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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去世留给两岸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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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去世留给两岸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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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

余光中去世留给两岸的疑问

2017-12-14我要分享 92
导读
他的去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他这一代老人离世,台湾人如何能够继续维持对大陆“家“的想象?这种“乡愁”,能否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资源?

余光中写下《乡愁》的时间是1971年,那时两岸还处于隔绝状态。这首诗在情感上的高潮无疑是这一句:“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句诗是虚构,因为余光中是1950年跟父母一起去的台湾,比起那些只身前往的人,他算是幸运的。
这句诗也是预言。到了80年代,两岸恢复往来,不少台湾中老年人回到大陆探亲,他们发现,父母就像余光中诗里所写的一样已经不在人世了。比余光中还要大10岁的郝柏村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刚从黄埔军校毕业,随学校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在上前线之前,他获得了半个月假期,从武汉经郑州、徐州再到盐城老家。他敲门,过了好大一会儿,母亲才过来开门。母亲说:“你下次回来,不要再敲门,回到自己家,要喊妈妈,不用敲门。”这是郝柏村最后一次见自己的父母。他参加了抗战,最终去了台湾。
余光中的《乡愁》,把母亲的形象与故乡联系在一起。母亲(家),故乡(地方),大陆(祖国),是一种逐渐递进的关系。这是他那一代人才有的独特体验。在他写出《乡愁》前10年,于右任就表达了差不多的意思:“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这首临终诗叫《望大陆》,又叫《国殇》,精神气质上,仍然是故乡与祖国是一体的。
于右任的苦恼在于,他想安葬在故乡,但是却无法实现,只能求“葬于高山,望我故乡”。对余光中来说,安葬在何处仍然是一个问题,“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当我死时》)这就是他这代人的死亡观,大陆和中国是一回事。他们参与了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现代化进程,家国情怀和宏大叙事,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余光中说,“我是地道的南京萝卜头”。他1928年生于南京。1927年,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南京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1928到1937年这段时间的南京,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一方面,很多人第一次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另一方面,1931的“九一八事变”后,报纸也经常讨论日本全面侵华的可能,这又强化了人们的国家观念,那是自豪和不安混杂的时期。1950年,余光中和父母一起去台湾,这时候他已经20岁出头了,即使世界观还没有定型,国家观已经确定无疑了。
余光中从台大毕业,又到美国去留学,这是他那一代到台湾的青年典型的道路。故乡、大陆、国家之外,他又多了一种世界的眼光。或许有个域外的经历,才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痴迷。我喜欢他那首《寻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人却不见了/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把胡马和羌笛交践的节奏/留给杜二区细细的苦吟……”
这是何等的洒脱和胸怀,但是,对余光中这代从大陆到台湾的人来说,李白式的洒脱只是一种幻想。余光中不是李白,恰恰是那个苦吟的杜二,这种情绪在他的《乡愁》里无比清晰。
对读过很多现代诗的读者来说,《乡愁》实在太过简单了,因而显得有点幼稚。但是,正是这样的诗,才成为真正的时代之作。还有什么能比这首诗更好地表达他那代人的感情呢?这首诗既有时间的流逝,“小时候,长大后,现在”,又有国家的梳理,“我”越走越远,而那个“故乡”越来越大,从母亲,到家乡,再到大陆。
这首诗写到不仅是人情,也是政治,它在精神气质上是属于国民党的。从充满希望,到流离失所,再到思念大陆,这不仅是余光中的命运,也是国民党的命运。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回到大陆,被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所折服,感叹一声:“我们国家现在很强,国力居世界第二位。”这就是余光中他们这代人的世界观,台湾和大陆从来没有分离过。
1980年代,两岸恢复往来,很多台湾人到大陆寻亲。那些50岁以上的台湾人,经常触景生情、他们在大陆度过了童年。这一代人,很多人因战争和苦难而死去,而活下来的人,则拥有了丰富而沉重的人生体验。他们的脚步跨越过广袤的土地,最终在他们回到故土的时候,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也不敢相信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他们的眼泪夺眶而出。寻根之旅缓解了同时也再次确认了“乡愁”的存在,他们的表现吓坏了也感染了陪同前来探亲的子女——这也让年轻一代能够感受到自己来自何方。

