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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嘻哈爸爸版——家长互动学校(交流讨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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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爸爸版——家长互动学校(交流讨论学习)

从教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一个成功的孩子背后往往有着一个出色的家长。家长正确的教育理念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一生,对于孩子来说,一位出色的父母的价值也远远大于一所名校。
今天,嘻哈老爸除了给大家推荐名校之外,准备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开办一个家长学校,和各位实验学校的家长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如果做一名出色的家长。

每节课,推荐一篇文章,大家一起研读,探讨!!(希望大家能读完文章)

课后思考题:

1.什么是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
2.我们如何培养孩子的人文素养,特别是在当今的教育环境下.
3.人文素养的培养和竞赛\名校\证书相比孰重孰轻?
(只是思考题,不需要在回帖中简单回答,其实这不是简单题,而是需要我们长时间的思考)

[ 本帖最后由 嘻哈爸爸 于 2008-4-20 20: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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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呼唤人文精神,注重孩子人文情怀的培养

中国教育:人文价值的流失和重建
作者:杨东平
注:本文录自侯样祥主编的《我的人文观》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在前现代化的中国,科学与文化的断裂格外显著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中国的科学主义或者叫唯科学主义的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发展中的基本主题,二者的互为制衡和矫正,构成了20世纪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的二重奏。很多人认为,在科学事业仍很薄弱、科学精神远未生根、科学启蒙任重道远的中国,谈科学主义的危险是十分超前、很不合时宜的。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非常现实的话题,正是在前现代化的中国,科学与文化的断裂格外显著。正在加剧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将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主题。
这的确是有些令人困惑的。在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中国,民间迷信和传统陋习仍在横行,真真假假的气功泛滥、“大师”辈出,社会管理和社会生活与理性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要求相距甚远。但与此同时,在社会的主流文化中,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价值显而易见。在各级领导岗位,理工科背景的干部和专家占了统治地位,综合性大学的校长,也几乎是清一色的理科专家。在社会思潮、管理和决策过程中,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取得了支配地位,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实例之一,有人置疑“科教兴国”这一口号中将“科技”置于“教育”之前所体现的价值偏斜在世界通行的语言规范中,教育通常置于科技之前,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通过一些实例来认识两种文化的冲突、认识社会主流文化的变异会更为直观。
1992年4月3日,已被搁置的建设长江三峡工程计划,在经过旷日持久的争论之后,终于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约1/3的代表投反对票和弃权票,成为历次人代会所通过的议案中争论最激烈、反对者最多的一个。其坚定的支持者,大多为水电系统的工程专家,他们对这一工程的技术可行性、环境安全性等充满自信,反对者的所有理由在他们看来都是不足为虑的。而反对者大多是非工程类、非水电系统的专家,尤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科知识分子为多。除了其他各种原因,不能不说这一分歧显示了这两个群体不同的知识构成、思维方式、文化视野、社会关怀的差异。事实上,近些年来,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类似这样的选择和争论极多、对于很多地方的管理者和决策者而言,与一个巨大的工程建设项目相比,文物保护、环境保护、社区原住民的利益等往往是微不足道的。
在价值观念上,中国人的“科学主义”也有明显的表现。由于高技术时代的到来,国人对科学的崇拜和欢呼是不加节制的,尽管在发达国家,人们对核电站、克隆技术、转基因食品等有更多的警惕和保留。1997年,最轰动的科学成就是克隆技术:在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进行的一场讨论“克隆技术”的节目中,令人深感科学主义在中国青年和科技工作者中的强大影响。讨论现场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无论是科学工作者、理工科大学生,还是普通观众,大多对克隆技术持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情绪。—位生命科学专家竟然直言可以克隆出少数人作为“医学模型”(在他看来,克隆出的“人”不是人),以供医学研究之用;有的年轻人态度更为冷酷,认为克隆出来的“人”不仅可作医学之用,还可用他去做苦工、苦力……科学哲学学者吴国盛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他态度鲜明地反对克隆技术。他说,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危险来自何处,只是凭直觉就感到出了问题。只有一个女学生表达了她的担忧:如果西红柿都是一样的,个个都又红又大,那时,我们既无买到坏西红柿的不快,也无吃到好西红柿的惊喜,人类的生活乐趣将消失殆尽!她所说的实际是多样化消失的后果。
两个调查体现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克隆技术所持态度的巨大反差。1997年3月,对美国1005名成年人的调查表明:69%的人对克隆人类的可能性感到恐怖,89%的人认为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3/4的人认为这样做违背了上帝的意愿,27%的人表示如有机会将参加反对克隆的请愿活动,只有7%的人称如有机会愿意进行克隆。大致同时,在广州中山大学马文辉科学哲学论坛讨论会上对中国人的调查表明:80%以上的人对食用克隆动物的肉及药品表示坦然,没有障碍;23%的人表示如有机会,愿意被克隆;90%的人主张政府增加拨款,资助对克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50%的人认为克隆人是不道德的;只有不到36%的人站在宗教立场上反对克隆;57%的人赞成通过基因工程改变人种,虽然他们也对这一前景感到震惊和惶惑。许多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全无对科学发展必要的警觉和忧患意识。然而,应当说这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主导价值。
中国的社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为主要追求和成就标志的。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教育、文化、艺术、环境保护等没有现实功利价值,不能直接与市场经济“接轨”的领域,通常处于弱势的、逐渐边缘化的地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利益正在成为毋庸置疑的铁律。于是,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却出现了生活品质的下降——失去了清洁的空气和河流,失去了具有个性和历史性的生活环境,而被置身于一个粗糙嘈杂的、重复雷同的、混乱和不甚安全的陌生环境中。许多历经战争、“文革”破坏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当前的“建设性破坏”中丧失殆尽。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中,为了拓宽街道,不惜拆毁康有为“保国会”旧址奥东新馆、蒜市口的曹雪芹故居和赵紫辰、赵萝蕤旧居美术馆后街22号院等许多文化遗址。
另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是,尽管国家财力大大增强,但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科研经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在逐年降低。据政府公布的教育经费统计表明,“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2年为2.99%,此后,1993年为2.76%,1994年为2.52%,1995年为2.41%,1996年为2.44%,1997年为2.49%,1999年为2.79%。根据1992年制定的《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到2000年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这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中国国家的平均水平(4.1%)。然而,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不愿为教育、环境保护、文化和文物事业投资,成为相当普遍的政府心态。不顾历史文化、文物和生态保护,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急功近利的行为,既有追求短期政绩的干部制度、评价标准等实际原因,但相当多只受过偏狭的技术教育的干部不知文化为何物,不知美为何物,从没有培养出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对自然与生命热爱和敬畏的感情,以及艺术的雅好与趣味,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往往是另一种文盲:文化之盲,文明之盲。
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上述现象大多可以用经济主义、功利主义等来描绘,其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也许用“技术主义”比“科学主义”更为合适。
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中国独特的历程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人文教育传统、科学教育刚刚开展、科学仍然很不发达、很不普及的国家,技术主义与人文理性的尖锐冲突,是不同寻常和发人深省的。
和西方的历程不同,中国两种文化的冲突自有独特的道路。从大的文化背景而言,在破旧立新的社会变革中传统文化逐渐式微。自废除科举,推翻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之后,建设民族的新文化的使命并没有真正完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设计,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实质性的异变:由于中学无体,西学之用便渐渐取而代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世界观’’成为一种新的价值标准,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于是大行其道。
