上的舆论仍很盲目。民间口舌一向人云亦云;爆冷门的消息和评论一向更具刺激性。批评陈冲的文章当然是爆了大冷门。说法很快便传得沸沸扬扬:“陈冲闯祸了!”“陈冲在春节晚会上放了厥词!”“陈冲在除夕对全国观众说:你们中国人……”


      对于有些走样到完全离谱的议论,谁也无力纠正。陈冲既无力,也无心。比起归国时嘻天哈地的她,陈冲似乎晓得了一点“世态炎凉”。

  她感到自己离开美国时“回国去发展”的想法未免心血来潮,未免一厢情愿,未免情绪化,孩子气。她明白自己对祖国、故土的感情,这就够了,不必解释。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是愚蠢和造作的。“一个人问心无愧,就把误会交给时间吧。”她这样写道。

  她决定启程,回到她洛杉矶暂时停泊和好莱坞外围的生活中去。朝彼岸飞去的飞机中,陈冲对自己说:没退路了,向前走吧。

  作者发现,陈冲在谈到这段“回国事件”时的态度是无所谓的。像讲她孩童时期一件事,当时认为了不得,天塌了;长大后,“那也算个事?”她竭力淡化当时她的情感反应,嘻哈着说:“就觉得没人疼没人爱了,走人吧!好像整个感觉挺悲壮!”

  作者却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它是使陈冲成为“争议人物”的一个重要起端。因此作者决定继续“挖掘”她。

  作者:从来没经历报上点名批评的事?

  陈冲:那时候没有。现在什么都听得进。怕人骂就不要干抛头露面这一行。那时我从来没听过公众的反面意见,一直听好话。四年后回国,刚一露头就挨了这一下子,当然吃不消。有点……给打蒙了。虽然不几天我外婆收到一瓶酒,是谢晋送来的,表示对外婆也对我的慰问,也是给我们全家压压惊的意思。上影厂过去的一些同学朋友也都来我家,为我说些出气的话,我还是觉得挺丧气的。好像被人抓破了脸,跟一些观众大伤了和气。觉得自己出国几年,连中国的客套话、吉利话都讲不来了,还能在中国社会生存吗?我在美国也常常接受采访,有的话也说得不妥,说重了,像我评论过美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太轻率,但没人揪住我不放啊……

  作者:(插话)在做你的书面研究时,读了你所有的答记者问,你在谈到中国的国情时,基本是护短态度……

  陈冲:(大声打断)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太缺乏了解,或者是一种卡通式的图解。在他们想象中,中国就是缺衣少食、男尊女卑,每个家庭都是家破人亡,其实中国不是那个情况。假如他们不懂得中国的三千年历史和几代人的理想教育,他们不可能有一个了解中国的基点。不能概括文化大革命就用:“哦,全疯了!”一句话吧?大概我也不能避免我的片面性。但谁要用揭短的态度来谈中国,那就没任何可谈。

  作者:咱们再回到那个风波上去吧?

  陈冲:(笑)别叫它风波好不好?

  作者:历史地看问题嘛。当时它不是有一定的舆论性吗?我当时在北京,也听说了。然后就找来那篇批评文章看……

  (电话铃声,陈冲抱歉一声,到隔壁去接电话。作者便顺着她未及说出的话思索下去。时隔七年,这篇批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神经质、自卑。一些中国人长期养成了一种自卑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又是自大。于是神经敏感到了病态的地步。某人的某句话出来,比如“现在中国”这句话,马上就让他犯神经质;马上他就听出一个尊卑的地位来了。你出国四年,“洋”了四年,他本来就留心你是否拿出一副“洋”的、“尊”的态度;你一个“现在中国”,好了,正刺在他那根神经上。因为他下意识里把“洋”摆在优越的地位上。你不可以说“现在中国”,但他自己说无妨。因为他把你划分到“优越”一档,你一说“现在中国”便是尊者对卑者的指手画脚。他就要拿出民族主义、爱国精神来压你的“优越”和“尊”。实际上洋=优越=尊是他心里得出的等同式,你根本浑然;你脱口而出“现在中国”,他便恼了:“她自己又算什么呢?”数这句话最为好笑。因为这句话让人听出那一腔悲愤,而悲愤又毫无来由。

  “她自己又算什么?”言下之意:你以为你就算个洋人了吗?洋人可以叫“现在中国”,或者“你们中国”,因为是洋人嘛,也就容他指手画脚,也就咬咬牙,忍了,气全发在你身上。你也敢说“现在中国”?你也敢有这个局外人姿态?“竟叫我们是中国,”——这里的“中国”似乎是很不好听的一个词,被你陈冲硬叫到了他头上。紧接着便催出“她自己又算什么?”的悲愤。悲愤至此,便有了这般以牙还牙的逻辑:“骂我XX,她自己呢?!”

  这时陈冲结束电话,回到客厅。)

  作者:就是说,挺扫兴?

  陈冲:什么扫兴?

  作者:第一次回国。

  陈冲:(半玩笑)到现在还有余悸:我回上海总是悄悄的,很少接受采访,生怕又讲错话。有次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提出要给我做个专题采访,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们好几次跟我谈判,最后说定不直播,我才答应。干吗呀,讲几句话让人当靶子?我已经很不习惯在几句话在争来辩去了。所以回国我从来不声张、不露面、不讲话。——唉,咱们谈柳青吧?

  作者:能不能录音?

  陈冲:随你。不过我没有腹稿,会讲得无头无绪或者千头万绪。

  作者:开始吧?(完)



注:《陈冲传》另有其他版本,名为《陈冲前传》,《陈冲——荷里活的中国女人》等;本文视频由bilibili.com网站“怀旧录像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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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陈冲悼念母亲#  陈冲发表悼念其母张安中的文章后,下面竟然有人指责陈冲把母亲留在上海而自己定居美国。我认为大多数上海的父母都会鼓励儿女出洋发展,外人置喙岂非可笑?对张安中而言可能更如此,她的父亲(即陈冲外公)张昌绍,中国药理学奠基人,于1967年12月因受迫害自杀身亡。 ​​​

右边忘了下面四字“游必有方”。如果不能远游,从山村上大学留在京沪亦不可。//@打渔点之三生万物:父母当然是支持子女发展的,但是作为人子,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是说给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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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我的导师—张安中教授
饶议科学 2021-12-12 17:59
1983年至1985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跟随张老师做研究生的两年,是我一生学业最开心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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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张老师从国外带回先进的科学,研究“神经多肽的分子药理学”,集中于内源性阿片肽,新领域、新课题,受益匪浅。



1982年,我准备报考研究生之前,联系过多位老师。张老师1982年11月21日给当时在江西医学院念本科的我的回信,通过我母亲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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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回信不仅有信息,还加了祝愿。张老师乐观、善良,对年轻学生自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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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4月12日我到上医参加复试的时候,张老师还没回国,许绍芬、褚云鸿等老师代为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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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录取了三位,其中黄聿去英国,我和朱晗跟张老师在上医读研究生。



1983年10月4号,张老师给我们讲阿片受体分型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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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读文献,写了读书笔记,张老师寄给《生理科学进展》的主编、北京医学院的韩济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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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年结束,我的小结,其中一段是:“通过在导师指导下阅读'PCP受体存在的支持和反对证据'方面的文献,并加以初步总结,从各方面意见、评价中得出初步结论,不仅使自己初步学习了在各种不一致的文献中了解不同观点的科学判断能力,而且体会了在课题开始前全面、细致、认真、负责的良好科学作风,也体会了保持清醒科学头脑的重要性”。



这是初出茅庐的我,跟随张老师学习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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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周讨论科学文献、科学进展。在平江路张老师家里,姥姥有时专门要保姆做肥肉。



张老师非常有创造性,且有多方面才华。



张老师还具体帮助我申请出国。不仅张老师自己写推荐信,而且在哈佛教授来信提到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的冯德培先生后,张老师介绍给冯德培先生,申请哈佛的推荐信有冯先生一封。斯坦福大学药理系主任Avram Goldstein给多个学校写推荐信,也因为张老师引荐。



张老师直接和间接改变了我的一生。



(近年,查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名册,发现我父亲与张老师的先生陈老师同列1962年入学的44位研究生,只是父亲在中山医院,陈老师在华山医院,相互不熟悉。



