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外交”与统战：《冯雪峰全集》首次披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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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外交”与统战：《冯雪峰全集》首次披露的历史
原创 2017-03-20 石岩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石岩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曾给“全集”下过严苛定义：作者须是历史人物；编者是拾穗者，不是刀斧手；全集首先要“全”，只言片语也要收，哪怕不光鲜、不合时宜。2016年，《冯雪峰全集》以这样的标准出版。
如同所有大时代的亲历者，冯雪峰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加速度的状态：1920年代他是诗人，继而是苏俄文艺理论的译者。1930年，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召集人之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中共中央直属部队全程参加长征。1936年4月，他被派到上海，做针对南京政府、及各界闻人的“外交”、统战及情报工作，后因国共谈判问题与博古发生争论，年底回到家乡义乌，写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后，他被关进上饶集中营，先后患回归热和肋骨结核，几次在生死线上徘徊。1943年他被营救出狱。此后到1949年，他受命以“个人名义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1949年之后，他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和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右派”、 “三十年一贯的反党分子”。1979年，在他的第二次追悼会上，他的党籍和政治声誉得到恢复，重新成为：优秀共产党员、著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
《冯雪峰全集》所收录的500万言，完成于他跌宕起伏人生的缝隙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编审、《冯雪峰全集》编辑组主任陈早春评价说：冯雪峰的译著是很多研究者到处找都找不齐的资料；他与文化界、政界、军界高层人物都有交往，他的外调材料涉及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文革”时谁都不敢写日记，他写了，他的日记记录了时代的侧影。
遗珠之憾是有的。冯雪峰早年曾用多个笔名，有些笔名今天已很难确定。1936年，冯雪峰接受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委派，从陕北到上海，他有四个使命：设法在上海建立一个电台；同上海各界联系，做统战和情报工作；寻找和了解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附带”管一管文艺界。在沪上，化名“李允生”的冯雪峰与陕北有多份电文来往，此前从未公开。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具公函，冯烈和妻子方馨未在相关档案部门查看、抄阅到了其中的几十份函电，其余十几份仍不能解密。
冯雪峰1956年像
1
一百万字的外调材料
为编《冯雪峰文集》，冯烈和妻子方馨未花了五年的时间，他们为此辞了工作。编全集之前，英语专业出身的冯烈对现当代文学史一直很关注，《新文学史料》从第一期到现在，他全有，“早些年几乎每期都会出现我爷爷的名字。”
1976年，冯烈和妈妈回东北姥姥家过春节，爷爷冯雪峰在大年初一的鞭炮声中去世，消息传来，9岁的冯烈哭得一塌糊涂。他与祖父同住在“红日路十七号”，感情笃深。
今天的东四北大街旧称“红日路十七号”，房子最早由卲力子捐给出版总署，后曾作为出版总署的幼儿园，1955年之后一度是受“胡风事件”牵连的诗人牛汉的关押处，后来被改造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集体宿舍。1957年，冯雪峰被定为“右派骨干分子”，次年开除出党，除保留作协会员，其他各职一律撤销，从文艺一级直降三级，让出苏州街胡同的独院，住进出版社的集体宿舍。
那是里外两间屋，外屋住着冯雪峰夫妇和外孙，里屋住着冯烈和父母。外屋一进门，书和柜子把房间隔成一条过道。过道的右手边有一个布幔，布幔后有一张桌子、一把扶手磨得发亮的沙发、一张床，这是冯雪峰的“书房”兼卧室。书在“文革”时已被抄走四卡车，余下的仍然放不下，堆在屋外的廊子下，不时被人“拿走”。院子里最多曾住过六七户人家。
在冯烈的印象中，爷爷是一个白头发、白眉毛的慈祥老人，很瘦，天冷时戴一顶藏蓝色的瓜皮呢帽。一天的大多时间都坐在书桌前，不知道在干什么。
冯烈的父亲冯夏熊在《父亲留给我的》一文中有更详确的回忆：“右手这边，是一厚叠关于太平天国的稿子，左手这边，是一叠笔记本子，上面写满了他摘记的有关鲁迅的资料。一直到死前不到二十个小时，他的头颅还固执地埋伏在这两摞东西之中。”
