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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祖父——三十年代协和医学研究生的坎坷一生

怀念我的祖父——三十年代协和医学研究生的坎坷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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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祖父——三十年代协和医学研究生的坎坷一生|家国记忆征文23
原创 2015-05-29 王景亮 历史百人会 历史百人会

    一、家庭出身

祖父生于清光绪27年(公元1901年)9月22日,名绍羲,字兰亭,河南新郑界牌村人(一说是密县,但祖母和父亲、伯父与姑姑们都说是新郑。估计这个界牌就是两县交界之地,历史上也曾归属过密县)。

我们王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之家,用阶级划分论来说,是地主。曾祖父(名讳王子寅,我是听祖母说的名字,音是这个音,具体是哪两个字就不知道了)做过新郑县的财局局长,育有三子一女,祖父最小,叔伯兄弟里行四,乡里常称为“四叔”、“四爷”。

当年军阀孙殿英(就是东陵盗宝那厮)带部队过界牌,对部下训教道“都规矩点,到王局长家了。”他住在我们家里,看到祖父留学日本带回来的东洋刀(父亲说是把剑,我估计应该是东洋刀,那时的日本刀很有名。孙殿英这混蛋什么宝贝没见过,不会稀罕这么一把剑。并且很可能是祖父毕业时学校发的纪念品,依老爷子的性格似乎不大会特意去买把刀带回来),拿在手中把玩不止,走时就顺手拿走了。父亲说他曾问过祖父,凭啥叫他拿走?祖父说,军阀,你跟他讲啥理哩。

民国初年河南土匪猖獗,身为财局局长的曾祖父就被土匪绑票过。说是让他穿着财神爷的衣服,还带着纱帽翅,放轿子里抬走的,以为奇货可居。为了营救他,祖父跑遍亲友告借赎金,结果肯相助者寥寥。是以祖父后来常说亲戚有啥用啊,真到了难处都不肯相助。后来曾祖终于得救还家,但因惊吓过度,不久就故去了。【祖母曾说过,那时的土匪(老太太叫刀客)厉害啊,绑走人不按时交钱去,就旋下个耳朵给你送家里】

祖父长得很漂亮。我听祖母说过,祖父幼时穿着当时有钱人家孩子流行的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被曾祖看见,他怜爱地夸自己的儿子“还老漂亮哩!”。小时候住祖母隔壁的刘家一位姐姐,看着祖父的照片说:“王奶奶,王爷爷长得像周总理。”

    二、北京求学

祖父爱读书。据祖母讲,当年考学,同时被四五家大学录取,他老人家犯难了。去哪儿呢?学医吧,老是动刀,血淋淋的挺吓人的。踌躇一阵,遂说,怕啥,怕这个就非学这个。于是去了北京医学院。

那个年月在外求学很不容易,更何况祖父在家生活优裕,年纪尚幼乍出远门,一时难以适应想来也是应有的。祖母说,曾祖母(老太太寿至88,在当时算是高寿。是因为想不通土改把自己家的地分掉了去世的。据祖母说,当年曾祖母八十大寿时,还办了堂会,常香玉也去了。唱戏的扮八仙向她祝寿)曾心疼地说过,自己的小儿子在外面上学,无人照料,吃了不少苦头。一次尿床后不好意思晾晒被褥,就那么把铺盖捂乱(河南方言,意即胡乱卷起)着。

当时正是五四前后,革命浪潮、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父亲说,祖父当时也追求进步,思想激进,参与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来怕回家丢脸,就又考了其他的医科大学就读(祖父在自传中说是192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我想两种可能,一是如父亲所说他又考的该校,二是风波过后又被学校重新召回)。在北京的这段岁月,他老人家应该看了不少京戏名角,因为父亲说过,祖父听京戏,还在医院的联欢会上清唱过。他还见过祖父一次喝醉酒后躺在地上唱京戏。

    三、开封历险

1924年,祖父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因找不到工作,不得已和同学张建安、张震东回到开封一起创业糊口,开设中华医院,并兼任省立平民医院内科医师和开封助产学校教员。

祖父是孝子。在开封时曾把曾祖母接去小住尽孝,还带着曾祖母到照相馆留影纪念。父亲至今仍记得那张照片:祖父西装领带,站在曾祖母的身后,老太太一脸自豪。老人家还留有一张西装革履戴着眼镜的照片,很漂亮。可惜这些照片在“文革”中都烧掉了。