就现代教育自身而言,其人文底蕴的流失,所谓教育的“非人文化”过程,同样并非自今日始,而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有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情境和路径。由于近代中国险恶的生存环境和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在新学发展之初,从政府到社会都对其抱着急切的态度,以为“救国”之用乃至救国之“急用”。中国早期的大学由培养实用人才的外语学堂、武备学堂发展而来,政府优先发展培养专才的高等教育而非普及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优先发展具有“急效”的船舶、铁路、军事等工程技术学科,从救亡图存的实际功利出发,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和浓厚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背景。
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的传统大学相继完成了现代性转换,确立了学术自由、思想独立之类的西方教育文化的基本价值。然而,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渐为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挤压。1927年,蒋介石提出实施“党化教育”(后改称为“三民主义教育”),在学校实行训导制度等等,使得维系人文主义、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之类的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成为一场艰苦卓绝的坚守。由于抗日救亡的紧迫压力,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控制,采取限制文科、鼓励实科发展的倾斜政策,以培养实用的专业人才。这遭到文科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引发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界的“文实之争”、“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之争。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迅速实现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这一历史情境再一次强烈地呈现出来。以苏联模式为楷模,新中国教育的重建从—开始就奠定了以工程技术、专门教育为主,即“重理轻文”的格局。
1.院系调整奠定了重理轻文价值
现代教育始终有相辅相成的两翼:一方面,教育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对经济振兴、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强烈的功利价值;另一方面,教育又具有促进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保持和传递文化传统,维系和整合社会,以及陶冶人格等人伦教化的功能,即教育的非功利价值,它主要是通过文科教育实现的。以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发展科学技术为日标,强调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开发所具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无疑是必要与合理的。然而,它却面临一种考验:能否在发展科技教育、专门教育的同时,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重视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一道分水岭,建立起中国教育的“苏联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对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汁划紧密相连;教育的重心是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削减综合性大学,以发展专门学院为主;实行“专才教育”模式,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口径狭窄的学院、系科和专业。结果,工程技术类的专门教育获得迅速发展,并在教育系统中取得了至尊地位。出现了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工程技术教育和科学教育、轻文科教育,重专业教育、轻普通教育等明显的价值偏斜。
工程技术教育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文科为代价的。1949年,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共占33.1%,其中文科、财经、政治各科的学生比重分别是10.2%、16.2%、6.3%。至1953年,在第一次院系调整后,已分别下降为6.7%、6.4%和1.8%(共占14.9%)。到1957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又进一步下降为4.4%、2.7%和1.9%(共占9%)。1962年这一比例降到最低,仅为6.8%,这在世界高等教育中是绝无仅有的。1980
年,经“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我国大学生中文科学生的比重达到8.9%。然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年的统计,在全世界占1000万以上人口的50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比重高于50%的有3个国家,介于26%~50%的有26个国家,介于20%—30%的有6个国家,介于18%~20%的有4个国家。中国的情况,竟然比这—比例最低的国家还低近10个百分点。同样,在高等教育中具有特殊功用,被称为现代教育的“轴心机构”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降至1952年的10.9%,1986年,这一比例为4.3%。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文科教育的削弱和贬损,不仅由于对经济重要性的片面强调,也出于对它“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学科被停止或取消,一大批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学者备受批判冲击。“文科危险”和“文科无用”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这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同样表现在中小学的课程之中。一项调查显示,各国小学的教学计划中,理科课程约占1/4。我国目前小学的数学、自然、地理等课程,占总学时的31%,初、高中理科课程占总学时的37.5%,均超过这一比例较高的东欧国家的上限。学校教育中,科学教育主要成分是知识教育,而关于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伦理的教育至今仍然相当薄弱。
与此同时,学校教育中过度专门化的弊端,进一步损害了教育的人文性和教化功能。对高度专门化的推崇.致使大学教育不仅文理分家,而且理工分家,学科专业过细过窄,这意味着对科学和文化的综合性、完整性的损害和削弱。
在建国前,按照西方大学通才教育的模式,我国大学的学科设置也是宽口径的,在系以下不再划分专业,实行学分制、选课制等比较灵活的教学管理。院系调整后,按照苏联模式设置与产业部门、行业乃至产品对口的专业,导致专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1953年,我国高等教育11大类共设置215种专业:到1983年,高校专业设置达到创纪录的1039种,是1953年的4.8倍。过于专门狭窄的专业设置和专门技能,致使学生在知识结构、人格结构上的片面和畸形,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知识技术迅速更新、职业变换和社会流动的加速,也 难以解决与应对现代科学、工程和社会生活中的那些跨学科的复杂问题,更遑论产生大师和巨匠。它所能培养的,只是大批量统一规格的“标准件”。这种教育所能培养的最优秀的人才,西力批评家称之为“白痴学者”、“近乎无用的超级专家”。
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初,教育被纳入高度专门化、技术化的轨道之后,重理轻文、独重科学教育尤其是工程技术教育、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早已由学校渗入社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通的价值观念。20世纪50年代的明言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直至今日,所有重点中学莫不是以“理科”为特长的,学习文科成为二流学生低人一等的选择。长期以来,文理分科、缺乏人文内涵的科技教育,导致社会的价值感、道德感的普遍降低,许多专业人员知识结构偏狭,“只有技术,没有文化”,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问题缺乏应有的知识和重视。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教育、社会文明、道德风尚等方面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技术主义、短期行为的盛行,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这种高度专门化、缺乏人文内涵的偏狭的高等教育。
1931年2月,爱因斯坦对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提出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194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针对当时政府重实科、轻文理科的政策曾经说过,大学教育“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因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当时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而言,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人才,而且是组织人才,所谓“工业建设的领袖”,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真正的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严格的自然科学认识倒是比较次要”。这是真正的远见卓识,、今天,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没有人文内涵的教育所产生的冷酷回报。
2.以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1
949年之后,中国在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建立起一种整体主义的政治社会,国家控制、管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社会和私人的空间基本上是单一化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对教育的政治功能不适当地夸大,导致教育的不断政治化。
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运动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个全新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后,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政治凌驾于业务工作之上,不仅可以肆意冲击教育教学,并日益把教育变成一种直接的政治工具。在“文革”中,教育干脆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知识分子逐渐被视为—种不可靠的、需要不断批判改造的“异己力量”。政治批判、政治运动成为“思想改造”的同义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对知识分子的组织清理、思想改造、政治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全民族的共同灾难,也使知识分子遭灭顶之灾。
