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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兴起,发光》系列纪录片第二集《人民的同行者》

《兴起,发光》系列纪录片第二集《人民的同行者》

《兴起,发光》系列纪录片第二集《人民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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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视频]《兴起,发光》系列纪录片第二集《人民的同行者》

原创: 大E&小E  憶平方E2studio  2016-06-26


他是1999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千言万语》中黄秋生主演的甘仔,他是2006,2007年徐州市十佳志愿者,他是2011年度《亚洲电视》评选的感动香港十大人物。他身上有诸多头衔,也集多种身份于一身。音乐唱作人,社会行动家,洋雷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者,意大利人,香港永久居民。而他自己,自称是中国人,流浪者。

2016年4月13日下午,我们在香港学联办公室的左半边对甘仔进行了2小时的采访,他回头环顾了办公室四周,对着镜头,缩了一下脑袋,小声说出了自己是中国人。办公室另一边,甘仔建立的居留权大学正在给非洲难民上课。

我问他,当神父有没有后悔过,他说没有,同时又露出得意的坏笑,像老顽童似地说:“我整蛊了我妈妈。”

八岁就想当神父

1948年10月10日,与辛亥革命同一天,甘仔在意大利米兰出生。那是有钱人的地方,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经常周济另一个地方的贫穷人。父亲是名工人,在一家工厂工作了40多年。母亲为了照顾兄妹俩放弃了工厂工作,在米兰开了一间鲜奶店,她酷爱音乐,无论是在店里还是在家里,总是一边播放着音乐,一边跟着唱。受母亲的影响,甘仔从小就爱唱歌,8岁加入了米兰大教堂的圣诗班,有一天,从教堂回来,跟妈妈说:“妈咪,我将来要做神父。”妈妈高兴坏了,拿起电话通知所有的亲戚朋友:“我家甘仔要当神父了。”

1962年,14岁的甘仔进入修院,成为一名修士,1963年被选入诗班唱高音部。有天,为准备一个世界各国各州的展览,老师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甘仔所在的组负责亚洲,甘仔本人选择了负责中国的展览。那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1963至1967年间,甘仔组过三个合唱团,也组织过地方音乐节。1969年与一群10来岁小朋友参加野外旅行中,写了人生第一首歌《撒玛利亚妇人》(La Samaritana)。

1967年,甘仔19岁,进入宗座外方传教会,一直到1974年,26岁被按立为晋铎,被差派到中国做神父,不是在意大利。按照意大利做神父的传统,神父可以一辈子与父母住一起,照顾父母。甘仔没有满足母亲的期待,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不能留在身边照顾自己,母亲有些失望,甚至觉得甘仔在整蛊她。甘仔谈到这里,活像个大小孩。随着岁月的流逝,父母慢慢接受了现实。甘仔妹妹也受甘仔的影响,在意大利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梵二会议,拉美解放神学影响了甘仔一生

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罗马天主教会在教宗诺望二十三世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Vatican Council,拉丁文:Concilium Vaticanum secundum,简称梵二会议。)梵二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发起了教会内部的革新以及教会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包括与无神论者对话,与佛教,伊斯兰教对话,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与共产主义对话等,同时要追求人类的共同福祉,追求共善(CommonGood),教会可以成立慈善机构,尤其以服务贫苦者为目标,服务人类,而不是受人类服事;拯救人类,而不是审判人类。

甘仔极其欣赏诺望二十三世神父,在他那不到八平方米的单人公屋(每月交租340港币)墙壁上,贴着教宗诺望二十三世的海报。甘仔说诺望二十三是他最喜欢的神父,因为梵二精神的影响,以及同时期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兴起,与受苦贫穷的人在一起,帮助他们挣脱困境就是目标。

甘仔坚信福音是告诉所有人希望还在,这希望不是在死后才有。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宣讲最多的是天国的福音,基督徒只有参与了天国的服事,解放贫穷人,解放被囚的人,解放所有的弱势群体,天国才能在地上发展。解放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内,也许还会失败。耶稣也失败过,他上十字架,被钉死十字架就是最大的失败,却成了他最大的成功。不要害怕失望,永远要持有希望。于是,甘仔决定来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实践他的信仰理想。

与香港水上艇户,露宿者同行十余年

1974年,甘仔看似实现了梦想,来到了香港,学习了两年粤语之后,一心想去大陆,但一直没有机会。1976年至1986年,甘仔与在水上艇户生活在一起。当时港英政府不允许这些艇户上岸,不给他们上岸的居留权,导致艇户生活极其不便,孩子也无法正常教育。甘仔为了与他们同行,自己买了一条艇,与这些艇户在水上一起生活。在夜晚,他会帮艇户孩子补习功课,有时会拿一把吉他与他们一起歌颂生活,歌颂自己。无论生活环境多糟糕,都要保持盼望。

