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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英雄”赵世坚:那是一场青春的发泄

“四五英雄”赵世坚:那是一场青春的发泄

“四五英雄”赵世坚:那是一场青春的发泄
http://news.sina.com.cn/c/zg/2016-04-05/doc-ifxqxcnp8612780.shtml


“四五英雄”赵世坚:那是一场青春的发泄
第786期
2016年04月05日20:00我有话说(2512人参与)
导读

阿坚有个标签,是“四五英雄”。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被认为是文革结束的关键性节点。


阿坚阿坚

  阿坚说,我早就戒了酒,但啤酒不算酒。他连着要了6瓶燕京,就了几口猪头肉。

  他说,只要你愿意问,我就愿意讲。

  回想起40年前的清明节,那真像一场“荷尔蒙爆发的青春狂欢”。1976年是丙辰年,所以叫“丙辰清明事件”。

  直到一年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丙辰清明事件”平反,定性为革命运动。反革命赵世坚成了“四五英雄”。

  他用阿坚的笔名写诗、写书。写了一本《1976》,在第三次送审时,改成没人知道的笔名“大踏”和不知所云的书名《没有英雄的时代 我只想做一个人》才得以出版。

  1976年的四五运动被称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关键性转折点,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
所有的重大新闻 老百姓都很惊诧

  所有的重大新闻 老百姓都很惊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的前几天,20岁的钳工赵世坚填了一首悼念诗《西江月》。后来,他也写诗,用的最多的笔名就是阿坚。

  他揣着这首诗,在天安门广场晃悠,找了个没人注意的节点,把诗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低矮的松林里。以至于这首诗并没有收录进两年后出版的《天安门诗抄》中。

  这让阿坚觉得,虚荣心有点受伤害。没能像贴在纪念碑正背面的《扬眉剑出鞘》一样广为流传。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在后来的解读中,鬼和豺狼被认为骂的是四人帮“王张江姚”。

  但在阿坚看来,所有重大的政治新闻,老百姓都很惊诧。实际上,写诗的时候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词。

  4月4日,清明祭祖的前夕,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挽联、诗歌、鲜花,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都是为了追思周恩来总理。

  阿坚每天上班路过广场,都要去逛一逛。这样的热闹持续好几天了。

  和阿坚对“重大政治新闻”的论断一样,实际上,当时的政治暗潮已经持续了好几月。

  1976年2月,中央委员会提名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一职,1975年既已展开的批判邓小平群众运动随之加温。

  3月,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文汇报》删去了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又刊登批判邓小平的文章。

  福建、南京随后贴出反对张春桥的标语。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四人帮兴亡》一书中有姚文元的日记,3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清明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著名的四五诗歌《扬眉出剑鞘》著名的四五诗歌《扬眉剑出鞘》
年轻工人都是“傻有劲”

  年轻工人都是“傻有劲”

  但在阿坚的记忆中,四五“闹事”都是无意识的。史景迁将这形容为“群众的自发情绪和偶发行动融汇在一起,左右了大局。”

  4月5日早上6点,阿坚像往常一样去上班,路过天安门又去逛了逛。“平常就是上班路过看一看,心想上班别晚了,那天就是,不行,今天晚就晚了!”

  4月5日凌晨,工人民兵和公安部队将广场上的花圈等全部清理走,广场洗刷一新,并且纪念碑四周派遣战士把手,不再让群众进入。

  阿坚回忆,早上正好有一个学校的学生来献花圈,被战士拦下。“这哪行啊,大家起哄啊。”阿坚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一拥而上,把战士冲开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唯一的花圈涌上了纪念碑的台阶。

  花圈太普通,摆在纪念碑前不显眼。有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有两三米高,花圈举不上去,阿坚连勾带爬上了浮雕顶的平台。

  “第一老百姓都喜欢热闹,把事闹大。第二我个人有点抽风,好听点叫英雄主义。”下面有人递上花圈,花圈摆正后,他还喊了几句口号,底下一片掌声。阿坚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

  站在纪念碑上,居高临下,底下密密麻麻的人,群情激奋。“那个时候感觉挺风光的。”