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最严厉的迫害打击。而科技知识分子则由于其实际功用,往往得到保护。这样便直接造成了文科危险、文科无用的现实。
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同时对青年学生进行一种大公无私、纯粹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但它往往被拔高成为脱离社会生活实际、脱离文明传统的空洞教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学生不仅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道德隔绝,也与人类历史上灿烂的文明成果——人道主义、人性之美、人类之爱隔绝,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灌输仇恨,培养大敌当前、勇于斗争的精神,以及对敌人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这种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是相互冲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纪60年代学习雷锋时,我们作为中学生的一个具体道德困惑是:如果你在公共汽车上给一个老人让座,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阶级敌人呢?
“文革”期间,政治教育完全取代了人格教育。在这种教育中是不可能产生道德感的。于是,当狂热的个人迷信和阶级仇恨被煽起之后,平时温和顺良、循规蹈矩的中学生似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无法无天、丧失人性的红卫兵,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正20世纪60年代极度政治化的阶级斗争教育、接班人教育的恶果。
虽然疯狂的年代已经过去,但以政治教育取代人格教化和文化、道德教育的状况在很多地方依然存在。时至今日,还普遍存在一种教育倒挂现象,即对中小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大学生中开展“人走关灯”、“便后冲水”的“修身教育”,在成人中进行不说脏话、不随地吐痰的基础文明教育。长期以来,理工科院校文科课程仅仅是二门政治理论课,与以陶冶情操、丰富精神生活、了解文化传统和人的价值等为宗旨的广博的文科教育相去甚远。近年来,教育内容虽由政治理论扩大至德育范畴,但仍狭窄单薄。大学的此类课程几乎是最不受欢迎、最乏味无趣的;中学的此类课程则靠死记硬背,纯粹为应付考试。由于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资源中断已久,大一统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正在降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似乎正在成为青少年文化的主体,学校教育的人文内涵流失、教化作用不断衰微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3.应试教育加剧了教育人文性的流失
20世纪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造成中小学教育严重的畸变。应试教育的功能和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考试为中心、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它是在中国盛行1300余年的科举教育的现代翻版。封建传统教育在20世纪末的复活强化,发人深省,令人震惊。
应试教育何以能发展到为害如此之烈的地步,是一个专门的话题。其原因,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滞后,造成供求关系严重失调的狭窄瓶颈,独生子女背景下升学意愿的高涨,高考“指挥棒”引致的死记硬背、偏题难题等不良导向,观念陈旧落后的学校教育没有得到更新改造,等等。应试教育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将面向所有儿童的义务教育,变为筛选出少数升学苗子、淘汰大多数人的选拔性教育,同时将以树人、育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一种高难度和高度工具化、技术化的训练,从而背离了“教育”或者“教学’’的宗旨。须知,在教育词汇中,教育、教学和训练,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术语和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地位、价值、情感、尊严可怕地消失了,沦为背书机器和考试机器,付出青春、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
中国当代的应试教育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阶段,发展出了可以归纳总结的显著特点。
其一是课程的难度、深度已成各国之最。20世纪70年代末,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思想指导下,热衷于培养智力超常的“天才儿童”、少年大学生等。此后,在炽烈的应试教育的氛围中,出于追求升学率、增加竞争、提高考试难度的需要,不断加深学科知识的难度,致使我国中小学教材难度偏深,高于发达国家约一二个年级。这一做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已经脱离了多数青少年的实际认知能力。调查显示,由于中小学教育的教学要求偏高、偏难、偏深,致使部分学生丧失信心而失学,被认为是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有80%的中小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生厌学的达30%,有的地区竟高达60%。
其二是重点学校制度和异乎寻常的教育竞争。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恢复重点学校制度,层层设置重点学校,加剧了中小学教育的失衡和升学竞争,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制造出一大片“差校”、“弱校”,所谓的“垃圾学校”和“流氓学校”,严重违反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所要求的教育公正和机会均等。由于于这一制度,出现了升学竞争层层下移,从高中下移到初中,进而下移到重点小学乃至重点幼儿园的异常现象,出现了高额收费的“高价生”、“择校生”,败坏了教育的内在品质和风气。—些大城市的重点学校为争取优秀生源而—手制造的“奥校热”,更是推波助澜,人为地加剧了这种失衡。
其三是形成所谓“惟理性教学模式”。这种主要从数理化等理科教学中形成的教育方法,成为目前课堂教学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较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学习质量。这种教学由于实行标准化考试而进一步模式化,学习过程于是变为陷入浩如烟海、题型复杂的选择题、判断题的“题海大战”。这一模式也改变了中学的语文教学,通过加重语法、逻辑、修辞等“理性”的内容,以及对起承转合、前后呼应、升华主题等八股式写作“技术”的训练,使最具人文性的语文教学逐渐成为语言文法和写作技巧的操练。在这种训练中,文学的价值和美、人的情感和体验等等不复存在,写作的真情实感也不再重要,哪怕是编造的故事,只要符合课堂教学的“规范”,仍然能获得高分。这其实已经是在鼓励做假了。
以艺术教育为例,审美教育、艺术教育本来是最具人格陶冶感化作用的,所谓“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然而,当它被纳入“应试教育”的轨道,就会腐败变质。当今中国家庭琴童不可谓不多,许多孩童的技巧和考级的水平不可谓不高,但真正喜欢艺术、能够感悟艺术的非常之少。孩子是被逼无奈,家长则惟利是图,一心只求升学加分或作为特长生等现实功利。“只有技巧,没有文化”,也是国外艺术家对中国艺术教育的普遍评价,这一文化环境正是中国往往难以培养出大师的深层原因。
应试教育的现实明确影响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技术主义、功利主义的的影响至深,只重智育和分数,较为忽视人格养成和道德发展,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学校行为,也成为许多家庭教育的现实。据1995年零点调查公司参与的“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中国国民的价值观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是“讲究礼貌,有责任感,能宽容和尊重别人”。而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对责任感、宽容和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等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只有略多于50%的人认为,教育孩子讲究礼貌是重要的;只有30%强的家长重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处于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位置;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10个百分点。所有这些表明,文明礼貌的养成在今天中国家庭中处于相当次要的位置,素以重
视道德、礼貌、人伦关系著称的中国传统文明,经过长期的流失和演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4.影响教育非人文化的新动因
世纪之交,伴随高新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20世纪50年代初类似的历史情境再一次呈现。主流话语中弥漫着强烈的科学崇拜,将科学奉为社会进步的惟一标尺,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科教兴国”成为新的共识和流行口号(有人指出,这—口号将科技置于教育之前潜含着价值偏斜)。无论中小学的创新教育,还是重点大学向世界一流水平的追赶,重心都在科技。与此同时,无论对核技术、克隆技术还是转基因食品,社会舆论往往—片乐观的喝彩之声,科技知识分子几无必要的警惕和忧患。在这—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人文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冲突呈现出新的变化。
在文科恢复与重整的过程中,财务、管理等应用文科成为主流:英语、计算机、通讯技术、生物工程等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学科占据了高等教育的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封闭的、与社会需要脱节的教育体制的反驳。然而,那些具有社会的长远利益需要、但不可能产生直接经济功利的人文科学和理科出现了问题。对于不能由市场导向的这一部分,显然需要国家和社会力量必要的支持,以保持相应的平衡。
在各级教育中,对英语、计算机等工具性技能的片面强调和倚重,是文化价值失衡的新表现,英语能力几乎成为衡量学问的最高和最终标准,而中文水准反而无关紧要。各种专业技术职称考核同样如此,无论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还是中国画,英语水平几乎成为惟一可以把握的“硬指标”。这固然有促进英语学习和对外交流的实际需要,但正如识者所言,它反映出一种深层的文化危机,即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失落。在各类管理中,一种新的“食洋不化”,是对制度化、科层化、数字化、定量化的迷信,正在成为灾难,恰如昔日的政治运动,今天的专业人员陷入的是无穷无尽的条文、表格、评审、检查、评估之中。与此同时,伴随腐败现象加剧等社会风气的逆转,官本位价值对教育和学术的侵蚀日益严重,构成对教育公正、学术公正的威胁。利益驱动之下,高考舞弊、假文凭泛滥、论文剽窃等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现象,也在辱没斯文,玷污净土。这一切对正在迅速扩张之中、雄心勃勃向世界水平迈进的中国教育,无疑是艰巨的考验和挑战。
恢复教育的人文内涵,
重建现代教育精神