1961年，在“右派”摘帽的喜悦中，冯雪峰决定重续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却被告知，他不再适合创作“重大现代革命题材”。一怒之下，他将此前陆续写下的几十万字文稿焚毁。不久，他又提出写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小说，蒙准后，即开始跑旧书店、图书馆，到广西、湖南、湖北三省走了四十多个县区，沿着天平天国进军的路线搜集资料，“工资大部分花在这上头”，一度列出详细的提纲和一些章节的细目，然而在1960年代频密的运动中，眼看许多优秀的作品被打成“毒草”，他的这篇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时写时停，直到他去世都没完成。
为鲁迅著作做注释，几乎是他晚年被允许的惟一一份工作。冯雪峰的同事陈早春回忆，“就是这份工作，还是王仰晨先生几经争取才得到的，而且还有许多附加限制：一、不能参与编选、注释等重要工作，只能做一般资料性的工作；二、不许对外，不要来社办公，以防‘不良’影响；三、凡外来向他了解鲁迅情况的人，须经组织批准。”（陈早春，《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雪峰的晚年》）这些限制，同事们不忍“传达”，冯雪峰一直认为自己和大家享有同等的工作权利。他做得极投入，常为一条注释上穷碧落，明明有非凡的记忆力，却一定要查阅资料，得到双重证据才放心。
冯烈小时很淘气，在书本上乱写乱画，父母要打，总是爷爷拦住，还把香蕉或苹果塞到他手里，所以往往还没打到，他就哇哇大哭，以引起爷爷注意。有一次，他用毛笔画了一只小老鼠，爷爷兴致勃勃地在上面写上“小耗子”。可惜这张爷孙俩合作的“作品”早已不见了踪迹。
1974年冬天，冯雪峰的肺气肿复发，“他像吸干了油的尚在燃烧的灯芯一样，在慢慢地黯淡下去。嗓音一度全失，即使相对而坐，也听不出他在说什么”（唐弢：《追怀雪峰》）。身体变坏的同时，冯雪峰希望恢复党籍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他不断问朋友：能不能要求恢复党籍？重新入党也可以。朋友们明白，对冯雪峰来说，“一切事情都必须先从重新入党后才能开始”。但他的问题没有答案。
方馨未没有见过冯雪峰，但她熟知冯雪峰的字体。为编全集，她把近两百万字的冯雪峰日记、书信和外调材料等录入电脑。
生命最后十年，冯雪峰手写的外调材料超过一百万字。每份材料都曾一次复写多份，因为长期用力书写，他右手中指长出厚茧，五指蜷屈，到死都伸张不开。
胡愈之和韦君宜都有回忆，“文革”时，“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是首当其中的“火力靶子”，冯雪峰是1930年代左翼文艺的见证人、领导者，他成了各地外调人员的“香饽饽”，“人人都想从他嘴里得到攻击对立面的枪炮子弹”。冯雪峰从不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他把1930年代“左联”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复写多份，谁来外调，就给一份。“这份材料没有歪曲事实，也没有诬陷任何人，包括那些整过他的人在内。”
进入1967年，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写外调材料，从这年的8月2日起，冯雪峰开始写日记。他的日记极为简略，基本是外调材料的索引和备忘。对照日记和外调材料，冯烈和方馨未发现若干时代的风向标：这段时间批判这个部门，这些人；那段时间批判那个部门，那些人；今天的调查者或许两年之后会成为被调查的对象。
2
“硬译”
问：冯雪峰十九岁就以“湖畔诗人”闻名诗坛，却在几年之后从写诗转向翻译——他1925年开始自学日语，1926年已经可以翻译文艺作品和理论，而且一开始就锁定苏俄文艺，为什么？与谋生有无关系？他见过李大钊吗？
冯烈、方馨未：他1924年在上海中华学艺社（又称“丙辰学社”）工作时开始接触日文。梁启超曾说“二十世纪是苏联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潮流。冯雪峰通过翻译了解马列主义，不能简单说“为了谋生”。当时社会上翻译外国通俗文学，乃至翻译低俗小说者大有人在，我们在收集资料时就浏览到不少，冯雪峰没有随大流。他选择的翻译方向可能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对无产者、贫民阶层抱有本能的同情。初到北京时，他到一名国会议员家当家教，他读过师范学校，这份工作很对口，后因长期被欠薪而不得不放弃。他的诗作《菖蒲》，有他“北漂”生活的印记。北京半工半读的生活，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特别是受到李大钊的感召和影响——那时，冯雪峰认为李大钊才是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他是受了李大钊的殉难的刺激才加入共产党的，他从未见到过李大钊，只读过他在《新青年》上面发表的几篇论文和一首小诗，听见过关于李大钊的革命事业和做人的一些传说；冯雪峰非常相信李大钊的淡泊是真的淡泊，同时觉得他的朴实的文章的力量以及关于他的人格的传说，就都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信念的最真实的证明；冯雪峰开始觉得：“做这样的人才是我们青年的道路。”（见《冯雪峰全集》第4卷第232页）——这是冯雪峰将兴趣从写诗转到了翻译，并且锁定苏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原因。
