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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失败儿子”

鲁迅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失败儿子”

鲁迅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失败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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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鲁迅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失败儿子”
原创 2017-02-22 杨早 大家


文 | 杨早

鲁迅与母亲系列第一篇,请点击查看《孝子鲁迅为母借债买房》

当然1906年的逼婚是母子之间一条大裂痕。据说鲁迅是被“母病”的借口骗回绍兴的,“一回家即见挂红结采,朋友探问何事,鲁迅答以‘母亲娶媳妇’”。曾长期在鲁迅家做帮工的王鹤照,在口述整理的《回忆鲁迅先生》里有过一句:

“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

意思是鲁迅在新婚之夜极不快意,以致痛哭。虽然也是“据说”,倒是令人很有想象空间的细节。

后来鲁迅对许寿裳的说法是“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瑞给长子找定媳妇,从传统社会角度来看,并无不妥,但是她不会想到鲁迅当时没有过分违拗自己,只是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的借口压抑着自己。日后儿子在生活中隐而至于显的反抗,如地火的阴燃,不强烈却持久——现在人称为“冷暴力”,颇有人为朱安不平,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

鲁迅如能像胡适那般配合旧道德,他就不是鲁迅了。但鲁迅没有决然反抗,对母亲的孝顺与爱一定是主要因素,自然也有考虑到朱安倘若被休回娘家的惨境。怎么看都是一局死棋。

有母亲做主,鲁迅是无法自行决定是否跟朱安离婚的,又完全没法接受无爱的平等婚姻(旧伦理中这种情况一般以纳妾或嫖妓为家庭补充),除了选择“供养”,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自后视今,拿现在的两性关系来想象,鲁迅与朱安相较,鲁迅当然处于强势,但于一个“旧伦理体系中的新人”来说,母亲与妻子背靠着强大的宗族伦理习惯,长子鲁迅肯定是处于弱势。

据说鲁迅离开八道湾前曾问朱安:是跟着自己还是跟着母亲?潜意识里自然仍是当朱安是母亲的“陪伴”。如果鲁迅是离京做官或经商,这种要求在旧道德里是合理的,前例无数。而朱安明确地回答要跟着丈夫,并说鲁迅总归要找人做饭洗衣服的,鲁迅于是“携妇离家”。但母亲不久也跟随而来,于是仍然朱安陪伴鲁瑞,婚姻有名无实的格局。


▲ 朱安与鲁迅

鲁迅与朱安有无性生活,也是很隐私但极引人注目的话题。据鲁迅学生荆有麟《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记述,朱安曾向荆妻金仲芸诉苦:“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周家老妈子则讲夫妻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先生这才答“关”或“不关”。

当然就有各种传闻,比如说鲁迅冬天不肯穿棉裤,朱安给他做了棉裤也被扔出去,是要藉寒冷抵挡性欲之类。不过也是据荆有麟回忆,鲁迅曾跟他说过:“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张梦阳新书《鲁迅全传》采此说法,并将之归咎于朱安的小脚与裹脚布让鲁迅感到恶心。

以上叙述,如果掩上“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只论行迹,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现代意义上“失败的儿子”:形婚,包办,四十多岁跟母亲住在一起,几乎无原则地满足母亲的要求。传统伦理笃定认为这是“事母甚孝”,现代女权观可能直斥为“巨婴”“妈宝男”(现实中的确有人斥鲁迅为“渣男”),即在鲁迅的朋友学生中,就多有不理解鲁迅行为的声音。

我想鲁迅的痛苦,在于身为转型时期的(他自称为)“中间物”。母亲的爱,代为娶妇,随长子而居,以传统伦理视之,一点问题都没有。而在现代社会,这些都是难以容忍对个人生活的干预,亲如母子亦无法承受。鲁迅之苦,在于两端都通晓,却无能为力,明明身心拒斥的,却碍于“纯孝”的情感(还不是外在名声,是真的母子感情好)无法割舍。大家都知道他在《热风·四十》中借题感慨过自己的婚姻: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了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这段话既指与朱安的婚姻,也不妨用来形容与鲁瑞的母子关系——母亲代表的“旧习惯”,为子者也只好“陪着”,虽然明知“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


▲ 鲁迅、许广平一家

鲁迅与许广平怎样恋爱的,传记或文章很多,不赘述。但无论如何,他们没有在北京真正表露心迹,母亲与朱安的存在,都是巨大的阴影。放在当下,也就是止于暧昧吧。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女师大风潮的激荡,如果没有奉系入京的政治威胁,如果没有林语堂为中介的厦门大学聘书,鲁迅留在北京当部员兼讲师,会有后来的新婚与新生活吗?“太师母”眼皮底下,我想很难。

在阜成门住了三年多,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同车离开,就此告别居住了十四年的北京。关于鲁迅离京,自然主因是政治,但从家庭角度来看,也不妨说鲁迅从此摆脱了这些现在喜欢给人贴的标签。他找到了喜欢的人,寻觅他乐于居住的城市,包括让他更痛快的生活方式——不教书,在家写作,开无数的小号(笔名),成为一名文化游击战的神射手,民国最知名的公知。

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达他人生中最后一站:上海。五天后,从共和旅店移入租好的景云里寓,同日即算作他与许广平的结婚日。连日饮宴,座中许广平与周建人同在。就算鲁迅不写信给母亲,周建人应也会代告。在北京的相关人士闻听后,朱安有著名的“蜗牛说”,鲁瑞作何感想,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47岁的鲁迅,在外建立了自己的核心家庭,不论法律,从心理上说,鲁迅再去北京,就不是回家,而仅是探母。成年成家后的子女,与父母之间,相处模式不一样了。


