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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归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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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归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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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归葬记
楚山杂谈 1周前



 

  

林希翎



通往太平山公墓的山石小道上,一支圆号、军鼓组成的乡村乐队,吹打着丧歌。紧随其后的殡葬队伍中,六位老翁肃穆得让人侧目,他们挺胸直背,却步态僵硬。他们的帽子清一色托在手上,任银发被风吹起。

  这些老人要送别的是,他们青年时代的偶像和难友—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为送这最后一程,前夜,他们从400多公里之外的杭州、湖州等地赶到温岭市箬横镇。这些曾经的“右派”,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六七个小时的路途颠簸,有人甚至憋湿了裤子。

  没有哀号,没有焚香,在地处浙东的温岭市—这个讲究丧葬排场的地方,这样的丧礼可算得上简朴而少见。

  温岭箬横镇,紧邻着山灵水秀的雁荡山。一排石壁之下的太平山公墓,顽石历历。“青山有幸埋忠骨”,牧师布道说。安葬于此的林希翎,确如顽石一般,她是中国“终生不得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学生“右派”。

  这一天,是2010年11月9日,距离林希翎病逝已一年有余。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在法国巴黎去世,终年74岁。“头七”那天,她的一部分骨灰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下葬。剩下的部分,根据林的遗愿,由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葬礼执行人朱毅操办,安葬于中国。但是,这份骨灰却转徙于故土,难得其所。

  一年之后,在多方努力下,从法国归来的林希翎长子楼信达,终于亲手将母亲骨灰安放于故乡的墓室。

  离开中国26年,林希翎终于与故土的青山融为一体。尽管对于这片土地,她曾说,“我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

  家人的惊惶

  林希翎的灵堂设在温岭市殡仪馆。11月9日,追思会开始前,一位温岭当地的女牧师主持了简短的宗教仪式。林希翎的老家人,从她的三妹到素未谋面的子孙辈,也都赶来参加。

  她的遗像悬挂在灵堂的中央:一位端庄的灰发老妇,面相开阔,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又隐含着一股痛苦的自嘲。这种姿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如坟头那张摄于60多年前的老照片。当时她还是个小丫头,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解放帽,盖住扎成两个小辫的乌发,拗拗的。

  尽管20多年来,林希翎远隔重洋杳无音讯,她的亲人们至今还难以忘记50多年前那场浩劫的创痛。

  与林希翎颇有几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现在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这个短发健硕的村妇,噙着泪,望着二姐的遗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满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牵连,一家人在劫难逃。母亲林静枝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没能继续上书,只能在农村当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头。“我们的娘苦头吃足,温岭一搞批斗,就拿她当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万,台上汉子揪她头发,头一抬起来,就压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忆早些年过世的母亲,眼泪早已哭干。

  1957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念四年级的林希翎,响应“大鸣大放”政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6次演讲,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不平,大胆直言“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

  她的话在学生当中引发激烈反响,一时成为“勇敢的化身”。1957年6月,林希翎被批为“学生右派领袖”。当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号召人大学生“揭发林希翎及其同党的反动言行”。短短一个月里,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1959年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开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几个月释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华武义农机厂,并与该厂技术员楼洪钟成婚。两年后,一听说邓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只身上北京见“邓大人”。结果,撞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枪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兴奋地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年3月,林希翎不顾亲人的反对,买了一张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灵堂外,花圈布满了走廊,有人送来了挽联:“青史刺玫瑰”、“数一时刚烈,看林家二姐”。

  遗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紧嘴角愁楚不己。见此,林希翎的儿子楼信达,来到三姨面前,深鞠一躬,安慰说:“三姨,不用怕。万一有什么事,也不要觉得丢脸。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她会带给你们光荣。温岭是个小地方,她也会给故土带来光荣。”

  “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1984年,楼信达随母亲离开中国时,只有七岁。现在,他是法国一名金融软件工程师,自言“不是搞政治的”。对这个不善治家务又整天埋在报纸资料堆里的母亲,楼信达甚至觉得“不熟”。

  “母亲生前,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去,直到她死后,才开始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楼信达听了母亲旧友的忆述,方始追悔。