闻玉梅老师的先生,也是1962年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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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上医招研究生最多的是张老师的父亲张昌绍,他的四位研究生之一是桑国卫,当时非常年轻—20岁--的应届生,2000年代为中国新药专项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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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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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楼yingyinc 的帖子

@陈冲
母亲生前是一名优秀的神经药理学家,在我的记忆里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但在外公张昌绍自尽后,母亲在教研组的日子十分难过,得不到做科研的机会,搞自己的专业。“四人帮“被打倒后,她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建国后首批出国留学的资格,于1979年到达纽约,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工作,那年她已46岁。在导师Gavril Pasternak博士的带领下,终于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科研工作。

关于那次出国留学的考试,母亲是这样写的:“上海医学院派出一批30岁以下的大学生和业务干部参加上海市举办的出国考试,但是这些年轻人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误,业务学习受到很大影响,未能通过。学院只好让40左右的中年人去应试,我也参加了,首先是笔试及口试英语,通过后便到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去专业面试。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位考官,其中一位主考人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正好是我父亲生前很感兴趣的,也曾在中科院作报告建议大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的课题。这些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但恰好是我很熟悉的。面试顺利通过了,当我起立告别时,主考官送我到门口,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这时我努力忍住的眼泪也刹不住车地往外流,我是一路哭着跑回家的……

我凭单位证明和发给我的人民币,到外滩的中国银行去购买了50美元,以备在抵美后领到第一次工资前所用。出国前我们在北京外语学院政治学习和练习英语口语。黄家驷教授来看我,嘱咐说,这些年搞运动,我们在科研上落后了,你谦虚谨慎,努力学好回国来建设现代化的药理教研室。你是新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表现得好,对以后出国留学的人是个鼓舞和榜样。一个人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话本应你爸爸对你说的,他不在了,我代他说了。他灵魂在天一定很为你骄傲的。我听了泪流满面,非常非常想念父亲”。

学成归国后,母亲带过不少博士研究生,希望把自己从国外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她对学生全心全意,关爱如自家孩子。饶毅教授是母亲的学生之一,他在“饶议科学”上发表了《悼念我的导师——张安中教授》,我在此分享链接。
http://t.cn/A6xQZr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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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一生比影后女儿陈冲还精彩,看完才知道,伟大的女性真的可以影响三代人
姜榆木 慈怀读书会 2021-12-28 06:48
作者:姜榆木

来源:婚姻与家庭杂志(ID:hunyinyujiating99)
编辑:慈怀读书会(ID:cihuai_dushuhui)

// 兹心说 //

好女人,旺三代。

兹心微信号是:chdshsf,欢迎各位书友添加我的微信,以文会友,大家一起学习和成长。

最近,一张老照片引得无数人感叹:

照片上的姑娘,光洁的额头,清澈的眼眸,弧度柔婉的脸庞上一抹微笑,带着黑白照片藏不住的少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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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的少女名叫张安中,是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的长女。

看似清秀柔弱的她,却拥有很厉害的成就:复旦大学教授,神经药理学家,曾被中国药理学会表彰为“对中国药物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药理学家。

12月10日,著名影星陈冲发文哀悼去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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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照片,人们才恍然,原来陈冲是张安中的女儿。

在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中,张安中容颜已然憔悴,笑容却依稀可见当年的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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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人生在世,容颜会衰老,生命也有凋残的一天,可内在的修养和才华从不会被岁月夺去,反而随时光沉淀传承,并滋养着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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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是告诉孩子怎么做,
是让孩子看到你相信的事。

1932年,张安中出生于上海,父亲张昌绍是药理学奠基人,母亲史伊凡则是知名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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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绍

史伊凡从不因女儿年幼,便随意纵容。

用陈冲的话来说:“想跟姥姥打成一片,是有门槛的。”

史伊凡的卧室很狭窄,左右两边墙靠着书架,上面堆满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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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伊凡

每当张安中看完一本书,跟母亲聊起书里的故事,母亲才会满怀兴致地跟她聊天,或用书里的情节和她开玩笑。

张安中6岁那年,父亲前往美国进修。史伊凡不愿与丈夫分离,带着张安中去照相馆拍了张合照,然后对她说:“想妈妈的时候就看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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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张安中搬进祖父家里,母亲飞越太平洋去和父亲相会,此后每周寄信给她。

后来说起这件事,张安中没有觉得母亲不疼自己,只是觉得她“很洒脱,即使做了母亲,依然敢于追求幸福”。

1941年,日军侵占上海。史伊凡立刻与丈夫放弃了在哈佛修到一半的课业,赶回国内,回到张安中的身边。

回国后,张昌绍被上海医学院任命为药理学副教授。当时,上海医学院已迁至重庆,张安中跟着父母来到重庆的歌乐山。

在上海,他们是大户人家,住着宽敞舒适的宅院。

而到了歌乐山,他们却住进了竹片泥巴盖的矮房里,每到冬天,墙角便“呼呼”地灌冷风。

父母的生活态度丝毫没有变化,每天一下班,他们便钻进漏风的书房查写论文。

两人套着棉服、踩着碳炉,就着摇曳的油灯相对而坐的画面,深深印在张安中的脑海。

张安中20岁继承父业,进入上海医科大学,而在教育子女方面,她则完美继承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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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张安中的女儿出生。

在张昌绍心中,女儿的样子就是女孩最美好的样子,期待外孙女也能成为一样的人。

于是,他给外孙女取名“陈冲”,寓意就是“第二个阿中(张安中的小名)”。

张安中不教所谓大家闺秀的规矩,而是任由女儿自己去玩,偶尔鼓励女儿多看书。在她看来,“一个女孩读书读得好,比嫁人嫁得好要重要许多。”

有一次,上海市报业协会会长吴芝麟带陈冲去北京参加节目。等把陈冲送到家,一家人也没如他所想的那样,围着孩子问寒问暖,而是各做各的。

他不由感慨:“这个家庭,在整个上海都比较特别,从老的到小的,都有种独立的气质。”

教育,不是向孩子灌输各种戒律,以此期望他们达成某种目标,而是把那些自己相信的事物内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感染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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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选择自己的人生,
是最大的成全

张安中从小喜欢动画片,即使在工作成家后,生活无比忙碌,依旧保持着这个爱好。

在复旦大学医学院任教时,她认为教材过于枯燥,便找来一位会动画制作的学生。她亲自撰写剧本,和这位学生一起制作药理学科教的动画片。

接下来几年,国内药理学专业的学生几乎都看过张安中的这部动画。

年幼的陈冲看后一阵惊叹:原来还能用声音与画面讲述这么枯燥乏味的东西。

从此,一颗渴望用声画表现自我的种子在陈冲心中埋下。

1975年,15岁的陈冲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5年后,她参演电影《小花》,获得百花奖,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演员。

可张安中却对她说:“你要不还是跟我一样学医吧。你可能会成为学医里最会演戏的,却不一定能是演员里最漂亮、演技最好的。”

陈冲一听有道理,便放下如日中天的事业,远赴纽约读书,主修课程全是生物医药方面的。

一年后,北岭大学举办中国电影节。陈冲陪朋友参观时,看到自己演的《小花》,脑海中又浮现出那段拍电影的光景。

她打电话回家里,对张安中说:“妈妈,我又想回去拍电影了。”

张安中没有反对,只是笑着对她说:“你也许不是演员里最漂亮、演技最好的,但可以做最有文化的那个。”

母亲这句话,陈冲记了30年。

1987年,陈冲见到导演贝托鲁奇。贝托鲁奇端详了陈冲犹显稚嫩却满含书卷气的脸庞,当即决定由她饰演婉容。

一部《末代皇帝》,就此成为陈冲演艺生涯的里程碑。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中有句话:“我们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对于父母而言,‘己所甚欲,勿施于子’同样重要。”

很多时候,父母会对孩子投射过多个人的期望。但是,不同的时代与成长环境总会塑造不同的三观,每一代人对各自人生的选择也有不同。

孩子,不是父母延续理想的替代品,也不是父母弥补遗憾的工具人。

与其强迫孩子走上你所认为幸福的路,不如培养他们拥有独自选择生活的能力,这才是对孩子最大的成全,也是对自己最大的慰藉。

身为父母最大的幸福,是你期望孩子长成一棵苹果树,最后孩子长成一棵李子树,你却依旧欢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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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父母,
首先是成为自己

