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入了监狱，就等于入了保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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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入了监狱，就等于入了保险箱
原创： 苹果树 走进基督教 今天
袁相忱，1914年6月6日出生于安徽蚌埠，他的父亲在铁路部门工作，寄望儿子长大后可以振兴家邦 ，因而取名袁振邦。袁振邦1岁时，全家移居江苏徐州，7岁时，袁振邦进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老师看见这学生长得十分英俊，因而给他取学名袁相臣，希望他长大后成为辅佐君王的大臣。1923年，袁相臣的父亲因亏空公款被开除，全家移居外祖父所在的天津。1927年，袁相臣的父亲在北京真光电影院找了一份工作，把袁相臣送入北京米市大街的青年会学校（教会学校）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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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袁相臣的老师介绍他到王明道的教会听道，袁相臣的三观开始发生变化，他扬弃了儒家“出人头地”的传统思想，立志此生只热忱地传播福音，故而把名字改成袁相忱。1938年，袁相忱神学毕业后，开始在天津布道，1939年与梁惠珍在北京结婚， 1940年，携妻子和儿子到河北、山东等地农村布道。1946年，袁相忱一家人回到北京，租下阜成门大街160号开办福音堂，时常在街边敲锣打鼓的传播福音，1949年“新中国”成立，袁相忱在北京坚持了4年的街头布道被军管处阻止。
1951年，3自爱国运动开始，袁相忱拒绝加入3自教会，主要原因有两点：一，袁相忱认为自己的教会早已实行了“3自”（自治、自养、自传），因此没有必要加入；二，袁相忱认为吴耀宗和丁光训这两个3自教会的领袖都是纽约協和神学院毕业的，他们都不信耶稣的神迹，所以他们是不信派，他们根本没有信仰，所以不能跟他们合作。1952年初, 袁相忱被禁止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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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袁相忱批评3自教会领袖王梓仲是三朝元老吃教者：美国人来办教会，王梓仲加入美国的教会;日本人来办教会，王梓仲加入日本的教会;现在GCD来办教会，王梓仲又加入GCD的教会。因而，袁相忱被打成右派。袁相忱随时做好被捕的准备，当他的妻子梁惠珍帮他把棉衣洗好后准备打包收起来，袁相忱叫她别收，放在枕边就行了。梁惠珍问他天气这么热还要穿棉衣吗？袁相忱不回答她，梁惠珍没有再追问，把他的棉衣放在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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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天，袁相忱叫梁惠珍给他买双新布鞋，要合脚一点，并且耐穿一点的。梁惠珍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突然要买双布鞋？因为袁相忱很少穿布鞋，一般都是穿皮鞋，并且袁相忱一向节俭，他的衣服和鞋子如果没有穿破，不会让梁惠珍去买。袁相忱说，买双布鞋，好在以后劳动的时候穿。梁惠珍恍然大悟，怪不得丈夫前几天不肯让她把棉衣收起来，原来都是为被捕作好准备。万一哪天被捕，他顺手把棉衣拿起就走，因为监狱里被子很薄。梁惠珍楞在原地，泪水在眼框里一次次要溢出来，一次次又被逼了回去。袁相忱看到梁惠珍这个样子，他鼻子酸酸的，眼眶一阵热，怕妻子看见自己流泪，转身到外屋看书去了。
4月19日上午，梁惠珍从街上买回一双新布鞋递给袁相忱，说：”这鞋很结实的，花了四块八毛钱。我刚才拿了十块钱出去，找回来五块多，这五块多零钱就搁你的兜里吧。”说完就把钱塞进袁相忱的裤兜里，当天夜里，袁相忱就被逮捕了，他穿着这双新布鞋，带着那五块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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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半年的审讯期里，袁相忱不停地交待，不停地被别人揭发，也不停地被要求揭发别人。袁相忱对审讯他的人说：“我的记忆力不好，自己的事都记不清，能记清的我都已经说了。至于别人的事情，你还是问别人好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别人后面关进来的，都一个个结案了，惟独袁相忱一个人在那里老结不了案。官方认为袁相忱不认罪，不认罪就无法结案。公安局多次对他说：“抗拒是要从严的。”而袁相忱却说：“我没有不认罪，因为那些根本就不是罪。我也没有抗拒，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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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十月，袁相忱入狱整整半年后，法院要他写一份亲笔供词，承认自己的罪。袁相忱知道这就表示要为他结案了。写了供词后不久，他就被转到在自新路的北京监狱开始劳动。十一月，袁相忱的判决书下来了，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中特意说明，袁相忱是属于反革 命的首恶，又加上在审讯过程中不认罪，所以要从严处罚。法院的人告诉他，如果不服判决，十天之内可以上诉。袁相忱说：“我向人上什么诉？我只向我的神交账。”