  奚纹,是林希翎当年的狱友,同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在监狱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学习”中,事先安插的“积极分子”轮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但一个接一个被林驳倒。主持人无计可施,只得领着众人高呼口号,在声势上压过她。“仿佛让我重温了她在北大千人大会上辩论的情境。当年我崇拜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奚纹回忆说。

  当时北大千人大会也在场的钱理群,记得林希翎一番爆炸性的讲话后,有人为她鼓掌,求她签名,也不乏人轰她,甚至递纸条辱骂她。林希翎的演讲把北大内部本来就存在的两大派系之争推向了白热化。在《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一文中,钱理群写道:“因为当时年龄尚小,她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原来没有想过的,一时也想不清楚”,“但对那些轰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觉得有违北大的民主传统”。

  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朱毅,曾牵头为林昭塑像,也正是在为林昭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林希翎是“反右运动”中一个绕不过的“风暴眼”。

  朱毅采访北大学生张元勋,张说起林希翎在北大三角地讲坛的风姿,就学起她的声调和语气,俨然被林希翎当年的气场所征服;之后,从林昭的恋人甘粹那里,朱毅又得知,甘粹正是主持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讲演,才被打成“右派”。在被人夺走了话筒和稿纸后,甘粹嘴里还不住重复林希翎的话:“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归葬北京

  在林希翎过世的当天,朱毅还和她通了电话。与身在北京的朱毅联络,几乎成了林希翎最后一年的日常活动。


  朱毅习惯称呼林希翎为“大姐”。2009年9月21日晚11点25分(北京时间),巴黎正是晚饭时间,朱毅就如常给林希翎挂了个电话。“大姐打电话,总是让我放下电话,她回电。她说,你没有钱。而她自己的生活来源,仅仅是法国政府发放的500欧元救济金。每个月打打电话就花去400欧元。”朱毅说。

  但是那天,林希翎却抓着电话不放,吃力地要往下说。电话那头沉重的喘息,分明听出日渐严重的肺疾给她带来的痛苦。

  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忧虑:儿子工作的落实,找钱理群写悼词,还有“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朱毅觉察到不对,但那头的声音已经微弱下来,只能艰难地捕捉到“统一……普世……两岸”几个字眼。随后,任朱毅在北京的电话前疾呼“大姐,大姐”,电话那头,却再无人回应。

  第二天早晨八点零五分,朱毅接到楼信达电话,获知林希翎已经在巴黎与世长辞。楼信达检点母亲的遗物,打开她身处巴黎九十四区公寓的冰箱,只有两个蛋和三个西红柿。

  “‘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是什么意思?”朱毅当时没有回过味来,直到之后在杂志上看到原中国人民大学纪委书记王前说,“如果林希翎不平反,我的骨灰不进八宝山”,朱毅才揣摩出“大姐”的心思:要归葬北京。

  在林昭铜像前举行迎林希翎骨灰仪式”的计划,在朱毅的脑海里成形。2009年成立的林希翎慈善基金会,正是由他担任秘书长,主要为当年的北大难友筹款。

  朱毅原想,把“大姐”的骨灰在林昭的塑像者严正学家暂时安顿一下,等塑像完工,再在北京安葬。但考虑到其中的压力,朱毅还是听从楼信达的建议,让林希翎的骨灰,回浙江温岭老家入土为安。

  今年11月6日,朱毅接到楼信达飞抵国内的消息后,就让林希翎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书瑶知会了北大和人民大学。这一来惊动了北京的公安部门。“他们没有理由来阻挠,但叮嘱千万要低调。”朱毅说。

  “像林希翎这样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地方绝无先例可循。”温岭市党校教师、原温岭市宣传部副部长穆毅飞说。这位天天出现在台州电视台评点新闻的当地“名嘴”,主持了林希翎的追思会。温岭从属台州,“台州式硬气”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为世人所知。

  整个仪式进行得按部就班,几乎没有受到干扰。“一不参与,二不干扰,三有所防范,就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归侨看待”。穆毅飞这样解读当局的态度。葬礼当天,当地的统战部门无人出席,穆毅飞说,“既然是普通归侨,政府官员就没有必要到场。”

  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

  这趟回国,楼信达很匆忙。他说,自己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接收的5000欧元丧葬费,还来不及换成人民币,就揣进了行囊。

