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有0个人次参与评价】

智利人,向皮诺切特说不

智利人,向皮诺切特说不

智利人,向皮诺切特说不
https://mp.weixin.qq.com/s/WJewUuOeMpaWLAzmHD42lQ

重温 | 智利人,向皮诺切特说不

原创: 潘沙  东方历史评论  今天
撰文:潘沙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一枚铁钉可以灭亡一个帝国,一支广告亦可掀翻一位独裁者。2012年,《智利说不》火遍半个地球——毫不起眼的广告人,透过电视短片,将统治智利十余年的皮诺切特将军拉下马。这并非天方夜谭,1988年这一幕确曾上演,只不过,真实历史远比电影复杂得多。


电影海报

1

总统、歌手与诗人之死

纵观历史,在皮诺切特被绑上独裁者的耻辱柱之前,智利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

然而,1970年大选前夕,这片土地危机四伏。政治舞台是残酷的,在冷战的铁幕下,偏居海隅的智利不经意间也成为了美苏争霸的前沿阵地。美国长期担心,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一旦当选,将会倒向苏联,将智利变为“第二个古巴”,乃至掀起整个南美洲的红色浪潮。中情局为破坏选战煞费苦心,甚至不惜参与谋划了刺杀智利武装部队总司令施奈德将军的行动,却仍阻挡不住阿连德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

阿连德走马上任之际,坚称尊重智利的政治传统,但菲德尔·卡斯特罗长达三周的造访、切·格瓦拉雕像的竖立以及智利工人高唱的古巴国歌,令西方世界对智利“向左转”的倾向深信不疑。欢欣鼓舞的左翼力量,也加剧了欧美对智利扮演社会主义阵营桥头堡的恐慌。1971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聂鲁达,既曾是智利共产党的主心骨,也是阿连德的挚友。1970年大选之时,为了壮大阿连德的声势,他主动放弃了候选人资格,游走全国各地为好友拉票。与聂鲁达并肩作战的还有抗议歌手维克多·哈拉,这位智利乐坛旗帜为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创作了一曲《我们必胜》,大选当日80万左翼支持者齐声唱出心底的呐喊——“我们必胜,我们必胜,一千条锁链将被打破,我们必将战胜苦难!”文艺圈两位顶级明星的助阵,令外界产生一种错觉:得票率不足四成的阿连德,将摇身变成智利人的天选之子,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


阿连德

根据基辛格的回忆,美国政府对阿连德一贯持有敌视态度,后者的就职典礼上,尼克松仅派助理国务卿露面,口头传达了祝贺,简直是外交上的羞辱。而且,美国人不甘于做表面文章,切断短期贷款、散布抹黑材料以及策动军事政变的连环招数接踵而至。在中情局资金支持之下,智利最大反对派报纸《信使报》成了丑化阿连德的急先锋,生活淫乱、饮食奢华、身体欠佳的污水不停地泼向总统。

阿连德无暇顾及这些私生活的诋毁,他面临着更大的困局。上任伊始,他向民众承诺“革命不需要人民做出牺牲”。他向铜矿公司开刀,大胆分割美国资本的蛋糕,同时大幅提高工人待遇,足见其雄心大志。改革之初,智利失业率降到历史新低的3.8%,全国上下赞不绝口。可惜好景不长,美国经济制裁带来恶果,物资短缺成为智利人最沉痛的记忆——食糖、咖啡甚至卫生纸都成了最紧俏的商品,排队的人群挤满街头巷尾,牛肉也供不应求,政府被迫规定了“无肉日”,呼吁人民共度时艰。但中下层人民更看重眼前利益,物资短缺导致人心惶惶,许多家庭主妇坐不住了,每日敲着空锅上街游行,卡车司机、农民与零售商罢工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选票上的SI与NO,决定了智利的命运