陈冲曾在张安中面前说起“性感”,她觉得母亲远离时尚,而且年事已高,对所谓性感应该一窍不通。

而张安中的回答竟让她这个做女儿的自愧不如,她说:“性感首先就是做自己,触摸自己的内在,欣赏自己,享受自己。”

人如其言。

张安中的儿女都已成家,换作许多人,恐怕早已开始为孙辈和家长里短操碎了心,她却始终活得洒脱写意。

工作中,她坚持在药理研究第一线,不断培养出优秀的学者。

生活中,她仍如少女时代一样,不让人生沦为单色调。

她会因为一本喜欢的书高兴半天,甚至打国际长途给女儿,分享自己的读书体会。

有一次,她在澳门翻到一本名叫《购物狂》的小说,兴奋地告诉陈冲:“我太喜欢这本书了,你帮我联系出版社,我要翻译这本书,让更多中国人看到这本书。”

陈冲本以为母亲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过了一周,母亲打电话问她出版社联系得怎么样了。陈冲这才认真起来,赶紧联系严歌苓。

严歌苓帮忙问了一通,告诉陈冲这本书早已有中译本了。

张安中又把译本买来读了一遍,边读边点头:“翻译得确实不错,要我翻的话,确实没这个好。”这才罢休。

2006年,张安中参加《精彩老朋友》,秀了一把自学多年的钢琴。决赛时,张安中弹奏《圣母颂》,技惊全场,以总分98.86分获得第一。

面对观众的掌声和评委的点评,她露出腼腆的微笑,全然不像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

陈冲谈起张安中时,如是道:“人们提到‘少女感’,往往想到光洁的皮肤和胶原蛋白,可我一想到这个词,想到的就是母亲。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天真,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女更有‘少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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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小娴曾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

读者问她:“为何我为孩子倾尽所有,孩子却始终觉得我不够爱他?”

张小娴回答:“你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太好了,好到只剩一个母亲的形象,而不是你自己。”

我们这一生,或为人子女,或为人父母,但无论何种角色,首先是自己。

很多时候,孩子渴望的父母只是一个真实平凡的人,有着自己的爱好与喜乐,而不是集各种属性于一身,漂浮半空的标签化形象。

一个只剩下黑白色调的生命,渲染不出另一个生命的色彩。

人越是成长,越应该忠于自己。

当你用心为自己而活,你生活的态度自然会感染孩子,从而成就他们发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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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陈冲儿时最美好的回忆,是躺在张安中的臂弯,听她用轻细的声音唱着《摇篮曲》。

2020年,陈冲看望张安中时,张安中已患有严重的失忆症。可当女儿躺在她身旁,她又像50多年前那样,轻轻地唱起熟悉的旋律:

“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一边唱着一边轻拍着陈冲,手因风湿而变形,却依旧那样温柔。陈冲泪流满面。

张安中走后,陈冲说:“远远近近的记忆围绕着我,像无数个萤火虫在黑夜里闪烁,每一只都是母亲的灵魂。”

一个认真且充满爱的人,哪怕记忆全部失去,也会保留对儿女的那份温情。

同样的,哪怕她某天离去,她对生活的态度与热情,也会通过儿女流转世间,告诉人们曾有一个灵魂是如此闪耀。

兹心批注:
(1)我们总是在说,孩子是需要成长的,我们要给他时间、空间,要尊重他、理解他等等类似的话,但是,我们却会忘了另一句话:家长也需要成长。只有父母先学会自我成长,学会反省自己,学会从心灵上关爱自己和孩子,学会处理好了自己的情绪再来处理孩子的问题。那孩子也一定会成长的很好!
(2)“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孩子是父母的翻版,从孩子身上就能看到父母的影子。所以说,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为人处事上,父母一定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父母想让孩子成为懂事孝顺的人,自己就得先做个尊老爱幼的人;父母想让孩子成为有礼貌有教养的人,自己就不能满口脏话;父母想让孩子成为爱读书爱学习、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自己就得放下手机、远离电视,抽时间陪在孩子身边读书看报讲故事。我们当父母能做的,就是去爱孩子、成全孩子,——时时刻刻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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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我们将死于梦醒 | 二湘空间
陈冲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2023-01-20 07:30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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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

我们将死于梦醒(选读)

文/陈冲

黎明时分我走出隔离酒店,月亮还高挂着,天空慢慢泛出蓝色的光,希望在夜和昼之间仿佛重新诞生。一股莫名的感激涌上心头,父亲还健在,我很快可以见到他。

一进家门,我留心到餐桌上堆满了打开的相册,走近看,大多是父母在各地海滨、河边、湖畔或者游泳池拍的。他们曾每天早上一起游泳,几十年如一日。二零二零年年底我离开上海前陪他们去了泳池,那天母亲下水没一会儿就累了,说想先上去。父亲哄着她多游一个来回,我还表扬了她,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她已经病魔缠身。一个月后,母亲被两个救生员从池里拽上了岸,那是她最后一次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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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与父亲在上海

保姆说,你爸最近一直在看相片。

我望向父母的卧室,门关着。母亲离开九个月了,我仍然恍惚,好像她随时会从里面走出来。

母亲被确诊为淋巴癌之前,父亲已经知道凶多吉少了。那时快过年了,我以为他是想过了年再带她去检查。我朋友雪莱去看他们后,给我发信说,你爸爸不舍得送你妈妈去医院,他说他看得多了,这样送进去就出不来了。

父亲还是在年前把母亲送进了医院,我赶回上海时,他自己也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同层的另一间病房。哥哥比我早五天到沪,他隔离完到医院才知道那里有了新的规定,从国外回来的人要二十八天后才能进病房探访亲人。他提议让母亲坐上轮椅推到院子里见一面,但是母亲那天坐不起来。第二天哥哥求了一个熟人,带他坐货梯上楼溜进了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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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的父母在上海

视频里母亲在呻吟、叫喊,她是个有忍耐精神的人,现在的疼痛一定是超过了她的极限。父亲只能沉默、无奈地坐在一旁,爱莫能助,束手无策。

我们有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朋友,她是我表妹的大学同学,曾在平江路的家里住过一阵,我们都叫她小于。小于出国前是医院麻醉科的医生,她建议母亲用一个叫Propofol(异丙酚)的麻醉药,让她减轻痛苦,得以睡眠,第二天可以有力气进食和承担进一步的治疗。但是母亲的医生说,医院从来没有这样用过麻醉药,无法承担这个风险(当年迈克尔·杰克逊就是打了过量的Propofol后死掉的)。

我给父亲打电话,能听到母亲在一旁发出痛苦的声音,我怕他耳背听不清,大声问,你能不能请医生给妈妈打麻醉药?他也大声回,不行的,你们是要她安乐死吗?说着就把电话挂了。我叫哥哥去医院,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父亲。他说,我现在进不去啊。我说,要是我,就宁愿压一个枕头在妈妈头上,我宁愿她死。说着我就忍不住哭了,这些天憋在肚子里的眼泪全涌了出来。哥哥听我一哭,也哭了起来。我们两个人就那么无助无望地在电话两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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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的父母在北京(母亲出国培训时)

第二天我又给父亲打电话,他说,你跟妈妈说说话吧。我叫了声妈妈她就哭了,轻轻喊妹妹啊,妹妹啊,说不出别的来。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妈妈你受苦了,我马上就来看你了。过一会儿,父亲接过电话,用沙哑的声音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说吧。我突然心痛、内疚,他每天陪在母亲身边,看到她受折磨也一定是心力交悴,我们凭什么在远处责怪他。

我第一次跟哥哥去医院看望母亲,父亲的助理让我们在电梯对面一间空的缓冲病房,等待父母从他们各自的病房过来跟我们聚会。

母亲被护工在轮椅上推过来,她低垂着头,紧闭着眼睛,瘦得形同骷髅。我胸口抽紧——有些事我们永远无法有足够的准备。她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抓住轮椅的手把,好像在悬崖峭壁,松开了就会一落千丈。我蹲下轻轻唤妈妈妈妈,她睁开眼看见我,就委屈地叫,妹妹啊,妹妹啊。我抱住她的头,她努力睁眼,好像有千言万语却没有力气说。我问她,妈妈要喝口水吗?她说要。我请护工端来温水和吸管,但是她吸了两口就吸不动了。我和哥哥一边一个,抚摸她紧抓着轮椅的手,她慢慢地放松了一些。

在从医院回家的车上,我怅然地望着窗外,梧桐树嫩绿的新叶在阳光里像宝石那样闪烁,一株红色的冬梅、一棵白色的白玉兰偶尔划过。路人们提着袋子进出商店,握着手机、香烟坐在树荫下,外卖小哥们在人群缝隙中穿梭……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我脑子里出现了一首歌:为什么太阳依然照耀,为什么海浪拍打岩岸,难道它们不知道这是世界的末日?