冯雪峰和鲁迅的翻译同属“硬译”。关于“硬译”，鲁迅与梁实秋“论驳”的杂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颇能说明问题。其中写道：“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见《鲁迅全集》第4卷2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从“无有”到“较好”，他们对苏俄文艺理论的系统翻译，填补了这一空间。
问：冯雪峰结识鲁迅，对他的一生影响至深，他们最早见面是1928年冯雪峰到上海之后吗？
冯烈、方馨未：冯雪峰在1928年底柔石带他拜访鲁迅之前，和鲁迅有过几次不算密切的交往。1922年4月他们将刚出版的《湖畔》诗集寄给鲁迅，扉页上题写：“鲁迅先生请批评 漠华、修人、雪峰、静之敬赠”，这本书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中。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1926年冯雪峰所译日本作家森鸥外的短篇小说《花子》，得到鲁迅的校改及鼓励， 6月10日发表于《莽原》半月刊；此后，他在鲁迅主编的《莽原》、《语丝》、《未明》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诗歌、散文、小说和译文。同年8月5日为与潘漠华等人筹办刊物，他往访鲁迅，鲁迅说“李小峰恐怕不想再出刊物了吧”，又见他正为远行做准备，当即告辞，鲁迅日记：“晚冯君来，不知其名。” 1928年他在家乡义乌中学执教时选用鲁迅作品讲课，曾两次写信向鲁迅请教词义。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他写了《革命与智识阶级》在《无轨列车》发表，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公正地评价鲁迅的文章。
以上是1928年12月9日柔石带冯雪峰去景云里鲁迅家拜访之前，冯雪峰与鲁迅直接与间接交往的情况。柔石是冯雪峰“浙一师”时的同学，柔石带他去见鲁迅，他觉得“就好像与自己的一个朋友去见他的塾师或见他的父母一样。”鲁迅与柔石的关系情同父子。此后，冯雪峰在与鲁迅的不断接触和相知相契中，关系逐渐紧密。
后来，中共党组织想平息鲁迅和太阳社、创造社的争论，中宣部部长李立三、干事潘汉年认为冯雪峰同鲁迅比较接近，让他去做鲁迅的工作，同时由冯乃超做创造社、太阳社的工作，几方面结合后，筹备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1931年2月“左联五烈士”遇害，史沫特莱有回忆：鲁迅非常痛苦，几乎无法解脱出来。3月，冯雪峰分别用化名“蓝布”、“海辰”、“曙霞”，将柔石、胡也频等五位青年遇害的消息在《文艺新闻》首次公开。当时上海各报无人敢登这条消息，冯雪峰通过复旦大学的教师汪馥泉介绍，去与当时《文艺新闻》的负责人袁殊商量，做通他的工作。此后袁殊加入了“左联”，《文艺新闻》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
“左联”在“五烈士”遇害后陷于涣散，成员从90多人锐减到12人。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接任“左联”党团书记。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鲁迅商量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1931年4月20日，《前哨》印成，为纪念《前哨》创刊，当天下午，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到上海春阳照相馆合影。（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这张照片上还活着的人，就只剩下姑姑冯雪明了，当时奶奶将她抱在怀里拍照时，她是个不满六个月的婴儿。）——裘沙：“我在编《鲁迅照片集》的手稿中，根据史料，把这张照片作了这样的标题：《编完〈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后的合影》，冯老开始说最好不要这样标，但是迟疑了一下，又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就改口说：‘当然，你要这样标，也是可以的。’后来，何爱玉告诉我：那次照相，是鲁迅先生执意要拍的，许先生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同去，拍照时还是把头低了下来。”（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0期第38页）
1931年4月20日，编完《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后，冯雪峰与鲁迅两家人的合影
3
关于长征的25页表格
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是不是冯雪峰一生中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