同窗好友张建安是中共地下党,并将中华医院作为一个交通站,医院常有党人出入。1927年督豫的冯玉祥破获了共产党郑州地下组织,查出文件中有一个中共河南省委指示上写有“以后来信不要乱写,只写开封南门大街中华医院张建安转交刘德甫收”。于是,1927年秋天一个晚上,医院被搜查,祖父与张建安、张震东以及一名事务员、一名炊事员和三名病号逮捕,带至军政执法处审问。因祖父等人均不知道张建安的秘密,也不认识刘德甫,几天后即被释放。张建安则过了很长时间才由地下党营救获得自由。

后来,二张先后离开中华医院到别处工作,祖父一人勉强维持到1931年1月。此时,祖父得知消息自己有共产党嫌疑,无法存身,即将医院托付杨子彬照管,自己逃往北京躲避。

    四、协和读研

1931年7月,经同学吴清源(当时任协和医院X光代理主任)介绍到协和医院眼科实习,做研究生,至1932年6月,为期一年。当时协和眼科教授是奥地利人Pillat,副教授有毕华德(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六十年代为北京医学院教授)、林文秉(六十年代或为上海医学院教授)。祖父是外校去的学生,又说不好英文,很被人瞧不起。所以一年期满以后,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愿在那里实习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只觉得协和洋气太重”。

离开协和后还是找不到事干。不得已在北京同学张式溥的私人医院里帮忙。

    五、东渡日本

一年后,即1933年,祖父和医大时的同学范鸿简同赴日本自费留学。同船赴日参观的还有两名医学院教授:药理教授徐佐夏和一名姓张的公共卫生教授。

祖父在后来的交待材料里说“我往日本的动机是为了提高医学知识和技术,因为当时听说日本医学很发达,并且日本生活程度(即消费水平)不高。但事先没有做准备,不会说一句日本话。所以到东京后很感困难,补习了三个月日文,即由范鸿简介绍(范先进帝国大学眼科学习)到东京帝国大学眼科教室当专攻生。一年后范回国到湖北省立医院当眼科主任,我于1935年夏因为带去的钱用完了,即回国。”

    六、兰州蒙难

1935年8月,回国后的祖父应同学宋子安(这个宋子安是兰州学院院长,不是宋庆龄的小弟)函邀到甘肃兰州任中山医院眼科主任兼甘肃学院医科教授(老人家的这张聘书和日本留学的毕业证都还在。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聘书上的国民党旗子、孙中山画像,以及末尾的签名:蒋中正)。中山医院是甘肃学院的附属医院,宋子安是甘肃人,时任中山医院院长。

国民党中央又派了一位山东人韩立民到兰州筹办甘肃省立医院。“既有中山医院,又成立了省立医院,这两个医院必须取消一个或是合并,经费才有办法。当时双方竞争激烈,韩立民是伪中央派的,又和当时伪甘肃省府主席是同乡,他又长于钻营吹拍,所以最后他是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中山医院要归并到省立医院中去。宋子安得到这个消息,知道医院将要垮台,就和院中的医师们商量改选我为中山医院院长(院长的产生是采用医师互选制,选出后,报甘肃学院备案)。这完全是他准备脱卸责任的一种手段。我不愿干,他和同事们苦劝。我当院长一个多月,中山医院即接到命令归并到省立医院,一切财物全部移交省立医院接收。人员一部分归省立医院任用,大部分都被遣散。当时伪政府只管合并医院,不管被裁去人员的善后办法。因此许多同事们都失了业,甚至回家都无有路费。我虽一再向对方交涉也是无效。同时韩立民挽留我继续担任眼科主任,我表示不干,他就不高兴,说我不给他捧场。其实他是另有用心,对待我态度傲慢,冷言冷语,摆出官僚架子。我感觉到旧社会里人情险诈,深悔自己心地老实,受人愚弄,以致精神上受到重大刺激,导致神经错乱,几乎丧身异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寒而栗的。”

关于这段经历,祖父的老同学张建安在当年的证明材料里是这么说的。“当时甘肃卫生界有两个团体。一个以宋子安为首的医学院,是德日派,一个是卫生处的英美派。两派互相竞争,争相排斥对方。英美派有南京后援,势力大,想吞并医学院,撤掉宋子安。宋为人狡猾阴险,有手段。任院长期间贪污公款,又把医学院的仪器药品运回家中。得悉撤职之后深恐无法交代,就布置改选院长,并预先运动说要选出过洋的人。于是大家选出绍羲做院长。但又不办交代手续,实际上大权仍由宋操持。等到英美派来接收时一点东西也交不出来……”