万般无奈的阿连德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延请军人出山控制局面。严格来讲,这并不是开门揖盗之举,起初入阁的卡洛斯·普拉茨将军属于温和派,还曾亲自出马挫败了一桩下层军官的叛乱。然而,他莫名卷入了一起交通琐事,引发军人妻子的抗议,在屈辱中黯然辞职并退役。阿连德举荐了首都圣地亚哥的卫戍司令皮诺切特,坚信他能够捍卫宪法,扶大厦于将顷。孰料,一个多月后,这位新任陆军总司令,就将总统置之死地。

皮诺切特在青年时代就是智利军队的风云人物,以行事果敢著称。在物色颠覆阿连德政权的人选之际,美国人看中了他的枭雄潜质。1973年初,中情局将他的家人秘密送往巴拿马美军基地,解除了政变的后顾之忧。与这一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50%,物价上涨了9倍,拉·莫内达宫(智利总统府)已是山雨欲来之势。

阴谋在1973年9月11日拉开大幕,黎明时分皮诺切特的部队四下出击,占领电台,将“军人救国”的消息传遍各省。掌控住局势的军方,向阿连德隔空喊话,要求他搭乘飞机出逃。不过,这位民选总统显露了血性,断然拒绝离开他的人民,选择以死捍卫尊严。在战斗机的轰炸下,总统府沦为一片火海,阿连德以身殉职,据说陪他走过生命最后一刻的是卡斯特罗所赠AK-47步枪。总统饮弹自尽还是死于交火,一直扑朔迷离,2011年的法医鉴定报告支持前者,争论才逐渐消弭。

与阿连德共赴国难的是歌手哈拉。早在聂鲁达荣获诺贝尔奖的庆祝大会上,他与诗人就一道提醒民众,警惕军人政变。政变当日,他原本计划前往国立理工大学陪同阿连德出席一个展览的开幕式,却在路上得知了军人暴动的噩耗。尽管明知凶多吉少,哈拉依然没有回头。他与师生们被封锁在校园,随即被军方带走。数日之后,附近居民发现了6具遍体鳞伤的尸骸,其中之一就是哈拉。他的妻子闻讯赶来,几乎晕厥过去——胸部全是枪眼,腹部有一道划开的伤口,双手扭曲地挂在胳膊上,手腕似乎已经折断……歌手死前遭遇了何等恐怖的折磨,恐怕无人可知。


歌手哈拉

一周之后,聂鲁达也随老朋友阿连德与哈拉而去。政变消息传来,罹患前列腺癌的诗人在病榻上挣扎着为总统写就愤怒的挽歌——“除了那颗伟大的心,没有任何人与他做伴”。而在诗人溘然长逝后,拉丁美洲文坛另一豪杰马尔克斯则这样追缅——“巴勃罗不是死于幻想的破灭,但他离去时,确实饱含深深的失望。假如他能早一点去世,他的感受会好一些。”多年以后,人们怀疑,诗人也死于军政府投毒。无论真相如何,总统、歌手、诗人相继死于乱世,智利左翼在短短三年里从巅峰跌落,总令人唏嘘不已。

2

芝加哥弟子的功与过

9·11政变后,智利进入军政府时代,皮诺切特施展铁腕,压制了反抗力量,以暴力抹平阿连德的痕迹。他擅于利用人民的仇怨,将过去几年的种种不幸都推给“谋求私利”的政客们。在他的宣传语境里,包藏私心的政党为了上台,用漫无边际的许诺欺骗了民众,只有“热爱祖国”的军人能够逆转局势。然而,甩锅毕竟只是权宜之计,阿连德留下的经济烂摊子,让口口声声“重建祖国”的军政府挠头不已。