我国当代教育的弊病和异变、重理轻文的价值倾斜和人文内涵的严重流失,令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价值。
现代社会的系统功能,如果说政治系统提供社会稳定运行的结构和秩序,经济和科技系统提供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那么文化系统提供的是社会发展的方向、价值和意义。在社会现代化理论中,“发展”是远比“经济增长”更丰富、更准确、更重要的概念。现代化从不意味着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包括教育的普及、文化的提升、道德的完善、社会福利的进步等全面的发展。经济增长、科技发展既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也可以危害、祸害社会。任何不受制约的力量都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对它的放任和无知才是真正可怕的。即便就单纯的经济功利而言,没有制导、失去平衡的经济高速列车,也是难以运行的。科学技术必须有人文主义及人的理性、良知、情感乃至常识的制衡,从中发展出关于科学技术的伦理准则和价值判断,从而在“能不能够”的技术理性之上,加以“应不应该”的价值判断。这正是当前我国的社会生活、教育和文化资源中十分匮乏的。
社会的公正性、理性化、民主化,乃至文明水准、道德感等等,与物质生活同样不可或缺,它们主要是从社会的文化系统尤其是教育系统中产生的,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追求。这需要对“教育现代化”做出更深刻、准确的体认。现代教育的发展,不仅意味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培养能力的增加,或者教学设施的改善,虽然这都是现代教育的发展所必需的。教育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由其“软件”制约和说明的。这就是说,与教育规模、数量的发展相比,教育品质的改善和提升更为本质、更为重要。例如,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教育固然十分强盛,然而,那是完全反现代化的。我国目前大城市中的许多重点中学,电脑、多媒体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实行的却仍是惟书惟上、死记硬背、题海大战、以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而半个世纪前,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虽然条件简陋,但实行生活教育、创造教育,贯彻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等先进的教育理念,两相比较,谁更具有现代性?
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和特征,可以概括地说,是提倡和造就一种民主的教育(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活的教育(生动活泼的教育)和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而非智育中心、学科中心、书本中心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与中国传统的以博取功名为目的、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格格不入的。
现代教育价值的重建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即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制度的创新。世纪之交,中国教育处于不同文明的冲突挤压之中。我们沉重的教育之体仍是前现代的,尚未摆脱苏联的集权和计划模式;我们的生存环境却已经进入了“后现代”,进入所谓视听的时代、大众媒体的时代、电脑和网络的时代。而我们的教育“软件”——教育价值、教育思想等等,杂糅着专制主义、官本位、因循守旧、论资排辈等科举时代的遗毒和集中划一、平均主义、教条主义等苏式体制文化的弊端。教育、文化的改善和提升,恐怕并没有什么“跨跃式发展’’的捷径,只能一点一滴地去改进提高。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欠课欠账都必须一一补上。
因而,我们今天的教育现代化,不仅需要前瞻和追赶,而且需要回顾,需要重温并且接续我们晚近的传统。当前,亟待补上的恐怕是半个世纪之前由“五四”知识分子启动而尚未完成的启蒙,应当使“五四”时期深入人心而今天人们已经十分陌生的现代教育价值,如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儿童中心、生活教育、自由教育等等,重新成为普遍的常识,而非蒙垢的奇谈怪论。同时,要通过制度创新,通过管理权力的分散和下放,开放教育,恢复教育活力,解放教育生产力,在教育多元化、社会化、地方化的格局中,重建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使教育重新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精神源泉,成为提升社会文化和道德的文明灯塔,成为社会充满活力的创造性中心。