黄秋生因扮演甘仔与艇户生活一起的角色,获得1999年金像奖最佳男演员奖。他与甘仔生活过数天,观察甘仔如何与艇户生活一起,模仿他的行为举止和说话方式,他俩的友谊保持至今。上一次黄秋生请甘仔吃饭,据甘仔回忆大约在一年前。黄秋生曾在公开的场合评价过甘仔,认为他是圣人,在这个时代无人能像他那样纯粹无私帮助别人。十年间,艇户陆续得到了上岸的权利,港英政府给他们分配了公屋。1986年,甘仔见证了最后一批艇户上岸,获得公屋,同年,他转战到天桥底下露宿者聚集地,与那里的露宿者生活在一起。甘仔说虽然只与露宿者生活了一年,露宿者却给他带来了诸多感动和学习。

他至今记得两位露宿者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天早晨醒来,一位露宿者在街边冻得蜷缩成一团,甘仔问:“你不是有被子的吗?为什么在这里冻?”露宿者回答::“被子被另外一位露宿者拿走了,他在那边睡。”甘仔又问:“你怎么不抢回来呢?”露宿者说:“那位露宿者有需要,就让他拿去吧!”还有一位露宿者,他养了两条狗,有一天甘仔遇见他,他哭着说:“我的两条狗被人偷了,他干嘛偷我的狗呢?只要他跟我说一声,我一定会给他们的。”

露宿者似乎比普通老百姓更有爱,更懂得分享,虽然他们在物质上一无所有。甘仔说在露宿者身上最大的获得就是如何学习谦卑,露宿者时常认为自己是失败者。(我问他怎么区分谦卑与自卑,甘仔没有回答,也许他觉得谦卑与自卑是差不多的,这也反应了甘仔单纯的一面。)学习他们的彼此相爱,不计较。学习他们不为明天忧虑的心态,活好今天就是他们生命的全部与要求。

与大陆残障儿童,街边行乞者同行二十年

1991年,甘仔听说自己的家乡米兰已是时尚之都,一位朋友告诉他,米兰的服装是世界最时尚的。甘仔很惊讶,在他印象中,巴黎一直才是时尚之都。甘仔说:“那些都不重要,一个人不是靠你穿什么来决定你是什么人的,我是神父,难道我不穿神父袍,就不是神父了吗?我们无须要这些外在的服装,来修饰自己提升身份,那些只是过眼云烟,转眼即逝的。”这一年,他没有因为米兰的繁华而选择回去,反倒更加坚定迈向了中国大陆。

甘仔实现了他毕生的梦想,在中国人民中间,当中国人。他先后在台山工作3年,江门5年,渭南1年,徐州8年,河南开封5年(有几年,徐州和开封两地跑)。无论走到哪里,甘仔都与那里的人民成为好朋友。在江门有一间“Franco Mella Cafe”,是纪念甘神父的咖啡厅。主人是当年住在甘神父家楼下的小朋友,因为他经常到甘神父家吃公仔面喜欢上了甘仔,于是就天天去他家,甘神父还免费教他英文。

20年里,甘仔一边在各国际学校当老师赚取生活费,一边做社会服务工作的志愿者,在聋哑学校当义务英文老师,帮街边乞丐或是露宿者安排住宿,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

2016年4月30日晚上,我们参加了甘仔在金钟办了七八年的英语角,恰巧遇上了当年在徐州与他一起做义工的朋友。她们深受甘神父影像,在徐州,与甘仔一起行善,学习哑语,照顾聋哑人,照顾街边的行乞者。据张女士介绍,甘仔在徐州帮助过许多街边乞丐,如今许多人已经可以自食其力,每个月赚好几千块。这些人自己还租了房子,再去接待照顾那些露宿者和乞丐,甘仔的精神还在继续。

张女士一家都受过甘仔的帮助,甘神父曾经带着她一起争取香港居留权。前几年,她终于拿到了香港身份。曾经的弱势群体,如今成了甘神父的家人,每逢佳节,她们都邀请甘神父到自家吃饭。张女士的女儿称甘仔为爷爷,在英文角,甘仔教她英文。我们在甘仔的家里,看到了好几副女孩送给甘仔的画,画上写着祝甘爷爷生日快乐。

与难民同行

2003年,甘仔在香港成立居留权大学,为难民提供免费教育和社会服务直到如今。我们是在一次为非洲难民筹款的音乐会上认识了甘仔,得知了他为难民的基本生活权利到处奔波的故事。我们跟拍甘仔的那段日子,有一位非洲小女孩,她妈妈被警察抓走了,甘仔白天就陪这个小女孩一起玩。