皮诺切特亟待争取的,并非在罢工前线的底层人民,而是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精英。他曾坦言,智利不属于无产者,而是一个企业家的国度。正在此时,一份国家变革计划进入他的视线,它的制定者是一群出身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们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似乎是一剂医治时局的良方,皮诺切特迫不及待地伸手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其实,早在1956年芝加哥大学就与智利天主教大学达成合作,互派访问学者与深造学生。近二十年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悄然间在智利桃李满天下,一直在寻觅成为政府顾问的机遇。1974年,与芝加哥经济学派过从甚密的哈耶克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掀起一阵自由主义热潮,也坚定了皮诺切特变革的决心。他邀请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亲赴智利,在一场仅有45分钟的会面之后,著名的“休克疗法”逐渐成型。此后,至少25位有着芝加哥学派背景的经济学家先后为智利政府效力,占据了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这些人被称为“芝加哥弟子”,他们开展了世界上第一场新自由主义实验。

在某种程度上,“休克疗法”就是阿连德政策的逆运算。在芝加哥弟子建议下,智利向世界经济敞开大门——将阿连德时代收归国有的企业重新私有化,价格低廉的公开招标令许多跨国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削减关税保护,降低进口壁垒,致使外国资本杀出回马枪,再度活跃在商品市场;镇压工会势力,吸取阿连德被罢工所累的教训,为企业顺畅运转保驾护航。


赞成阵营打出了“家与国”的旗号,提醒选民珍惜宁静生活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一系列政策存在显著缺陷,几乎令国内企业无力抵抗外资洪流,长远来讲无异于饮鸩止渴。不过,“休克疗法”本身定位就是非常时代的非常手段,1976年起智利经济就逐步还魂,在1982年之前保持了年均7%的高速增长。拉丁美洲国家对单一产品出口的普遍依赖,在智利也有所缓解,铜产品不再是占比过半的出口命脉。阿连德时代挥之不去的通货膨胀噩梦,也一度被芝加哥弟子控制在10%左右。皮诺切特治下的经济增长,被誉为“智利奇迹”,在国际领域广受吹捧,撒切尔夫人都不禁心向往之,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饱受经济动荡之苦的拉丁美洲国家更是紧跟智利步伐,争相开启了新一轮变革。新自由主义实验的短暂成功,令芝加哥学派出尽风头。1976年弗里德曼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的舒尔茨与1982年的斯蒂格勒续写了神话。

然而,对于整个芝加哥学派,乃至所有新自由主义鼓吹者而言,一个尴尬问题避之不及——那只看不见的手,为何与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相辅相成?一边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一边是杀伐专断的独裁政府,两者在智利的诡异结合,确实令外界一片哗然。被视为自由世界精英的经济学家,为千里之外的“暴君”保驾护航,对学术界而言,是离经叛道之举。


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

芝加哥学派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弗里德曼,他被冠以“操纵智利经济的思想设计师与非正式顾问”的头衔,所到之处尽是骂声。1975年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团体频繁组织抗议,欲将弗里德曼逐出校园,《纽约时报》也讥讽他是“军阀政府经济政策的指路明灯”。1976年弗里德曼载誉而归,却无法赢得尊重。诺贝尔颁奖之日,《华尔街时报》社论露骨地攻击道:“即便只有微微小的机会能以秘密法西斯主义者以及虐待狂的罪名,击毙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即便是诺贝尔获奖者也都会如我们看见的一样,忍不住想要扣动扳机。”在正式的颁奖仪式上,5000多人的抗议团队将通道围得水泄不通,弗里德曼不得不从取道后厨狼狈地溜入典礼现场。是非曲直,自是各有立场,但弗里德曼的遭遇,至少提醒了后来者,经济学家也少不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正当弗里德曼为非议缠身苦不堪言之时,他的休克疗法也遇到了瓶颈。1980年代,拉丁美洲进入“失去的十年”,在区域性经济危机的浪潮侵袭下,智利未能幸免。休克疗法红利期一过,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涌现出来。民族工业成批倒闭,失业率屡攀新高,货币贬值导致外债飞速增长,金融机构行将全面崩溃,军政府无奈之下只能不停接管企业。1982年经济危机达到高峰之时,皮诺切特沮丧地觉察到,在某些领域,军政府治下的国有化程度甚至超过了阿连德时代。幸运的是,危机没有持续太久,新自由主义的招牌不至于被现实砸得稀烂。但是,“智利奇迹”时代的高速增长势头一去不复返,中下层劳动力的工资也持续陷于低水平。失去经济腾飞的鸡血,铁腕镇压就成了皮诺切特维系统治的常规武器。


