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p.weixin.qq.com/s/n90hI_Ke1dJMp_VEhGvltg
金庸的左手丨人间
傅国涌 人间theLivings 昨天
从《明报》创刊到1992年2月控股权转移，33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7000多篇，六七十年代，他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很少由其他人执笔。
编者按
在华语世界，我们不可能躲开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
在先生驾鹤西游之际，新闻标题里都恭称“武侠泰斗”，却忘了，这位当年“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的大师，心里最重要的东西，并非武侠，而是办报。
纵观先生的一生的诸多角色，“武侠泰斗”虽然是永远的光环，但“报人”才是决定性的——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从1955年到1972年，第一次大规模修订完成于1980年，一共25年；而从他1945年进入家乡的《东南日报》、到他1993年4月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宣布全面退休时，他的“报人”生涯则长达48年。
金庸先生年轻时以文人姿态进入报界，创下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先河，几十年来，《明报》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当时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
作为“报人”，金庸先生很多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报业业主。曾有研究者评论：“要是没有金庸，香港也会有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出来，但品位会不一样，因为《明报》体现了金庸的品位。”
单从印刷数量上讲，从来没有一个华语作家的作品，能像先生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但在先生之前，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政论文章使得一家报纸发迹进而成功，成就了一个文化人的商业梦想。先生用自己的笔墨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金庸”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武侠小说名垂后世，另一个则是“查良镛”在中国新闻史里以政论闻名于当今。《金庸传》的作者傅国涌说过：“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
尽管先生的武侠小说里有他人生的投影和阅历的融汇，但“报人”才是他真实的人生，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处于两岸三地之间，以自己的视角见证了风云变幻，靠他的笔融入了跌宕风雨之中，成就了他人生的华彩。正因如此，他才被海峡两岸看重，成为了那个时代香港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金庸先生最后一篇武侠短篇《越女剑》的主角是范蠡，以真实历史人物而做主角，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并不多见。熟悉金庸先生的人知道，范蠡是先生一生中最佩服的历史人物，虽然先生一生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合，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但他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传统的“家国情怀”。
1993年后，先生激流勇退，亲手卸载了自己的影响力，像范蠡一样如一只云间鹤，周游列国、教书、静修、游山玩水、研经、享受人生，甚至连内地的IT高峰会，他也列席来当主持人，指点网络时代江山。曾有记者问他为何会如此活跃，先生笑答：“有句话是说，隐士你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说明你心不忘朝。”
今夜，我们将摘录《金庸传》中关于先生作为“报人”的部分，以此纪念。
从学生时代起，查良镛就很喜欢《大公报》。
1947年上海《大公报》面向全国招聘三名电讯翻译，他凭着自己的中英文基础，第一个被录用。
10月底，查良镛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从此他的生命和报纸再也分不开了。
查良镛在上海《大公报》是上夜班，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而且可以在《时与潮》兼职。他曾对友人说起在《大公报》工作的情形：
“《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尽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更吸引他的还是《大公报》的那种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1947年底，查良镛进入《大公报》两个月后，《大公报》的主事者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感到前途迷茫，在两极对峙的夹缝中，坚持中道而行的《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了。
为保存事业，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而查良镛作为电讯翻译，也随着骨干一同奔赴香港。
本来查良镛只想待上个半年，因为临行前，他给海宁的父亲和杭州的女友各写了一信，征询意见。父亲的回信是：“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女友的回信说：“既然报馆中有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个短时期，我答应的。假使时间很长，我不肯！”
谁知道这一去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香港的面积不过上海的1/5，此时人口已达180万，“地少人多，竞争激烈”。那时，香港真正繁华的马路只有两条——德辅道和英皇道。查良镛就像从大城市突然来到一个小地方，甚至有到了乡下的感觉。