  浮雕不好爬,有点像攀岩,得踩着浮雕上人民解放军的肩膀,还有点倒锥度。

  一般人还真爬不上去,那时候阿坚20岁,身高一米八,冬天穿单褂、游冬泳,夏天为了打赌穿毛衣。“一身的劲没处使,那时候不能恋爱,没事在工厂练哑铃,踢球打球爬山,傻有劲。”

  在阿坚看来,这个运动都是“傻有劲”的。这场运动的主力是工人,还有一部分学生,以及一些普通群众。基本上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

  现在61岁的阿坚总结:“1976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在文化方面单调压抑,年轻人没有什么好玩的,那个时候也不能够恋爱,动不动就算流氓,甚至被判劳教。现在看,有一点是日常生活单调,有一点压抑,正好广场提供一个释放压抑的机会,好玩。”

  他个人参与运动原因是,年轻人都有点叛逆,反骨。就是不想循规蹈矩,不想按照大人说的、广播报纸说的,我就是要破坏点规矩,这样才过瘾。“报纸说的政治觉悟,反正我没有。所谓政治理想,波及到我们身上,就是‘怎么回事呢?书也不让看,外国歌也不让唱。’”

  第三点就是,这么多都在做这个事,这个会感染人。“我们这么折腾,好像还给我们赋予点正义感,哎,我们就更来劲了。”
四五广场上堆满的花圈四五广场上堆满的花圈
“这事就是青春的发泄”

  “这事就是青春的发泄”

  1976年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阿坚觉得,老百姓对生活水平降低不满,得找一个表达的缺口,当时的缺口正好是周总理逝世。“第一,周总理长得精神,有亲和力。第二,文革中他帮助了好多老干部。所以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他是个好总理。一个好总理死了,大家觉得我们的生活水平更得下降了吧。担忧加上不满,那就悼念周总理呗。”

  有人开始在纪念碑的基座上演讲,除了悼念周总理,经常有一些怨词,埋怨、控诉,甚至后来政府所说的反动口号。

  演讲大部分是控诉式、口号性的,比如“我们的生活怎么越来越糟,现在有人怎样怎么样。”

  阿坚说,不管你说再臭的话,底下都是喊好、鼓掌。因为别人不敢啊,鼓掌喊好,是因为你终于说出我想说的话了,你胆子大,佩服你。当然,也不乏起哄的。

  在阿坚的记忆中,1976年的清明节真的像过节一样,“叛逆和折腾产生的快感特别解恨,恨这种生活不好。”阿坚爽快地干了一杯酒。

  但同时,他毫不忌讳地说,有时人群就是乌合之众。

  人群喊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从纪念碑移到人民大会堂,再移动到历史博物馆,最后移动到小红楼。

  小红楼是当时军队、公安、首都工人民兵的联合指挥部,控制广场事态。那是一个老式的民国建筑,三层楼,外面是红砖。修建毛泽东纪念堂之前拆掉了,位置大约在现在毛泽东纪念堂的东侧。

  人群聚集在小红楼,对面是一排排战士人墙。人群高喊要谈判,这个时候,阿坚和另外几个人站在人群的第一排,都是刚刚在广场“小领地”内比较活跃的人。

  有人喊,“大个儿,你去!”

  阿坚和另外四人成了谈判代表,这一角色彻底奠定了他日后“四五英雄”的形象。

  战士不敢放出缺口,一行5人从战士们的肩膀上爬进了小楼。上到二楼,阿坚喊了一句,“渴了,拿水来。”阿坚形容,战士不卑不亢地给他们拿来水,水杯是给朝鲜志愿军用的那种。

  过了一会,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军人。阿坚说,我记得小战士喊他什么师长。他回忆,有两个人“互补式地白话了一通悼念周总理无罪,为什么强行撤走花圈,为什么抓走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花圈和被抓的人在哪儿,立即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

  阿坚则在冷场的时候说一句:“还我战友!还我花圈!”

