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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刹那光辉之后的半世庸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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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刹那光辉之后的半世庸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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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刹那光辉之后的半世庸碌
原创 2017-06-05 叶克飞 挖历史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曹禺的创作历程被大时代一分为二,极具讽刺意味。

谁都知道他的《雷雨》,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创作历程。18岁那年,他就开始构思《雷雨》。23岁那年,大学即将毕业的他完成了处女剧作《雷雨》,并于次年正式发表,一举成为中国剧坛“大腕”。26岁那年创作了《日出》,次年创作《原野》。28岁那年,抗战开始,时局动荡,他却仍可于 30岁发表剧作《北京人》,完成自己的四大名剧……

1949年,他年方 39岁,正值壮年,

可在其后几十年的所谓和平年代里,他竟然仅有区区几部作品。其中,1954年的《明朗的天》是应景之作;1961年的《胆剑篇》号称以越王勾践的故事鼓励人民度过饥荒,多少有些讽刺;1978年的《王昭君》更是平庸。

这三部作品的档次,配不上《雷雨》《日出》的作者,可它们偏偏出自曹禺之手。

2012年,《时代周报》曾有一篇采访曹禺女儿万方的文字。她说,1949年是父亲的转折点,他“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只能忙于各种政务,开始了由作家、中国话剧奠基人向官员的转变。这不只是一次身份的转变,其背后是大时代的裹挟,个体空留悲哀。

当然,1949年后的曹禺,即使没有作品,仍旧声誉极隆。即使到了今天,“鲁郭茅巴老曹”的顺口溜还挂在某些中老年人的口中,如金科玉律,遮蔽了彼岸众多作家。他在天津的故居亦修葺一新,成为纪念馆。可一切的光鲜,都掩不住他后半生的尴尬。

他的故居在天津河北区民主道 25号,他幼时开始住在这里,直到青年时代才离开。这是一个独立庭院,前后各一栋意大利式的洋楼,土黄色外墙,均为砖木结构。如今,这里属天津重点打造的意式风情区,区域内遍布当年租界内留下的意式建筑群,各有来历,旅游与文化元素兼备。

曹禺故居的产权曾经历几次变更,1958年成为公产,成了市民居住的大杂院。2010年 5月,这里被辟为纪念馆,重新修葺,在院内增加曹禺雕像,在前楼设展厅,展示曹禺的照片、手稿、信件,以及用过的桌椅、怀表和餐具等。后楼则是“万公馆”旧貌,书房、卧室和客厅等均恢复旧时模样。

前楼外墙上镶有牌子,写着曹禺的简介,上面写道:“作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这幢小洋楼里‘终日弥漫着忧郁、伤感的环境,熔铸了一个苦闷的灵魂,使他早早地就开始思索社会,思索人生,思索灵魂’。‘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或多或少都隐含着他童年那段经历的影子’。故居分为前后两楼,均为意式建筑风格。”之所以是“终日弥漫着忧郁、伤感的环境”,是因为曹禺幼时,家道已经败落。

曹禺本姓万,“曹禺”之名即是将繁体的“万”字上下拆开而成。其父万德尊早年留日,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与阎锡山是同学,曾任黎元洪秘书,亦曾任察哈尔都统,授中将衔。

曹禺出生后不久,万德尊便举家搬到民主道的这两栋小楼里,时称“万公馆”。不过,伴随着黎元洪的下台,万德尊也成政坛弃儿,万家迅速败落,一度窘迫到要将前楼出租来补贴家用,后来更是将前楼卖掉,举家搬到后楼。而且,昔日热闹转瞬变为门庭冷落,人情冷暖无疑也触动了小曹禺。

在曹禺的记忆中,万公馆里的父亲总是在抽大烟,哥哥万家修后来也跟着染上了。万德尊大为恼火,大有“赌鬼不准自己儿子赌钱”的架势,可在孩子面前,他已失去权威,只能以斥骂责打为手段。万公馆里最常听到的便是骂人声,他甚至还打断了万家修的腿。后来,万德尊去世,万家修也早逝,万家更是凋落,全靠继母支撑。在曹禺离开天津后,继母更是被迫将后楼也卖掉,“万公馆”不再属于万家——值得一提的是,曹禺生母在曹禺出生三天后便去世,继母是生母的妹妹,她怕别人虐待姐姐的孩子,才做了继母。作为一个戏迷,她常带曹禺观看戏曲和文明戏,堪称曹禺的戏剧启蒙者。

不过曹禺口中的戏剧启蒙者倒不是继母,而是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的南开新剧团指导老师张彭春。曹禺曾回忆:“从 1925年,我 15岁开始演戏,这是我从事话剧的开端。感谢南开新剧团,它使我最终决定搞一生的戏剧,南开新剧团培养了我对话剧的兴趣。”

那时,1908年于南开中学毕业的张彭春正在指导“南开新剧团”,主攻话剧。剧团于 1914年成立,南开中学每逢校庆或毕业典礼都公演新剧。曹禺加入新剧团后,参加了不少张彭春导演的话剧,1928年 10月,他扮演易卜生名剧《娜拉》(即《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娜拉,大获好评。电影导演鲁韧曾回忆:“曹禺演的娜拉,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

