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的炮声：张学良与郭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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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的炮声：张学良与郭松龄
原创 2017-02-10 刘敏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刘敏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在沈阳寻找张学良的痕迹很容易，张氏帅府、同泽女中、东北大学、九一八纪念馆……一百多年前出生在这里的少帅，围绕他的种种功过评价、花边新闻，依然被人们耳熟能详。他所生活过的地方，变成公交站名、一日游目的地，融入在沈阳市民每日的生活之中。最新的一处是东北讲武堂，2015年5月18日向公众开放。
这个新开的博物馆只有一排平房。夹在沈阳东西快速干线、龙之梦大酒店的摩天大楼之中，四周所有的建筑都比这排房子高，对面是老龙口酒博物馆，空气中常常弥漫着浓稠的酒糟味儿。
12年前，这里还是沈阳中捷友谊厂的旧址，整个地块被房地产公司买下，老工厂动迁，所有的厂房都扒了，唯独剩下最后临街的这一排。原因是房顶上方有一条高压线，没法在这建新房子。剩下的这一排老房子，即便是在中捷友谊厂的历史上，也说不明白到底是做过医务室，仓库还是幼儿园，就在搁置状态下，本地学者考据出，这个破破烂烂的老房子，竟然是东北讲武堂的旧址。

东北讲武堂始建于1907年，是清末新政的产物。由辽吉黑三省出钱，培养新式军队，清朝覆灭后一度停办。1919年，作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恢复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此时国家正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东北三省已处在半独立状态，张作霖兴办这个军队学堂，是为了奉军输送军事人才。
第一期最有名的学生，必是张作霖18岁的长子张学良。张学良少时顽劣，家里请了两任先生都辞馆而去。在东北讲武堂是他第一次认真接受系统教育，在这里，炮兵科学生张学良结识了战术教官郭松龄，两个人惺惺相惜，草蛇灰线，张学良此后一生的命运也由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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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鬼子
郭松龄是沈阳本地人，1883年在东郊的渔樵寨村出生。来讲武堂之前，他已经在国内辗转过四川、北京、广州等地，他是同盟会会员，见证过四川的革命起义，也投奔过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屡屡见证革命的挫折后，他回到了奉天。
已接受过革命教育，带有开放思想的郭松龄，明显与其他奉军军官有泾渭之别。国民党著名党务专家齐世英年轻时追随过郭松龄，在《齐世英口述自传》中，他回忆郭松龄“体格修长而健壮，经常着军服，好读书，生活严肃，思想前进，治军甚严，恒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近烟酒，不贪污，不受馈赠，亦不治生产。”

郭松龄
这也是诸多史料中对郭松龄最常见的评价，因为性情严肃，从不含糊，如同日本人作风，人们背后又叫他“郭鬼子”。讲武堂刚刚开课，其他教官都因张学良的身份，对他极度恭敬，唯有郭松龄依旧异常严格。
张学良也确是瞩目，入校头一个月，他就考了个第一，此后屡拔头筹。成绩好得甚至闹过风波：有学院认为教官们偏袒大帅的儿子，跟他勾结作弊。小道消息传的沸沸扬扬。最后是教务长专门出面，当众调换座位，给学生们出了四道考题。
当年的讲武堂，学生文化素质都极低，有些学员甚至从始至终大字儿不识一个，毕业要靠口述答卷。这当然不能跟家中有私塾、又在青年会学过英语的张学良相比，直到暮年，张学良还自信能背出讲武堂里的要紧功课，更不要提刚刚十八九岁的少年时期。张学良所在的教育班有一百多名学生，那一次，只有张学良一个人完整地答出了四道考题，且全部答对了。
“本来大家还没注意我、特别关注我，这么一来，我在讲武堂，在同学之中，在教官之中，就引人瞩目了。我就这么样同郭松龄结成了朋友，这郭松龄也看中我了。”张学良说。
所有人都明白，有老帅的庇护，张学良未来必将在东北担当重任。在进讲武堂之前，父子俩打赌是用自家的官位做筹码的——张作霖激励儿子，如果能坚持到毕业，“回来我就给你当营长。”
此时的东三省姓张，张作霖是不折不扣的“东北王”，他掌握着军权和财权，手下大部分是奉天人，有的是他的结义兄弟，有的是他的被保护人，张作霖几乎对所有下级都有强大的控制能力。