父亲趿着拖鞋的脚步声让我回头,他的脚步踉跄,眼神疲乏,比半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更老了。我叫爸爸,他应了一声就没有其他话说了。我指着一张相片问,你们在哪里拍的?他认真看着我的嘴形,然后说,这是丹麦海边的美人鱼铜像。这之前我并不知道父母一起去过丹麦。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一直都在牵挂你,你还好吗?一个人过习惯些了吗?我经常梦见妈妈,你梦见过她吗?你怎么挨过孤独的日子?但这不是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对话。父女一辈子,我们从未用语言交流过感情。除了母亲,父亲不对任何人打开心扉。我只见过他一瞬间易受伤害的样子,那是在母亲化疗了一个月以后。

那天母亲躺在硬邦邦的CT桌上向我和哥哥大声叫喊,我吃不消了,我真的吃不消了,你们快来救救我!医生随手拿了一件保护背心让我穿上,却没有找到第二件可以给哥哥。我们就这样犯规进了CT间,一面一个拉住母亲的手,在她耳边轻轻重复,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父亲跟医生在隔壁的房间研究母亲的CT结果。父亲看过无数例类似的病人,这回轮到了他的爱人。从CT上看,母亲的肿瘤没有太大的改观。

回病房后,我把CT结果告诉了二姨和小姨。小姨发信说:“根据你妈的情况,舒服地走比活着受煎熬好。你爸硬拉着她,太自私了,劝劝他吧。”她建议我直接问母亲是否想走,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敢问。母亲睡着后我回信给小姨,“她没有跟我说不想活。如果妈妈给我明确指示她想走的话,我会义不容辞地去完成。她虽然呻吟叫喊,但是没有说她想走。”小姨说,“据说人到了那一步都有求生欲,那就要说服她进食。”

二姨也发信给我,“我姐这么痛苦太可怜了。”我回,“父亲就是无法让她走,要不惜代价让她活下来。他说,叫你们回来就是来跟她道个别。意思是别的不要管。”二姨说,“他说道个别也就是你母亲没救了,那让她安静一些把她想干的事干完,不要再活受罪,你爸也回家,合家团圆地走到终点是对她唯一的爱护。强拉着她受非凡的苦,那是残害她,不人道啊。”

有些话太难启齿,我怕自己说不清楚,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通过这段时间对妈妈的观察,她只要是醒着的时候都是非常难受的。有时稍微好些,有时很难挨。今天我和哥哥在她身边一个半小时,她坐了一会儿想躺下,躺了一会儿说还是坐起来吧,坐起来后还是不解决问题,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为了抵抗身体上承受的折磨,妈妈躺着的时候双手总是紧攥着床边的栏杆。我跟她说如果是痛,医生可以给镇痛的药。她说没有用的,我不是痛,是难过。妈妈的感觉和表达都是清晰的。护工和保姆当着她的面议论,说她整天吵,横不得竖不得,说她大便在身上……好像她是个无理取闹的小孩,是个白痴。妈妈自尊心很重,很骄傲,忍无可忍了才这样的。在她这个岁数,在目前皮包骨头、生命力日益下降的情况下,这样的煎熬是否值得?为她换来的是什么?更长久的煎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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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与父亲

我郑重其事地把信交给父亲,他读完后什么也没有说,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还给我。我不罢休,鼓起勇气跟他说,妈妈太苦了,不要治疗了。父亲不看我,也不做声。我说,我们接她回家吧,能不能找到足够的吗啡?我们陪着她,给她打针让她走。父亲还是不看我,停顿了片刻后他说,哪里去找那么大的剂量?今天我去陪她,让她多吃点,她说想跟我一道回家……说到这里父亲哽咽了,眼睛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涌动,但是他没有让它流下来。他说,你们回家吧。那一刻,父亲犀牛般的盔甲破裂了,暴露了他跳动的心脏。

我每天上午去病房陪着母亲煎熬,夜里神志恍惚地幻想如何去解救她。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哥哥说,我还有二十八片安眠药,今天带去医院,看看有什么机会喂给妈妈。哥哥说,那怎么可以?你又不知道吃了安眠药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说不定她更难受,再说被人发现了你要坐牢的。

母亲的病床靠窗,朝南,病友的床靠门,拉上了白帘子。温暖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把我的影子投在墙上。我凑到母亲耳边问,妈妈,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吗?妈妈,你有任何愿望我都会拼命为你实现的。她说,你跟我一起祷告,要记得祷告。

记得大概在七八年前,母亲坐在卧房的小书桌前发呆,一本打开的书上画满了线,她的健忘症已经发展到无法享受阅读了。我走过去摸摸她的肩膀,她转头说,活着很没劲,没什么可开心的事。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出来。她接着轻描淡写地说,我不会自杀,因为我不能这样对待你爸爸。

还有一次,我在屋里找不到她,觉得奇怪,因为母亲除了跟父亲去游泳一般不会出门的。一股风吹到我的脸上,窗帘飘起来,我这才发现阳台的门敞开着,她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稀疏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我走过去叫她,她的眼神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几十年前刚搬进这个公寓的时候,她说喜欢这个阳台,但是让我们千万不要用力靠在栏杆上,万一是豆腐渣工程,掉下去就没命了。我直觉到母亲在思量生死,轻轻把她拉回屋里,说,我想听你弹钢琴。

母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要提前结束这场磨难,那是求生的本能吗?还是爱?

父亲打开钱包,问,你需要人民币吗?我看到里面多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他按照钱包的尺寸印出来的。这是他自己在家里打印的吗?还是去外面专业的地方印出来的?我也有一张同样的,那张是父亲自己放大后染了色的。照片里母亲大概二十出头,我从没见过另一个女人有如此天然和宁静的美丽,有如此深邃和神秘的眼神。母亲走后我配了镜框,放在了换衣间的橱柜上,每天可以看到。

有时在完全莫名的情形下——或许半夜三更惊醒过来,或许大白天在微波炉前热午饭,或许傍晚在淋浴时哼歌——我眼前会出现母亲骨瘦如柴的身体,被静脉针扎得一片片青紫。我想,父亲选了这张照片不是为了记住,而是为了忘掉——他想用母亲最美好的样子去冲淡她被病魔摧残的记忆。

化疗期间母亲经常拔掉点滴管,胳膊手背上的静脉血管全都无法再用了,必须把点滴装置埋在皮下,从颈动脉输液。这个小手术平时只需局部麻醉,但是因为母亲在清醒的情况下不会配合手术,所以必须用全麻。父亲担心全麻的风险,跟医生说,我可以在手术室里按住她。但医生说,你一个人不可能按住她的头和双肩,她挣扎时带来的风险会高过全麻。

我不信教,对自己和宗教都抱有同样怀疑的态度。但是母亲病重的那十个月,我每晚在黑暗中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回想起来,那些时刻我并不“虔诚”,有时会在心里大喊:你到底要她怎么样?你为什么这样折磨她?你为什么不阻止我爸爸?