1929年,张彭春赴美,临行前将一本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给曹禺,此时的曹禺已告别中学时代,成为南开大学的学生。曹禺曾回忆:“易卜生的戏剧技巧,的确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亦曾这样说:“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这段生活……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

在《雷雨》的序言中,曹禺写道:“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雷雨》无疑是曹禺最好的戏剧作品,在时间与空间都极其紧凑的情况下(全剧跨度不足一日,仅周家和鲁家两个场景),讲述数十年的恩怨冲突,技巧极其圆熟。

除继母的熏陶、张彭春的引导之外,这栋万公馆的兴衰与人事,也是曹禺创作的动力之一。在前楼展馆中,有这样一段曹禺的自述:“我写《雷雨》有一段酝酿过程。我刚读完南开中学,便立志想写《雷雨》这一类的剧本,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已经看到了一些像繁漪和周朴园这样的人物。《雷雨》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真实的影子,但又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中了很多人物的特点,再加以我的创造。我写剧本有时是从头到尾按顺序写出来的,如《日出》。但《雷雨》不是这样,我先写的是最吸引我的一些片段,如第三幕四凤对母亲发誓和以后周萍推窗进入四凤卧室的戏,又如第一幕中喝药以及第二幕鲁侍萍和周朴园相认的戏。后来如何穿插,又费了一番思考,才组织成这样一个剧本。其实动笔写的时间倒并不多,连反复修改,不过七、八个月。”

《雷雨》与曹禺生活圈子的重叠,痕迹处处可寻。在曹禺故居的后楼里,我们可以见到当年旧貌。尽管家道中落,但曹禺作为少爷,仍有自己的卧室与书房。卧室在一楼,入门后旁边便是,白天也光线暗淡。踩着窄窄的木制楼梯咿咿呀呀上楼,便可见中央的客厅,旁边则是书房。书房与客厅间有一个狭小的储物室,曹禺曾回忆,“这是放东西的地方,放着许多箱子,放着火腿,一打开,就是一股霉味。家里有个用人叫陈贵,非常有才,画释迦牟尼和观世音菩萨画得很好,常常有人求他的画。父亲很尊重他,他就常常把门关起来慢慢地画,谁也不能进去”。据说,这陈贵就是《雷雨》中鲁贵的原型。

书房的墙上还贴有一段文字,写曹禺的创作经历。当年曹禺创作《日出》时,未了解妓女生活,便去南市三不管、侯家后、富贵胡同一带的妓院里与妓女攀谈,翠喜和“小东西”均有原型。“当时的天津是暗无天日的地方,无奇不有,我是由朋友带去的,我接触了许多黑暗社会的人物,慢慢搞熟了,才摸清里边的事。”

其实,不仅仅是《日出》,曹禺的大多数作品都有着极其明显的天津痕迹。那时的天津,开埠已久,西方文明无孔不入,每逢冬季封港期间,客居天津的西方人便将话剧作为主要消遣,使之流行。传统文化戏曲在天津亦有根基,各地曲艺形式在此交融,京戏评剧河北梆子乃至评书、相声,都是曹禺年少时所常见。这种中西碰撞,无疑令他受益匪浅。天津的环境也对曹禺有极大影响,开埠后的天津,早已变成一个现代城市,工商业发达,港口繁忙,租界内外差异巨大,贫富分化严重。对于家道中落、从小便饱尝冷暖的曹禺而言,这环境显然契合其心境。

彼时,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功成名就,更不会想到尴尬的下半生吧?

万方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我的爸爸绝不是那种斗士。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被堵死,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绝望和恐惧就会把他压垮。关于‘文革’,他也有过一些记录,《十年浩劫回忆录》,那是一个很薄的练习本,写了不到一半,那上面最后一行字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

表面光鲜掩盖不住内心的恐惧。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听起来多么大的名头,可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比他更大的官被打倒甚至惨死?

那么,如果他不做官,没有琐碎事务缠身,又会不会写出好的作品?那也未必,因为在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同样有恐惧,也有被打倒甚至惨死的危险,甚至几率更大。即使侥幸身免,只挨批斗没送命,也不见得能拥有创作的权利,沈从文不就是例子吗?其实,即使只是一个普通平民,如果不参与到集体癫狂中,亦难免祸。

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曹禺已惊恐至崩溃的程度。万方说,“最最可怕的时候是刚刚‘文革’开始,六几年,红卫兵可以随时冲到家里,随时把他抓走。我父亲曾经跟我母亲说,你能不能想个办法,你把我弄死。然后我妈妈说,那你能不能先把我弄死。在我心里啊,我就想到了他们那种极度的绝望”。

这位“中国的莎士比亚”,在童年的人情冷暖和苍凉中开始了戏剧启蒙。那时,他也许以为自己的年少遭遇是世间最大的悲哀,并在创作中迸发情绪。后来,他才知道,童年时的悲哀不过是小儿科,最大的悲哀其实是有话不能说,有情绪不能释放,有恐惧如影随形。


本文摘自《故人何寂寞》叶克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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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碌意味着平安,杰出往往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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