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算数，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可以学会广东话，广东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双层电车。在街上没有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出门买东西不必背皮包装钞票……”
到港一个星期，他给《大公园地》写了一篇《来港前后》，介绍这里的情况。港版初创，条件艰苦，一切简陋，办公室一小间，只有上海报馆的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不下”。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
宿舍在报馆后面的山上，坚尼道的赞善里八号，横街小巷，毫无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动空间。查良镛住在四楼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点必须起来，因为即使自己不吃中饭，别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饭。
1952年，查良镛在《大公报》做了几年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之后，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的主要栏目有“下午茶座”“天方夜谭”“香港风情”“文化快餐”等，他主编“下午茶座”。
他在《东南日报》和《时与潮》工作时就编过副刊，对琴棋书画、音乐、电影、舞蹈等都有兴趣，这个消闲性的副刊栏目正对他的胃口。他常常动笔写作，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
因为要写影评，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从1952年到1957年，他写了五年影评，大概每天看一部电影。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
舞蹈也是查良镛那个阶段谈得最多的，查良镛还专门跟一个英国老师学过芭蕾舞，结果被勒令退学。据说和他一起学芭蕾舞的还有左派电影公司的导演兼演员张铮，有一次他们在舞蹈室练舞，张铮与一位体胖的女学员共舞，要不时托起女伴，一不小心把手落在女伴的胸部，尴尬之下，手一松，女伴摔在了地上。英国老师大骂张铮，并指责中国人食古不化，跳舞都要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查良镛为张铮感到不平，就站出来说话，英国老师大怒，把他俩双双赶出了舞蹈班。他学芭蕾舞不成，但在报馆的一次文艺晚会中，他曾穿上工人服，大跳芭蕾舞。罗孚回忆说，尽管他的舞蹈在艺术上不合格，却给同事留下了印象。
在《新晚报》时期，与同事陈文统等下围棋成为查良镛业余的一大乐趣。每天下午，陈文统会去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以助谈兴，一边饮酒，一边请查良镛吃肉，兴高采烈。查不喜欢吃孖蒸和烧肉，有时只好开一瓶啤酒和陈对饮。
那时，他们谁也没想到不久以后，自己也会操笔上阵写起武侠小说来。
1954年，香港发生一场轰动一时的武术比赛，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最终下战书，决定以比武分高下，两派掌门人签下了生死状。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至少有五千人赴比赛地澳门等候开场。
比武触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宣传工作的金尧如，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
1月19日，即比武结束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陈文统的《龙虎斗京华》就在“天方夜谭”开始连载了，署名“梁羽生”。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
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龙蛇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上阵。1955年2月初，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向他紧急拉稿，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了，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非落在他头上不可。他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甚至连小说也没有写过，迟迟不敢答应。经不起他们的劝说，查良镛只好答应了，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但从哪里写起，他还没想好。
2月7日，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夜九点前无论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所以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
在陈家洛这个虚构人物的身上，寄托了查良镛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读书人，又要做革命首领，又要做政治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业，又重爱情，即使在感情问题上，爱姊姊还是爱妹妹也纠缠不清。”
从此，金庸——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经历动荡乱世之后，独自在异乡通过武侠小说展开他对人性无限丰富的独特理解。他的出现几乎改变了武侠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此外，金庸和梁羽生、百剑堂主（陈凡，《大公报》的名记者）因为兴趣相投，一起被报馆同事戏称为“三剑客”。1956年，三人合在《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开设了“三剑楼随笔”专栏。
