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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之死

王小波之死

王小波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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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伟 | 王小波之死
原创 2017-11-29 房伟 骚客文艺

本       文       约       4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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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陵园位于北京昌平区,处于风景秀丽的京西北山麓佛山脚下。佛山与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一脉相承,峰顶宋代曾建有上方寺,香火极旺,钟声绕谷,鸟兽驻足,因而得名“佛山”。

1993年,昌平市政局开始建造佛山陵园。陵园依山而建,园中林木葳蕤,清幽寂静。如果在秋色深沉的季节,你顺着陵园右首的“新八区”,铺满金黄落叶的小径上行,就会在山顶看到一块天然巨石,上有一行青色大字:“王小波之墓:1952—1997”。巨石呈赤红色,若燃烧之火墙,中下部掏空出一石匣,以放置骨灰,作家王小波即长眠于此。



1997年,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数次为其选择墓地,都因墓制过于呆板而作罢。李银河想给王小波选一个“独特别致”、“充满艺术气息”的安眠之地,而不愿遵从那些整齐划一、横平竖直的严肃布局。李银河最终选择了刚开放没几年的佛山陵园,花了六千元购置了这块墓地,精心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墓碑,并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了“王小波之墓”的字样。

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祭日,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家人都要来此祭奠。这里也常会有王小波的崇敬者前来祭拜。只要你在陵园入口,向卖鲜花和祭品的小贩打听“新八区”,他们多会说:“您是来看王小波的吧?”巨石下的青石板上,有很多纪念留言,有的则在石头上贴上纸,写着诸如“谢谢你,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之类的话。还有一些二锅头酒瓶。这都是仰慕者以亲切的方式表达着对逝者的怀念。

站在王小波的墓前,俯身鸟瞰,青山旷野,松涛如咽。

1997年4月10日,春寒料峭的时节,北京郊区顺义王小波居住的小区,夜深人静之时,突然传来了凄厉叫声。很多邻居被惊动了,却无人出来查证。没有人注意到,一颗闪亮的星星即将坠落……作家王小波,悄悄地告别了人间,也震惊了文坛。

对王小波的死亡,母亲宋华有详细描述:

原来小波10日下午去了他的住处,3点还去房管科交了费,6点钟时,有人看见他在楼下散步,10点钟的时候,邻居看见他的屋内还亮着灯。约11点半钟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到他喊了两声,是非常痛苦的惨叫。11日早晨,邻居们互相交谈着小波的惨叫,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的大汉,会在家里突遭不幸。又过了7个小时,到了下午3点左右,邻居们不见小波出来,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他们上楼去,推开门,看见小波已经倒在地上。他面顶南墙,身体弓着,已死去多时了。他走得太突然,后来经公安法医验定:心脏病发猝死。我知道了小波的噩耗,当时虽然很冷静,但心如撕裂,万分悲痛!

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偷袭”。


王小波一家(前左二为王小波)

很多人认为,如果抢救及时应能避免。但王小波去世后,曾有一个详细尸检,才发现他已患严重的心脏病:“左心室内膜增厚(超过正常内膜厚度10倍),左心腔扩张”,结论是“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患者“因心力衰竭死亡”。多年以后,我还依稀记得,最初读到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时的感觉。灵动,清澈,深情,却又高傲无比,骨头里深藏着对秩序和权威的不屑一顾。可是,这样强悍的头脑,却有一颗“脆弱”的“心”。王小波以“面对南墙、弓着身子”的躺卧姿态,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没有鲜花和掌声,“冰冷的南墙”是最后的隐喻。但斗室之内已成身体的监狱,他只有独自面对死神的苍白面孔。

王小波的死讯传来时,李银河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那几天,她一直感觉心发慌。李银河的姐姐,给她打了越洋电话,说,你快回来吧,出事了。李银河的心猛地揪做一团,急忙问什么事,姐姐却并没有言明。第二天,她乘坐飞机赶回北京,路上有位中国社科院的同事说,小波真是一个诗人,连走了也这么诗意。她一下子就猜到是小波出事了!泪水顿时充盈了眼眶……

去世前的一段日子,王小波已显露出了一些病状。这些病状甚至一直伴随着他。他从小就嘴唇发紫,他也猜测自己患有心脏闭锁不全的问题,但从未到医院检查。他还常向朋友抱怨,说屋子里的暖气太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王小波的最后一篇稿子给了《南方周末》。此前,他一直用传真向《南方周末》编辑部传稿,那一次,编辑何保胜收到的传真一片空白,第二次同样如此。“这事儿太诡异了。”他给王小波打电话,第三次收传真,何保胜才终于看到稿子。不久,他听到了王小波去世的消息。

逝世前,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病魔似乎成了挡在他面前最大的敌人。曾采访过王小波的黄集伟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当时曙光就在前面。”虽然他的小说发表阻力依然很大,但杂文很受读者欢迎。

王小波去世后的一个多月,共有约一百四十多家海内外媒体发布了有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互联网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王小波的某些话像格言一般被流传,如“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等等。

王小波去世前,他的“时代三部曲”几经曲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决定出版,出版社本来还为书的销路担忧,但是,随着王小波的死亡,情况旋即出现突转: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一时间洛阳纸贵,“时代三部曲”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也曾盛赞王小波“恐怕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第一人”。

