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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去世,评书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单田芳去世,评书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单田芳去世,评书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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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去世,评书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魏巍  壹读  今天


编者按:今天下午,84岁的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去世了。


截图来自微博@中国新闻周刊

早在2014年,就有人担忧中国评书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一代,几乎很少听评书了,再加上著名的评书大家相继老去和离世,中国评书会就此完了吗?

今天壹读君为大家分享一篇2014年的文章《中国评书的天就要塌了》。

来源 | 凤凰新闻客户端【凤凰知道】
作者 | 魏巍
未取得授权,请作者或平台与壹读联系

5月28日晚,因《杨家将》、《水浒传》等评书深受观众喜爱的评书大家田连元在沈阳遭遇车祸,驾驶汽车的儿子不幸当场死亡。深受重伤的田连元事后被送往医院抢救,医务人员称肺部伤势相对较重,因外伤造成少量出血,颈椎一个椎体爆裂性骨折。


田连元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中国人熟悉的几位评书大家,田连元、单田芳、刘兰芳等等都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如今田连元遭遇车祸,单田芳身体状况不好多次手术,评书本身也日渐式微,再这样下去,中国评书的天或许真的就塌了。

千年以来,醒木惊天论古今
评书是曲艺的一种。一人演说,通过叙述情节、描写景象、模拟人物、评议事理等艺术手段,敷演历史及现代故事。评书是北方的说法,南方一般称为评话或者说书,广东称为说古。评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年代特别久远,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到了汉唐有了专门的说书艺人。它是中国人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战国时,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经常旁征博引,用故事做比喻,后来形成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像“怒发冲冠”、“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等,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评书。

而且,说书史和文学史紧密相连,历史上很多文学名著都是先有说书后有著作,可以说说书史远早于文学史。比如说四大文学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初都是说话的话本。《三国演义》话本为《全相平话三国志》;《水浒传》则为《醉翁谈录》,而《西游记》来自于话本《大唐玄奘西行记》。

宋代是说书的第一个高峰,宋朝的笔记小说《东京梦华录》就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的各种城市风貌,包括说书的艺人,有民间也有宫廷里的说书人。说书这种表演的形式对明清小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其中的开场诗,结束时候的“且听下回分解”一类用句都影响了明清的小说。明朝冯梦龙编的《三言二拍》,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包括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其中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本身就是话本小说集。



说书对于普通中国人的影响更是深刻。在古代这种受教育水平有限,信息传播又不发达的年代,听说书很多时候就是为数不多的能接触外界信息和知识的渠道。而流传甚广的话本对于普通人价值观的塑造更是无法忽视。

评书也算得上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主要的传播力,这种影响直至今天都没有消解。网友@叶润长萱在微博中说:单田芳老师是我最早的德育老师,教育我向《隋唐演义》里的秦叔宝学做人。



民国时期:“撂地”说三国,万人空巷
明末清初,已经成型的评书艺术迎来了大发展,那算是评书发展的繁盛时期,名家辈出,书目众多,书棚书馆遍及城乡。在清代,北京没有评书茶馆,说评书的都在马路边上,拉场子露天讲演。西单牌楼、东单牌楼、东四、西四,后门外、交道口,都是评书场子。自从庚子年后禁烟,北京的评书馆子,才渐渐兴旺。直到民国二十年前,说评书的艺人,都上馆子,露天场儿说书是见不着的。

号称“评书大王”的双厚坪,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他的书路极宽,擅说《隋唐》、《水浒》、《精忠》、《济公传》、《封神榜》等书,听众誉之为“双记书铺”。又由于他技艺精湛,学识渊博,获得“评书大王”的称号,与“京剧大王”谭鑫培、“鼓界大王”刘宝全并称为“艺坛三绝”。