但是,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对大陆的认识,更多来自理念而不是经验或者情感。余光中这代人身上的“乡愁”,到了子女那一代就已经递减了,而到了那些80后、90那里,已经难以理解甚至不以为然。一个台湾的中学生写一篇《故乡》的作文,他不会想到山西或者河南,而是台湾的某个地方。“乡愁”最终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概念。
对大陆青年来说也是一样。80年代以来,每个中学生都能从语文课本上学到余光中的《乡愁》,但是,学生要真正体会这种情感,则需要把自己想象成为那个离开大陆到台湾的青年。学生真正收获的,是一种概念和两岸关系的认知。现在,两岸人们的交往不断加深,即使在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也有不少来做生意的台湾人,而每年到台湾旅游的成都人也很多。但是,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旅游,我们从这种互动中所能感受到的,更多是“两岸”的“两”字,而不能像余光中那样,他从“两岸”看到的是那个“岸”,是心灵可以停靠的地方,是家。
这就是余光中《乡愁》的意义所在。他的去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他这一代老人离世,台湾人如何能够继续维持对大陆“家“的想象?这种“乡愁”,能否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资源?“两岸”如何能够更接近为“岸”,而不是彼此远离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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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他的字句里懂得爱和死亡
闫红

我从他的字句里懂得爱和死亡

2017-12-14我要分享 6
导读
接下来,会有人对他进行多角度的点评,会以自己的标准,尝试着对他进行盖棺定论。而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感受到的陪伴,我感谢这陪伴。
窗下种了两棵蜡梅,这两天开得正好,早晨站在花下,芳香似有还无地拂过,香得那么中国。由不得想起余光中的诗句“母亲一样的蜡梅香”,也只有这五个字能形容了,蜡梅香真是一种乡愁的芬芳。
中午便在朋友圈看到余光中先生去世的消息。