  楼信达现在还记得,母亲在法国的家里,常在客前翻出影集,把她和吴仪等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指点给人看。2002年朱镕基访法期间,她还作为旅法华人华侨的代表受到了接见,这是两个“老右派”穿越般的见面。

  近年来,她的声音越来越鲜为人闻。朱毅甚至认为,她的晚年近乎孔子的“述而不作”。

  在楼信达眼里,这事的起因很单纯。因为母亲出访美国期间,常有人来找她合影。“林大姐,你为什么不收费?”有人从旁提醒,她还不知所然。后来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这种方式,谋个政治身份,混口饭吃。“我妈特别看不起给自己贴标签,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1980年代初到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为林希翎提供了一份三年的高薪合同,请她编写关于“五七”的历史书。收入有余裕,她甚至和温州商人合伙做起生意,但事后钱款被骗。没有工作的林希翎,为补贴家用,到处找中餐馆打工,扫大街的活也干过。

  但是,“她从来不缺赚大钱的机会,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楼信达说早在1983年,台湾方面网罗林希翎,被她顶了回去。

  1999年,法国出兵科索沃,林希翎又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导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无条件资助她的法国托洛茨基派的劳动人民党,在经济上对她“断供”。

  “她这个人有点‘傻’,完全不像一个中国人。即使在国外,也很少像她这样直来直去,由着自己意志说话的人。”楼信达感触良深。
 

 入土为安

  离开中国大陆整整26年,林希翎并未斩断和故土的联系。早在2004年年初,林希翎曾返回北京,在临近平安大街的协作胡同,租住了半年,试探平反的可能性。

  “八无八有:无私无欲、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仇无敌;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有胆有识,是林希翎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时献上的挽联。在朱毅看来,这也正是“大姐”的自况。

  在太平山公墓的坟碑上,穆毅飞为林希翎选定的墓志铭,深得家属的认同。这是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我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难以合作,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幸运的是,在民间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谢上苍,在我九死一生之际,总会派出天使,将我救出死亡的幽谷。我也无怨无悔,将身上的十字架背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我妈一生的写照。”楼信达说。

  在牧师的祷告声中,冷风扫过坟堆。六位“五七难友”一一抱过林希翎的遗像,若有所失。他们和林希翎都素昧平生,其中最高龄的叶光庭,已经88岁,而年纪最小的叶孝刚,也已70岁。“你们世人要归回,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牧师诵念着《圣经》,老人们则在风中战栗。

  墓碑上,林希翎和楼洪钟的名字,一红一黑。事前,楼信达征求父亲楼洪钟(林希翎前夫)的意见。这位出身浙江农村的知识青年,当年因崇拜林希翎而与她结婚,如今希望死后能安葬于林希翎的旁边。

  “没有什么比在故乡入土为安更好了。”朱毅对着林希翎的遗像,深鞠一躬。


── 原载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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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流芳
读林希翎的右派经历,有一感想:右派概因“单位”汇报而成:上面获取信息依赖代理人的传来之言(“他说了什么”)和强制性的被代表(“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反右就是一部个人和单位的恩仇录。林希翎所有的犯罪证据无一不是来自“汇报”:校方汇报她的右派言论,她戴上右派帽子在学校接受监督;监督她的同学说她“对抗改造”,她被捕进了监狱;监狱管理人员挟嫌报复,汇报她“恶毒攻击”,她被判重刑。


@王天定
林希翎去逝时,时任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以个人名义送了花篮。这是纪校长的有情有义的地方。


@如梦ru如幻
【幸福与痛苦】1957年5月“大鸣大放”,她在人民大学和北大连续发表6次演讲,大胆直言,被打成学生右派领袖。1959年,她被北京中院判为“反革命分子”,刑期15年。她曾说“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她是林希翎,中国“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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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吴昊:我所知道的林希翎
吴昊 新三届 2017-05-21


作者简介
        吴昊(1934-2014),原名吴元富,北京昌平人。1955年人民大学新闻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1957年被打为“右派”,平反后曾任人民日报社国内政治部主任、总编室主任,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等职。知名杂文家。