渐渐的在茶馆说书就越来越不景气了,说评书的都开始“撂地”了。评书艺人连阔如在30年代北平的报纸上开有专栏,他记录了这一转变:“近几年来,闲散阶级的人,日日见少。听评书必须有闲功夫。闲人少了,说书的座儿,也受影响。哪位说北平的闲人有的是?我说那不是闲人,是失业的人。他们虽闲着,吃饭还困难哪!哪里有钱去听评书?听评书的闲人,是有资格的闲散人物,不是没有钱的闲人。如今我调查了几处,各评书馆的座儿,全都减少。开馆子的维持不住的已有数家,其余的都是扎挣劲儿,勉强支持。评书演员,有许多都往天桥找地。今年夏天,天桥的评书场儿,据我预料是比往年多得很哪。有些个说书的艺人,还想不开,认为在天桥上地,是憨蠢,还不肯去上明地。其实早年的评书演员,都是在大街的路旁,拉场子露天讲演,在天桥上明地何足为辱?挣养家便算好手,何分彼此?我很希望说书的艺人,迎合听主,往天桥上地,来个说书的大比赛,倒是热闹。好听书的人们,乘此机会,又逛天桥,又听评书,不可错过这个好机会。”

连丽如开讲十元评书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天津评书老艺人刘立福已经九十高龄了,还坚持在剧场里说书。他12岁起就跟着父亲泡在书场上,泡着泡着就被“扣住(吸引住)”了。他回忆说:“评书的门道真多。别人说五天的书,师爷能说上半拉月,处处有‘闲白儿’。‘闲白儿’又叫‘书外书’,离故事的主线不远,随时能回来。有人专爱听这个。”

书场说书,十几分钟说一段,一段一收钱,为尽可能让观众留下来,每段书都要留“驳口”。驳口的功能类似章回小说的“且听下回分解”,诀窍是利用语言或情节制造悬念。陈派评书,驳口是一绝,明扣、暗扣、虚扣、实扣、连环扣……变化多端。包袱怎么包的,要包什么,得让人看明白。包袱一抖,出来的东西跟原先不一样,矛盾打这来,趣味打这来。

书场子里头什么人都有,少爷、老头、玩鸟的、下棋的,听一段书出去接茬做买卖的……有人想听热闹、有人想听包袱、有人想听故事、有人想听道理;有听书找乐的,有想听哭了的。把台下说哭了难,说乐了容易。师爷、父亲上台一搭眼,就知道台下想“吃”什么。想吃什么,喂什么。

据资料记载,当时“撂地”说书人说《三国》,便万人空巷,把街道围得满满的。另外,评书与相声也有很大的渊源。尤其是单口相声和评书的“片子活”技巧几乎相同。有些相声的“段子”也来源于评书章节。评书俨然已是当时最流行的文化。

评书文化的流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那个时代人物的行为方式,有一种戏剧化的状态。抗日名将张发奎在回忆录里说,冯玉祥一次开会晚了半个小时,就跪下抽自己的耳光,后来他的部下联名求蒋介石将他调走,因为跟他在一起,戏剧化过强,有些扛不住。民国时代的许多名人,似乎潜意识里不是为了名垂史册,而是为了进入评书。那时评书鼎盛,人自然有评书意识,表演性很强,大家一有机会就立言立行了。


单田芳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田连元:让评书走上电视的第一人
评书在1949年前一直被看成是江湖卖艺的,说评书的人也是闯荡江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登不得大雅之堂。1949年以后,评书逐渐被归为曲艺团的编制之内。在北京、天津、河北、东北,有数不清的说书艺人,他们或消失于民间,或归纳于体制。“文革”期间,评书被当成四旧、牛鬼蛇神,成了“革命”的对象。但这种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的艺术,并没有因为“文革”浩劫而消失。