3

SI or NO

长久以来,皮诺切特被贴上“暴君”标签,根源在于对左翼的清洗。

政变的第二日,皮诺切特就宣布智利进入战争状态,对内全面戒严,解散议会、取缔政党、暂停工人运动等举措令国家陷入死寂。除元旦之外,“戒严”在智利绵绵无绝期,军政府每隔半年就重新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在1970年代几乎未曾中断。1976年颁布的《制度法》规定,在国家遭遇潜在颠覆活动的时期,总统有权控制新闻、没收财产、审查信件以及禁止集会。凭借此法,皮诺切特获得独断专行之权。


1973年,皮诺切特在政变后

在谋划颠覆阿连德政权之际,中情局就曾列出一份“清洗者名单”,囊括了被怀疑与左翼工会、农会、民权组织有关的两万多个名字。9·11政变当日,军方控制住局面后,就开始大肆抓捕,前前后后有多达4.5万人被军营、医院、体育场甚至停泊在岸边的军舰上接受审讯,不少人因“试图逃跑”被当场射杀。曾举办了1962年世界杯决赛的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政变后沦为人间地狱,7000余人在此遭遇严刑逼供。美国激进记者查尔斯·霍曼就是在此地“失踪”,他的悲剧在1982年被导演加夫拉斯拍成电影《大失踪》。这部斩获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并收获两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不过,迟至2015年,才有两位智利情报人员因卷入霍曼失踪案被判谋杀罪。

根据1975年智利内政部公布的数据,在政变后的一年半里,军政府逮捕了41795人,其中27438人被释放,9167人被驱逐出境,另有1557人接受了法庭审判。这些数字尚能披上“非常时期”的外衣,其后的镇压就是无可争议的暴行了。

1974年皮诺切特委派孔特雷拉斯组建国家情报局(DINA),麾下掌控着4000多个下属机构与庞大的情报网。孔特雷拉斯的部下只对皮诺切特忠诚,堪称“智利的盖世太保”,他们对内制造恐怖氛围,四处搜捕疑似左翼的“危险分子”。大批左翼人士被关押在靠近南极的拘留营,2.8万人被驱逐,超过20万人因对国家前景失望而流亡欧美。

久而久之,军政府内部也滋生了对总统的反感情绪,古斯塔沃·利将军多次表达了皮诺切特日益专横的不满,结果在1978年遭到免职。皮诺切特感受到了政坛积蓄的敌意,伺机疯狂报复,触手渐渐伸向了国外。1974年,他的老首长卡洛斯·普拉茨将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中罹难;1975年,曾在智利政坛十分活跃的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贝尔纳多·莱顿在罗马街头遭遇枪击;1976年,阿连德时代的外交部长奥兰多·莱特列尔死于华盛顿街头的汽车爆炸案,不久之前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自由的可怕钟声》,斥责皮诺切特的经济变革;1982年,劳工领袖希门内斯因反对军政权言论遭到暗杀;同一年,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在胃病手术后神秘离世,此前几年他因坚持推动民主化进程与军政府分道扬镳。2004年智利政府开棺验尸,证实弗雷死于小剂量的芥子气与铊中毒。