一天,哥哥和我跟往日一样到医院探望父母。母亲突然精神了许多,她吃了半个我们带去的苹果,还跟着哥哥手机里的音乐唱了《田纳西华尔兹》。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坚持治疗的信念和承受力终于点亮了希望的火苗——也许母亲的病能得到治愈。从那天开始,她奇迹般地好转起来。

我生日那天,正在重庆拍摄《忠犬八公》,父亲打电话给我,好像完全不记得生日的事。他说,妈妈想跟你讲讲话,我要去楼下办公室给病人会诊。

母亲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我在重庆拍戏,你记得重庆吗?你记得在歌乐山的事吗?她说,在歌乐山的时候最开心了。她无法更具体地表述,我便提醒她,记得姚牧师吗?她说,姚牧师最好了,教我唱好多歌。我又问,圣光中学里面有教堂吗?她愣了一会儿后说,我们只要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是教堂了。母亲失忆以后,经常用各种巧妙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头脑的空白。我不知道她的回答是在搪塞我,还是她在头脑里看到了那片雾蒙蒙的竹林,听到了回荡在山谷的祈祷和歌声?我不禁感动,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回答。

我跟母亲说了再见,还没来得及关机就听到她在那头自言自语。原来她不懂怎么关父亲的手机,不知道还跟我连着线。母亲发出各种困惑的呻吟,好像不知道她接下来将面对什么,该干什么。然后,她开始急促地祷告。待她停下片刻,我轻轻叫了声妈妈。她慌忙地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在重庆拍戏,在跟你通电话,我们一起祷告吧。我按照她曾经教我的祷文说:亲爱的主,感谢你所给予我们的一切,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过,指引我们的言行,听我们的祈祷。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健康、力量、智慧和勇气,与我们同在,求你保佑妈妈……母亲马上添了一句:亲爱的主,我把妹妹交给你,求你保佑她家庭美满事业成功,求你指引她,做你的好孩子,不做你不喜欢的事。那天我六十岁,却还是个孩子——母亲的,上帝的。那是我所有生日中最难忘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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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与父亲在洛杉矶

从重庆回来后,我每天上午陪母亲在病房里唱歌,父亲也在一旁听着,有时眼光变得遥远。记忆里那些母亲摆脱了苦难的日子,屋里总是充满了阳光。窗户很大,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她专注的歌声充满了少女的渴望:小鸟在歌唱,野花在开放,阳光下面湖水已入梦乡,虽然春天能使忧愁的心欢畅,破碎的心灵再也见不到春光。我走山路,你走平原,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但我和我爱人永不能再相见,在那最美丽的罗梦湖岸上……她走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首苏格兰民谣,叫《罗梦湖》。

有一天,母亲在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到“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时候,她突然说,这句倒是蛮性感的。我惊讶不已,如果没有音乐伴随着这词,她绝对没有能力产生这样的联想。我再一次被音乐的神秘所迷惑,我猜它始于人脑最原始的中枢,是先于语言的东西?音乐通过母亲脑中已经病变的边缘通路穿刺到她已经萎缩了的海马体、杏仁核,刹那间的感官记忆,像一次短路的火花,照亮她黯淡的意识,那个时刻她感受到了喜悦。

母亲总是早上四点就起来去父亲病房找他,搞得他不够睡,很疲劳。我跟她说,你早上千万不要那么早就去找爸爸,他休息不好身体会垮的。她很惭愧地答应,明天让他睡饱,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记了,又一大早去找他。有时候,母亲还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跟父亲发脾气。他自己也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但这种时候只好把她当小孩哄,从不怪她。我想起《本杰明·巴顿》里布拉德·皮特演的角色,在生命的尾声变成一个婴儿,躺在恋人怀里。

母亲去世那天早上,父亲看到她痉挛的样子,脸色灰白,差点摔倒在地,哥哥请驾驶员送他回家躺到床上。那一晚父亲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去了办公室。那之后的两周他都失眠,但是每天坚持上班。最爱的人不在了,七十年共同的记忆、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也都随之消失。但最爱的工作还在,它像地心引力那样将父亲安全地拴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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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冲(Joan Chen),华语影视女演员  、电影导演 ,奥斯卡金像奖评委,好莱坞编剧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本文节选自《上海文学》2023年1月号,经《上海文学》授权转载。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当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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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母亲仪态高雅,学识渊博,她所失去的一切都化成了泪水 | 二湘空间
陈冲 二湘的六维空间 2022-10-28 06:56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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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母亲在慕尼黑开会

无法实现的梦想

文/陈冲

我问哥哥,你记得些什么小时候妈妈的事情?

他说,家里第一次装日光灯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变得老亮。那天妈妈开心得不得了,在日光灯管下面唱歌,唱“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唱“北京的金山上”。

我问,还有呢?你还记得什么?

他说,妈妈跟爸爸发脾气。

我问,她为什么发脾气?

他说,他们两个人用一张写字台,有时候我们也用,台面总是堆得很满。她发脾气,大概都是因为她备课写好的一叠纸被弄乱了,或者少了一页。妈妈做所有的事都特别用功,其实她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

我想起那时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里,夜晚我只要看到母亲坐在书桌前的身影,就仿佛感到世上一切平安无事,可以放心入睡。

大约十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母亲跟我说,你为两个孩子作出太大的牺牲,耽误了你的事业。她的话令我震惊。我总是觉得,是丈夫和孩子为我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牺牲。难道母亲认为,命运赋予了我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遇和成就,而我却没有孤注一掷地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和理想?

母亲的命没我的那么好。她的一位老同学跟我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安中怀着你,你外公有两个鸡蛋的补助,杨××就不许他把鸡蛋留给你妈妈,他说这是给一级教授的补助。安中在药理教研组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尤其在你外公去世后。我真的很恨杨××,我们都知道整死张先生的就是他。安中在他手下从来没有机会做科研,她对科学的激情、才华和学识大多都被时代和环境消耗掉了。

然而,母亲对知识的追求从未因此消沉。我依稀记得,在炎热的夏天,她和我赤着脚用滴水的拖把拖地板,然后躺在潮湿的地板上听广播英语课,跟着大声朗读。当时的教材,经常是直接把小学语文课内容翻译成英文。有一篇是周扒皮剥削农民的故事,周扒皮在英语里的声调拉长了,听上去是“周八屁椅一”。教了几天后,房子里七十二家房客的小孩看到我,都叫我“周八屁椅一”。

“文革”结束后,欧美医学代表团开始访华,当时外语人才奇缺,母亲常被叫去当翻译。每次活动前,母亲总是跟姥姥一起准备和排练可能聊到的内容。有一次,她们排练见面和告别礼仪,姥姥扮演外宾,跟母亲说,“We have had a wonderful time. Thank you!” 母亲回答说,“It’s my pleasure! ”姥姥说,你也可以说“ Oh, the pleasure is all mine. ”这样听上去更优雅,也更热情好客一些。我也这样在一旁学到不少课本里没有的英语。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研究生招考之后, 走出了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 结束几十年来的闭关锁国,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母亲参加了那年的出国留学考试。医学界一共考取了三位,她便是其中的一位。

母亲有很多笔记本散在家里各处,大多写着人名、电话号码、几时上钢琴课、修理工几时来等等。她走后我仔细翻看,才发现她也记录了往事。为什么写过往的岁月?想给谁看?或许她只是不想遗忘。笔记本没头没尾没有年月日,也许那些越来越潦草凌乱的字迹,越来越碎的记忆,是她在迈近生命的尾声。关于一九七八年出国留学考试,她写了:

上海医学院派出一批三十岁以下的大学生和业务干部,参加上海市举办的出国考试,但是这些年轻人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误,业务学习受到很大影响,未能通过。学院只好让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去应试,我也参加了,首先是笔试及英语口试,通过后便到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去专业面试。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位考官,其中一位主考人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正好是父亲生前很感兴趣的,也曾在中科院作报告建议大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的课题。这些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但恰好是我很熟悉的。面试顺利通过了,当我起立告别时,主考官送我到门口,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这时我努力忍住的眼泪也刹不住车地往外流,我是一路哭着跑回家的……

这位“主考官”是谁?他是否从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好友,感到了他曾经的才华和炙热?他给母亲出的考题是什么?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外公张昌绍就发现了吗啡的中枢神经镇痛部位,包括第三脑室周围和导水管中央灰质脑区。他认为吗啡在脑内作用的高度选择性,很可能是针对某种高度选择性、专一性的细胞组织的作用,并预测那将是药物作用原理的核心。但迫于科技条件的限制,他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推测和想象。十年以后,西方科学家们发现了内源性吗啡样受体,那正是外公当年假设的那种细胞组织。

母亲阅读了美国神经药理学家Solomon Snyder关于受体的文献后,激动不已:

爸爸,你对吗啡作用于专一的受体而发挥作用的设想,终于被证实了!如果你还活着,现在应该是你一生中最兴奋和幸福的时刻,也是你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刻。你曾跃跃欲试,迫不及待为此项研究做的一切:跨学科之间的合作,科研条件的准备,自己身体条件的准备,都在这场运动中化为乌有。我一定要接你的班做下去……

当时母亲正在上医针刺麻醉研究组,钻研针灸原理。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针刺穴位的镇痛,可能是因为刺激了脑内某些区域释放吗啡样的物质,与中央灰质脑区释放内阿片肽有关的设想。经过艰苦的实验,这一科学假想得以证实。母亲用受体研究,回答了中国古老的针灸疗效的部分原理。