三人轮流执笔，每天一篇，从文史掌故、名人逸事到琴棋书画、诗词联谜、神话武侠、歌舞影剧，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在这些并不高深的随笔中，蕴藏了三个读书人的中国情结。他们脱离故土，在香港这个小小的避风港，惊魂未定，心怀故国，文化成为一种安慰。
自1946年正式进入杭州《东南日报》，金庸已在报界摸爬滚打过十多年，几乎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1955年以来，他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据《香港商报》调查，他的小说有三万读者。当时香港盗版成风，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
就在这时，他和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小说的十日刊《野马》。
当年3月，《野马》筹备期间，他们在九龙尖沙嘴弥敦道的文逊大厦租了一个写字间，只放得下四张书桌。就在这时，报贩建议，与其办十日刊或半月刊，不如干脆办一份日报，天天出版，更容易赚钱。金庸犹豫了一番，决定办日报，《野马》不太像报纸的名称，仿效《成报》取单字很成功。他也想起一个单字的报名，过一番推敲，决定取名《明报》，以“野马”为副刊（名为“野马小说”）。关于报名，他后来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明报》正式创刊。这一年他36岁，南下香港第十一年，他踏上了前途莫测的创业之路。
《明报》第一天印了8000份，没有卖完，最低时跌到了6100份，发行了四个月才开始回升。金庸说，出《明报》主要是一种生意上的考虑，当时谁都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业，旧同事、老朋友在背后人人都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他却想，反正没有多少家产，就是“倾家荡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明报》初时只是一份四开一小张的报纸，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报”，头版刊登社会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会登小说，三版是重头戏，连载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侠小说，四版是杂文，小品、漫画等，没有新闻。
最早的员工只有三个人，金庸是社长兼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部的工作，沈宝新是经理，负责报纸经营，是营业部唯一的员工，谦称在报馆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有如整部机器中的螺丝钉，编辑只有潘粤生。由于人手不够，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报》跑过香港新闻，成为《明报》最早的女记者。
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是《明报》最艰辛的草创时期，金庸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两个人喝。”
当时《明报》在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须过海，渡船有两种，一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当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乘电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潘粤生记得：“在德辅道中时，《明报》前景还很不明朗。有一天黄昏五六点的时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镛说去‘游电车河’吧，于是我们由上环坐到铜锣湾总站，再坐回来。当时查良镛说办报纸很辛苦，希望大家办好《明报》，把《明报》作为自己的事业，永不分手。”
《明报》创刊第一天，《神雕侠侣》就开始在其上连载。当时《雪山飞狐》还在《新晚报》上连载，金庸每天要写两个连载，停一天都要刊登“编者解释”。
说《明报》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并不过分，许多人为了看他的武侠小说而买《明报》。查良镛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过：“我们的半张小报，经半年时间便收支平衡，我的武侠小说可有一定读者啊！”
但一张报纸不是单靠武侠小说就能办成，《明报》的前景仍不明朗，为此金庸想尽了办法，把《明报》由纯副刊性的报纸变为重视港闻的报纸，副刊内容也不断充实再充实：
《明报》还在筹办时，《晶报》记者雷伟坡便已在搜集资料撰写头条特写。没过多久，《明报》由八开扩为四开，雷伟坡被金庸以每月四百元的高薪挖来，当时他和沈宝新也只拿同样的月薪。雷出任采访部主任，成为《明报》独一无二的记者，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辟“伶星专栏”，以“柳鸣莺”的笔名专写影视明星的生活、恋情等艳闻。
龙国云当时在《红绿日报》跑社会新闻表现突出，被暗中请来相助，从1960年夏天起，用“陈非”的笔名为《明报》写港闻特写、大案内幕、软性花边，笔名就是雷伟坡代起的。稿费千字十元，可以吃二十碗著名的“牛腩粉”。到1961年9月1日龙就转入《明报》了。
《明报》头版头条几乎都是猎奇、猎艳的社会新闻，以凶杀、奸情、女色等内容为主，字号很大，标题很醒目，以夸张的形式吸引眼球——
穿睡衣裸下体 少妇神奇毙命
少女单恋成狂 鲸吞滴露命殒
赤裸男女艳窟做爱 惨遭炸药定时爆杀 两人下体同被炸碎
零沽爱情吞响尾蛇 艳女身旁男子昏绝
在这些标题之上常配有“人间花草太匆匆”“暮去朝来颜色故”等诗句作为眉题。副刊“银百合”也充斥着“女明星的性生活”“性犯罪”等专栏文字。
为了增加读者，《明报》还推出有奖填字游戏、先送报后收费等活动。他们处处想迎合市民，格调并不高。
1961年仍是《明报》困难的一年，金庸不断发动武侠小说攻势，同时连载两部武侠小说，与“神雕”“倚天”同时，短篇武侠小说《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相继登场。
