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9-06/023925109026.shtml
9月开学之际，大学一年级新生，进入校园，开始新的人生。而有一批考生，曾以高考零分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思考，也由此无法踏入大学。
他们构成高考的另一个榜单。
这些不合作者，把自己整个青春期所受的教育归零，并以此挑战高考制度。
最早被媒体大规模报道的高考零分考生是2006年的蒋多多，随后有七八名考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如今，这些零分考生在哪里，做什么？当年的选择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改变？
记者寻找到三位零分考生，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故事，和他们一起思考，如何面对人生道路上重要的抉择。
在经历了贫困、劳苦、爱情、失败后，他们发现，曾经用巨大代价所击退的挑战——高考，其实只是人生若干个挑战中最容易的一个。
他们也发现对制度的改变仅靠一时之激，是徒劳无益的。人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不可冲动行事。
他们既然愿意接受采访，表明他们愿意用自己沉淀下来的生命经历来告诫后者。他们依然坚定自己对高考制度的思考。但让他们重来，他们或许会重新选择改变的方式。
1 从拒绝到捍卫
徐孟南
徐孟南 22岁，安徽蒙城县人，2008年高考主动考零分，几门课共得143分。现在在江苏淮安经营一家猪毛厂。如今他认为，应试教育应改变，但一两个零分不足以改变。
4年前，徐孟南拒绝高考；4年后，徐孟南劝人高考。
2008年高考时，这名安徽蒙城二中的学生，故意违规，想借高考0分，让世人关注他的教育理念。2012年，他建起“高考0分声”网站，讲述零分考生的故事，呼吁学生不要考零分，但要关注教育改革。
从拒绝到支持，徐孟南的态度为何会发生180度的转变？
失败的炒作
徐孟南建“高考0分声”网站，花了1000多元。今年5月，网站运营。上面罗列了蒋多多、吉剑、张皎等零分考生的故事。有人说他又在像当年高考一样炒作。徐孟南笑了笑：“我现在这样还能炒作什么？”
他说，现在明白了，炒作都是有能力的人折腾的，“没有能力，考多少个0分，也成不了韩寒。”
徐孟南用“傻事”指代当年高考考零分的做法。他曾寄希望这一举动为他带来关注，改变应试教育制度，乃至改变他和万千学子的命运。
徐孟南高一时成绩良好，高二时受韩寒《通稿2003》影响，他强烈反对应试教育，并自创了一个教育理念——“三人行”教育模式，核心理念是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爱好、特长进行教育，文化课得分只占高考的一部分。
为了宣传这一理念，他决定模仿2006年高考零分蒋多多，用高考0分换来话语权，让更多人关注他的“三人行”教育模式。
2008年高考，徐孟南场场考试都故意违规，在试卷上四处写上“我的名字叫徐孟南，我的考号是×××，我是蒙城二中的……”他还在试卷的空白处阐述他的“三人行”教育理念。
但分数出来后，徐孟南没得0分，他得了143分。
成绩下来后，他给安徽一报社打去热线电话，媒体开始关注他。但报道出来的大多是负面，批评他的幼稚。几天过后，再也没有媒体报道他。让他引以为豪的“三人行”教育理念，更是无人问津。
另一条路
高考结束后，徐孟南到上海打工。那段时间晚上，他睡不着就琢磨，“考零分这事儿，到底对不对？”
他想不出答案，于是开始写自传体纪实小说《高考零分生》。没有电脑，就用手机打出来，再发到网上。他希望看到小说的人，能给这个高考零分生一个答案。
一个月后，徐孟南悄悄从上海回到合肥，向媒体求助：他想上大学。但高考录取已过，没有大学愿意接受他。
接下来的几年，他的生活被打工的“劳累、辛苦”充斥着，而他的同学，无论名校还是专科，几乎都在读书。偶尔的相聚，同学们聊着愉快的大学生活，和对未来的憧憬，这令徐孟南羡慕不已。
打工一年多后，他想复读考大学。但父亲徐广丰对他失望透顶，叫他“不要再惹是生非”，坚持让他继续打工。