记得有一天她跟我解释,阿片受体好比脑中的一把锁,而生命的进化绝不会允许“没有钥匙的锁”那样奢侈的浪费。“锁”的存在意味着一定有相应的“钥匙”存在。现在科学家证实,脑内果然产生了与罂粟惊人相似的化学物质,作用于阿片受体——就像钥匙作用于锁。这个被称为内啡肽——“内在的吗啡”的物质,决定了一个人对痛觉、快感、欲望与情绪的体验。

那天的对话之所以难忘,是因为母亲接着给我举的例子。她说,有些能忍受酷刑的英雄,也许只是基因赋予了他异常富足的内啡肽——天然止疼药;而有些经不住酷刑的叛徒,也许并不一定都像《红岩》里的甫志高,也许就是缺乏了同样的天然化学物质。内啡肽的研究几乎超越了科学范畴,进入了哲学范畴。

不难推断,母亲在中科院的留学考试题目,是关于阿片受体与内啡肽的研究——她和外公两代人共同向往的。

姥姥曾用工整秀丽的手迹,写下了六页生平重要年鉴,她传奇性的生命中却有十年是“空白”的:“一九六七十年动乱,家破人亡。一九七八亡夫张昌绍得以平反。”这两行字背后有多少诉不尽的血泪和沧桑,也许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

我仿佛能看到母亲掩面跑出面试厅,沿着外公生前走过无数次的路线,从太原路拐角的书报亭,穿过肇嘉浜路,沿枫林桥路跑进平江路的弄堂。她所失去的一切——亲人、年华、机会——都化成了泪水,冲洗着她心灵的伤口。母亲终于有希望去继承她父亲未酬的壮志。

考取留学资格以后,母亲必须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挑选一个国家。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全家人讨论起英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哪个好一些,就像一家井底之蛙讨论外面的天地。

那一年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访问了英国,为那里科技、工商业的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震惊。当时中国十分贫穷,自行车还属于奢侈品,而英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有私家车、私家房。他说,我看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父亲说,你还是去英国吧,中美没有正式建交,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姥姥、哥哥和我都同意父亲的说法。我听小学老师说过,美国的富人把牛奶倒进河里,而穷人的孩子没奶喝,那一定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国家。但是母亲说,美国在神经药理科研领域全球领先,要学就要去最顶尖的地方。

她首先想到的是Solomon Snyder教授——发现脑内阿片受体的科学家之一。那年,Snyder因受体研究,获得了 “Albert Lasker 基础医学研究奖”,也是生物医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人员之一。母亲写信申请去他的实验室学习,一个月后收到回信说,他的实验人员配置已满,但是可以推荐她去他学生Gavril Pasternak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进修。

落实了导师以后,我凭单位证明和发给我的人民币,到外滩的中国银行去购买了五十美元,以备在抵美后领到第一次工资前所用。出国前我在北京外语学院政治学习和练习英语口语。黄家驷教授来宿舍看我,嘱咐说,这些年搞运动,我们在科研上落后了,你谦虚谨慎,努力学好回国来建设现代化的药理教研室。你是新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表现得好,对以后出国留学的人是个鼓舞和榜样。一个人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话本应你爸爸对你说的,他不在了,我代他说了。他灵魂在天一定很为你骄傲的。我听了泪流满面,非常非常想念父亲……

……出发去美国了,那时我们和美国没有直通的航线,必须从巴基斯坦走,再经停法国巴黎,辗转前往美国纽约。飞到巴黎后在机场要停留三个小时,这时凭机票可以在机场餐厅用餐,我没有胃口,但急需上洗手间,去了机场洗手间,看到必须在门上投入一法郎硬币,门才会打开。我口袋里仅有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只好灰溜溜回到大厅等候。正在不知所措时,一个队伍五位中国男士,穿着清一色黑色西装,行李箱上绑着一样的彩条箱带,在我对面坐下来。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报告队长,我要去小便,然后就从那个队长那里拿到一枚硬币,往洗手间去了。我像遇到救星一般站起身说,报告队长,我也要。队长怀疑地问我,你是谁?我赶紧把护照、组织介绍信、美方邀请函等证件给他过目,然后从他那里拿到一枚硬币,才算解决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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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与母亲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

她的笔记本上没有写任何离愁别绪,只有这样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危机。也许那是冰山一角,让她预感到更为巨大的未知和冲击。

那时去美国跟去月球差不了太多。母亲出发那天,我在哪里拍戏?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我至今能看见家里那些被她撤空了的橱柜和抽屉。母亲仿佛嫦娥奔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让我无比伤感和惆怅。她在那里怎么生活?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中美之间的信件,不仅要中转其他国家,还要经过严格审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过去了,杳无音信。第四个礼拜,她的信终于寄到,我的心才放下一些。

母亲暂时吃住在纽约中国代表团(领事馆前身),从窗口能看见哈德逊河——记得她在信里说那是“纽约的黄浦江”。她每天坐公车和地铁,穿过时代广场和中央公园,去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上班。

不久,母亲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栋公寓,与一位台湾留学生合租。她的信上说,那位同屋订了一份台湾的《中央日报》,她有时会借来看看。这个消息令我心惊肉跳,那个年代,在大陆偷听台湾电台是要坐牢的,母亲居然阅读台湾报纸,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后来她告诉我,那封信寄出后不久,她就开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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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母亲在纽约

眼下我在纽约拍摄电视剧The Retreat,去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时,偶然走过66街和York道,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母亲就住在路口这栋红砖楼里。我有一张她在这里拍的照片,穿了一件红色的羊毛开衫,逆着阳光坐在小书桌前,桌上的书本堆得老高老高。

当年的中国公派留学生,每月有四百美元生活费,母亲付完房租,剩下的钱就很紧了。美国最便宜的蛋白质是鸡蛋和鸡腿,最便宜的蔬菜是生菜,所以她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出国留学前她从来没有做过饭,对食物的理解只限于营养成分和化学结构。到美国后,她迫不得已学会了用不同的方式烧鸡腿。

我在这栋再普通不过的公寓前停下脚步,凝视许久,令一个路人转头看我。母亲曾在哪一扇窗户内生活、学习、想家、煮鸡腿?

从这里,她步行就能到达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我想象四十六岁的母亲捧着书本、文献、午饭盒走在这条街上。她远离了前半生所熟悉的一切,怀着对知识的憧憬,开始了一个女学生单纯俭朴的生活。每发现一件新生事物,她都像当年在日光灯下一样,感到突如其来的欣喜。我知道那是她喜欢的日子。

Pasternak是一位极其优秀和慷慨的导师,实验室里经常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学生(甚至高中生)、研究生、博士后、住院医师和客座教授,气氛非常活跃。周末,他和夫人常请母亲去餐馆吃饭,为她改善一下伙食,也带她见识一下曼哈顿。二〇〇一年纽约世贸大楼被炸毁以后,她还跟我提起,Pasternak曾带她去顶层的“世界之窗”吃过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母亲学习美国人文习俗的老师。

P让我代替他到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去讲了两次药理课,一次是“痛觉药理”,另一次是“多巴胺类药物”,逼得我周末大开夜车,又用他的名义到摄影室去做了很多幻灯片。第一次上课时我很紧张,又看到教室里有两个学生边听课边喝咖啡吃汉堡包。如果在国内,我一定会请他们出去,但在美国该怎么做就吃不准了。事后问P,他说,这节课一点钟开始,有的学生刚从上午听课的教室出来,还没来得及吃午饭,只能边听课边吃,是很自然的。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叫他们离开教室。

一九八〇年,Pasternak教授派母亲去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一个有关阿片受体和配基的会议,并报告m1受体的工作。在会场上,母亲遇见了Ermimio Costa教授——她的第二个导师与未来二十年的好友。

每个到会者的胸前,都戴一张印着自己姓名的卡,卡上有个小灯泡。如果有人要在会场上为自己的实验室物色科研人员,就亮红灯;如果想为自己找一份工作的,就亮蓝灯;两样都不需要者,就把灯关掉。我到P实验室才一年,按合同要两年才满期,因此没有亮灯。

