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爸心得】
可能是由于篇幅所限，《古文笔法详析》选取了先秦诸子文（以《庄子》和《韩非子》为主）和史传文（以《战国策》为主）中的寓言23篇。
先秦之后，还有不少好的寓言作品，我在浏览相关资料时，看到一篇概论中国古代寓言发展历程的文章，觉得很不错，转帖过来，让孩子们对于中国古代寓言的发展历程有个大概的了解，在读完《详析》的23篇寓言后，顺着这篇文章的线索，可以按照年代顺序选读更多的中国古代寓言作品。

[ 本帖最后由 H爸 于 2009-11-9 01:36 编辑 ].

【ZT】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寓言文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先秦时期以政治哲理寓言为主。战国的“百家争鸣”促成了寓言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为中国寓言文学提供了新的借鉴。
唐宋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寓言的第二个高峰，以社会寓言为主，富于故事性和幽默感。
元明清时期，生活寓言占重要地位。明代出现了寓言文学的第三个高峰。清代寓言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

关键词：中国古代寓言文学 历程 现实主义传统 成就.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庄周认为自己的著述“寓言十九”，意思是借他人之口而达己意的占十分之九，故司马迁也称“其著述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①古人所谓的“寓言”，含义比较宽泛，常指那种具有比喻、影射、象征性质的文章。就今天而言，并非一切具有比喻、影射、象征性质的作品都是寓言。我们所说的“寓言”，是指寄托某种事理，具有劝谕、讽刺意义的简短故事。寓体、寓意和寓示是构成寓言的三要素。寓体是寓言故事的实体，寓意是寓体隐含的意旨，即寓言蕴含的真理性判断，寓示是寓体与寓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寓言来自民间，直接或间接地植根于生活。历史故事、生活故事、神话传说、自然物故事、民间笑话等都是寓言题材的重要来源。作者通过故事中的寓言形象和巧妙的艺术构思，借此喻彼、借古喻今、借远喻近、借小喻大，昭示深刻的道理，鞭挞社会的弊端，嘲讽丑恶的灵魂，从而产生警世作用。所以，俄国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称：“寓言是理性的诗歌。”陀罗雪维支也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②

中国、印度、希腊是世界寓言文学的三大发祥地。中国古代寓言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一个储藏极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宝库。据统计，仅我国先秦寓言就将近千则，超过古希腊和古印度寓言作品的总和；其中《韩非子》300多则，《吕氏春秋》200多则，《庄子》180多则，《列子》、《战国策》各近百则。汉以后至明、清的寓言作品，仍以数量巨大和思想深邃著称。

中国古代寓言文学源远流长，考察其递嬗流变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
这是我国古代寓言文学的发生期。其中战国时期的寓言成就，是中国寓言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标志。学界认为，我国最早的寓言是《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所载的“雄鸡断尾”的故事。周景王的宠臣宾孟在郊外看见一只公鸡“自断其尾”，问仆人是什么原因，仆人回答说：“这是它害怕自己成为祭品啊。”宾孟连忙回去告诉周景王，并且说：“鸡也惧怕被人当作祭品呢。”当时周景王打算立儿子子朝为太子，遭到刘 的反对。宾孟企图用这个故事告诉周景王：要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必忌讳付出代价。言下之意是暗示周景王丢卒保车，除掉刘 。口耳相传，不见于典籍经传的寓言故事肯定比这要早得多。

需要强调的是，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经济的大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气象，代表不同政治集团、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学术流派的知识分子，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不厌其烦地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和政治主张，或者著书立说，纵论社会治乱之道，宣传自己的真知灼见。应运而生的策士们奔走于各国之间，巧弄机锋，能言善辩，以酣畅淋漓的言辞，左右着各国的局势。为了增强宣传、论辩的效果，他们的言论、著作，在讲究“情欲信”的同时也追求“辞欲巧”，他们刻意注重文彩和技巧，特别擅长用现实的或历史的故事作比喻来说明问题，往往妙语解颐，趣味盎然，深入浅出，论理透彻，这些“故事”，就是我国的早期寓言。诚如唐人刘知几所言：“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③战国时期的寓言故事是先秦《战国策》、《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历史散文和《庄子》、《孟子》、《韩非子》、《列子》等诸子散文中最富于文学色彩的有机组成部分。先秦寓言，全部夹杂在散文中，尚未成为独立的文学体式，但大多可以从原文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篇。

先秦寓言，适应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有着极其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墨子》中有《楚王好细腰》篇：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④
本文所寄托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不但对当时身居高位的统治者是当头棒喝，而且在历代乃至今天仍不失为“治国箴言”。

《战国策?燕策》载：苏代为制止赵国攻打燕国，对赵王说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他把赵、燕比作鹬、蚌，把秦国比作渔翁，赵、燕交战，势必两败俱伤，使强秦坐收渔利。赵王听了苏代的话，猛然醒悟，放弃了战争计划。这种政治寓言除了具有具体的现实针对性以外，同时也包含哲理性的普遍意义。