[ 本帖最后由 嘻哈爸爸 于 2008-4-20 00: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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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echooooo 于 2008-4-20 00:38 发表
太长了,没看完。
科技与人文好比是一把刀和使刀的人,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批评这位同学!!!
看完再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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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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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echooooo 于 2008-4-20 00:38 发表
太长了,没看完。
科技与人文好比是一把刀和使刀的人,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恩,批评完,还是要表扬的,一看就明白的家长并不多哦。
能做的家长就更加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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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cier_zheng 于 2008-4-20 09:06 发表
太棒了,始终认为一个家长的潜移默化、言传身教就像孩子的胎记一样,不知不觉,而又根深蒂固。我们家长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自己。看来很多好的学校考察家长的理念,行事方式也是很有道理的。
你说得一点都不错。
知识的灌输是会被遗忘的,而潜移默化的德行教育,人文素养培养是会影响孩子的一生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招聘员工不再看重文凭,而看重别的素质,而这别的素质就是一种人文涵养。
这是民族的希望。同样也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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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8#anneyjiang119 的帖子

讲得非常好。比我好!!!
表扬!!!
特别是对人文素养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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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H爸 于 2008-4-20 21:19 发表
嘻哈老爸,您老这个家长学校是网上学习还是现场面授?除了试验的家长,对外校家长是否开放?
网上学校。
都可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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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子子妈 于 2008-4-21 09:57 发表
对嘻哈老爸的关注自儿子择校开始。
拜读这篇文章之后(匆匆, ),颇有感触。想想教育工作者和我们一样无奈,面对现在的教育状况,面对现在中国人的状态——
可是我们又有多少老师、家长能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 ...
一个人很难改变社会。但是家长却能改变孩子。
当大家都改变了,社会自然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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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hxwcwctt 于 2008-4-21 08:47 发表
人文素养的培养和竞赛\名校\证书相比孰重孰轻?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如前面的 echooooo 和子纯所说,又如judy1687所说,“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家长也是牺牲者,是最无奈的”,再看看“小升初”板块的红火 ...
要懂这个道理
领导人是从清华出来的。
但是清华出来的未必都是人才。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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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6#爸爸猴子 的帖子

要懂这个道理
领导人是从清华出来的。
但是清华出来的未必都是人才。
为什么呢?