本文作者吴昊。





        2009年9月19日,林希翎客死异国他乡。她是55万右派分子(官方数字)中六个没有被改正者之一。



        林希翎用她悲凉、超俗、智慧和屈辱的一生,为那个小得可怜的“右派分子分母”做了最后的“贡献”;中国只要有一个右派,就说明当年的反右斗争是必要的;99.999%的右派改正了,只要还有0.001%不改正,就说明当年的反右斗争只是“扩大化”问题。这就是逻辑,某些人至今仍在坚守的逻辑。正确者永远正确,有理者永远有理。



        历史就是如此。那些遵命书写历史和党史的人,他们永远都会理直气壮地、问心无愧地按此逻辑书写历史和党史。“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这一金科玉律,似乎永远变不了。林希翎—­—这个当年22岁的女大学生,用毛泽东的话说,她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林希翎小我一岁,她1954年、我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她是法律系学生,我是新闻系学生。我们都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我俩不认识,不联系,不接触,但我的被划右派却与她有关系。





林希翎。



        整党之初,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那次整党,是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简称“三害”。我写大字报是想探讨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大字报的标题是“贵族化产生官僚化”,我认为物质生活脱离群众,就要产生官僚主义;文中也有为农民说话处:“合作化太快了,统购统销太死了,老百姓吃不饱。”



        大字报写好后,我没有往外贴,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党员要遵守组织纪律,不能自由主义。可好,我们系里的学生会主席王佩今和我同室,我对他说,“我写好了,交给组织上吧。”他说。“放那儿吧。”过了十几天,王佩今对我说:“你自己贴吧,人家都是自己贴的。”这样,我才把大字报贴了出去。



        巧得很,上午贴出去,中午就是一场暴风雨,把我的大字报吹没了,很少有人看过。党支部开会讨论我的问题,同志们都说我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来,突然有一天,系里开大会,一个同学举着一份油印的材料上台说:“我们系有个吴元富(我的本名),是个漏网大右派,他的大字报登在了林希翎办的《广场》上。”





文艺兵时期的林希翎。



        从那以后,我的问题性质就升格了,成了敌我矛盾了。于是大字报、漫画都来了,连续的大会批,小会斗,直到我低头认罪为止。我的大字报为什么到了林希翎手里呢?原来我们系有个叫韩洪棣的同学,他是林希翎的铁杆,是他把我的大字报抄录给林希翎的;若是没有韩洪棣—林希翎,我还真的有可能成为“漏网右派”。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巧合。



        林希翎鸣放最初是在北大广场。人大和北大相距不远,她是晚饭后散步到北大,见到广场辩论,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的。稍后,她在人大的发言和对她的辩论,全校举行了好几次大会,地点都是在海运仓礼堂;人大校舍当时有三处:西郊、铁一号、海运仓,我们新闻系在海运仓,所以这些大会我都参加了。



        当时我觉得,林的发言,言语犀利,尖酸刻薄,情绪偏激,但她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中央正在倡导青年学生要独立思考,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见解、有思想、有棱角、善于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林希翎第一次发言后,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就分成了支持她的和反对她的两派,支持的占多数。第一次辩论会报名发言的比例是26:8,支持26,反对8。发言的顺序是一对一,讲一个支持的,再讲一个反对的。





批判林希翎的文章。



        会议由学生会主持,主持人一再强调每个人的发言都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以理服人”,但因发言者情绪激动,双方都有不那么冷静,出现了挥舞拳头、高声吼叫的情况。作为学生会,在当时的情况下,能组织那样的大会,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



        开始两次是自由辩论,但后来就不同了,《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社论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引蛇出洞”的部署已经完成,可以明显感到,事情的性质真的起了“变化”。学生们傻乎乎的,不知道。后几次开会的时候,礼堂后面多了一些陌生的面孔,并架起了摄影机,也有人时不时的到前面去摄影,有人说礼堂后面的陌生面孔是中宣部的,也有人说是总政的,还有人说是国家安全部的。总之,没有了开始时候的活跃气氛,多了一些肃穆和阴森。发言者支持林希翎的由多数变少数,由少数变个别,林希翎则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她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已经来临。



      林希翎当时的发言,不仅被后来的历史证明,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就是在当时,许多人也认为她讲的有道理,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她。作为一个年轻人,能有那样的思想,那样的胆识,那样的表达能力,应该说她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林希翎与儿子。