祖父受此刺激精神失常后曾自杀一次(把自己腕上的脉挑了一个),后得救活命。家里闻之大急,让祖父的一个侄子去接他回家。那时河南到甘肃兰州,千里迢迢,出趟远门难得很,更何况还得照料护送病人。据祖母讲,我的这位伯父(可惜不知道是哪一个)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思索许久,说了句“叔跟爹差多远呢(意即叔父和父亲一样),去!”这样,1936年11月祖父才由侄子护送到家。

到家后病势更凶。不知道究竟为了何事,祖父把自己的妻子打死了(父亲说是让她干个什么事,她犟嘴不去,病中的祖父用凳子扔过去打伤了她致死。大姑父说是祖父发病用缝纫机头把她打死的。我个人觉得大姑父的说法可信些,因为祖父很喜欢他,跟他说过不少自己的经历。老人家不爱主动讲话,父亲们都怕他,和他交谈不多)。

至于那位韩立民,祖父说“我离开兰州不久,韩立民即因贪污及其他违法乱纪事件,被当地群众告发撤职了”。

    七、家乡行医

病愈后,祖父在1937年续娶了祖母,并开了私人医院——光明医院。1943年3月任郑州专区医院院长一年。日本人打过来时,乡里有人说祖父留过日,懂日语,要他出面接待日军。祖父坚决不干,逃到偏远的一个竹林里多了起来。1945年在密县双楼乡团队大队部做医生(祖母说过,那时请医生都是赶马车或是抬轿来请。由于祖父医术高超,很远的地方都来请他看病。祖父出诊时戴着礼帽,拿着文明棍【这个文明棍一直保存着,被我小时候当玩具拿着打打杀杀,结果弄坏了,把手柄上的盖子搞掉了,后来就扔了。祖父的遗物也就只剩下了他的烟灰缸】,很酷)。据大姑父讲,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他去接收某医院,车行半路翻入山沟,一车人都死了,祖父一个幸存,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一口牙齿,从此装了一嘴假牙。

1942年,年过不惑的祖父再次得子。伯父的出生给他带来莫大的欣喜。祖母说,祖父听说后赶紧回到家里,见她就问“啥时候生的啊?”抱着伯父喜欢得不得了,还拿来眼药给襁褓中的儿子点了点眼。家里对伯父的出生也都很高兴,曾祖母亲自找人算命,说这孩子命里缺水,遂起名为“河”。伯父小时候一次习字,祖父颇有些骄傲地对伯祖父说,看看,这字写的,跟我小时候写的一模一样。

1946年9月到密县职业学校做教员,1948年在家开诊所。老早家里一带就有人风传祖父是共产党,为此他遭了不少罪。解放后也有人说他早就是共产党(老人家是解放后才入的党,旧社会未参加任何组织。虽然他的不少换帖弟兄都是地下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己“家庭观念重”。他的党证还在,小时候我常翻着玩),祖父据实不认,说“不是就是不是,我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哪。”在那个红色革命至高无上的年月,父亲还很诧异的问过祖父,说你是地下党不是好事么。饱经磨难的祖父早就看穿了那些人的阴谋,只说了一句“你承认了,人家就该说你是不是叛徒呢”。

    八、南迁南阳

1951年经张建安介绍,刚成立的南阳专区医院(即今天的南阳市中心医院)院长严熙兆(具体那三个字不清楚,这是音)给祖父写信,邀请他来南阳任五官科主任(父亲存有一张祖父当年订的报纸,右上角写着:王主任)。父亲至今仍记得那封毛笔书写的信函。祖父先到南阳安置好后,1952年回界牌把家搬过来了。父亲回忆说,那时都是坐马车。祖父说那个赶车的是跟吉鸿昌非常熟。当时才8岁的父亲清楚记得中途吃饭时,自己伸去夹菜的筷子被祖父按住,并跟他说赶车的辛苦,要让人家吃好。

在南阳,祖父一个月一百多元的工资在当时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高收入(况且他老人家还出过好几本书,我记得有一本叫王兰亭什么算法)。然而,家里人口众多,日子过得也并不宽裕。

大姑说,一次祖父到郑州出差去看她,刚上班的大姑工资低,在医院上班时间上又很严格,没块手表很不方便。于是跟祖父说需要块手表。哪知老爷子出去转了一圈,给她买回来个马蹄表(闹钟),对她说“先使着吧。”后来父亲到郑州上学,大姑把这块表给了父亲。

1955年前后,祖父再次发病。祖母说,祖父那时有点像是交待后事的样子。跟她说家里还有多少钱,让大姑把学上完。祖母赶紧打断他,说“还有那仨哩呀!”祖父很无奈的说了句“那我啥门儿哩(意思即我有啥办法呢)!”