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死于小剂量的芥子气与铊中毒

笼罩在阴影之下的不止是昔日政要,施暴者也不止是皮诺切特的心腹。时至今日,南美军政府时代尚待揭秘的一大谜团,就是秃鹰行动。各国对这段阴暗历史讳莫如深,根据目前解密资料,至少有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参与了施暴,这五个国家相互交换左翼情报,不时组织跨国抓捕,而智利正是这些镇压行动的核心。究竟多少人在秃鹰行动里丧生,至今仍无法估量。但依据已曝光的案例,电击生殖器、浸入污水池、塑料袋罩头、香烟烧灼、反绑吊打、强迫咽粪喝尿等酷刑皆是行动中的家常便饭,其残暴可见一斑。1992年的统计显示,皮诺切特执政的时代,至少有2095被特殊司法处决或拷打至死,另有1102人失踪,近年才陆续发现埋有大量尸骨的无名墓穴。

多年高压统治下一直不得喘息的左翼,渐生恐怖主义苗头。1986年,在皮诺切特前往郊区别墅途中,“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发动袭击,火箭筒、轻机枪与手榴弹齐发,独裁者却逃过一劫。原来,一直怀有戒心的皮诺切特,每次出行备有5辆高级奔驰防弹车,袭击者仓促间认不准目标,功败垂成。这个左翼恐怖组织,1993年还曾策划了中国大使馆爆炸案,以“惩罚”中方对皮诺切特访华之行的热情招待。以暴制暴无疑是下下策,但袭击还是令皮诺切特大为震惊。正是在这一年,迫于内交外困,智利取消了戒严状态,允许流亡者归国,逐步释放政治犯。一系列政治松动,无疑传递了一个信号,民主化或许不再遥遥无期。

此刻,摆在智利人面前的,是一个关乎国运的抉择。1980年,在一次被严密控制的公民投票后,皮诺切特操纵的新宪法出炉。这部宪法赋予独裁者莫大的权力,但也为“恶龙”拴上了一条锁链——1988年,智利将举行一次全民公投,若皮诺切特获胜,将继续执政至1997年;若他最终落败,1989年的总统大选将重新遴选国家未来的掌舵人。当1988年慢慢临近,为民主奋斗的智利人明白,全民公投是未来十年里翻盘的唯一机会。那张再简洁不过的选票上,SI(赞成)与NO(否决)两个单词,将国家前途引向命运岔路口。


4

智利人可以说“不”

对于军政府的残暴行径和人民积蓄已久的反抗情绪,皮诺切特无法熟视无睹,但他自恃有两张底牌——一是非凡的经济成就,“智利奇迹”成为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模板,艰难挺过1982年危机后,虽然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各项统计数字趋向平稳。在皮诺切特眼里,只要还有面包与红酒,人们就不会冒险回到枪林弹雨的街头政治;二是美国人的支持,他们在门户大开的智利市场满载而归,似乎没有理由抛弃忠实的伙伴。

然而,事情在悄然变化。第二个任期里,里根为拉丁美洲事务焦头烂额,哥伦比亚毒枭“洗劫”着美国财富,伊朗门牵出的尼加拉瓜问题更令总统颜面扫地。1980年代以来,民主之风拂过南美,昔日占据半壁江山的军人政权,如今只剩下皮诺切特与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一面为自由人权摇旗呐喊,一面暗地投资独裁政府,本已陷入舆论漩涡的里根在深思熟虑后改弦更张,转而为智利反对派输血,游说国会拨出100万美元资助智利民主事业。1985年美国更换驻智利大使,以支持人权著称的哈里·巴恩斯走马上任,标志着皮诺切特彻底失去了里根政府这个后盾。日后,巴恩斯的言论与举措不止一次戳到军政府痛处,被皮诺切特怒斥为“肮脏哈里”。

一个略显无情的事实是,二战后拉丁美洲各国的转折时代,美国往往扮演着幕后推手,连智利这般以百年民主传统为傲的国家也不能例外。只是,纵使国际环境对民主再有利,欲将独裁者掀翻在地,也需要一批勇敢的智利人亲手捅开这层窗户纸。