        林希翎的“右派结论”我没有看过,但在2012年第三期《炎黄春秋》胡治安的文章“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一文中,看到了人民大学党委22年后的“复查结论”。复查结论依然认为林希翎是“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



        当年,我几次听林希翎发言,她对社会制度确有看法,有意见,但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人民大学在反右期间曾出版过一本该校的《右派言论集》(后收回),当年林希翎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问题,斯大林问题只是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林希翎与家人。



        她的这种思想,是出于期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实,就是到了今天,谁又能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了?是纯粹的社会之义了?社会主义还在探索,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还在受着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影响,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封建社会的阴影,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个完善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正是我们党的伟大之处,也正是我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林希翎当年的思想,只能说明她是那个时代的超人,她抓住了克服“三害”的本质。林希翎说的社会制度,并非泛指,她说:“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产生‘三害’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制度不好,不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为了帮助党整风,她还具体讲了“人事制度”、“等级制度”、“保密制度”、“官僚机构”等问题,林希翎的发言,半点看不出她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她的心是透亮的、洁净的、火辣辣的,她爱我们的国家,也爱给她知识、使她成长的中国人民大学。



        很遗憾,人民大学党委反右的时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把林希翎定为极右分子。22年后,在做“复查结论”的时候,他们仍然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不给林希翎改正。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有些人就是不变。





1970年代末林希翎在北京。



        此外,林希翎还对胡风问题、肃反问题、民主问题等发表了看法,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历史证明她是对的。和她有类似观点、发表类似言论的右派都得到改正了,就是不给她改正,就是叫她抱恨终生,就是叫她死不瞑目,这对当年一个22岁女大学生,公道吗?正常吗?可思议吗?



        事实让人承认,中国的“老左”确实厉害;他们即使不能左右全局了,但在个别地方,他们还是老大,还可以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些“老左”很会装孙子,常常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他们也是这样那样的“受害者”,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害人虫”,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卡着林希翎,至死不变就是证明。



        林希翎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儿子在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冰箱里只有两个鸡蛋、三个西红柿。在国外,她扫过大街,端过盘子,但没有背叛过她的祖国。在国内,她蹲了15年监狱。1957年,我离开学校时,她没有离开,留校做反面教员。当这个“教员”的滋味,可想而知。她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



        前些时,她的亲属把她的部分遗骸迎葬了她的故土,在她的墓誌铭上有这样的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原来她的痛苦,是因为她的智慧!就这一点来说,她是死得很明白的。





1970年代末林希翎在北京。



        回想当年,我在听林希翎发言的时候,就觉得她偏激,得理不让人。比如,她说“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尽管她解释说“有一部分帨化分子,我说他们是混蛋。”但仍然激怒了台下的一些党团员。比如,她听说有人要查她的历史,她说:“我十几岁参加革命,母亲带着我乞讨,我是在乞讨的路上参军的,当时我们母子俩的财产只有雨伞一把,你们查吧,屁都查不到!”听了,让人感到刺耳。



        林希翎过激的情绪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一方面和她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外界环境对她的影响和刺激有关。举两件事情:



        第一件:林希翎本名程海果,为什么改成了林希翎呢?她是取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所以叫了林希翎。为什么要取这三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呢?原来此前开展的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林默涵、李希凡、蓝翎都是红极一时的人物。林希翎这样做,是符合她的性格的。



        那时,林希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有独立见解,加之她是年轻的女大学生,按现在说就是“美女作家”,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吴玉章校长还特批了一间房子,供她写作。







        林希翎因此有机会接触了一些社会名流,如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张光年、侯镜如、邓拓、张黎群等,她说吴玉章、胡耀邦是她的后台,她比较傲气,好夸夸其谈,生活上也有些不够检点。学生没钱,她说她常和这些大人物要钱花,并说有时掏他们的口袋。



        1956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批评她的文章,题目是“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都是非常尖刻的,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文章还配发了漫画,漫画的标题是“加冕”,一个年轻的女人用双手把“青年作家”的桂冠举在头顶上,面目十分可憎。



        文中用了这样语言:“灵魂深处长着脓疮”“吹嘘和欺骗”“东抄西节的拼凑了一篇草稿”“剽窃”“小小的欺骗”“更为肮脏的手法”“冒充”“毛孔眼儿里都冒出了资产阶级思想的铜臭味”“七拼八凑、东抄西录,集烦琐、庸俗和错误的大成的东西”,文章的内容几乎都是片面的、不真实的、没有核对过的。