然而,逝者已矣,静静地睡在太平间的王小波,永远无法聆听这“山呼海啸”般的反应了。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刚传开时,他的家人,如哥哥王小平、弟弟王晨光、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都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宋华。此时,王小波的好友胡贝、赵宁等人,主动出来帮着主持治丧事宜。

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借了一间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

1997年4月26日上午,八宝山一号大厅,三百多名各界人士赶来送王小波最后一程。除王小波的亲友,还有很多自发的吊唁者,他们大多来自传媒界、学术界、文学界,还有一些素味平生的读者。根据李静的回忆,那天八宝山几个摊点的鲜花,都被人们抢购一空。这些手持鲜花的送葬者,用沉默与花朵,表达了对王小波的敬意。其中,不乏一些文化名人,如著名电影导演张元,导演吴文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家辉,著名学者秦晖、丁东、谢泳等。

追悼大厅前方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黑色的横匾上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是王小波青年时的照片。王小波遗容安祥,但他遗体的额头却有一块褐色伤痕。由于心脏病发作引发的剧烈疼痛,王小波可能曾用头抵墙,甚至用牙齿刮咬墙壁。因为他临终前寓所的墙上有牙齿划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



现场的气氛很悲伤,可是,一些敏感的朋友,还是发现了异样。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钟洁玲就为此而发出质疑:“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的人员,也没有一个小说家。要知道,王小波首先将自己看成是一位小说家,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为避免节外生枝,治丧委员会的几个朋友,撤去了所有前来吊唁的人们送的挽联,只保留作家刘心武(当时却未能赶到)的一副“愿小波先生在天堂快乐逍遥”。也许,“快乐”二字,既包含了王小波创作的特质,也蕴含了亲友们对他生前状态的理解——这个把快乐带给大家的作家,其实很少真正快乐过,或者用小波生前的一句话说:“我一生都活在抑郁之中。”

上午10点左右,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鱼贯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说这是王小波爱听的乐曲。王小波去世的时候,“时代三部曲”尚未印好,出版社特意赶制了三本书的封面。钟洁玲和胡贝等人,将书的封面依次摊开,摆放在覆盖王小波的白色床单上。

突然,胡贝发现,在大厅走廊里,还站着三四十人,看样子也是来送小波的。他们是一群面带悲伤的男人,手捧鲜花,神情却有几分怪异,他们有的肃立,有的蹲在地上,但没有一个人说话。

胡贝走过去,对中间看似领头的一个男子说:“既然来了,就请到大厅一起去送小波吧。”

那个男子却哽咽着说:“不用了,我们能站在外面送小波先生一程,就很满足了。”

胡贝有些发懵,还是客气地把这些人往里让。那男子只是推辞。

这时,那男子惨笑了一声,大声喊道:“小波先生是个好人,他把我们当人!”

这时候,胡贝才突然醒悟,他们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做同性恋调查中的受访者,在当时尚属保守的社会氛围中,王小波给予了他们平等的尊重。这绝不只是挂在嘴边说说的宏大门面,而是王小波默默遵从的精神原则。


王小波、李银河合照

追悼会结束后,大约下午3点,李银河、王晨光与胡贝、赵宁,抬起王小波的遗体,将他送入焚尸间。眼看从此阴阳两隔,众人早已泣不成声。按照八宝山的规矩,胡贝将两瓶二锅头和两条金箭烟轻轻地放在了火化工桌上。为让小波走得安心,亲友们特别申请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控制火化炉,该炉是从日本引进的,号称“远东第一炉”。

然而,火化过程中出了点问题。当火化工缓缓按下按钮时,机器居然没有如期运转。那位师傅用低低的声音说,这位先生,您的东西,我不能要了,还请您帮个忙。胡贝忙问要干什么。师傅请胡贝在机器启动时,用胳膊顶住安放尸体的钢架,将小波送入炉火中。

胡贝看了一眼那个钢架。王小波的个子大,躺在那里,脚还露在外面不少。机器再次启动了,胡贝和王晨光顶住钢架,轻轻地移动着,一点点将小波送入炉中,眼泪却禁不住又一次流了下来。多年以后,在人民大学西门的一个茶吧,当胡贝先生向笔者讲述那一幕,依然泪流满面。他坚持认为,那是小波舍不得走:他境界高远的事业才刚刚起步,他对美和爱的执着追求,才刚刚为世人所了解,却因意外撒手人寰,这怎生不令人痛断肝肠,惋惜不已。

王小波想到过死亡,思考过死亡,但死亡的到来却猝不及防。生前接受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导演安德烈的采访时,王小波笑着声称,目前还没考虑死亡的事。然而事实是,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他的作品和生平言行,却好像总在进行“人生冲刺”。他对人声称,四十岁之前的生活值得过,过了四十岁,就是被生活慢慢阉割的过程。这是一种清晰的死亡意识。或者说,王小波的写作和价值观,总是有一种“青春气质”。他惧怕衰老,惧怕死亡对存在感的剥夺,惧怕一切“貌似”老成持重的东西。他不是“向死而生”,而是“以生抗死”。王小波的早期小说《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曾谈到死亡对青春气质的否定:

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

多年后,人到中年的王小波,又在《三十而立》中,戏谑地写过自己的死亡:

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

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么大的幸福!

在王小波看来,所谓“死后哀荣”,如果抽去话语光环,无非是给自己挣一块“塞入直肠的棉花”。

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它为生命赋予永恒的终止的尊严;死亡又是不公平的,它让死者在历史中留下了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痕迹。

本文节选自房伟《王小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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