《明报》同时连载金庸的两篇武侠小说，就是想紧紧抓住他的“死党”读者。表面寡言木讷的他内心却很坚韧，这一个性类似他笔下的郭靖。为了报纸的生存，他不辞辛劳，一手写社评，一手写小说，常常同时连载两部作品，几乎成了“写稿机器”。这是《明报》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他和沈宝新及其他《明报》同人愣是将一张几乎没有什么前途的小报苦苦支撑了下来。
《明报》内容有所丰富，人手也增加了。1960年，发行量增至13600多份。1961年，《明报》日销量上升到22000多份，与《超然报》等小报相比，发行量也不算太低，虽然离大报的目标还非常遥远。这年5月20日《明报》两周年时，金庸写下《忠心耿耿，报答“死党”》社评，回顾两年来的艰辛和欢喜，又一次坚定了两年前立下的宗旨，决心公正无私、努力不懈地为读者服务。台风袭港，《明报》发行量和平时完全一样，一份不少，靠的就是“死党”，有的人即使当天不上街，第二天也要补买。发行部经常做的业务之一是补报纸，有读者到日本或英国旅行，少看了三个星期，要求补齐。
1962年5月，是《明报》最重要的转折点。“五月逃亡潮”（或称“五月人潮”）改变了这张报纸和金庸的命运。
困在梧桐山一带的难民越来越多，港英当局一筹莫展。良心的驱策使《明报》不能再安于做一张娱乐性的报纸。“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科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的表情和辛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港闻版的编辑不断地问：‘登不登这消息？’每个记者都在不满：‘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金庸出身于《大公报》，内心顾虑多多，知道会得罪许多朋友。面对事实和良心的严重考验，他的内心在挣扎，最后他还是下决心大篇幅地如实报道，发表成千成万同胞的苦难。从5月11日起，他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第一线采访，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有《明报》记者的身影，他们了解难民的生活、心态，并拍摄了大量照片。
这是《明报》创刊三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采访，也是第一次与几家大报硬打硬拼、争抢新闻。《明报》头版连日都是有关“逃亡潮”的报道，大标题，大图片。
《明报》的人力物力根本无法与大报相比，但金庸的社评独辟蹊径，在新闻报道之外，引起了读者的重视。
5月13日，他发表《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社评，指出这样大的“逃亡潮”，是由于“连续三年来内地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逃亡潮”令香港当局很感头痛，内地当局想必也感到头痛，更感到痛苦的是偷渡入境又被遣送回去的同胞，以及他们在香港的亲友。面对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面对“逃亡潮”，金庸从不闻不问到全力以赴，有人说这是他在社会变动中学到的生存伎俩。从5月13日起，他安排记者每天送一车食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读者连日送来善款和食品，小小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全体员工忙得透不过气来。《明报》两次刊登《本报读者捐款芳名》，其中一次就有20笔共1510元港币。许多读者打电话愿捐款、捐面包等，也有许多读者响应《明报》的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5月18日，金庸还发表社评《请当局准许分发救济品》，但香港当局禁止他们进入边境。5月19日只好刊登启事《本报暂停接受读者捐款》，“因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
从这时起，《明报》终于度过了惨淡经营的三年草创时期，由一张以刊登武侠小说为支柱的娱乐小报迅速向以新闻、评论为主的大报转型。金庸的社评也逐渐浮出水面。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金庸写小说连载只是要增加点读者。等到《明报》的基业逐渐稳固，他才“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1966年6月9日，在《明报》出现一则预告，“金庸武侠新著《侠客行》后天开始刊登”。6月11日，《侠客行》以李白的诗开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而当天头版的社评是《只有“少数几个好的”》。
1967年4月20日起《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正是内地“文革”愈演愈烈之时，“五月风暴”即将袭港。小说连载不久，人们就感到它在影射。金庸后来说：“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
《笑傲江湖》刻意模糊了时代背景，因为金庸想写一些普遍性格，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他否认有意影射“文革”，但无意中还是让人感到似曾相识。他每天要在报纸上写一篇社评和一段小说，或许写时不知不觉受了影响。他反对“文革”的个人崇拜，反对用暴力压迫正派人。
到1969年10月12日，《笑傲江湖》共连载了857天。全书结束前，冲虚道长和令狐冲在恒山之上有一番对话：
“权势这一关，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难过。别说做皇帝了，令日武林中所以风波迭起，纷争不已，还不是为了那‘权势’二字。”
“原来左冷禅是要天下武林之士，个个遵他号令。”
“正是！那时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后，又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这叫作‘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来，皆是如此。英雄豪杰之士，绝少有人能逃得过这‘权位’的关口。”
那时候，每天晚上约十点到十一点，金庸到报馆写社评，秘书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翻阅当天的电讯、本地新闻，然后翻书查资料。往往要等到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粉肠’搞掂未？”他才会下笔。稿件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好似剪粉肠，所以他们把稿件叫作“粉肠”。