失去里根政府的靠山后,在国内外压力之下,皮诺切特被迫摆出了些许怀柔姿态。他取消了长达15年的国内紧急状态,允许流亡者回国参政,部分恢复新闻自由。皮氏敢于如此行事,大抵由于智利素有多党制传统,他的反对派众多,但是理念各不相同,有些还曾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他看来,公投胜券在握的情形下,松开的拳头与挤出的微笑能赢得国民的好感。

可是,再坚实的堤坝,一旦裂开一条缝,就难保洪水不会汹汹而来。反对派固然不是铁板一块,但共同目标不言自明,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位领袖。早在1982年经济危机,反对派就曾尝试过联合行动,他们将每个月11日定为“抗议日”,鼓动民众上街争取权益。皮诺切特数次下令全副武装的军警向示威者开枪,才压制了事态。1988年2月2日,在埃尔文、拉戈斯与阿里亚加达等人的努力下,群龙无首的16个党派放下芥蒂,共同组成“各党一致否决联盟”(NO),推举埃尔文为指挥者与发言人,向皮诺切特发起挑战。否决阵营成型后,两大疑问一直萦绕身边:公投能否如期举行?投票结果是否能被军政府认可?不到最后一刻,答案都无法揭晓。


否决阵营在国旗画上NO,大胆表达反抗情绪

有了强劲的对手,皮诺切特不敢怠慢,罕见地拖着年迈之躯四处演讲。当然,他还握着最有力的武器——对电台宣传的垄断权。在1988年的大半时间里,军政府铺天盖地的自我标榜占据了各大电台的黄金时段。公投之前,仅在国家广播电台一家,就发布了8458条不利于否决阵营的简讯。即便在最客观的天主教大学电台,也仅有4%的内容为否决阵营造势,而高达45%的内容是政府宣传。

当公投日期终于锁定在1988年10月5日,皮诺切特才给了否决阵营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公投前一个月,两大阵营的宣传短片轮流在电视台向全国放送,电影《智利说不》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宣传短片里,双方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基调——赞成阵营回首过去,勾起人们对动荡时代的深深恐惧;否决阵营望向未来,为公众描摹走出独裁的美好前途。

赞成阵营的宣传片,往往以阿连德时代的街头暴动为切入点,燃烧的汽车、破碎的橱窗、颓圮的房屋、骚动的人群充斥着摇摇晃晃的镜头,重现了左派执政的无序。画面一转,皮诺切特时代在齐声高歌中呼之欲出,各项经济成就铺陈而来,繁荣与秩序成为主旋律。一个版本里,皮诺切特被描绘为“共和国之父”,他用雄浑的嗓音说道:“1973年9月11日,我以身犯险,为国家和平而战,你们才有今日之自由!”

相形之下,否决阵营的宣传片几乎没有什么压迫感。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智利,幸福将至”,无意丑化皮诺切特,比军政府的宣传更有气度。在优美舒缓的背景音乐里,奔驰的骏马、载歌载舞的青年、滑稽的小丑、亲昵的母女构成一幅温馨画面。没有威胁,没有说教,但推开的门、重逢的亲友、出租车上LIBRE(自由/空车)都暗示着皮诺切特倒台后的精神解脱。即便宣传片播出时间被刻意选在了深夜,仍有惊人的65%收视率,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一档节目。我们很难量化宣传短片对于民众选择施加的影响,但民意调查数据不会说谎。1988年6月,否决阵营以38%对39%支持率的微弱劣势落后,当年9月他们已经以58%对27%遥遥领先。

胜利天平在不知不觉中倒向否决阵营,但皮诺切特仍对获胜充满信心。公投当日,745万智利公民走向台前,在SI与NO之间做出了抉择,1000多名外国记者与400多位各国政要蜂拥而至,共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最初的投票统计显示,皮诺切特稍占优势,但此后的几小时里,官方突然默不作声。人们猜到了潜台词,否决阵营很可能逆袭成功,不禁担忧军政府是否会轻易认输。