11月的一天清晨，法院的人把判决书交给袁相忱的妻子梁惠珍，说：“如果你要上诉的话，还有机会。十天之内你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诉。”梁惠珍说：“我不上诉。”法院的人走后，梁惠珍才看判决书上所列出的袁相枕的罪状，一共是七大条：一，右派言论；二，反对破坏“3自爱国运动”，污蔑3自领导人是“三朝元老”；三，策划开黑会，反抗政 治学习；四，诬蔑政府，说信仰没有自由，与回教不平等；五，在监狱里继续反革 命，气焰非常嚣张；六，有汉奸嫌疑；七，里通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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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听到袁相忱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后，就劝梁惠珍说：“这样判是太重了，你为什么不上诉呢？”梁惠珍答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主。我丈夫又不是抢又不是偷，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主所许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想主动打官司。既然判的是无期徒刑，我也只好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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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雨腥风的20年过去了，时间来到了1979年12月20日，66岁的袁相忱因符合“年满60岁，关押超过20年”的政策规定，获得“假释”，考验期10年。12月23日，袁相忱回到北京白塔寺的家中，1980年，袁相忱在自己家里建立了家庭教会。出狱后，袁相忱面临的是和入狱前一样的压力，必需登记加入官方教会。然而，经过20多年的监狱劳改，袁相忱回答却依然如故，“什么時候国家的法律与我的信仰抵触，我听从神，不听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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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相忱服刑21年零8个月，有十六年的光阴是在黑龙江，那里非常冷。很多人认为袁相忱身体那么差，在那么差的环境中，呆不了几年就会死掉。他不但不死，一次病都没有生过。他说，神交给他的工作还没有完，他不能死。有两首诗歌成为他的力量，激励他持守到底。一首是诗篇第27篇，一首是《古旧十架》。在每天劳动中休息时间，别人都回到屋子里喝水抽烟，他却站在屋外向神唱这两首诗歌，在歌声中重新得力：“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祂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袁相忱时常祷告：“主啊，我若稍微偏离正路，立刻就能舒服，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所以坚定不移。我愿做你的忠心仆人，所以我也愿甘心顺服到底。”
袁相忱21年的牢狱生涯结束了，但他妻子在监狱外度过了更加难熬的21年。1958年8月底，梁惠珍被迫搬离阜城门福音堂，带着六个孩子和婆婆，迁到白塔寺内大街四十号居住。梁惠珍携母带子，八口人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丈夫被捕后，梁惠珍就去房管所找了份工作，养家糊口。当时房管所是建筑单位，又苦又累，工资又低，没有人愿意去。一天八毛钱，八口人怎么能过呢？梁惠珍就祷告，“主啊，是的，出于祢，我就默然不语，求你保守我和我的孩子，不要羞辱祢的名……”梁惠珍常常对孩子讲，“你们的父亲是为主的缘故，并不是犯罪。”六个孩子非常懂事，没有一个埋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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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袁家八口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晚上十一点多，梁惠珍就祷告：“主啊，明天什么都没有了，米呀面呀，也没有钱了，主啊，你要不给我吃的，我就喝点儿暖壶水吧！”第二天早上六点，有人敲门。梁惠珍赶紧去开门，打开门一看，不认识，是个老太太，大概有六十多岁。梁惠珍问她，您老贵姓啊？老太太说：“你不要问我贵姓，我是受圣灵感动，有这点儿东西送给你。”老太太递给梁惠珍一个包儿立即就走了，梁惠珍打开包儿一看，是五十块钱。那时五十块钱很值钱，不像现在。梁惠珍买了面，买了煤球，买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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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次，一个小姑娘来到袁家，对梁惠珍说：“这里有一包东西要交给你。大包儿你给东北袁伯寄去，中包儿是给需要的人，小包儿是给你生活费。”梁惠珍问，小姑娘你贵姓啊？小姑娘回答说：“你不要问我了，我妈不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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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奇妙的事，有人每次给梁惠珍寄钱来，寄的汇票，都是代号一零七八，一零五六，都是姓于，于静、于波……梁惠珍照那个地址回信：“我收到您的钱，希望我们能见一面，我不认识您，谢谢您的爱心奉献。”两天以后，信又退回来了，邮政局：无此人。每月每月都寄，一直寄了二十多年。
梁惠珍的街坊邻舍说：“你受了那么多的罪，受了那么大的磨难，你还那么的喜乐。”梁惠珍说，“你们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是我的主加给我的力量。在人来看，一个八口之家，很难维持生计，但总是神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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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袁相忱出狱后，梁惠珍说，“我第一时间就是感谢神，没有可说的。他能回来，我万万想不到。我却知道，坏事儿变好事儿，他入了监狱，就等于入了保险箱。不然的话，在文化大革 命也打死了。活活打死，更难受。所以我想到这里，我充满了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