余先生享年90,算得上高寿,他自己也说对于做人瑞没兴趣,所以谈不上什么伤感。但心里还是狠狠地震了一下,似乎有个一直高高地放在那里的什么打碎了。身为70后,知道接下来必然要送别爱过的一位一位,但这种破碎感总是在所难免,他们离去了,有些记忆就真的成了过去,褪色了,发黄了,不能时常翻检了,必须收入高阁。
对于余光中先生有所感,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小城的广场上,有一大片书摊,比新华书店更齐全,上新也更快。其中最西头那家格调最高,老板也最为傲慢,总是袖着手,爱答不理地在坐着,像是早早看穿了一切。
就是在那个书摊上,我买到第一本余光中诗集,好像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青色的封面,书名叫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余光中当时是最著名的台湾诗人,电视上电台里经常朗诵那首《乡愁》,还被谱了曲,在晚会上演唱,我虽然不算特别喜欢这首诗,但买一本余光中的诗集回家总是不错的。
就在书摊老板傲慢兼猜疑的注视下,我付了钱,取了书,晚上在灯下翻看,竟如不经意中踏入长而幽深的甬道,一走就是许多年。
起初的最爱是那首《等你,在雨中》: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等你,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永恒,刹那,刹那,永恒,等你,在时间之外,在时间之内,在刹那,在永恒
“等待”也算是悠久的主题了,如《氓》之“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如《子衿》之“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皆等得各种煎熬。余光中这首却不同,他不为等待所苦,爱意犹如一种酶,化平凡为神奇,所及之处,皆如梦似幻,最后,你来不来都一样,因为这等待本身,已经让我足够迷醉。
只有毫无功利心的少年,才能够享受等待本身,才能生出那种又寂静又明亮的“刹那”与“永恒”的交错感。其时灯光如水,漫漶了白纸黑字,我不由灵魂出窍,宛然已入文字间,和诗人一样,怔怔地望向细雨对面的无穷尽。
余光中总能把我说不出的感觉,用最逼真而又最美妙的方式说出来,那首《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也是如此: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楼上的灯问窗外的树,窗外的树问巷口的车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巷口的车问远方的路,远方的路问上游的桥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上游的桥问小时的伞,小时的伞问湿了的鞋
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湿了的鞋问乱叫的蛙,乱叫的蛙问四周的雾
说些什么呢,一夜的雨声?四周的雾问楼上的灯,楼上的灯问灯下的人
灯下的人抬起头来说,怎么还没有停啊
那时我家住在小巷里,我的窗前就有那样的树,我的巷口就有那样的车,我小时候也曾无所感地踩着湿了的鞋,撑着伞,从巷子里踢踢踏踏地跑过,而有一天,我也将在被夜雾围拢的某个窗口,抬起头,问这么一场雨,怎么随随便便就下了这么多年。
凉意不由打心底透出,再看身外一应事物,都像已经被时光做旧。我暗暗告诫自己认真地看一看它们,也许在将来,我会无能为力里地怀念,因为再也寻它们不着。
余光中的文字里有少年感,即便是沧桑,也是少年式的沧桑,清澈、敏感、多思,而不带一丝油腻。他写冷雨,“走入霏霏更想入非非”,说冷雨将将台北的长街短巷,变成一部黑白片;他对心上人表白:“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绝色”;他写夜晚来临,是“黄昏那偷渡客,是怎么越境的呢,而黑衣帮的夜色,又怎么接应的呢”,又说“所谓夜,不过是边陲的城堡,夜读人是孤戍的堡主,一弯灯光流过来,便成美丽的护城河了……”
余光中惠我的,不只是审美上的润泽,还有爱与死亡的理解,像那首《伞盟》,他说“如果死亡是一场黑雨凄凄,幸而我还有一段爱情,一把古典的小雨伞,撑开一圈柔红的气氛”。
这诗句让我想起贾宝玉,他对于林黛玉的爱情,他无时无刻不感到死亡的威胁,虚无的威胁,使他需要一段爱情,一个女子的眼泪,将他从这虚空中打捞出来。这爱情于他是一种救赎,就像诗的最末一段:“如果夜是青雨淋淋,如果死亡是黑雨凄凄,如果我立在雨地上,等你撑伞来迎接,等你……”
在《双人床》里他写得更直接:
让战争在双人床外进行,躺在你长长的斜坡上,
听流弹,像一把呼啸的萤火
在你的,我的头顶穿过
穿过我的鬍鬚和你的头发
让政变和革命在四周呐喊
至少爱情在我们的一边
至少破晓前我们很安全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你急切想要拥抱的血肉之躯,随时有可能变成战争的炮灰,但这一刻,你还在我怀中,“仍滑腻,仍柔软,仍可以烫热,一种纯粹而精细的疯狂”,若我们之于彼此是珍贵的,那么,我们的存在就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相形之下,《乡愁》在他的作品里,实在算不得优秀,我更喜欢那首《乡愁四韵》,“蜡梅香”正是出自于这首:“给我一朵蜡梅香啊蜡梅香,母亲一样的蜡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蜡梅香啊蜡梅香”,罗大佑给它谱上了曲,深夜里我曾听了一遍又一遍,连衔接处,吉他忽然而起的一声锵然,都让我再三回味。
在物质生活和精神食粮都很匮乏的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余光中承包了我精神层面上的很大一部分,我借助他的诗句感受我的生活,也借助他的诗句遥想不可企及处,那篇《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让我羡慕到惆怅,他写在芝加哥坐老火车:
“太阳把一切成熟的东西焙得更成熟,黄透的枫叶杂着赭尽的橡叶,一路艳烧到天边,谁见过那样美丽的‘火灾’呢?过密西西比河,铁桥上敲起空旷的铿锵,桥影如网,到暮色在窗,芝城的灯光迎面渐密,那黑人老车掌就喉音重浊地喊出站名:Tanglewood!”
我恍惚间觉得,我也见过那样一个老车掌。
也许,余光中之于我,有着跟三毛、琼瑶相似的意义,他提供了一个生活范本,我羡慕他的一切,飘荡的少年,“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羡慕他在美国和欧洲大地上的游历;羡慕他懂得如何感受风晨雨夕、感受生与死与爱的浩荡,他是我想成为而不得的那一类人,还好,他把自己在文字里展示得比较充分。
少年时候,崇拜一个人,就会有点夸张,那时就想,一个人若活在唐朝,怎么着也得见见李白杜甫,活在宋朝,怎么着,也得窥视一下苏轼,活在当今呢,跟余光中晤个面才不算冤枉,至于怎么才能见到他,我却无法想象。
就这么傻傻想着,有一次,居然在电视上看到他了。他回大陆,央视的记者陪着他,一路做着访问,忘了记者都问了他些啥,反正在我看来,全部不在点子上。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记者的那种平淡口气,我想,他大概不知道面前站着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吧。
他们一块儿到了哈尔滨,余光中说,多年来,他一直听那首歌里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说着,他突然咳了一下,用手捂了一下嘴,我感觉他哽咽了。那个主持人居然还在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我隔着电视也想一把推开他,说,放开他,让我来。
可是,即使见到余光中,我又能问什么呢?跟他说我读过的诗句还是我度过的岁月?前者如阿谀,后者太自我,估计还是什么都说不出,倒不如让这个没心没肺的主持人来问他。
又过了许多年,我不复少年,而立之后,对他的喜爱转淡。也许是读得太熟了,而他又表达得太充分,是可以充分吸收的那种,不像有些诗人会带着拒绝,那么一点距离感,让人可以读了又读而不厌倦,比如我后来爱上的洛夫。
然而,在这个凄风冷雨的中午,听到他的离去,心中犹有震撼。像有寒风从某处刮来,有什么从高处跌落,这些散乱文字,就是我面对的一地碎片。可以想象,接下来,会有人对他进行多角度的点评,会以自己的标准,尝试着对他进行盖棺定论。而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感受到的陪伴,我感谢这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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