27师师长兼奉天卫队旅旅长张作相，也是绿林出身，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他给了张学良人生的第一个职务。当时张学良还没毕业，就已经当上卫队旅的第二团团长，卫队旅的参谋出缺了、副官出缺了，各种问题，张作相都跟这个19岁的侄子商量。张学良是一路被推着，火箭一般的速度跟着张作相向上晋升，毕业时已经接任巡阅使使署卫队旅旅长：“他是师长，我当旅长，他当督军，我就当他的师长，直到拿到军权，我都不知道怎么拿到的。”
还是黄毛小子的张学良，需要一个有能力，又有个人魅力的人来辅佐他。张学良看上了郭松龄，对方有学问有见解，身上追求进步的特质与他从小接触的各路军官，截然不同。
东北讲武堂的第一期结业教官名录中没有郭松龄，还没等到毕业那一天，郭松龄已经得到了自己的政治机遇，去卫队旅当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去了。
2
“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
二人的合作很快就引起了外界注意。
东北自从清末开始，因为局势动荡，土匪横行。过去张作霖曾派一位旅长前去平患，这名旅长骁勇善战，但抓住土匪就用铡刀铡死，很多被迫为匪的农民也被杀害，这使得奉军与当地矛盾越发激烈。
1920年10月，张学良毕业当年，就领了剿匪的任务。此前郭松龄已经对卫队旅做了整顿，提升军队的训练、教育和纪律，已经显露出过人的领导才能。在东北的寒冬战斗，难度可想而知。晚年张学良接受电视采访时还故作神秘地问记者，我们打仗前一小时不许士兵撒尿，你知道为什么吗？在台湾出生的记者被问得一头雾水，张学良得意地告诉他们，严寒中枪栓都冻上了，开打前必须浇一泡尿把枪栓化开啊！
跟土匪的游击队伍相比，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卫队旅军装整齐、军纪严格，军事实力明显更强。剿匪斗争屡屡得胜。张学良用“剿抚并用”的方法，持续一年时间，平息了吉林、黑龙江的匪患。
首开得胜，张学良立刻被晋升为陆军少将，被任命为第三旅旅长，郭松龄成为陆军第八旅旅长。也从这时候开始，二人在奉军中的地位一路上升。

张学良
三旅、八旅是联合司令部，合成“三八旅”，实际上具体管理都是郭松龄负责。大量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被吸收进来，郭松龄定期轮训军事骨干，实行精兵主义。老奉军的军饷都发给长官，由长官自己决定怎么发放，报上去100人，战后即便有伤亡，长官依旧按100个人头领钱。还有人为了吃空晌，平时不养兵，等到打仗前才现抓人充军。郭松龄推行军需独立，账目公开，禁止军需变成长官的私人账房，这实际是把旧军阀部队向正规化的重要改良。多年后蒋介石曾评价，东北有两件事值得学，一件是王永江的理财之道，另一件便是军需独立。
张学良和郭松龄一起经历了两次重大战争。第一个是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当时奉军整体素质极差，交战不到一周就全线大败。只有郭松龄指挥的三八旅守住了山海关，让直系的军队无法完成合围，不能乘胜追击，否则直军入关，后续的历史不知道要怎么改写了。
第二个是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第一次战败后，下令整军作战，他扩充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规模，并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整训部队。在整理处，张学良担任了参谋长，但实际上替他操盘的还是郭松龄。
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率兵攻入九门口，俘直军万余人，奠定了奉军的胜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倒戈进京，直系全线崩溃，张作霖最后获得了胜利，北洋政府也由此进入了张作霖时代。
两次大战建奇功，张、郭二人此时已亲密无间，惺惺相惜。郭松龄对张学良说过，刚来奉天时，他和太太境遇可怜，在家里只有两个茶碗，一个还是没把的。“没有你呀，我也早就完了！”
张学良也常说“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张作霖骂过他一句话，说：你除了老婆不跟郭茂宸去睡之外，吃一个水果，你都要给他一块！
这样亲密的关系，其实掩盖了二人出身、性格和理想上的差距。张学良需要郭松龄帮助他带军打仗，完成自己作为少帅的职责。但在郭松龄这，军人的职责并不是毫无分辨地接受任务，拼死完成这么简单。当年在同盟会、在孙中山身边接受的救国思想，与眼下张氏父子日益膨胀的地盘和权力，越发远了。
3
张、郭两人分道扬镳
张氏帅府，如今是沈阳必去的一处旅游景点。春节刚过，帅府一片热闹景象：门口的广场正举办社区的秧歌大赛，穿红戴绿的老年人们兴致勃勃地等着进场比赛。锣鼓唢呐声中，门内帅府游客络绎不绝，在大青楼的木楼梯上，人多得要互相侧身才能经过。

大青楼是张作霖的办公室，这是一座三层罗马式建筑，因为每层的举架都很高，这座包含观光平台和地下室的建筑一共高达37米，与远处沈阳故宫的凤凰楼遥遥相对，当年是奉天城内最高的建筑。