▲ 鲁迅故居一景,东方IC供图

【注】本文原标题为《巨婴鲁迅的断舍离》题图为鲁迅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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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孝子鲁迅为母借债买房
原创 2017-02-17 杨早 大家


文 | 杨早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肯定是排得上号的孝子,纵然在整个民国名人谱上,我记得的,也只有傅斯年能超过他——毕竟鲁迅似乎没有在母亲面前长跪过。


▲ 鲁迅父母

1919年底鲁迅将母亲从绍兴接到了北京,与二弟三弟两家都住在一起。此前的九月与十月,他一直在为八道湾合家聚居的房子奔走,购买、装修,时间精力金钱,都投入甚多。九间房,总价1750大洋,定金是400元,尾款给了1350元,还有10%的中介费175元。而且装修所费亦不赀:

前后给木工325元,玻璃费40元;

引入自来水管道费80.1元;

水管经过邻居陈家,托人说合,付“假道费”30元,中间人又要了5元;

房屋契税180元。

这笔钱算是三兄弟合资,但主要出资者肯定是已入京八年的鲁迅。多年积蓄为之一空,鲁迅还托同事齐寿山居间,向别人借了500元,三个月期,利息13%,算是高利贷了。后来卖了绍兴祖宅,售价还去部分债务,但从此负累亦重。

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事件起因至今成谜,不过鲁迅没有跟弟弟算房账,就是自己出去租了砖塔胡同61号的房子,8月2日带着朱安搬了出去。但是鲁迅马上开始四处看屋,从后文看来,肯定不会是鲁迅自己急着买房,而是为了母亲。

搬出八道湾之后,鲁瑞老太太到租的房子“来视”频繁。老太太8月5日、13日、19日来砖塔胡同。虽然已与二弟一家失和,“三太太”即羽太芳子仍于13日、15日两度来信,13日的信是托鲁瑞带来的,向鲁迅借钱10元,其中5元“从母亲转借”——周建人1921年离京,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对北京这场冲突恐怕是鞭长莫及,自己太太虽然是二嫂羽太信子的亲妹妹,生活还是需要大哥借济。然而鲁迅自己居然拿不出10元钱,尚须向母亲转借其半,窘迫可见一斑。


▲  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

8月22日,鲁迅又收到了三弟来信,附有15元钱,这钱是转给三太太的,三太太又从这钱里拿出5元还给鲁迅,鲁迅又拿这5元还了母亲——这个细节可见鲁迅在金钱方面对母亲是无私的。

从8月16日起,鲁迅就开始了恼人的看房之旅。买过房的人都知道,如果短期内买房是刚需,那么看房是一件很痛苦纠结的事。

8月16日,与李茂如、崔月川(都是同事)往菠萝仓一带看屋,事后鲁迅请李、崔到西四牌楼喝冷咖啡;

8月20日,与李姓者(应该是中介)在砖塔胡同四近看屋;

8月22日,与秦姓者(应该是中介)往西城看屋两处;

8月25日,约王仲猷(鲁迅在教育部的回族同事)一起往贵人关看屋;

8月28日,与杨仲和(也是同事)往西单南一带看屋;

8月31日,又与杨仲和看屋三处,“皆不当意”;

……

简单说吧,从8月16日到10月30日,鲁迅几乎动用了在北京的所有人脉,连续看屋23次,比上次要选定全家聚居的八道湾的7个月看房13次,急迫多了。

而且,九月当中,鲁老太太病了一场。12日、18日,鲁迅送母亲到山本医院就诊,14日、16日,为母亲往医院取药。到了十月,鲁迅也“大发热”,一日腹泻四次,连续往山本医院就诊,一直病了39天,到11月8日才“废粥进饭”。病成这样,也没中断看房之旅。

据许广平后来的说法,“因为砖塔胡同房子是租赁的,老母亲初时只来看望鲁迅,后来病倒在八道湾,(周作人)也不给医治,跑回砖塔胡同来找鲁迅同去看医生,病好才回去。周作人家有厨子,大批工人,但母亲的饭要自己烧。母亲于是哭回鲁迅住处,鲁迅为着老人家要有自己的房子好安排生活,在非常不安之下,于是又在病中到处看屋。”(《鲁迅回忆录》)

我们不必以许广平之言为全部真相,但鲁迅买房主要为了母亲,殆无疑义。许广平还说,鲁迅曾对她讲:“西三条的房子,是买来安慰母亲的,绍兴老房子卖去了,买了八道湾的房子,她一向是住惯自己的屋子,如果忽然租房子住,她要很不舒服。”(《欣慰的纪念》)

到了10月30日,终于看定了阜成门内三条胡同廿一号旧屋六间(就是现在的鲁迅博物馆),议价800元。鲁迅此时自然无钱,就向同事齐寿山和老友许寿裳各借400元。


▲ 鲁迅博物馆

这一段日子可能是鲁迅一生中经济最困顿的时期。1924年4月25日,鲁迅居然花11元买了一张“上海竞马采票”,同一天他又向齐寿山借了100元。这张竞马券次日寄给了上海的三弟建人。“买彩票”在鲁迅日记中仅此一见,颇引人思量,是否经济压力大到动了发横财的心思?有也不出奇吧。

鲁迅对母亲如此孝顺是有道理的。大家还记得《呐喊·自序》吗?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

鲁迅作为破落官绅家庭的长子,父亡弟幼,不循绍兴祖传的“正路”:经商或做幕,而是要跑去南京学洋务。当母亲的,能够“由我的自便”,实在是难得的开明。鲁迅去南京读了七个月书,还会被本家叔辈拉着去参加了一回会稽县试,足见离经叛道阻力之大,也可见如果母亲坚持反对,鲁迅也很难真的离家外出,更不要说后来考取公费留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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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那会工资蛮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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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应该也是归共产国际管的,只是当时没暴露身份而已,领的也是卢布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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