从事后披露的资料来看,皮诺切特果真不肯放弃,要求军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重新掌控局面。然而,独裁者不曾想到,变生肘腋,空军司令费尔南多·马太站出来,捅了他“致命一刀”。午夜时分,这位军政府权威人物对苦苦等待的记者们轻描带写地通告:“否决阵营赢了,我们保持着冷静。”等待了15年的反对派此刻却再也无法冷静,智利陷入一片狂欢之中。显然,军政府内部已因投票结果四分五裂,一个司令不服气地叫嚷:“我们打了一场败仗,却没有输掉战争!”

沉默良久后,皮诺切特终于在电视里露面,他宣布,“公民投票结果将受到尊重”,但随即强硬地表态,军队仍将是智利未来的领路人。54%的否决阵营得票,让独裁者交出了政权,但皮诺切特依然牢牢把持着军权,直至1998年。此后十年里,双方的较量不再是选票的SI与NO,而是政治舞台的激烈博弈。


5

正义远未降临

1990年3月11日,帕特里西奥·埃尔文入主拉·莫内达宫,智利喜迎17年来首位民选总统。新总统将就任典礼定在了国家体育场——皮诺切特时代拷打审查政治犯的地标性建筑,他借此表明与军政府决裂的信念。然而,从这一刻到皮诺切特离世的2006年,智利先后四任总统里,既有否决运动的领军人物埃尔文与拉戈斯,又有父亲被独裁者所害的弗雷与巴切莱特,阿连德之女与莱特列尔之子也曾在政府担任要职,这些昔日的最坚定反对派,在16年的时间里却无法彻底清算独裁者及其部下的罪行,可谓政坛一大奇景。

甫一上任,埃尔文就委派著名律师劳尔·雷蒂希组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皮诺切特时代的人权罪行。早在独裁时代,智利教会就曾秘密收集独裁政权受害人的口述资料,为委员会的取证铺平了道路。1991年,在4000多份证词基础上,委员会发布了长达887页的报告,又经历数年整理,确认军政府时代被非法杀戮及失踪的受害者为3197人。埃尔文总统在电视上代表国家公开道歉,请求受害者家属的原谅。


埃尔文总统

令公众大为不满的是,官方公布了受害者档案,却隐去了作恶者的姓名,令法律和道德上的清算无迹可寻。委员会重点调查了遇难者信息,对经历拷打监禁的幸存者却过问甚少。更有甚者,在补偿方案里,死于军方审讯或自杀的罹难者家属能够拿到一定数量的抚恤金,而幸免于难的人,无论在狱中遭遇何等折磨,都无法得到赔偿。种种不合理现象,自然难以平息民愤。事实上,在独裁时代不可计数的人权案件里,仅有少数几桩被追查到底,最知名的当属包括莱特列尔案。此案发生在华盛顿,遇难者里有美国公民,牵出智利国家情报局在境外的嚣张行动,案件得以彻查,一大半的功劳要归于美国政府和媒体的穷追不舍,而智利本土的罹难者难以拥有这份幸运。

埃尔文总统进退维谷,他的苦衷不言自明。皮诺切特虽交出总统之位,却牢牢把持军权,最高法院的终身法官大半由他任命。不仅如此,军政府叫嚣着1973年之后的镇压是非常时期的爱国行为,却也早就修好了后路。1978年颁布的《大赦法》规定,军人不必为“内战状态”之下的失踪、虐待和非法杀害案承担责任,许多物证被暗地里销毁。权势不能压制对手,证据又难言充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个名字,就足以表达埃尔文的初衷——追寻真相,继而达成全国和解,忘记旧日伤痕。