难民若要在香港生存下来极其困难,香港政府每月给他们发1000多港币生活费,一日三餐伙食费只有40港币,太可怜了。甘仔见他们没钱,有时候就把自己做弥散赚来的一点钱分给他们当交通费,鼓励难民来居留权大学学习语言和文化。起初阶段,居留权大学给他们钱,后来没钱了,难民也会来,说明他们看中居留权大学,愿意来学习。再后来,甘仔就帮这些难民筹款,搞各种音乐会,鼓励非洲人收学生打鼓赚取生活费。

甘仔之所以会创办居留权大学,得益于意大利一位神父。该神父叫Millani(1923-1967),他出身犹太富贵家庭,20岁时就集财富、智慧,文化于一身。二战后的意大利非常贫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Milani决定放下所有去当神父,并在山上建立了一所人民学校,他所指的人民特指“贫困”和“弱势”群体。Milani的精神在甘仔身上发挥了极大影响,甘仔创办学校,在残障学校教孩子英文,与行乞者,艇户,难民在一起都体现了始终与“贫困”和“弱势”群体生活在一起的信仰理念。

与贫穷人等边缘弱势群体一起走解放的道路,甘仔坚持两个原则:“首先,这些边缘弱势群体自身要关心自己的生存性需要,我与他们同行支持他们;其次,当一部分人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时,要继续关心其他人需要,与他人一起争取权益。”

耶稣在人民(特指贫穷和弱势群体)中间

耶稣说:“你们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马太福音二十五35-36: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浪在外,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这是耶稣的教导。

甘仔说:“当我们与渴了的人,流浪的人,赤身露体的人,病了的人,监狱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与耶稣在一起,他们就是耶稣。不是我去帮助他们,帮助意味着处于高位的人辅助低位的人,我是与他们同行,向他们学习,他们是我的耶稣。今天,世上许多教会已经变成中产阶层教会,没有穷人,这样的教会很难见到耶稣。教会要如一粒种子,落在土里死去,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是一场革命,因为爱与牺牲联系在一起,不牺牲,就很难生出爱。《罗马书》五章7至8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为做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爱的变革是没有暴力的改革,我们要不断进行爱的运动。”

每天生活就是灵修,要不停悔改

已经67岁的甘仔,精力依然旺盛,白天很忙,每个星期,他都会抽两个早上去罗湖监狱探访狱友,聆听他们的心声,聆听耶稣跟自己说话。耶稣说:“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甘仔觉得很多时候,自己才是那个坐牢的人,听完狱友说的话,心里就明亮了。这是甘仔极为重要的灵修途径。

在他家的书桌上,我们发现了一叠狱友写给他的信,甘仔说每一个给他写信的人,他都会回信,与狱友交流有很多光照。甘仔坚持每天写日记,坚持写了45年,写日记会带来许多反省。从罗湖探访回来后,甘仔会为普通人,底层人民祈祷,有时候去居留权大学办公。晚上到不同的地方,带领不同的群体做弥撒。这基本是甘仔全天的生活,也是他的灵修。

甘仔说:“我们需要不断给别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有人问耶稣,我们当饶恕别人多少次,七次够不够?耶稣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讲的是饶恕的问题,其实也是讲多给别人机会的问题,我们总要不断给人机会,给人希望。在《千言万语》这部电影里,黄秋生演我的角色,大家可以看到我经常生气,需要悔改,每天都要悔改。耶稣饶恕我,我也要饶恕别人。神父不是要在四面教堂内等人来,而是要出去与人民生活在一起。灵修不是关起门来禁闭默想,灵修贯穿于生活所有的细节。”

幸福就是爱与被爱

当我们踏进甘仔的家,愣住了。难以想像这么狭小的居住空间内,居然住了这么大块头神父?!没有空调,一台用了多年的电风扇在书桌上来回摆动,香港的夏天,没有空调。。。。。。书架上堆积了好几排廉价苏打饼干。

甘神父苦笑着说,饼干是工展会上剩下,难民也不爱吃,只能自己拿来当早餐。当世人追求越来越大的房子,越来越贵的车子,越来越好的饮食,以为那样就拥有幸福,甘神父却告诉我们:“幸福就是爱与被爱。生活要保持简单。一个人如果不开心,不幸福,那么让他/她去关心别人,我相信他/她一定会开心起来。因为你在关心其他人的过程中会遇见耶稣,遇见耶稣就有幸福。”教宗方济各说,“不要别人先爱你,你要先爱别人。”

谈到死亡,甘仔很从容,他说:“我爱中国,中国最宝贵的财富是人民,我喜欢中国的人民,尤其喜欢农民和工人。农民在我心中最淳朴,也最简单。我曾在河南丁村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个村都是农民,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回去,在农民中间休息,跟贫农工作,向他们学习。选择丁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日抗战期间,我们有四个神父在那里被杀被埋,我想纪念四位神父,在他们一同离去。”

早期教父特土良说过,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祈愿甘神父在殉道者血染的土地上,与农民同行,为那地的农民再次带去希望的种子,更愿神永远与他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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