先秦寓言振聋发聩的思想力度和绚烂多姿的艺术风采，早已在中国人民中深入人心。读《坎井之蛙》，谁都会对那个鼠目寸光却盲目自大的艺术形象而嗤之以鼻；读《齐人攫金》，谁都会为那个利令智昏、钱迷心窍的糊涂虫而深恶痛绝；《揠苗助长》为那些无视客观规律，只凭主观愿望办事的人敲响了警钟；《叶公好龙》给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以应有鞭挞；《守株待兔》给那些顽固的狭隘经验主义者以善意的嘲讽……欣赏这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人们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感悟到生活的真谛。

以战国时期寓言为代表的先秦寓言，为中国寓言文学的发展走过了光辉的第一程。

[ 本帖最后由 H爸 于 2009-11-9 01:02 编辑 ].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我国古代寓言文学第一次高潮过后的调整和再度养精蓄锐的时期。

秦、汉两朝，君威日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人士子安于皓首穷经，缺乏诸子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寓言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总体上不如先秦。魏、晋、南北朝，王朝更迭，文人创作热情投向诗歌，寓言创作相对地未受重视。然而，这一时期的寓言文学仍有新的成就，主要表现是：
（一）西汉刘向《说苑》、《新序》中的寓言突破了作为哲学著作和历史著作的附庸的地位，完全独立成篇，对寓言文学体制和地位的确立有重要意义。
（二）魏晋南北朝，以痴愚者为主角的民间笑话加盟于寓言文学，诙谐的讽刺寓言大量出现，为寓言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魏邯郸淳的《笑林》收录了数量可观的寓言故事，有激浊扬清的社会意义。
（三）这一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译自佛教经典的《百喻经》等著作为中国寓言创作提供了借鉴的参照系，并使中国寓言不断从中吸取思想和艺术的营养。所有这些，都为唐宋寓言文学发展高峰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三、唐宋时期。
这是我国寓言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古文运动是纵贯唐宋的重大文学思潮，其领袖人物都是寓言文学的热心实践者。伴随着古文运动，中国古代寓言文学发展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如果说先秦寓言是说理第一，讽刺第二的话，那么，唐宋寓言文学恰好相反：讽刺第一，说理第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柳宗元和苏轼。

柳宗元继承了先秦寓言的现实主义传统，其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坎坷的仕途，使他对朝政的腐败和世态的险恶有切身的体验，因此，他的寓言在富于强烈的讽刺性的同时，又呈现了深刻的揭露倾向，是中国寓言文学史上从政治哲理寓言转向社会讽刺寓言的里程碑。他的《哀溺文》写永州人善游泳，某氏与众人渡河，突然翻船，游水逃生时落在了后头，有人问这是什么原因，他回答：“吾腰千钱，重，是以后。”面临灭顶之灾，他还是舍不得把身上沉重的金钱丢掉，终于淹死。作者以简练的笔墨，塑造了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可悲的艺术形象，给予冷峻的讽刺、揭露和批判。柳宗元更具代表性的寓言是《 负 版传》：
负版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及其力不己，至坠地死。⑤

以上所引是《负版传》的主体部分。作者通过对一种怪异小虫的描述，入木三分地揭露了那些不择手段、不顾性命、疯狂攫取“以厚其室”，并且至死不悟的“嗜取者”的贪婪本性。从这则寓言，可以隐约看到唐代官场以及整个统治阶级私欲薰心的丑态。柳氏寓言虽然说共只有22篇，却成功地采用了多种体式，有“说”、“传”、“志”、“文”、“对”等，在艺术形式上是一种创新。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他的寓言创作是对柳宗元的继往开来。他广泛地吸收柳宗元寓言以及庄子寓言，佛教寓言的长处，并融会贯通，使自己的寓言创作具有了集大成的性质。他的旷达乐天的人生态度，多才多智的个性，又使他的讽刺寓言拥有幽默的特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例如《鬼怕恶人》的故事：
艾子行水涂，见一庙，矮小而装饰甚严。前有一小沟，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顾庙中，而辄取大王像横沟上，履之而去。复有一人至，见之，再三叹之曰：“神像直有如此亵慢！”乃自扶起，以衣拂拭，捧至座上，再拜而去。须臾，艾子闻庙中曰：“大王居此以为神，享里人祭祀，反为愚民之辱，何不施祸以谴之？”王曰：“然则祸当行于后来者。”小鬼又曰：“前者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祸；后来之人敬大王者，反祸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祸之！”艾子曰：“真是鬼怕恶人也！”⑥

这则寓言以“大王”荒谬的、似是而非的逻辑推理体现了苏轼寓言的诙谐，勾勒了那种颠倒黑白、欺善怕恶的封建官僚的脸谱，使人们在会心的一笑中品味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挞伐。

苏轼寓言还发展了柳宗元寓言讲求故事性的特点，首创了系列讽刺寓言专集《艾子杂说》，有寓言40则，以足智多谋的艾子形象贯穿全书始终。明代陆灼的《艾子后语?序》称：“世皆知《艾子》为坡公戏笔，而不知有为作也。”所谓“有为作”，就是以寓言“规切时政”，鲁迅称之为“嘲讽世情，讥刺时病，又异于《笑林》之无所为而作”⑦《艾子杂说》有些篇什也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世态人情，《百钱独载》对钱迷心窍者的刻划，《公孙辩屈》对夸夸其谈者的讽刺，《营丘诸难》对巧言诡辩者的鞭斥无不辛辣有趣，令人捧腹，对后世寓言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元明清时期。
这是我国古代寓言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并向现代寓言文学转型的准备时期；明代，我国古代寓言文学的发展出现了第三个高峰。