冯烈、方馨未：是的，但这个职务是虚衔，长征出发之前，他在瑞金的实际职务是马克思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副校长。1933年5月14日，好友应修人牺牲之后，冯雪峰接替他，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一职，随即在上海秘密筹备“远东国际反战会议”。冯雪峰亲自寻找会议场地，进行策划，并派周文、郑育之去布置会场。这次会议于1933年9月30日在沪东大连湾路一幢房子内秘密举行，由宋庆龄主持，有三名国际代表和若干苏区代表、义勇军代表等共五六十人参加。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毛泽东、朱德、鲁迅、片山潜，罗曼·罗兰、高尔基等都被列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冯雪峰因此上了国民党特务抓捕的黑名单，险遭被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上海潜伏一段时间后，被调往瑞金苏区。就在次月（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不言自明，他在瑞金的当选与任职，与远东反战会议在上海的成功举办及他在上海的工作成绩有关。
问：长征是冯雪峰难以忘却的经历，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是他一生的创作心结。他是党内比较早就意识到要为长征保存资料的人，但是后来，当开始正式整理、建构关于长征的叙事时，他的参与似乎并不多。
冯烈、方馨未：是的。1933年底，冯雪峰同贾拓夫一起从上海出发，乘船至广东汕头，经福建上杭舟车步行翻山越岭到达瑞金。贾拓夫是当时唯一的一个从陕北到上海找党中央的地方红军干部，长征最后选择到陕北建立根据地，与贾拓夫是有很大关系的。长征路上，贾拓夫主要负责解决红军的粮食问题。
长征出发前，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团”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中。冯雪峰得知瞿秋白被留下，即去找毛泽东、罗迈等人想办法，希望能带上他，但未能如愿。当时即便中央委员张闻天都对此无能为力——“瞿秋白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表示希望‘走’。张闻天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陈情。博古一点没有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来。张闻天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载：程中原《张闻天传》第22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版）冯雪峰去与瞿秋白告别时，瞿秋白脱下身上的长衫相赠。后来有许多人的回忆里都提到了“这件长衫”。
长征途中，由一方面军的干部团和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合并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出现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冯雪峰作为红军大学高级班政治教员，受命与董必武一起面见张国焘。在谈话的过程中发生争执，张国焘一拍桌子，身后立刻闪出一排警卫拔枪威胁。
冯雪峰在长征途中写有两首诗和一篇散文，署名“曙霞”。这个笔名他于1931年在《文艺新闻》上将“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首次公布时用过。三篇文章后来被收入《红军长征记》、《二万五千里》等书中，但在他受冤屈的年代里，不但是这些作品，他其他的许多作品也被埋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远在另一边的上海，朱自清编辑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内中收入冯雪峰“湖畔”时期的诗8首。当时的朱自清并不知道昔日的诗人如今已经成为战士，甚至无从知道他曾经的这个学生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就在同一年，胡风主编《木屑文丛》（1935年4月出版），编入冯雪峰的《〈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未完稿），胡风在“附记”中写有“也许不会回到这个中国来的作者（按：指冯雪峰）”一句。可见，当年在国民党以百万兵力围剿中央红军的局势下，上海有许多朋友可能认为冯雪峰很难再活着回来了。
发现的冯雪峰手迹：关于中央直属红一军团长征中所经过的地点、里程、民族区域、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及所处环境等25页表格，目前可说是关于长征的最原始的记录之一。上面的提问所指，系统地整理长征历史，是后来的事情，那时冯雪峰已被打入另册。若他当时指出哪些是他的作品，或许连这些都留不下来也未可知，如同他的长征小说手稿。这次我们将他亲手绘制的这25页表格编进全集，若他九泉之下有知，当也会感到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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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派冯雪峰到上海工作