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位戴着红灯胸卡的先生向我走来,他自我介绍是Dr. E. Costa。我一震惊,Dr. Costa可是全球著名的药理学家!他说我是他遇见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对我做的报告十分欣赏,问我愿不愿意到华盛顿他的实验室工作。我曾读过他的论文,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有数个工作围绕着一个主题逐步深入,而是铺得很开,相互之间仍有呼应,显出作者的兴趣和知识面之广泛。

回到纽约后,我找P聊了这件事。P说他已经接到Costa的电话,如果我选择去Costa的实验室,他会大度支持的。P按中国方面订立的规矩,为我写了鉴定,把我夸上了天,临行前还请我去了Wardolf Astoria吃饭。接着,我到中国代表团去汇报此事,并告诉他们今后NIMH会发工资给我。本来以为作为公派生,我不能拿美方的工资,只能拿中方的生活费,没想到代表团立刻答应了,他们说眼下资金很紧,停发了我的费用后可以多派一名留学生来美国学习。

Costa的临床前药理实验室,是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一部分,比Pasternak的要大很多。Costa是意大利人,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实验室按研究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有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那里进修,他对科学不可抑制的热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Costa很重视人才培养,实验室下面各小组的工作定期向他汇报,他当即作出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或指示。每星期开一次全体研究人员的读书报告会,有一个人先作读书汇报,然后大家提问题、提意见,最后由Costa总结,我受益匪浅。

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Costa实验室的所在地,成立于一八五五年,原名叫“政府疯人院”。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军队的医院和墓地。十九世纪末,史密森学会在世界各地考察带回来的动物,也养在这里。在最高峰时期,医院里有八千多个精神病人。一九五〇年代,传出这里有虐待病人之嫌,医院开始走下坡路,直到一九六七年被划归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管理。一九八一年寒假我去探望母亲的时候,刺杀里根总统的John W. Hinckley就关在院内。如今,这栋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建筑,已脱胎换骨成了美国国土安全部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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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母亲在Costa实验室

闭上眼睛,我仍然能看见那条白色的走廊,很长很长,尽头有一扇铁栅栏门,里面是几间空的病房,其中一间就是母亲那两年的“家”——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壁橱和小冰箱。那个星期,我住在她隔壁的病房里。走廊上偶尔会有穿着束缚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护士领着走过,夜里偶尔会传来病人野兽般的叫喊,令我毛骨悚然。母亲却从未显出害怕,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学习中。

一天我向Costa汇报实验结果后,他说,下一次读书报告由你重点发言,我听了顿时开心得说不上话来,然后故作镇静地回答,好啊。他给了我一篇综述,我根据综述查阅了四五篇文献,写了一个发言提纲交给Costa审阅。他看得十分认真,还帮我一起假设了几条听众提问和讨论。这时我才看到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导师!我见过不少颇有学问的导师,但对学生的成长不够关心,主要是利用学生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为自己的业务成就添砖加瓦。有的导师对学生倒是不错,但缺乏真才实学来引导学生在业务上的成长。像Costa这样两者兼有之的,确实不多,让我想起我父亲生前也是这样一位导师。

读书报告会上我居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会前我最担心的是,听众缺乏反应,结果那天的听众非常热情,提了很多问题,还给予了好评。通过这次报告会,我和实验室其他进修生交了朋友,周末常被邀请去他们拥挤的住处共进晚餐。我回国带研究生的时候,总是以Costa为榜样,也推荐了不少学生去Costa的实验室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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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母亲在Costa实验室

我跟着母亲游走于这所占地三百四十六英亩的医院,不由得在墓地前停下脚步。寒风凛冽,灰色的天空落着小雪,凋零的枯树嘶嘶作响,一片墓碑寂静而凄美。这里埋葬了近六千名烈士和精神病人——都是冤魂,没有一个是平平安安在家人陪伴下老死的。母亲用一条米色的羊毛围巾裹住头,默默站立在风中,也许想起了她生命中死去的亲人,她的父亲也是冤魂,还有她的表哥和大舅。

圣诞长假前的那晚,母亲请了Costa和实验室的同事,在铁栅栏门内的走廊上开了个晚会。我们吃披萨,喝饮料,听大卫·鲍伊风靡一时的《中国女孩》,跳舞。一位同事从家里带来一只迪斯科舞灯挂了起来。在五颜六色的炫光里,我惊讶地看到母亲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舞蹈起来。谁能想到,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这常人只敢用窃窃私语道出的地方,这被无数不幸的命运像枯藤般缠绕的地方——竟然有过如此美妙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母亲带我到马里兰州,在一位姓高的医生家里住了几天。高医生和他太太在一个研讨会上听了母亲做的科研报告,认识了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高医生一家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告诉我,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免不了有各种偏见。母亲高雅得体的仪态和渊博的学识,在所到之处都为人树立了新中国的华人形象,让当地人尊重,也让华侨们骄傲。


作者简介
陈冲(Joan Chen),华语影视女演员  、电影导演 ,奥斯卡金像奖评委,好莱坞编剧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本文节选自《上海文学》2022年第十期,经《上海文学》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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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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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踏进如烟的往事
陈冲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2021-08-21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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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  图源网络

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

文/陈冲



(一)妹妹



朋友发来三张照片,不知是谁的公寓,我一下没懂他的意思。紧接着他发信问,据说这是你以前的家,是吗?我放大了照片仔细看,什么也认不出来。正要给他回信说不是,突然注意到照片后景的钢窗框,眼前浮现出一个大家都叫“妹妹”的女孩,趴在那扇窗口发呆。春夏秋冬,没人知道她在等待什么,胡思乱想什么——那一个个漫长的午后……



天色渐渐暗下来,妹妹的视线穿过一片草坪,父亲的脚踏车出现在弄堂口,他沿着草坪边上的水泥路踏过来。妹妹能看到他车把手上挂着的网兜里,有个牛皮纸包。一会儿,她听到上楼的脚步声,然后,父亲就头顶着那个牛皮纸包走进门来。父亲是华山医院放射科的医生,病人看好了病会送礼物给他,有时候是一块咸肉或火腿,有时候是一块布料或一团毛线,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他都会这样把它们顶在头上亮相。妹妹喜欢看到父亲这样喜悦和自豪的样子。



其他时间父亲似乎不怎么管她,也很少跟她说话。有点像在《动物世界》里那样,他把食物叼回窝里,再教会她一些必要的生存技能。比方游泳。上医的游泳池五分钱一个人,每场一小时。那时候的游泳衣好像只有大红和海军蓝两种颜色,是用一种毫无弹性的布料做的,内面有横竖一排排很细的松紧带,把布料抽起来,变成一小团。穿到身上松紧带绷开后,泳衣看上去很像泡泡纱。妹妹跟两个小朋友一起更衣,互相系紧背后的带子。她穿着崭新的大红色泳衣从更衣室出来,父亲在不远处等着。妹妹抬头望父亲,阳光晃到她的眼睛里。父亲抱起她,把她放进深水,由她挣扎。妹妹用手划用腿蹬,拚命伸长了脖子咳水,她模糊看到其他孩子在浅水嬉耍,然后就沉了下去。不知过去多久,她好像失去了知觉,一只大手突然一把抓住她游泳衣肩颈的带子,老虎叼虎仔那样把她拎出水面。妹妹清醒过来,她知道,在紧要关头父亲会保护她的。一小时后,游泳池的铃声响起,她已经学会了踩水,以后不会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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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父亲也会带她玩耍,他们到华山医院周家花园的小湖里划船、拍照。荷叶、荷花漂浮在湖面上,小木船系在一棵柳树干上,柳枝垂落到水里,跟倒影连成一片。这种时候,妹妹总是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头顶右面扎一个翘辫子。她没有母亲那种天然的优雅,有点驼背缩脖子,还结实得像个男孩。记得一个裁缝为她做裤子的时候说,你的肉老硬的。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愿意在她身上花胶片钱的。他会跟她说,站站直,或者坐挺一点。拍完后,父亲就带她到放射科去冲洗底片,影像在显影剂中慢慢浮现出来,神奇而美妙,一个不可重复的下午,一片已经逝去的云彩,在那一刻定格,成为永远,就像琥珀里的昆虫。



有时候,父亲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或者把她狠揍一顿。当然也不都是莫名其妙的,比方那次她偷走抽屉里的粮票和油票,然后又全部丢了。那个月家里几乎揭不开锅,那顿打是活该的,事后她就病倒了。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她被一个尖锐的疼痛感刺醒,母亲俯身望着她,右手拿着打完的玻璃针筒,左手抚摸她发烫的前额。妹妹发现自己的手心里,放着一块黏糊糊的酱芒果,那是她最喜欢吃的零嘴,一小块可以嘬上大半天。她一阵委屈,知道自己被原谅了,她生病的时候是母亲最温柔的时候……