拜托!那个人是从共青团学生会走出来的,学生干部是什么样的,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个群体是畸形扭曲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价值观是扭曲的。
这个群体具有对风向非常敏锐的嗅觉,往往高高在上,不喜欢亲自了解情况,缺乏实务动手能力,凡事喜欢想当然行事,而遇到问题往往不知所措。

你理解我的话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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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爸爸猴子 于 2008-4-23 00:14 发表
在中国,有时候若想在某些方面“成功”,成为出人头地的“人才”,人文情怀恰恰是要不得的。

我们做爸爸妈妈尴尬的是:在中国,很多情形下需要在培养孩子功利“成功”能力与人文情怀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是培养一 ...
我可以断言,靠这样的思想,孩子成不了才.
你把不正常看作常态。你以为中国永远都会像现在一样吗?
请不要把政客和政治家搞混了。
你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伟人都是黑色和龌龊的。

请你再读我的这句话

领导人是从清华出来的。
但是清华出来的未必都是人才。

也就是说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孩子能进名校,更确切的说是会成功,但是进名校的孩子未必是有人文情怀的。
这里的清华是借代,不是实指清华。
这位家长语文水平有待提高。

还有如果你要参加我们家长学校的讨论,那么请你先把我布置的文章看完再发言。

[ 本帖最后由 嘻哈爸爸 于 2008-4-24 09: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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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有不用的见解,但是不欢迎不负责任的发言!!!!
请各位发言的家长注意·!·!!!!
猴子爸爸,希望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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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hxwcwctt 于 2008-4-21 13:36 发表
我一直主张相辅相成,一定要让孩子学得开心,这和竞赛并不违背,我从来不举起教育的鞭子,想当时孩子自说自话的报了2个小五班,需要花费2个周末的半天,我非常生气,责备孩子不该自作主张的把小记者班(新闻晨报)取消, 孩子说 ...
你是一个很民主的妈妈。
当然人文精神的教育不仅仅表现在学习上。
我举一个例子。你的女儿放弃小记者班,而选择小5班。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体贴” ,“从别人的角度考虑”的美德,在读生子女身上真的很缺乏这样的中华美德啊。
从这点可以看出,你的教育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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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hxwcwctt 于 2008-4-24 08:12 发表


我们住在良好的小区内,但是我每次回家依然会看到门口废纸,广告纸洒落在地上,不知道大家是否都会像楼上的妈妈那样,弯弯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还是只是抱怨物业没有管理好?
当我们楼里的大门坏了,路灯坏了,我不知道 ...
我要管别人做了没有,请问自己,我做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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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77#hxwcwctt 的帖子

大家现在讨论的特别热烈. 特别是猴子爸爸的帖子,非常有意思。可惜现在在忙孩子填志愿。没有时间好好和猴子爸爸交流交流。
你的有的观点看上去的确很有说服力,但我认为有些偏激了。
有空一定要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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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长的发言越来越精彩了,不得不佩服大家的智慧。
特别感谢“猴子爸爸,兰兰的好爸爸”呵呵都是爸爸啊!
给我们的家长学校带来了那么精彩的发言,虽然有时会有思想的碰撞,但是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些碰撞才会产生智慧的火花!!我相信不光光是我,很多家长,甚至老师,都会在这个“课堂”中得到收获。
真心地感谢大家!!
这节课还要继续讨论下去,到暑假我来做总结!!

[ 本帖最后由 嘻哈爸爸 于 2008-5-28 17: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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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pm_simple 于 2008-5-29 09:09 发表
既然是讨论,我觉得没有必要以出题和解题来进行思考,呵呵,看来应试教育深入人心阿:)
呵呵。
觉得这四个问题太大,有些无从下手的味道,

这些年来,流行一个所谓案例研究的研究方式。我觉得可以以这个对话作 ...
出问题就是应试教育??大错特错了。
苏格拉底的哲学研究往往就是在提问和思考当中进行的。
兰爸爸的问题,可能正是让我们思考的吧。思考,也许不求统一的正解,仁者见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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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pm_simple 于 2008-5-29 09:17 发表
另外,我比较愚笨,没看明白,摩罗这个人物,究竟是采访记者,还是讨论参加者,还是其他角色,如果是采访记者,我觉得他的言论有些不合格。呵呵。采访是要以问题来引导论题,并非自己阐述观点,文中似乎有喧宾夺主的 ...
摩罗是一位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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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pm_simple 于 2008-6-2 09:07 发表
我记得以前的高考曾经有只考作文的形式,因为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不敢乱说。