1957年开始“反右”,祖父反而因发病因祸得福,逃过一劫。他的同学张建安却不幸被打成“右派”。祖父得知后跟祖母说“要不是人家,咱能来到这儿?”并给他寄去了20元钱。落难的张建安(据说他家里小孩多,打成右派后失去工作,一家人生活十分困难)收到后还给祖父写来了一封信,深表感激。

祖父话不多,可有时说起话来又很幽默。父亲说医院有时放电影,叫某某人到放映机这里来,总是喊道“xxx,到机子这里来!”坐在竹躺椅上的祖父听到了,总是来一句“哟,赶紧的,叫xxx吃鸡子呢!”

在六十年代初那段尚算平静的日子里,父亲说,祖父每天晚饭后都坐在桌前要写一会儿。后来才知道,他那是在翻译当时眼科的科技论文。祖父通晓日、英、德、俄多门外语,几年时间,他写了厚厚的两大本,并且装订好,交给自己的大女婿,叮嘱他帮他出版。四十多年过去后,在大姑父那里我见到了这两本珍贵的手稿。姑父说:“我无力为他出版,对不起他。他的东西应该放在他孙子那里。你们两个(我和哥)高考谁考上医,继承他的事业,就把这两本遗稿交给谁。”我翻看了那发黄的文稿,一字一图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眼睛的横剖图、侧剖图,多么复杂,老人家用钢笔画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概叹一声,那时的知识分子,确是有真才实学,异常踏实,那是我们如今这些“研究生”、“博士生”能望其项背的。只可惜我和哥哥没有一人学医继承他的衣钵,对这两本遗稿的价值一点也不懂。再加上半个世纪过去了,科技发展如此神速,当时的先进玩意儿,今天恐怕已成昨日黄花了。不过,有机会的话我想还是能把它出版了,起码可以作为眼科学生的专业阅读材料,再者也能从中窥得老辈人治学的严谨。我在苦苦找寻这个机会。

    九、文革磨难

接着“文革”来了。一开始祖父还是积极分子,参加“革命”群众组织。没多久,在协和学习、赴日本留洋、在兰州当“伪院长”等事又被翻了出来,再加上地主出身,“革命组织”把他开除了。非但如此,还把他划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拉出去搞“活人展览”(一干当时的“坏人”站在那里,身后贴着他们的罪状,让革命群众参观)。母亲说她去看过那个展览,还对祖父有印象,因为那么多人就这一个老头儿是“日本特务”。只可惜那时她还不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公公。当时伯父很紧张,怕祖父再想不开发病,趁两旁无人凑上前去劝他“叔(祖父排行最幼,孩子们都管他叫叔,不叫爸),想开点。”孰料年近七十的祖父早已洞明人世沧桑,对伯父说“没啥,这不就跟唱戏一样么。”

父亲说,祖父看罢《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很不满地说了句:“我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

后来,这帮人被组织去劳动改造,挖沟。祖母说她去送饭,看到祖父站在沟里,手上贴的都是胶布(是手裂了)。老太太心疼的说,老头哪干过这活儿。又记起了刚来南阳时有一阵吃水得自己挑,祖父哪里干过,挑不成,还被一些人笑话。说起文化大革命,祖母都要骂上几句“娘那x”。接着就又说,你爷从来不说脏话,我就是文化革命时气得了,骂那些人。他听见还不愿意,眉头一皱说你现在还学会骂人了啊。

文革初期的疯狂过后,祖父的“问题”也查清了,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获得了“解放”。那时开会多,会上还要读毛主席语录。就在这么个时候,祖父仍不忘温习自己的外语。他给大姑父写信,让他给自己买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大姑父跟我说,“我马上买好给他寄回去。你爷爷厉害啊,你想想,一堆人读毛主席语录,他一个人念英文版的。”

祖父晚年时耳背。那年月信息极度闭塞,作为有独立思想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他们极想了解外界对当时的中国的看法,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听境外广播。可是祖父耳朵又不好,因此每次他小心翼翼“收听敌台”时,其他人也都听到了。于是,收音机被没收了。“解放”后退还给他,祖父说“不要了,摔了吧。”结果对方一脸严肃地告诉他“留着,收听红色电波用!”