问：1936年，冯雪峰从“东征”战场回到上海，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乃至“西安事变”似有重要关联？
冯烈、方馨未：1936年4月，冯雪峰从瓦窑堡被派到了上海。临行前，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分别向他交代任务。到上海之后，冯雪峰去见的第一个人是鲁迅。随后他与上海地下党特科成员徐强联系上，之后徐强受他单线领导。一周之内，他又陆续见到了茅盾、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并通过沈钧儒联系到在南京从事救亡工作的左恭、王昆仑等人，并通过他们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统战工作。
1936年冯雪峰到上海之前，陕北中央跟莫斯科之间一度失去电报联络。国民党想摸共产党的底，不知道红军在陕北到底有多少人马，专门派员到苏联共产国际去做王明的工作。但王明并不了解陕北的情况，1936年5月他派潘汉年从莫斯科到香港。潘汉年从香港派胡愈之到上海了解情况。当时冯雪峰按照中央指示，正急于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以共同推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冯雪峰与胡愈之会面后，二人同乘轮船到香港见潘汉年。冯雪峰并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情况告知潘汉年。随后，潘汉年到南京去与国民党方面接洽谈判事宜，南京方面要求他先去陕北看情况。1936年7月11日（这时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已通电报），张闻天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王明：“上海方面我们认为极重要。你们同上海党有何关系望告，我们已派了冯雪峰在那里工作。”电报中还说到：冯雪峰已于6月29日由上海去信陕北中央，汇报了潘汉年“已到香港，先派胡愈之到上海看情形”以及王明有“关于战略问题”要潘汉年面告陕北中央等情况。（冯雪峰1936年6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信，是未解密信函之一，尚未能编入全集。）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冯雪峰：“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同一封信中，毛泽东还询问与江浙财团代表人物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并指示冯雪峰“刘子青关系要弄得十分好，使他专心为我们奔走华北”。刘子青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派到陕北进行联络的代表。同日，毛泽东也有一信给刘子青：“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傅作义、阎锡山、商震六处，亦祈鼎力斡旋，直接间接进行联络”，并要刘子青向冯雪峰通报情况，进行联系。（见《冯雪峰全集》第7卷353页）
1936年10月24日，冯雪峰飞抵成都，国民党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刘湘的参谋长傅真吾接机，入住傅真吾家。26日，冯雪峰到四川省政府面见刘湘，向他宣传中共“抗日大计”，在国家危亡之时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会谈后，刘湘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将不再参加内战和“剿共”。当晚，刘航琛表示：既然患难与共，在经济上可以提供帮助，十万八万没有问题。
“西安事变”后，冯雪峰与刘航琛会面，谈了中共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潘汉年经冯雪峰与宋庆龄联系后，同宋子文洽谈。1936年12月15日冯雪峰借用刘湘驻上海办事处的电台，将潘汉年所拟有关宋子文对“西安事变”态度的报告密电中央。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南京。1937年1月15日，中央张闻天电告冯雪峰、潘汉年，指示策动韩复榘、刘湘通电，主张和平解决，恢复张学良自由。韩复渠、刘湘的通电是发了，但众所周知，张学良没能获得自由。
5
口号之争
问：1936年到1938年，冯雪峰在上海做的很多事情，都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为什么后来人们提到冯雪峰这一时期在上海的工作，主要说的都是“两个口号”之争？