徐孟南不再提复读的事情，每次听到同学们的近况，他都不由感慨，“一步岔开，路就不同了。”他有时忍不住抱怨，当初为什么没人“拉他一把”。
这个念头促成了徐孟南的“悔悟劝学”行动。2011年5月，他找人做了一个木箱随身背着，里面放了4000多份宣传单，呼吁大家要好好参加高考，不要考0分。
他住三十块一晚的简陋旅馆，吃街边的盒饭，先后到南京、合肥、郑州等地高中宣传。他假扮学生身份混进校园发劝告传单，遭遇过不少保安的驱逐。
他还坚持着在网上写博客，在各大论坛上发帖劝告。他的“悔悟劝学”行动一直坚持到2011年高考的前一天。
先理解，后改革
半年前，徐孟南和一位听力有障碍的女孩娟娟结了婚。岳父把一个小猪毛厂交给他管理，每个月付他三千元的工资。
徐孟南曾用手语和娟娟讲述自己的故事。娟娟用手语回答：“考0分可以，故意考0分就不好了。”
这两年高考前总有人从网上找到徐孟南咨询考0分的事儿。
这些学生通常用羡慕的语气向徐孟南请教：如何抵抗应试教育。徐孟南每次都苦口婆心地劝，他担心这些学生选他当年的路：“不值得。四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考零分什么也得不到，我肯定不会考了。”
徐孟南的妻子怀孕了，他说，将来不会让自己的孩子高考考零分。
在通过网站呼吁学生参与高考的同时，徐孟南也鼓励学生关注高考教育改革。他认为，应试教育需要改变，但不应以考生蒙受损失的方式来改变，况且一两个零分也不足以改变。
徐孟南现在仍然想去读大学。“要出世先得入世。”他说，进入体制去了解它存在的问题才能改革它。
2 寻找“伯乐”
吉剑
吉剑 25岁，云南昭通人，2008年高考主动考零分，几门课共得168分。现在在浙江永康一家工厂打工。
8月3日，在狭窄而湿热的小屋里，吉剑用牙刷拨了拨台式风扇的扇叶，几分钟后，风扇才缓慢启动。
这是浙江永康城郊的一栋老旧楼房，房租240元一月。楼房外几米处就是一间嘈杂的加工厂。天热时，吉剑就在同事有空调的公寓里蹭凉。
吉剑在2008年高考中故意考零分来“改变中国高考制度”。
4年后，吉剑并没改变，他继续过着清贫的生活，继续写文讨伐应试教育，继续寻找他的“伯乐”。
被忽视的“才华”
“你后悔吗？”
这是每个高考零分考生绕不过去的问题。吉剑说，媒体问，家人问，朋友也在问。
在8月中旬的采访中，吉剑始终没有说出“后悔”这两个字，只是含混回答“可能有吧”。
8月18日，吉剑在他《吉剑的反思》一文中更明确地回答：“虽然大多数高考0分的人后悔了，可是我吉剑没有后悔。”
吉剑喜欢数学，高中就读云南镇雄某中学时，别的同学忙着做题时，他却在思考“圆周率为什么无限循环？”等问题。
高考时，吉剑并没有在试卷上答题，而是写下了一些数学论文，及对高考的看法。还有小部分题目，是胡乱填的。
吉剑希望，高考阅卷老师看到他在数学方面的才华后，“汇报给教育部门”，或是被理想中的大学直接特招。
吉剑高考考了168分，但媒体报道了他想考零分的事情，引起了全国关注。但到了9月新生入学时，仍没有老师向他伸橄榄枝。吉剑只好到各地打工，这期间他仍学习数学。
今年8月，他花了将近2万元，注册了一家网站。网站首页签名写着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求知是人的本能。”这个网站，发布了吉剑所写的时评、杂文、物理、经济学及生理医学讨论文章。
当年他的数学论文并未获得认可，但他并未对自己的数学才华丧失信心。如今虽然没有媒体和学术机构关注他的论文，也并未影响他做一名不“依附任何权势的自由学者”的理想。他认为自己仍在坚持自己的梦想。
“安于”现状
这些年，吉剑辗转各地打工。高中刚毕业最窘迫时，他身上只剩下两块五毛钱。在他买馒头时，有个“穿着体面”男子像看乞丐一样看了吉剑，吉剑忍不住扭头痛哭。8月3日，在吉剑租住的屋内，说到这段经历，他仍几度泣不成声。
他认为，那时的打工生活，毫无尊严，“像狗一样活着”。
这些年，吉剑做过餐馆杂工、当过建筑小工，贴过考研海报，给文化传播公司写过软文；生活上，他睡过公园边的长凳，为吃饭捡过垃圾换钱。
2011年，吉剑来到浙江永康打工，第一份工作是重体力活。吉剑觉得做体力活是对自己“才华”的浪费。
他思考过工厂流程优化：如工人没有积极性、冷气机浪费电、物料浪费等问题。但他自认动手能力差，也不善言辞。于是他把问题和建议打印了整整4页A4纸交给领导。
他的目的很明确，引起老板关注，得到重视，“我要告诉老板，我是一个有想法的人。”