已过了退休年龄的祖父,仍想着要发挥余热,还去上班,是父亲劝了他一句“别去了吧,你是想发挥余热,别人还以为你舍不得这位子哩。”祖父听了,不再去单位了。退下来的祖父有了时间,他先是去洛阳看了看自己的老姐姐。然后去江苏常州看大姑姑父。并由姑父陪着在无锡、苏州、南京、庐山等地游玩了一趟。当时祖父心情很好,还写下了一首《游庐山》。再后来,他一个人到杭州看了看,老人家舍不得花钱,在车站候车室坐了一宿。

游庐山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大姑父陪着他,在车上听人说旅馆很紧张。当时两人离得较远,又不好大声告诉他,于是大姑父下车后没跟祖父说就一个人先跑去定了房间。回来后被久等的祖父狠狠训斥了一顿。结果晚上两人吃过饭、泡完脚,出来散步时看到好多游人没地方住,都在屋檐下坐等,大姑父这时才跟祖父把情况讲明,又被老爷子狠狠表扬一番,说他会办事。回到家里还跟祖母讲,还说“咱那俩(指伯父和父亲)会中?”(意为不这么会办事)本来他和大姑父说好,要大姑父第二年再陪他到广州走走,不想回家不久他就病了,再也不能出游了。有时我就想,我阴差阳错地来到广州工作,也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自在吧,是在替祖父实现他的愿望。只是他的孙子可不是来广州转转,是来定居了。

    十、溘然离世

听祖母将,祖父中风是一天饭后,他和往常一样躺在躺椅上休息。结果一看嘴歪了,赶忙送他去医院。老爷子还说了句“还得去医院?”住院后,祖父胳膊上、脚上都插遍了针眼。他嘴合不住,怕口干,父亲他们就给涂上点蜂蜜。老爷子被病痛折磨得大声呻吟,父亲怕影响到其他人,不让他大声。祖父口齿已经不清,呜呜啦啦地说了一句,意思大致是我也难受(真是心酸。祖母说她以前有时跟祖父说自己哪里不得劲,祖父总是一句话:别说了,谁都老得劲。如今行医一生,轮到自己病重,却无人能救命,老爷子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2011年外祖母病重,和父亲在机场候机返家时,父亲第一次跟我说到祖父病故的情况(近四十年他都没说,想来那是他深藏心中的痛):祖父老说“尿”,可每次又没有尿排出来。父亲把这一情况跟医生说后,那人说兴许是真有尿?打一针利尿药吧。结果一针打下去,果然尿了不少,清亮亮的,接着人就跟脱水了一样,变得皮包骨头。第二天另一位医生见到后大吃一惊,问怎么成这样了,得知缘由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摇头。不久,1976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七)祖父就走了。

祖父是知名老专家。大姑父说逝世后省里、市里、各个地方送的花圈他数了数有七十九个。祖父去世后,医院里慰问家属,问祖母有啥要求,祖母说“啥要求,叫老头活了!”老太太跟父亲说,“人总要跟你留点念想。恁叔住院前有一次在家看见屋里墙上脏了,拿起扫帚扫了扫。他一辈子哪儿干过这种家务事啊……”

老爷子一生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文革时被批斗还挨过打。他生活上极简朴,那时一月一百多元的高工资,偶尔喝酒还是让父亲去买的红薯干酒。祖母常念叨,老头没享啥福啊,我那时也不知道给他做点好的,连饺子都没咋吃。但是只要说学习,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徒弟,他都非常慷慨地出钱。父亲当年还跟着祖父学过一段时间,并且已经能动简单的小手术。祖父不愿自己的子女再干这个,说是太操心(父亲曾说过,祖父拿着伯父去工厂参加工作的报到书,说了句“这不操心哪”)。由于家庭成分不好,父亲们姊妹四个成绩很好就是上不了大学。祖父曾难过地说“都怨我啊”。于是,伯父做了工人,父亲学了财会。倒是两个姑姑还在卫生系统工作,只是一个是妇科,一个是护士。到了我们这一代,没一个学医的,只有小姑家的表姐还在祖父工作过的医院做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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