1922年搬进这幢洋楼的张作霖，也正逐步攀爬至个人权力的巅峰。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整个奉系已经占据了八省三市，黑龙江、吉林、奉天、热河、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以及北京、天津和上海。“以中比西，则此时的奉系地盘较中古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近代西欧之英、法、德、奥、义、荷、比、西八大列强疆土之总合犹有过之。”历史学者唐德刚评价：“奉系此时拥有精兵三十七万人。陆海空军俱全。训练、装备、补给皆举国无双。奉张父子之权力，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
然而这一幢漂亮的大楼，连同其他的四合院、小青楼等高高低低的帅府建筑，却在1925年险些付之一炬——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挥师反奉，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反奉军队一路势如破竹，打到锦州，下一步即要攻占奉天了。张作霖紧急动员数十辆大卡车，把大帅府的财物一车一车运到满洲铁路的日本事务所仓库，往返十多次才运完。张作霖第一次感觉危险如此逼近，以至于在大帅府四周堆满木柴和大汽油桶，随时准备全家撤离，把这些亭台楼阁一把火烧掉。
郭松龄突然反奉，后人分析有几种原因。
其一，是奉军中一直有“老派”、“新派”两个派系，老派大多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等，大多为绿林响马出身；新派分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士官”派，和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的“陆大”派。士官派以杨宇霆为首，陆大派以郭松龄为首。二人分别得张作霖、张学良的宠信，但两人私下里却水火不容。
郭松龄曾给自己下过评语：“鲁莽躁切，跋扈侵权。”张学良多年后也回忆到，自己有一点最看不起郭松龄，“我说他，比女人还小器。”杨宇霆、郭松龄各有性格缺陷，处在政治和军事的核心位置，自然互相倾轧。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杨宇霆和亲信姜登选分任江苏、安徽督军，挤掉了郭松龄的位置。这样的安排，让郭松龄开始心怀不满。
第二种原因，是郭松龄的救国情怀。沈阳学者武育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研究郭松龄，做过许多郭松龄下属的口述记录，他并不认同“利益不均”导致郭松龄反奉的判断：“郭松龄的思想一直是想把张学良扶植起来，把东北改造好，变成一个全国首富之区，不要经常打内战。”武育文认为，郭松龄一贯反对武力扩张政策，强烈提出过“退兵出关、保境安民”，并且“坚辞不就”安徽督办。但张作霖还是抱着旧军阀的野心，坚决出关，期冀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在日本观操时，郭松龄获知奉军江浙战败消息，病愈日本订立合约，这是促使他与冯玉祥、李景林合作，签订密约共同反奉。
张学良多年的信任，和自己政治地位的显赫，给了郭松龄反奉的自信。从日本回国后，他在天津手握了七万五千人的精锐部队，这包含步骑炮工辎各兵种的队伍，几乎涵盖了张氏父子军队的精华。就带着这样的一支队伍，郭松龄起兵，一路向奉天攻去了。
4
“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
最难堪的是张学良。
郭松龄的声明中，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司令，改革省政。——人人都知道张学良与郭松龄关系好，很多人以为，让老帅下野，这是少帅自己的主意。
张学良乘军舰抵达秦皇岛，希望能与郭松龄面谈。郭松龄没有见他，因为一旦会面，必然无法再干戈相向。在军舰上，张学良也眼看着陆上一辆一辆的战车向关内驶去，有人建议用军舰去轰炸，张学良没同意——那毕竟都是自己的兵。而在军舰上，张学良接到了电报，开头称呼便是“张汉卿先生阁下”，落款竟是张作霖和王永江，电文让张学良回奉天主政，这让张学良羞愧难当，几欲跳海：连父亲都以为自己是叛军！
12月20日，郭松龄的部队已经达到了新民市，在巨流河西岸北站。巨流河今称辽河，是辽宁的母亲河，新民、沈阳，隔河相望，隆冬之中河流封冻，已然可轻松渡过。
对岸防守的是张学良的部队。张学良一直认为，自己的和父亲是不同的两代人，父亲是绿林出身的旧军阀，自己是新式军校出身的青年将领。少年时，张学良在青年会里接受过西方理念，民初国内各种新杂志、海外报纸、新思想也经过青年会不断塑造着张学良。张学良听过张伯苓《中国不亡，有我》的演讲，终生念念不忘。他之所以愿意师从郭松龄，是被他身上爱国救亡、革除积弊的理想所吸引。然而现在，24岁的张学良，还是要效忠于自己的父亲。
郭松龄此前告诉过张学良，自己是宁折也不弯。张学良说自己完全不同，是宁弯也不折，这是做人的态度。在冰封的巨流河对岸，张学良又想起了这段对话。他知道老师一定会哪硬往哪打，坚持正面进攻。只要自己把正面工事做好，再加上宣传攻势就一定能成功。