(二)平江路的房子


我踏进如烟的往事,隔着身边浮动的尘粒,看到那栋童年的房子。它像时间的废墟中一个完美的蜘蛛网,丝丝缕缕在一束阳光下闪亮。房子门前是一个花园,上三步楼梯有一块铺了细小瓷砖的廊庭。那里有两扇钢框玻璃门和两扇窗户,边门里是一间卧室,正门通往客厅。经过壁炉再往深处就到了饭厅,饭厅和厨房之间有一个储藏室,再下三步楼梯是厨房。厨房后门外有一条通道,似乎总是有人在那里拣菜、洗菜、洗衣、聊天。我们平常进出用侧门,进门有一个暗厅,听母亲说她小的时候警报一响,全家都躲在这里,因为这是唯一没有窗户的地方。从厅往上走半层楼梯是亭子间和一个小阳台,拐弯再上半层有两间卧室和书房,还有两个盥洗室和一个阳台。再上一层是阁楼,阁楼的对面有一个晒台。



啊晒台,那也许是房子里最快乐的地方吧。我现在的电脑旁放着几张父亲大学期间在晒台上为母亲拍的照。也许是那时的胶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阳下拍的,还都带着一点仰角。我曾经以为,仰拍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也特别喜欢那些带着天空和树顶的通透的构图。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时候,他才提醒我,当时仰拍是因为照相机的取景框在相机的顶部。摄影师总是把相机挂在胸腰间,瞄准拍摄的对象。原来一个时代的美感,经常是产生于某一种限制。在父亲为母亲拍的许多照片里,我最喜欢那张穿翻领连衣裙的。她脸上的笑容是那么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未见到过母亲这样一览无余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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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晒台往下看是弄堂的后墙,墙外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再往远处就是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园。路灯照不进树林,它便成了无处可躲的恋人们亲热的地方。夜晚我们有时会看到工宣队员打着手电筒,在林子里和肇嘉浜路的防空洞里抓“搞腐化”的人。被电筒照到的男女会逃、会哭、会求饶。记得有一天下午,一对男女慌张地钻进树林,贴着后墙激动地扭抱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就用铅桶装了一桶水浇下去,看到他们尖叫着逃跑,我们快乐得不得了。



在我们和邻居的晒台之间,有一堵一尺厚的高墙,每年国庆节夜晚,我们就用上阁楼用的木梯,爬到墙上看烟花。



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在晒台上吹肥皂泡。那年代肥皂是奢侈品,不管我怎么抗议,母亲总是把我的头发剪到齐耳根,她说长头发洗起来太费肥皂,但是用肥皂来吹泡泡在她的眼里却是无可非议的。阳光里,透明的泡泡,映照着彩虹的颜色,悠悠飘荡。它们转瞬即逝,让我的快乐里总是带着一丝感伤。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些夏天的夜晚——有时候明月高挂,有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母亲把水龙头接上橡皮管子,再把它挂在晾衣服的绳子上,一边淋浴,一边哼歌。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真诚,她的身体是那么的光洁完美。为什么有些不经意的时刻日后会让你魂牵梦绕?也许一切都有待失去,而变成永恒。这些夏夜再普通不过,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然而,多年后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古希腊人体石雕像时,我会突然听到流水和歌声,闻到硼酸香皂的味道。



回想起来,在晒台上洗澡的时候,母亲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快乐,她似乎在享受一份那个年代所不可思议的自由。我也是快乐的,苍穹下我隐约感到这是一种特权,母亲的肢体、歌声,还有她看不到的微笑,都在向我透露人生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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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  图源网络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又跟母亲一起洗澡。每次回上海我都会陪父母去游泳池。母亲佝偻着腰,松懈的肌肤好像被雨淋湿的旧衣服,她看着更衣室里自己的衣服,认真考虑穿每件衣服的先后次序,然后慢慢地穿上。我望着母亲,心情犹如一首挽歌。



我把朋友发来的照片给她看,问她认不认识。她说,这个是什么地方?我说平江路老房子啊。她又看一眼说,不是的。我说人家装修成这样了,光二楼租金就两万块一个月。她说那里死人比活人多,还到处都需要修,有什么好。想了想她又说,不过那里有我最开心的日子,也有我最难过的日子。



(三)姥姥



上海人叫外婆或者阿婆,不叫姥姥。小时候每年春节前,爆米花的人会来。他会把黑铁的爆锅架在煤炉上,一手拉风箱,一手转锅子。十分钟后,“嘭”的一声出锅,原来的一小碗米就能装满一个枕头套,空气里就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甜。那年,二姨跟我表妹从银川回上海探亲。外婆拿着一碗宁夏玉米和两粒糖精片,带着我和表妹排在买爆米花的队伍里。表妹口口声声叫外婆“姥姥”,其他孩子觉得好玩,也都起哄叫姥姥,他们的声音在弄堂里此起彼伏,外婆就这样成了姥姥。



我从小跟姥姥长大,可惜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多问她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只知道她原名史人范,1908年生于江苏溧阳。当她成了文学青年后,觉得为人模范太累赘,遂改名史伊凡。



“文革”时期,家里大部分老照片都销毁掉了。我出国的时候,带走了幸存的一本小相册。那里面有一张姥姥两三岁时候,跟她母亲和姐姐的合影。姥姥的母亲是个裹小脚的美女,却把姥姥和她姐姐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我母亲称她的外婆为“矮好婆”,母亲说矮好婆不识字,经常被她学问渊博的先生骂笨。但是她其实非常聪明,出去听一出戏,她回来就会哼唱。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她给自己的女儿们穿上男孩的装束,是代表她把她们当男孩子来养的心愿吗?还是家境拮据,女儿们继承了亲眷男孩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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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出国前带我母亲和二姨去照相馆拍照



姥姥的父亲史蛰夫是一代国学泰斗。史蛰夫是光绪间廪生,曾参加辛亥革命,为维新人物,北伐前曾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因不满意国民党的执政措施,在报上登启事公开脱离国民党。他曾在常州中学、南菁中学、无锡高等师范任国文教师和历史教师。共有一百二十册的《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汇编中第二十四至二十八册为史蛰夫所编的《六书统一》,他在篆刻上有极深的造诣,瞿秋白就读常州中学时,就随他学习篆刻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据说,史蛰夫不仅治学严谨,治家也颇严厉,加之性格暴烈,而姥姥性格不亚于他,从小叛逆,1922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渐渐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统治旗帜,前后三次登报与其父脱离父女关系。1926年又和同学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去南京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干事,感到无所作为,并看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政治部,回家准备考大学。



姥姥在1927年考进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该院在1928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1930年她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学联代表张昌绍——我的外公。家族里的人都知道他们风风火火的恋爱故事。一开始,是姥姥的妹妹——我的三姥姥——先认识和爱上外公的,可最后外公却娶了姥姥。这是我母亲从姥姥的大姐那里听来的。据母亲说,外公和姥姥把家搬到平江路以后,三姥姥和她丈夫几乎每周日都来拜访。午饭后,外公和三姥姥的丈夫坐在客厅各自看报纸,而姥姥和三姥姥常常在楼上吵架。离开的时候,三姥姥总是伤心无比。她曾跟我母亲说过,回家时走在枫林桥上,恨不能一头跳进肇嘉浜里。后来,三姥姥随她丈夫搬去北京。


我二姨和小姨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三姥姥常请她们到家里吃饭,跟她们讲外公年轻时的事情。“文革”中外公和姥姥的工资冻结,每个月是三姥姥给我小姨生活费。她对我母亲和两个姨都格外宠爱,亲戚间传说,她爱我母亲胜过爱她自己的女儿。我开始拍电影后,在北京见到三姥姥。她笑眯眯打量着我说,倒是你当了电影明星,阿中(我母亲)才真叫漂亮。但是只要姥姥在场,她们两个人就继续翻老账,无休无止。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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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冲(Joan Chen),1961年4月26日出生于中国上海市,华语影视女演员  、电影导演 ,奥斯卡金像奖评委,好莱坞编剧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本文节选自《上海文学》2021年第八期,经《上海文学》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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