这一时期，中国封建制度走向滑坡，政治的高压、思想的钳制、文字狱的频仍，使人们思想僵化，对现实敢怒而不敢言。寓言文学中直接的社会批判成分减少，而笑话的成分增加，冷嘲热讽成为主要时尚。最值得注意的两种发展态势是：上继《笑林》，寓言与笑话的进一步合流；传统寓言对西方寓言的借鉴，从而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

元明清寓言的高潮在明朝，规模虽不如战国和唐宋，但有新的开拓。明代寓言文学成就首推刘基的《郁离子》。它是含有195个单篇的寓言专集，仿照苏轼的《艾子杂说》，假托寓言人物郁离子贯穿全书，全面反映了作者的哲学观和人生观，题材丰富多样，形式生动活泼，语言汪洋恣肆。《狙公失狙》写楚国一个养猴人强迫猴子上山采集水果，自己抽税十分之一，凡交不上者，必遭鞭打。久之，群猴忍无可忍，集体逃亡。养猴人活活饿死。故事的反剥削主题十分鲜明，是官逼民反的社会现象的生动写照，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蜀贾卖药》借商场比官场，廉洁正直者不得好报，奸诈作伪者却飞黄腾达。这些作品，都堪称现实社会的缩影。

继刘基之后的另一重要寓言文学家是宋濂，他的寓言作品主要见于《燕说》等书，凡百余篇，风格与刘基相近。他的《束氏狸牲》的大意是：束家有一只本来会捕鼠的猫，后来，吃惯了主人给它的肉，结果，不但不会捕鼠，反而被老鼠欺侮。这一则故事对官场腐败无能的揭示，很有现实针对性。

明代中后期，寓言中的笑话成分大量增加，富于戏剧性，幽默、调侃的手法运用得更加纯熟。江盈科的《雪涛小说》、赵南星的《笑赞》、冯梦龙的《笑府》等著作中的寓言都对宦官专权、阿谀奉承、结党营私、贪得无厌、弱肉强食、见利忘义、附庸风雅、弄虚作假等社会病态予以揭示、批判。刘元卿《贤弈编》中的《猩猩好酒》是有代表性的篇什之一：
猩猩，兽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设以醴尊，陈之饮器，大小具列焉。织草为履，勾连相属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见，则知其诱之也，又知设者之姓名与其父母祖先，一一数而骂之。已而谓其朋曰：“盖少尝之？慎毋多饮矣！”相与取小器饮，骂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饮，又骂而去之。如是者数四，不胜其唇吻之甘也，遂大爵而忘其醉。醉则群睨嘻笑，取草履着之。麓人追之，相踏藉而就絷，无一得免焉。其后来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恶其为诱也，而卒不免于死，贪为之也。⑧

本篇犹如一出滑稽喜剧，故事有序幕、开头、发展、高潮、结局，情节紧凑，结构严谨。猩猩从“知其诱”到“少尝之”，到“取差大者饮”，到“大爵而忘其醉”，最好终于“就絷”，形象生动，波澜迭起，令人忍俊不禁。“其后来者亦然”，起了升华主题的作用。明《乐善录》亦有“猩猩好酒”的寓言，与《贤弈编》文字各异，寓意相同。贪婪——经不住诱惑——毁灭，这是被历史上无数事实演绎过的教训和规律，在今天还有人在重踏猩猩的覆辙，其中的教训历久常新。

清代寓言文学并没有突出的发展，诙谐寓言以石成金的《笑得好》和吴研人的《俏皮话》为佳品。《俏皮话》中的《金钱豹》写一只势利狗见金钱豹满身是钱，便极尽摇尾献媚之能事，结果成了金钱豹的美味佳肴。两种动物分别影射丧权辱国的卖国贼和西方列强。长期以来，中国寓言形象以人物为主，而在西方，无论是伊索寓言还是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的寓言都以动物形象为主。《俏皮话》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所突破，积极吸收了西方寓言的优长，创作了大量动物寓言，在我国寓言发展史上，不可忽视。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沈起凤的《谐铎》中也有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作品。.

寓言文学是整个民族文学的重要一翼。鲁迅在论及寓言文学时曾说：“寓言和演说，好像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⑨中国古代寓言文学经过四个时期的发展和三次高潮的推动，产生了浩如烟海的优秀作品。贯穿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传统，充分发挥了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为现代和当代寓言文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000年版，卷六十三，第2004页。
②转引自顾建华《寓言：哲理的诗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③唐·刘知几：《史通?言语》
④包启新：《中国寓言故事200篇》，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⑤同上，第327页。
⑥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465页。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转引自顾建华《寓言：哲理的诗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⑧包启新：《中国寓言故事200篇》，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页。
⑨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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