正在锦州休养的郭军部队，确实如同张学良预测。听见对岸喊话“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又接到飞机撒下来的传单，很多士兵的军心动摇了，许多讲武堂毕业的官兵，尊敬郭松龄，但并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内心还是相信，自己理应为张氏父子效忠。
郭松龄在政治上也过于轻率，与他共同签订三方合约的李景林、冯玉祥，并不是坚定的盟友，二者居然在后方相互开战，郭松龄失去了后援，也没拿到李景林要送的棉衣，天寒地冻之中，军心彻底散了。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等三人已成奉军内应，逼迫郭将军投降，且发出请降通电。张学良、郭松龄的师生情谊、郭松龄的革新思想，如同冰封的巨流河，就此困冻，郭松龄的大势已去了。
1925年12月25日，郭松龄夫妇逃亡失败，被张作霖、杨宇霆下令就地枪杀。尸体运回奉天，在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示众，并将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东三省各市、各县，惩一儆百。

5
郭松龄的影响
跟随郭松龄反奉的齐世英，兵败后一直藏匿在日本新民屯领事馆。反奉失败，张作霖并没有吸取任何教训，齐世英在领事馆里看到，奉军很快就再次入关：“他们用京奉路运兵，铁路离新民屯领事馆很近，大约五百公尺左右，车子来往的声音皆可清楚听到，从传来的声音断定，铁路和车辆损坏得很厉害，但张作霖还要入关，我想张真不可救药，我对他的厌恶更深。”
郭松龄的影响，要放在更长远的时间范围内显现。
在反攻郭松龄时，张作霖慌不择路找了日本关东军帮忙，定立密约，答应日本方面增筑铁路、获得商租权等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战事结束后，张作霖立刻全部反悔，只用500万现大洋做酬谢。这让日本方面极度愤怒，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从京返奉，在专列上被日军埋设于皇姑屯的炸药炸死，亦起源于这次的分歧。
离开郭松龄的张学良，失去了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他坦言自己训练军队的能力并不好，“等到郭松龄叛变了以后，这个东北军的训练就没有那么好了，尤其是我带的东北军更坏。”更重要的是，在五十多年后，“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长叹：“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郭松龄很久之前就在做对日本的防备和部署。郭松龄在的话，奉军实力强大，日本也不敢贸然进攻。”武育文分析，如果郭松龄还在，奉军不会宣布不抵抗，起码要打一打：“当时日本军队就一万多人守着铁路。当时东北军有二三十万人，那不是轻而易举就打回去了吗？”
武育文认为，张学良此后的东北易帜、西安事变，都带着郭松龄影响的印迹。之所以张学良没有变成父亲一样的旧军阀，正是郭松龄日常那些潜移默化向张学良灌输的民族民主思想，在时机成熟时，便显现了它深远的影响。
关于郭松龄、张作霖、张学良三人的纠葛，和各自在历史上的功过评述，也一直因种种原因不断变化。研究东北讲武堂的辽大教授王铁军告诉我们，“近些年来，这三个人，谁的评价变了，对当年历史的整个判断都要重新梳理。” 就像张爱玲在以张学良为原型的小说《少帅》中所说：“现代史没有变成史籍，一团乱麻，是个危险的题材，决不会在他们的时代笔之于书。真实有一千种面相。”
郭松龄夫妇的尸体，最后是亲友亲友代为装棺，暂厝于小东门外珠林寺。这里离珠林路上的东北讲武堂不远，是沈阳的一处知名的寄灵寺。郭氏夫妇的棺椁从1925年一直寄存到1931年，“九一八”之后迁出，移厝到老家渔樵寨附近的国公寨胡家坟高岗上。
然而这次移灵，居然还是跟张作霖有关：九一八事变后，张氏帅府被日本人占领，原来暂厝于自家家庙的张作霖灵柩也移到珠林寺。昔日兵戈相向的郭、张两人，自然不能存居一处，张作霖的灵柩在珠林寺也停放了6年，直到1937年在锦州安葬。
如今，一切都已经荡然无存了。珠林寺已不复存在，郭松龄夫妇的灵柩几经迁转，在1948年才入葬。难得的是，文革期间，人们还记得他反奉的事迹，没有破坏二人的陵墓。但2013年，郭松龄的长孙郭泰来回乡寻找时，却发现墓葬所在之处，早已经是一片房地产工地。最终只能就地取土引灵，在沈阳东郊的龙泉墓园下葬。这片墓园所处的正是渔樵寨，郭松龄的故乡。
在龙泉墓园，郭松龄、韩淑秀的墓地，与张学良的“汉卿园”比邻而立。不过实际上，张学良的墓也是空冢：张学良2001年在美国夏威夷去世，与赵一荻合葬在当地，沈阳这处是衣冠冢。
张学良晚年时说，父亲的死和郭松龄反奉是他一生最难过的两件事。八十八年前，巨流河两岸的那场死别，又终以这种形式重逢。
参考资料：《东北近代史研究》，武育文著；《东北讲武堂》王铁军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齐世英口述自传》齐世英口述 / 沈云龙等访问 / 林忠胜记录；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