1979年,评书终于又回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当鞍山市人民广播电台把新录制的评书《岳飞传》通过电波传播出去的时候,评书又恢复了她的生机和活力。刘兰芳的丈夫王印权回忆,《岳飞传》在鞍山首播的时候,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几乎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他说:“文革期间文艺形式比较单调,就是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岳飞传》一出来,人们感到非常新鲜;《岳飞传》播出的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文革期间很多群众受到压抑,老干部受到迫害。《岳飞传》说的恰恰是一个爱国英雄精忠报国的故事,但受到秦桧的陷害,一下就和很多老干部受迫害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历史出奇地相似。”所以,《岳飞传》在当时与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一样,成了大江南北的流行现象之一,刘兰芳的名字可能也是当时文艺界知名度最高的人。


杭州评话《岳飞传》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更为巨大的影响在于评书走上电视,而在电视上说评书的第一人就是田连元。1980年,田连元录制了广播评书《杨家将》,播出效果非常好。后来,辽宁电视台台长提出,广播能够播评书,为什么电视不能播呢?当时电视台播评书确实有阻力,一是因为那时的电视台频道资源很少,二是大家都认为电视是一种视觉艺术,讲究画面的精彩变化,你一个人在那儿坐着讲那么长时间有人看吗?领导的态度很坚决,大家就尝试着开始。当时他们选定了《杨家将》,而评书人就是田连元。

据田连元自己的回忆:“当时电视台给我的每期节目20分钟,而平常我的一场演出单元是2个小时,这就意味着我必须要在三四分钟内吸引住观众,这在节奏的把握和高潮、结尾的设计上都是全新的挑战。古老的艺术想要在现代传播方式的电视中占有一席之地,我觉得本身的语言表达也要有区别。电视语言需要更加精炼、富有哲理,而评书本身则要求有‘哏’,也就是幽默感和喜剧特色;有‘劲’,也就是有悬念。”

1985年,电视评书《杨家将》在辽宁台开播,播出了几十集,也没有收到观众的反馈。一个多月后,有一天因为转播足球,把评书停了一天,结果一整天,打进电视台的电话就没停过,都在问“为什么不播评书?”1987年,北京电视台也开始播放田连元的《杨家将》,用媒体的话说“当时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

30年后可能就没人说评书了
二三十年过去了,评书仍像当年一样,是广播中最重头的内容之一。当年刘兰芳讲《岳飞传》,最多的时候在一百多家电台播出,而今天单田芳的评书已经覆盖了全国五百多家电台。尽管今天的娱乐消遣方式多种多样,但听评书仍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之一。可是,历数一下今天说评书的人,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田战义、连丽如、张少佐、孙一……能说评书的人不超过10个。


刘兰芳说评书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单田芳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说书解放以前没人管,沈阳好就去沈阳,营口好就去营口,1949年到1955年,政府也不严格管理,有特业科,到哪里去演出要开介绍信,有这个介绍信好办事。到了1955年,不能随便流动了,我当时正在鞍山,艺人登记,写履历,文化局存档,成立曲艺团,派干部来管理,有组织了。”

“我最早所在的鞍山曲艺团,出了不少学员,男的女的十五六个,大部分是艺人的子弟,都干了本行。一代一代都是这么下来的。现在改革了,学这个将来上哪儿就业去?谁开工资?没有就业的机会,自身都难保。所以随着这个社会的变迁,学评书的人越来越少。”

评书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其他艺术有所不同,它不是简单的口传心授,从前,带徒弟都是要管徒弟吃喝,徒弟跟师父形影不离,观察师父的言谈举止、表情动作,从中领悟。特别是,师父在茶馆说书,徒弟在下面看,可以仔细琢磨今天师父哪些说得好,哪些说得不好,在台上台下的交流中,能获取很多经验,现在都是对麦克风说,没那个条件了。

评书还会有人听,可能真会无人讲。10年“文革”没有摧毁评书,但是在传媒时代的评书繁荣背后,评书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评书演员孙一说:“30年后可能就没有人说评书了。”这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作为评书界最年轻的表演者,孙一今年已经40岁,他说:“我回头一看,怎么没人了?”


单田芳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x 正版图片联盟 x 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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