冯烈、方馨未：因为“两个口号”论争在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发展史上，都每每被涉及，所以“知名度”高。如：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冯雪峰作为当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的代表人物，被批斗，被划为“右派”，而整肃他的如周扬、夏衍等正是当年的“国防文学”派的代表。不过十年，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两个口号”论争，又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在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批判斗争中，“国防文学”派的人纷纷被揪、被斗，几年前还在斗争别人的人，一下子成为了被斗的人。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进驻了军宣队、工宣队抓“斗、批、改”，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如爆豆一般。冯雪峰也参加了这样的会，有时作为听会的群众，有时又作为陪斗者。有一次他悄悄地跟陈早春说：“如果要说有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出版黑线的话，我作为三十年代‘左联’的负责人之一，作为文学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看着这么多人为我受过，我感到很难受。请求批斗我！”
1957年冯雪峰被打成“右派骨干分子”，其中，“先找党外（指鲁迅、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后找党内（指周扬、夏衍等人）”是他的一大罪状。——事实上，1936年冯雪峰是按党中央的指示先找鲁迅、茅盾、宋庆龄等人的。而且，在冯雪峰到上海之前，周扬等与鲁迅的矛盾就已经很深，甚至在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支持指示下（迫令萧三写信寄鲁迅）解散了“左联”，因此，鲁迅一见到冯雪峰就对他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也因此，有人认为：1957年冯雪峰被批判，是他代鲁迅背黑锅。
冯雪峰《回忆鲁迅》手迹
1935年11月，“左联”驻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萧三，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二人强迫之下，给“左联”负责人写信，提出解散“左联”。而鲁迅对解散“左联”是抵制的，认为“左联”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核心，没有了这个核心，他怕被别人“统过去”；并认为如果解散则必须公开发表一个宣言，但周扬等“左联”负责人却未接受鲁迅的意见，没有发宣言。1936年初“左联”被解散了。
萧三说：“这年九月间，王明找我谈。他认为‘左联’太‘左’，搞关门主义，因此对我说：‘你写封信回上海，叫把“左联”解散。’我当时不赞成，没有听他的话。
“过了一些时候，大约是十一月间，王明又问我：‘你写信回国没有？’我说：‘没有写。’王问：‘你不赞成统一战线吗？’我说：‘赞成。’王又说：‘那为什么不写？是不是因为你是“左联”的代表，解散了，你就当不成代表了？你不写，我找别人写！’态度凶得很。于是我又去找当时驻第三国际的另一位代表（按：康生）他跟我作了一次长谈……于是在王明的威逼下，我把这个代表的理论加以发挥，并根据他提供的有关国内情况的材料，写了一封信回上海，以苏联解散‘拉普’为例，提出解散‘左联’。信封上写‘上海北四川路司各脱路内山书店转周豫才先生’。”（见《访问萧三同志记录》，载《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第4期）
1957年8月14日中国作协党组第17次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周扬等人提前就做了布置和安排，他们甚至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叫到茅盾家中开会，做思想工作。这才有了夏衍“爆炸性”的发言、许广平的痛斥冯雪峰和楼适夷的大哭……那天，在有一百多人参加的会场上，发言主要集中在1936年，除了前面说到的冯雪峰到上海后“先找党外后找党内”，还有诸如“蒙蔽鲁迅”、“打击”、“陷害”和“摧残”以周扬、夏衍等为首的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搞“分裂活动”等罪状。当时夏衍在他的发言中爆料“中央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要他在离陕北途中找到一支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游击队，而雪峰不找，这支游击队终于因失去与中央的联系而被国民党全部消灭。”（见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549页）楼适夷在《为了忘却，为了团结》中“我的痛哭”一节也写了这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现场不知内情者，包括冯雪峰本人在内，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许多人情绪失控。