  军人口气缓和,大概说了些官话:你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们不要受坏人挑唆上当,花圈不在这,有什么问题通过组织反映,一定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等等。

  阿坚说,反正我们也需要个台阶下,最后得说一句话,比如可能说了:行,那我们等消息,一定得给我们一个交代什么的。

  楼下的人也再喊让他们快下来,20分钟左右,5人谈判代表走出了小红楼。

  脱离大部队,单独谈判,难道不怕被关押吗?阿坚说:“当时那种荷尔蒙冲动,先不计后果,上去再说。”

  “对我来说,这事就是一场青春发泄,别人给我们贴了一个英雄的标签。”
“连累了邓小平 我很遗憾”

  “连累了邓小平 我很遗憾”

  广场上留言乱飞,人群重新移动回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的广播车成为了众矢之的。人群决定掀翻这辆车,或者烧了它。

  “我不喜欢暴力。”阿坚选择在这时离开了人群,回到工厂上班。那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

  阿坚听说,工人民兵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拿着木棒,穿着皮鞋,拳打脚踢,但没有拿枪。

  晚上六点,天安门广场上传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警告群众不要受到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坏人的蒙蔽。

  大部分人群在傍晚六点后逐渐散去。据记载,直到晚上十点,一群中坚分子依然驻足广场。就在这个时刻,数以万计的工人民兵与卫戍区部队突然冲向示威人群,并逮捕了报道中的388名抗议者。

  《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记载,“事实上,被捕的人数应不止于此。遭逮捕的示威者有人被带到设于北京大学内的人民审判庭,有人则径行被送到劳改营。”

  阿坚的记忆有些模糊,他说下班后他又去过广场,那时候人已经没那么多了。他听说,晚上9点多,广场上大灯一亮,工人民兵从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冲出来,包围了广场。

  阿坚说,4月7日报纸和电台传来惊人的消息,“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的后台是邓小平。”

  4月7日,中共中央解除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阿坚说,定性“暴乱”是我没想到的,“四五事件”连累了邓小平我觉得很遗憾。
赵世坚用“大踏”出的没人知道的《1976》赵世坚用“大踏”出的没人知道的《1976》
伟大的看客

  伟大的看客

  一周后,公安拿着一张阿坚站在第一排示威的照片来工厂找人。“照片上的我表情疯狂,头发奓乱,脖子斜梗,五官也一反常态,与我平常的照片判若两人。”躲过了第一次审查。

  两个月后,阿坚还是被揪出来审讯。挨了两脚踹、写了认罪书、降工资、左派父亲跟他脱离了关系,此后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

  阿坚很庆幸,由于自己“爱出风头,又怕担责任”,虽然参加了四五运动,但是没受什么罪。

  1976年10月14日,粉碎“四人帮”。不到一个月,工厂给阿坚开了平反大会。

  1978年,阿坚考上大学。当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中,提到了“赵世坚”的名字。学校里都叫他“四五英雄”。

  “四五英雄”阿坚混迹小院,他说从大一到大三,就没上过课。到后来,同学们以“四五英雄”来讽刺他。可能因为学校给“四五英雄”面子,没有开除他。

  但如果重新选择,他还是喜欢“四五英雄”这个标签的。“我身上有一种出风头的劲,‘四五英雄’毕竟比‘臭流氓’这个标签好。”

  “毕竟大家会看你一眼,读大学的时候女生会关注你一下。赵世坚,你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啊。那咱们兜里有钱吗?找个饭馆,我给你讲一讲。”说着,阿坚要了第六瓶啤酒,烟也抽了大半盒。

  他写了本书记录1976年,“有时候我写这东西,好多时候我就想乐。我看到了好多参与这个事件的人,他们的装,不诚实。‘你丫是那样吗?’”

  “我就是一个伟大的看客。” 阿坚说,大多数人是一般的看客。伟大的看客挺难的,咱们肯定不是伟大的人,也做不了伟大的事,但是虽然我是一个普通人,是街角晒太阳的一个人,我们面前却经常上演非常有意思的伟大的内容,我对这种看到的东西,我有一种思考,有一种调侃,这样才变成伟大的看客。做不了伟大的事,做伟大的看客,保持一种老百姓建立起来的一种聪明。

  (新浪《新闻极客》 刘洋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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