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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有没有“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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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勇 | 张爱玲有没有“苟且偷生”?

原创: 费勇  骚客文艺  今天

本       文       约       2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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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李安的电影,张爱玲《色·戒》广为人知。当年很多人为了看未经删节的版本,专门从内地跑到香港去看这部电影。张爱玲的小说里,性的描写几乎只是淡淡的暗示。显然,在张爱玲的内心,性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不妨读读张爱玲谈她自己写包括《色·戒》在内的三个短篇的缘由:

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期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年已惘然了。


图片by  《色·戒》

张爱玲用了一个“情”字。三十多年反复摹写这个故事,内中情由,只有她自己明白。

《色·戒》先后发表在1977年12月的《皇冠》和1978年4月11日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10月作家张系国在《人间副刊》发表《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认为《色·戒》是歌颂汉奸的文学,而“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因为过去的生活背景,张爱玲女士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勿引人误会,以免成为盛名之瑕。”

张爱玲很快作出了回应,写了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辩白小说并没有歌颂汉奸,相反,对于易先生是有批判的。



张爱玲一生最风华正茂的几年,恰是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1945年日本投降,民国政府立即开展“肃奸”行动,逮捕了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一批文化人。张爱玲并不在政府的汉奸名单上,但因为她一直是沦陷区当红作家,尤其是和胡兰成的关系,使得她成为攻击的对象。1945年11月,有一本署名司马文侦的书《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张爱玲、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等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

在战争年代,当政府不能保护人民的时候,人民有没有苟且偷生的权利?张爱玲很少为自己辩白什么,但是,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说到汉奸,她还是很在意,都要辩说几句。1947年她的《传奇》增订本出版时,她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谨慎地为自己辩护: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象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未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报上仍然没有把名字去掉。

张爱玲说自己写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倒是实话,她许多作品的背景都是抗日战争,但抗日战争仅仅是一个背景。《色·戒》可能是唯一一篇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但里面的“抗日学生”王佳芝,却在关键时候起了一个恍惚的念头: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然后,赔掉了自己的性命。这篇抗战小说确实非常暧昧,焦点好像并非敌我之间的斗争,而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拉力战。


王佳芝造型灵感来源  by  豆瓣



耐人寻味的是张爱玲对于战争的反应方式。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有激烈的反应。萧红1937年写过这样的文字:

“我们就要回家”。

萧红的反应相比于大多数作家,已经相当具有女性色彩。但不管怎样,在萧红的意识里,关于这场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解放与奴役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她仍有着那个时代共通的热情。

而张爱玲,却好像只有冷漠。她完全以一个生活化的个人身份来看待这场战争。谁发动了战争?为什么发动战争?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面对战争?诸如此类的问题,张爱玲连一丝一毫的念头好像都没有。

在香港期间,她亲历了日军占领香港的过程,留下了一篇《烬馀录》,足以显现张爱玲对于战争的反应方式: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愁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冰淇淋和嘴唇膏。

同时期有很多中国作家写香港的沦陷,无一例外着眼点在于日军的暴行,抗日军民的英勇奋斗。只有张爱玲,看到的只是战争硝烟下平凡人的嘴脸。

她触目惊心地写到自己与别的同学看护伤员时的厌恶之心,甚至欢欣鼓舞地看着伤员终于死去,因为可以减轻负担。她还写了人们如何为了逃避对于死亡的恐怖,而迅速结婚,只是为了攀住一点实在的东西。在这里,张爱玲的文字显得十分残酷,又有一种犀利的拷问。



在一场民族战争里,普通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作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能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一个作家在战争年代,是不是一定要写抗战?这也是沈从文当年的疑问和苦恼,不写抗战,写日常生活,写生活的美,是不是就是消极甚至反动?

一切个人化的生活情趣、生命悲欢,都被斥之为消极或反动。张爱玲的一生,困扰于“战争”“革命”的语境,却专注于琐碎的事物、日常的生活场景、物质的迷执。在一切都在动摇、毁坏的时代,任何一点可感的、当下的存在都饱满着生命的充实,显得弥足珍贵。


张爱玲

今天,大多数中国读者并不关心历史,也不关心政治,他们喜欢张爱玲,只是为她的文字,以及那些平凡而深远的故事。张爱玲的观察也许是深刻的,旗帜、标语、激情都是过眼烟云,时间会使一切变得模糊,积淀下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是不是就像陈芳明说的:“战争毁掉了一个中国,却诞生了一个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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