        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这样对待年轻人不妥,无益。可好在院子里碰到了系主任安岗同志,我向他说了我的意见。安岗同志说,你可以给《中国青年报》写个意见,后来我真的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封信,但没回音。再后来,再听说胡耀邦同志批评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为了挽回影响,请林希翎以该报特派记者身分到大西北采访。





林希翎与友人在巴黎。



        这件事情尽管有关方面在事后进行了补救,但在林希翎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一个年纪轻轻、风华正茂的女孩子,被人说成是这样污秽,这样丑陋,这样无耻,这样不可救药,而且是在《中国青年报》这样知名度很高的大报上公开发表,她在心灵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后来做了补救,《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事实和教训”的编辑部文章,作了检讨,但林希翎的情绪仍然不能平静,就像一个无辜的人被人打了黑枪,伤痛是永远的。



        第二件:林希翎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不知法律系的党团组织出于什么考虑,自从林希翎在北大发言以后,她的活动,系里总会派人跟着她。她说:“我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人大已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宣布我是反革命,晚上到公园都有人监视我。”



        林希翎不管参加什么会,法律系都派两个人跟在她后面,在她讲话之后,跟着她的那个女人就会走到前台说:“程海果(即林希翎)同学的讲话,不代表我们系的观点,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她自己负责。”每次皆如此。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对这种做法,都会感到反感的,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总有人在后面跟着呢?难道这不是一种耻辱吗?







        有一次她在会上说:“对于我,大家不要担心,我很安全的,我身后有尾巴跟着,他们就像特务一样,我的行踪,他们比你们清楚。”接着她会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被林希翎称为“尾巴”的那两个人,我至今还记得,特别是那个女的,穿白上衣,黑裙子,一副木雕脸,没有表情,似乎不会笑,每次会议结束时,都是她走到前台,像留声机一样重复那几句话。我当时就很想不通,这两个人代表谁?行使的是什么使命?



        到了六月中旬,各教研室、各系的右派不断被挖出,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每天就像丟了魂似的,四处申冤,我找过系领导,找过校党委,也找过北京市高校党委,都没用。



        6月13日,党支部通知我到铁一号开会,我一头雾水,不知开什么会。到那儿以后才知道,是批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讲师章奇顺,章教过我的课,我对他印象尚好。林希翎也去了,当然还是那两个“尾巴”跟着。林希翎和章奇顺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章奇顺在课堂上讲过铁托的观点:“社会主义就是对人的关怀”,他例举中国的人民公社让女社员把奶水喂猪崽,说这是不人道的。林希翎同意章的说法,于是俩个人成了“臭味相投”。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林希翎走上台,那一天,她穿了一身洗得快成白色的旧军装,两个小辫系了两根白布条,她非常悲戚地说:“今天是林希翎事件一周年,我心里很难过。去年的今天,他们在人格上搞垮我,说我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今天她们又在政治上打倒我,说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说的都是鬼话,我热爱党,热爱我们的国家,历史会证明,我林希翎是无辜的。”她谈了她的一些观点、看法、意见,经过这些天的辩论、批斗,她一点都没有变,对于章奇顺,她一句话也没说。



        她说完以后,跟着她的那个像幽灵一样的女人照例走上台,照例说:“程海果(即林希翎)同学的讲话,不代表我们系的观点,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她自己负责。”林希翎依然是不屑地看着他们一眼,依然回报了一声轻蔑的冷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林希翎,以后,听说她在宿舍里(她住的是单间——吴玉章批的)总是脱得光光的,同学中传说她是流氓,其实她是在反抗,每天都有人骚扰她,揪她,斗她,不厌其烦,她才脱得一丝不挂,把那些人拒之门外。再以后,听说她被判刑了,住监狱了,再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胡耀邦说林希翎是“最勇敢最有才华的青年”,林希翎在纪念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时,为耀邦题“八无八有”:







        无私无欲   无怨无悔   

        无辜无奈   无仇无敌

        有心有肺   有情有义   

        有肩有骨   有胆有识



        有人说林希翎是在写她自己。



        2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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