吉剑的舅舅说，如果吉剑当初好好考，上了大学，可能现在的生活会更好一点。
但吉剑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当初上了大学，可能大学会是我实现数学梦的天堂，也可能是我逃避现实的安乐窝、避难所。”
如今，一些在校生也会给他打电话，谈高考考零分的想法。他给对方的建议是，“要慎重考虑”。
3 就读社会大学
陈圣章
陈圣章 24岁，湖南浏阳人，2007年高考4门课都考0分。现在在福建永春县开货车运土方。
现在的陈圣章在福建永春开卡车运土方，八轮拉货大车是亲戚筹钱买的。早晨7点，陈圣章开始工作，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往复上百趟。
2007年高考时，浏阳三中的陈圣章4门课都考了零分。
当时媒体曾问他，考零分能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吗？他回答：“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使我这么做”，他认为他比不肯改革教育制度的高官有“更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报道他的新闻后面有数万条评论。他被赞扬的评论惹得“热血沸腾”，并坚信自己“如果早生或晚生100年，都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跳来跳去的青年
陈圣章作出高考零分的决定，并没有太多的纠结。
因为他“并不向往”大学。他从高二起就厌学，每天躲在书堆后面看报纸，“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大学生逃课、抽烟喝酒、打架的新闻”。他觉得大学生活“太荒唐了”。
当高考前3个月，作为体育特长生的他右脚受伤后，他当下决定文化课全部考零分，以抗议让他心烦的应试教育。
高考第一门语文，他在空白处写下两竖行正楷字——“为了中国的美好明天，教育改革刻不容缓。”之后的几门考试，他会做的题故意写错，不会的题他都空着。
陈圣章4门课考了零分。
毕业后第一年，陈圣章“跳来跳去”，他做了药品推销员、保险公司业务员、公益活动策划者，以及夜总会营销员。
2008年，陈圣章揣着攒下的2万块钱回到了家乡浏阳。他认为自己有策划经验，有钱，可以独当一面策划大型活动了，于是他着手策划“少年强则国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国行活动。
这是他在夜总会宿舍里辗转反侧了很多夜晚想出的方案：活动要在毛泽东故乡启动，要在湖南各大高校做签名活动，还要去北京和名牌高校联谊，以启发大学生们认真学习。
为了引起关注，他决定给总理和教育部长写信。他将这一行为称之为“新版公车上书”，并为这一创意欣喜不已。
但信石沉大海，也没有一家媒体采访他。
社会大学
“打工只是暂时的。”这是陈圣章放弃高考时给自己的规划。打工一年后，他一边策划中国行活动，一边做生意，但先后两笔生意都以亏本告终。在2009年的烟花生意中，他亏了10万元。
那年的大年二十八，三四个没有拿到工资的烟花工人赖在陈家不肯走，扬言说不给钱就找人来闹事。
这年正月，陈圣章几乎哪都没去。他第一次觉得失败如此惨痛，令人如此“没有脸面”。
接下来的2年中，他没有频繁跳槽和策划活动，而是在酒店打工和开车，赚钱还债。
2011年年末，陈圣章还上了最后一笔欠款。他捏一捏口袋，发现还有几百块钱。“爸妈，儿子给你们压岁钱。”陈圣章给父母一人递上两百块钱，这是他第一次给父母压岁钱。
陈圣章的姐姐觉得弟弟几年来，成熟了，不再“那么固执了”，她说，“没考上大学是个遗憾，但能从社会大学学到东西也是好的。”
陈圣章对自己高考零分的行为也不再“豪情万丈”，在经历了这么多失败后，他觉得自己当时想得“太简单”，“一个人的作用很有限，难以改变现状”。
他依旧认为中国教育制度问题很大，他寄希望于一个“铁腕改革家”来改变现状。
陈圣章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自己的计划，他要记者多宣传他的“中国行”。他最近还打算办一些新的项目，包括拿宅基地换工程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