社评一般写两张稿纸，金庸写完一张，排字房就要赶紧拿去排字，他想看一下、改一改也等不及，等发排了再让他来改。通常他离开编辑部是凌晨两点，排字房工人为了等他的社评常常要延迟收工。
“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他自称“字字皆辛苦”。从《明报》创刊到1992年2月控股权转移，33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7000多篇，六七十年代，他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很少由其他人执笔。即使外出旅行，也不忘写旅行见闻发回来。
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成为了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文章，而且备受赞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典故异常熟悉，在社论中不时引经据典，对知识分子读者充满了吸引力。而他的用意，显然亦为了争取这类读者。《明报》在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被视为知识分子报纸，查氏的社论占了很大功劳。
“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他很欣赏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主笔司各特的这句话。80年代以后，他动笔比较少了，但事关重大问题或遇重要新闻发生，他还是要亲自执笔，比如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论战等。
1969年8月22日，《笑傲江湖》快要收尾时，金庸说：“只是为了写武侠小说可以帮忙增加销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报纸上面写一段，这是有这个必要，非写不可，所以酬劳和一般情形就有点不同，报馆给我的稿费也很少，假定报纸与我没有关系，我就一定不写了。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很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
《鹿鼎记》可以看作是他新的尝试，属于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走向了韦小宝。一部《鹿鼎记》，不再是英雄的慷慨悲歌，说是武侠小说，已没有“侠”。
《鹿鼎记》是从一场文字狱开始，金庸在注解中说，这段故事是为痛惜“文革”文字狱而写。当时，“文革”的文字狱高潮虽已过去，但惨伤愤懑之情，兀自萦绕心头，他不由自主地写进了小说中。《鹿鼎记》中的江湖也笼罩在争权夺利的阴云之中，韦小宝在神龙岛上见到了宗教迷狂般的“政治集训”，让人想起内地当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语录歌”。
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在现实生活中，乔峰这样的英雄只能选择自杀，韦小宝们却总是活得好好的。金庸以他对人性的理解和他对国民性的观察写出了另一个阿Q形象。在几千年的中国史中一直有两类阿Q，一类是鲁迅的阿Q，卑微地活着，卑微地死去，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韦小宝是另一种阿Q，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见古往今来多少名流绅士、达官贵人的影子。
从1955年起，十七年间，他一共写了11部长篇武侠小说，4部中短篇，这15部武侠小说，“始于书剑飘零、指点江山，终于逐鹿问鼎、一争天下；始于乾隆的少不更事，终于康熙的老谋深算；始于红花会，终于天地会……始于天山，终于鹿鼎山；始于残缺的英雄，终于完美的流氓；始于查良镛自撰联语为回目，终于取查慎行的诗联为回目；始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忧郁，终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强自宽解；始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终于唐伯虎坐拥七美的坦然；始于万隆会议开幕的序曲，终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始于书、剑，终于鹿、鼎；始以江山，终以天下……”
而从商业利益来说，《明报》此时成了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有国际性的影响，不再依赖武侠小说吸引读者，明报集团也已粗具雏形，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生涯终于走到了尽头。
从1955年到1980年，正是金庸人生的黄金岁月，从《新晚报》《大公报》到长城电影公司，再到自办《明报》，写武侠小说始终只是他的“副业”，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
“金庸”常常淹没了“查良镛”，多数海内外华人心目中往往只有金庸，倪匡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算不上夸张。25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有多少少年读他的武侠小说长大，不知不觉中受了他的影响，已不可能统计。
但武侠小说终究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报》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香港乃至中华文化圈，他独具特色的武侠小说和明报王国树立了两座高峰。他成为政要和大众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作家拥有的读者数量能与他比肩。
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金庸与众多传统的中国文人一样，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如果离开了这个剧烈颠簸、大起大落、至今还在转型当中的时代环境，我们无法接近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选择。他活得很真实，他的复杂也是其内心真实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