以我的感觉,考语文重点如放在作文上是比较符合语文教育目的的,但以前科举制度也是考作文,弊端也不少,如考题泄露,作文形式八股(虽 ...
光考作文肯定是不行。有很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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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过了一大半。最近才彻底空下来。回头再来看这个家长学校的轮坛,有点惭愧。
实在要感谢那么多爸爸妈妈来给我捧场,给我们这个小小的家长学校提供了那么多精彩的言论和思想。
而我倒是因为孩子参加高考而疏忽了家长学校。如今孩子的高考也尘埃落定,近了一个还算可以的一本学校。7月又有一个全国的教师培训会议要参加,一直忙到现在。
应该说就孩子人文素养的培养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而人文素养也不是几句话,一篇文章能说清楚的。因此我也是在帖子中留给大家思考,而没有让大家给出确切的回答。
猴子爸爸是一个典型的右派,甚至有点激进!
很感谢你的探讨,虽然你的那些言论有些让我心里不舒服,不过这些话却真的让我又一次逼迫自己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
就当今的一些官僚选拔体制来讲,的确存在大量的畸形“人才”,你说的没有错。这点我们必须承认。对“成功”这个话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衡量标准。这又要讲到你讲的一个故事——一个诚信的故事,说实话,这个故事一开始看起来的确让人真的很心酸,孩子的一句话击溃了一个教师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孩子开来当一个小学教员是一个很失败的人生,而教师的价值观在这个时候受到了冲击,他也接受了孩子的观点,不如他不会那么地难过。只有当官,有权有钱才是成功的人生。他们的价值判断是根据钱,权来决定的。这样的价值观导致的结果就是只要是有钱有权就是有价值的,反之不然。显然这不是教育的目的, 这样的人生也是畸形的。
好我们继续回到关于畸形人才的话题来,的确,正如猴子爸爸您所讲的,通过一些手段,有的人获得了成功,甚至生活地非常好。这让我想起了钱理群教授在北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话:“在我们中国三种人混得很好,第一种人家里有背景。第二种人没有道德原则的人,为达到目的什么都可以干。第三种人,靠真的本事,靠一股正气。”显然 ,我们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第三种人。

以上回答有点可能有点逻辑混乱,见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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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孩子几年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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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俞敏洪:我让女儿主动学习的秘密

我之所以能够在这谈谈家庭教育的心得,确实是因为我接触的孩子太多了。从我在北大开始教书,一直到后来办新东方,到现在从新东方走出去的700多万学生。我看到过很多幸福的学生,也看到了很多被耽误的学生;看到了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的成功感到无比的幸福,也看到了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的不成功而痛不欲生;我看到很多贫困家庭最后因为孩子有出息而生活的满心幸福;我也看到很多亿万富翁的家庭,最后因为孩子问题父母甚至患上精神分裂症。好多父母都和我说,俞老师,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捐给你,只要你能把我的孩子变成正常的、幸福的孩子。我常常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说这个已经太晚了,因为孩子是从一出生开始到18岁就基本定型了,所有的事情都要在18岁以前做完。

   
    中国有句古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现在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期中,从农业社会一下进入了商业社会。而现在的中国对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本身的认识又不完整,中国人在商业社会里坑蒙拐骗的现象比比皆是。很多小企业都陷入这样一个慌乱中间,而在这样一个慌乱中我们应该怎样教育孩子?比如说我们教育孩子诚恳,但孩子诚恳后又在外面受别人欺负;我们教育孩子善良,结果我们发现善良的孩子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我们就会反思,是不是该教孩子投机取巧一点,是不是该教孩子更加凶悍一点。我们成人做的一些事情,有些时候会不知不觉给孩子展示了不好的东西,对孩子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教育孩子的方针出了问题。
   
    家庭教育的头等大事——人品教育
   
    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家庭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社会里面有标准,家庭里面有标准,而且,这些标准还有可能是错误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的标准是要求孩子在班里进前5名,孩子只要能考上北大、清华就算成功,到哈佛、耶鲁就更加成功。这虽然是标准,但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标准。为什么错误,因为它最后变成了家庭的惟一标准。而孩子的成长有很多标准,比如说人品是否高洁是一个标准,个性是否健康是一个标准,做事是否有创造力、想象力是一个标准,有没有吃苦精神、有没有勤奋精神是一个标准,有没有摔倒在地上敢于爬起来的精神也是一个标准。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定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考高分,成绩好就是标准;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我们中国的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成功的一个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有钱,有地位,有财富。
   
    我自己深深的陷入到这样的痛苦之中,许多人见到我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俞老师,你现在也进入中国富豪榜了!”没有人会说:“俞老师,你的人品不错。”第二句是:“你作为新东方的掌门人,新东方很赚钱啊。”假如说有一天新东方倒闭了,我一分钱都没有了,还有人认为我是一个成功者吗?如果我成了一个身无分文,必须要靠自己的力气赚钱的人时,还会有人过来告诉我:“俞老师,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时候我才觉得这个人是我真正的朋友,真正认可了我的成功。我本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不是因为我有新东方,我赚了钱,而是我有一个做人的基本准则,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是一个心中没有邪恶念头的人,从小到大,我没有做过一件伤害别人的事情。当然有时候话语上一不小心说了一句伤害别人的话,这是有可能的。有些话脱口而出,别人会觉得不舒服,我可以向他表示道歉,但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我肯定没有做过。
   
    我觉得我成功的第二点,在于我非常愿意去帮助别人。其实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地位都是可以帮助别人的。我现在有条件可以向甘肃的地震灾区捐款300万元,可以为甘南建造一所新东方希望小学,我很乐意去帮助他们。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大家都认为做事情需要自己有才能,但还有另外一种办法,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从小就特别热爱劳动,我干农活,干家务活,我在 14岁的时候,就获得了我们县里的插秧冠军,17岁时,我是县里优秀的手扶拖拉机手,我父母的勤劳带动我的勤劳。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好也不坏,老师根本就不关心我。但我想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干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有人说我傻,有人问我这样打水有什么好处。我相信好处是会有的,你做一件善事,它的回报今年可能会出现,也有可能是10年后出现。如果你做了一件好事,当天就要求回报,那你一定是个势利眼,也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你不要求回报,回报也会来。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觉得你是好人,他们能不伸手帮你吗?当然,我打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有困难时他们会来帮我。但是10年后的1995年,新东方已经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那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特意换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来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扫了4年的地,打了4年水。”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这些人的加入奠定了新东方发展的基础,新东方才会不断地做大,做成美国的上市公司,做成了今天的规模。
   