虽然，在这次会议的三天前，周扬专门将冯雪峰叫去“打招呼”：“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去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但是，这次会上的肆意污蔑、公然栽赃陷害，还是让冯雪峰措手不及。他整个人一下被打懵了。事后申诉无门，他心里明白：自己被派上海的工作和成绩组织上是清楚的，但既然上面有人要设计整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之后，他被打成“右派骨干分子”，被“开除党籍”。他也曾经去找过个别友人，在他们表示无奈之后，他不再做过多申辩。对于栽赃，他只说：“请组织调查”。对于“开除党籍”的处分，在支部会议上，他自己也举起手“同意”——行使他最后一次作为党员的权利，然后他说：“支部书记同志，我从来不反党，从来不反社会主义，我将来还要回到党内来。”——王士菁回忆，据采访录像。
“文革”时期，冯雪峰和社里的其他人一起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从各地去找他写外调材料的人接连不断，晚上他睡不好觉，白天要不停地写材料以及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但他从没有放弃信念。当年和他同住一室的牛汉说：
“冯雪峰从来没有唉声叹气，他就是沉默，坚定地沉默，沉默也是很清醒的，对整个历史不绝望，历史会继续前进，人民会清醒过来，他只相信这个，相信他自己的理想是对的。他自己不堕落，不叛变，不背叛自己的理想。”
“是冯雪峰的精神影响了我，感染了我，这是肯定的，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牛汉现在写诗、写文章，其中一个原因：冯雪峰给我的力量，冯雪峰给我的一种精神，真诚的、纯洁的、清醒的，对待历史、对待个人，没有私心杂念。不堕落，不是做一个逃兵，不是的，而是实事求是、坚持到底、到死为止。”——牛汉言，据采访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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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生”为何不告而行
问：1937年底，冯雪峰为什么从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的位置上“不告而行”？
冯烈、方馨未：“不告而行”的说法源自潘汉年给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的电报。事实是他当时并没有“不告而行”。1937年7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冯雪峰与博古因对谈判问题有不同意见发生争吵后，即受到排挤。8月，潘汉年告诉他，上海办事处要改组，要成立南京办事处。南京和上海的工作主要由博古负责。关键是：冯雪峰当时是陕北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的代表，博古是共产国际王明的代表，而陕北中央受制于共产国际。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9月，潘汉年转告冯雪峰：从上海去陕北的人都对他不满意，有些事情要他自己去“说说清楚”。冯雪峰在没有看到张闻天、毛泽东给他本人的电报指示之前，没有凭潘汉年转告的这句话去陕北，因为1937年初他两次回陕北见到张闻天、毛泽东，已经将上海的情况跟他们说得很清楚。9月中旬，冯雪峰给组织写“请假信”请潘汉年转呈中央。但从10月25日潘汉年给中央的电报看，他没有把冯雪峰的“请假信”转交中央，而且10月23日在他收到张闻天给冯雪峰本人的电报后，也没有将电报交给冯雪峰，并在两天后的10月25日，用“潘刘”的名义直接回复中央。
潘汉年1937年10月25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开头是：“李允生已不告而行，前给我留一信”，——仅从此句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既然是“不告”何来“留一信”？冯雪峰呈交“请假信”后，并没有离开上海，何来“而行”？冯雪峰当时就住在鲁迅家中，继续整理研究鲁迅遗著，为编辑出版《鲁迅全集》做准备。他10月1日发表了《完成宣战的准备》；15日写《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于半月后发表；17日写《关于鲁迅》于3天后发表；19日在鲁迅墓前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做题为《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的演讲；12月上旬，他和茅盾去看骆宾基，而后将骆宾基介绍给许广平。
冯雪峰是1937年12月下旬回家乡的，在他写“请假信”给组织得不到回复的整整三个月之后。
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任命冯雪峰为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可见，冯雪峰1937年底离沪回乡，中央没有认为他脱离党组织，不然不会有这一任命。
1936年冯雪峰被派到上海做的许多工作，可能他自己认为是党的机密，如：与中央领导人互通许多电报；为组织获取情报；送多人进延安；体恤陕北物资匮乏，以鲁迅的名义送12只火腿去陕北；与张学良见面时借飞机做何用途；等等；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向任何人交待，包括他的亲人。直到因编辑《冯雪峰全集》收集资料，几十份电函得到了解密。他还带走了多少秘密？没人知晓，只能等待更多的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