况且,皮诺切特时刻不忘敲山震虎。1991年末,他借口军事演习,在政府毫不知情的状态下,突然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调动部队进驻军营,不禁令人回想起1973年的那场政变。1993年皮诺切特之子卷入军火腐败案,42位将军身穿作战服在总统府前集会抗议,再次迫使民选政府让步。对待军政府罪行,埃尔文的关键词是“和解”,皮诺切特的关键词却是“遗忘”。在一次采访里,他用了一个蹩脚的比喻:“莫问燃烧火堆里的是橡木、胡桃、松枝或是桉木,浇上一桶水,问题迎刃而解,我们得学会遗忘!”1995年,在9·11政变22周年之际,他居然近乎威胁地说道:“人们最好保持缄默与遗忘,忘记过去,就不会衍生新的罪恶,亦不会令人锒铛入狱!”

智利政府选择妥协,国际社会却期望早日惩办真凶,率先发难的是西班牙。1998年皮诺切特辞去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智利终于挥别长达25年的阴影。昔日独裁者饱受背伤折磨,在卸任后前往英国接受手术。马岛战争期间,皮诺切特暗中帮助撒切尔夫人,铁娘子对此感恩戴德,热情招待了老朋友,与之把酒言欢。孰料,手术过后,在病床上刚刚苏醒的前独裁者就收到了一张西班牙逮捕令,配合行动的伦敦警方将他就地拘留。


在舆论宣传战里,双方各显神通,否决阵营最终占据上风

原来,在智利独裁时代,有数名西班牙公民遇害或失踪。趁着皮诺切特出国,西班牙法官加尔松以谋杀、恐怖主义、非法结社、施加酷刑等罪状起诉了他,希望在欧洲将其绳之以法。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加拿大等国随即跟进,都声称本国公民曾在皮诺切特时代遭遇虐待或杀害,要求引渡首恶。

此案一出,举世哗然。撒切尔夫人等保守党人多方奔走,指责英国政府背叛老朋友,忘记马岛战争之恩。西班牙遭遇多国舆论的诘难,理由令人尴尬——1975年独裁者佛朗哥去世,葬礼上只有皮诺切特一位大人物撑场面。西班牙热衷于追讨智利独裁者的旧恶,对佛朗哥的暴行却以《遗忘公约》敷衍了事。相较而言,智利更为难堪,虽然许多政要恨不得将皮诺切特置之死地,但皮氏仍是智利终身参议员,政府必须对他负责。于是,一幕奇观上演,当年将皮诺切特赶下台的政敌们,此刻在国际舞台奋力营救他,不惜以撤回外交人员、断绝邦交来迫使英国与西班牙让步。1988年否决运动的功臣阿里亚加达亲笔撰写了《正义之上》一文,向国际社会解释智利的苦衷:“从独裁过渡到民主,不是司法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在国内重建和平,令朋友与昔日敌人和平共处……”

在被关押503天后,皮诺切特由于患有脑部疾病不适合出庭而被英国释放。在国际谴责之余,逐渐站稳脚跟的民选政府决心将独裁者送上法庭。时任总统拉戈斯,当年因在镜头前控诉皮氏被奉为英雄,此刻成为司法界的强大后盾。主审法官胡安·古兹曼以一篇《智利所发生的真相、正义与和解》的演讲打动人心,他警醒世人,为昔日受难者伸张正义,才能令如今的公民免于恐惧。案情一度朝着公众期盼的方向发展,最高法院剥夺了皮诺切特的豁免权,指控他犯下57项谋杀罪和18项绑架罪,并应为秃鹰行动的罪恶负责。然而,轻度老年痴呆症成为昔日独裁者最后的保护伞,审判始终无缘进行。2006年12月10日,皮诺切特因病离世,所有追查戛然而止。对于独裁者而言,真相、和解、审判、惩罚皆已无意义。对于死难者而言,昭雪易得,复仇难觅。



迟到的正义并非正义,而在智利的后皮诺切特时代,正义甚至没有迟到的机会。

TOP

发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