    从我的经历我想告诉父母,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教育好,在外惹是生非,别人指责你的孩子时就会说:“这个孩子家教不好!”他们不会说老师没教好,新东方外语没教好,叔叔阿姨没教好,人家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你的孩子没出息,问题一定出在家庭教育上。孩子长大后出问题,一定是父母种下的根源。孩子的成功与否,与父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是否正确息息相关。我们教孩子教的是人品和道德,是否把孩子的人品和道德教育好,是孩子一辈子成功与否的关键。只要他是被尊重的人物,他的一辈子就会活得特别顺利。父母亲可以想一下,你们是想做一个倍受欢迎的人,还是一个处处被防范的人?好多家长无形中都在教孩子小家子气,教孩子占便宜,教孩子怎样想办法超过别人,把别人踩在脚下,最后的结果是,孩子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怎样生存。你给孩子什么东西,孩子未来就是什么样的人。
   
    我女儿学习水平现在处于中等,但我从来不以此作为女儿是否要努力的标准。我和我老婆的教育理念相反。我老婆是女儿不进前5名就会生气,而我刚刚相反,我女儿第15名我很高兴,我每次都会对女儿说:“你看你们班40个同学,你15 名,后面还有25个人,你多厉害!”从孩子一辈子的角度来说,你的孩子分数是好是坏,进北大还是进普通大学,没有任何的本质区别。真正能把孩子一辈子距离拉大的,是与他为人处事有关系的人品问题。人品的树立来自于榜样的力量,父母作为孩子的榜样是不能逃避的。我们要求孩子的东西没有效果,是因为父母没有做到。比如说,家长一边打麻将,一边呵斥孩子去学习,孩子当然不愿意学习。当父亲说:“老子没出息,你也想跟老子一样没出息吗?”孩子就会想,你说你没出息,那打麻将时我看你也挺开心,你没上大学也挺开心,为什么非要我上大学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但是我在树立榜样方面遇到很多问题,我的工作是要用电脑的,但是我打开电脑,我女儿就会以为我在做其他的事情。虽然我对女儿讲我是在工作,但是我女儿不相信。没办法,后来只要我女儿学习,我就拿一本书在我女儿旁边看,这样一来,就有一个规矩感在里面,榜样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的父母对我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的父母是不认字的,但是父母身上的优点我耳濡目染,成为我做人的准则。我以我父亲为例。我父亲是个木工,是架大梁的,他是我们那方圆15里的专家。我父亲是一个一高兴就可以不要工钱的人,因为架大梁家的人都要请喝酒,我父亲一喝高兴就不要钱了。因为往家拿不回钱,我母亲就跟我父亲打架,我父亲长得很壮,我母亲很瘦小,结果每次都是我母亲打我父亲,父亲从来不还手。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特别的无所谓,任何时候都不伤害我的母亲。我母亲属于个性特别刚强的人,有时候说的话我听着都挺难受,但我父亲从来没有还过嘴。所以呢,我老婆怎么训我,我都是不回嘴的,我觉得我应该向父亲学习。父亲的大度变成了我身上的一个优点。我母亲带给我的东西更多,有两样东西是我从小就学会的。第一,要勤劳勇敢。城市里的家长让孩子勤劳勇敢是家庭教育最核心的东西。好多人会说,我们孩子连学习功课都忙不过来,怎么勤劳勇敢啊?家务我都帮他做完了,他怎么勤劳勇敢啊?虽然我现在条件很优越,但我还是想办法让子女们勤劳勇敢。不像我那个时候,你不劳动的话,就饿死了,农村的环境注定不需要我父母说我就会去做。
   
    我母亲带给我的第二点,要乐于助人。我母亲是一个特别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小时候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第一件事情,有一次下大暴雨,我当时八、九岁,这个时期的孩子最容易受父母影响。当时,家家户户都晒着玉米,我母亲带着我姐姐,我,我父亲,我们一家四口人一起把邻居家的稻谷全都收回去了,等到要收我们家的稻谷时发现那些稻谷已经被淋湿了。当时我很不理解,母亲就给我讲了两点,首先,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就要去帮助人家,他们家里没有人,如果我们不帮他们收,他们家一年的粮食就会淋湿。其次,如果邻居之间相处得不好,是不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的。我母亲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第二件事情,有一年粮食欠收,我们家就剩下不到20斤的粮食,母亲居然分出一半的粮食送到邻居家,当时我很不愿意,而母亲却说:“没事,我们家人少,还可以用菜掺着米吃,邻居家人多又没有米,不分给他们米会有人被饿死的。”从此那户人家和我们的关系就特别好,经常主动帮我们收割,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好人。到现在,我母亲都是我们村最受尊敬的人。
   
    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想一想,我有没有伤害别人。比如说,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喜欢在背后说邻居和同事的坏话,而且说的时候不回避孩子。我跟我老婆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议论东家长西家短,哪个人人品好,哪个人人品不好,哪个人小气,哪个人不小气。结果有一次我女儿从学校回来,跟我讲她们班哪个同学好,哪个同学不好,哪个同学小气,哪个同学势利眼。我跟女儿说不能说同学的坏话,同学天天跟你在一起,她们身上如果有你认为的缺点,你放在心里,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习同学们的优点。我女儿立刻反问一句:“你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不也议论很多叔叔阿姨吗?我为什么不能说同学的坏话?”一句话让我无言以对。从此以后我就跟老婆定了一个规矩,在孩子面前不能议论别人的缺点,一定要说对方的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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