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天主教堂-董家渡天主教堂
位处晚清老城厢边际的董家渡天主堂兴建于公元1847年，用了六年时间始建成开堂。
它的外观造型流露出显而易见的西班牙味。
建筑风格则归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式。
经典的巴洛克建筑追求动感，喜用富丽堂皇的装饰、雕塑和强烈的色彩，线条也曲折多变。
但在董家渡天主堂却表现出略微出人意外的简洁的装饰风格，不知内中是否别有缘故。
教堂正立面为三段式。下段以四对爱奥尼克式柱划成三间──使大门开有三个入口。进门旁的双柱当间有砖砌的中国式对联，外端的两对立柱间则塑有神龛；中段墙面正中嵌入一只圆形大时钟，其上两端各耸立一座钟楼，楼内铜钟据说是一个半世纪前的原物；上段山墙做成具有典型巴洛克气质的卷涡式样，中央辟出一额，直书“天主堂”三个大字；顶上竖起铁十字架，长近四米，据说有一吨来重。
大堂内部采拱顶而非穹顶，辅之以青绿藻井图案构成天花；堂内粗壮的立柱测算来约有四米周长，其中一柱内还有楼梯可上唱经楼。唱经楼是位于进门上的一道夹层，这里遥对远处的祭坛，侧望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堂内墙面高处的精美浮雕。作为中西合璧的具体体现，这些浮雕表现了十分中国化的莲、鹤、葫芦、宝剑、双钱等内容。
董家渡天主堂在上个世纪曾是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座堂。
自本世纪初徐家汇天主堂落成后，它的传教中心地位才被取代。
两堂迥异的建筑特质──前者中西杂糅，后者全面西化也多少折射出天主教进入中国前后不同时期的心境和姿态，由此念及早年来中国的耶稣会会士在打破中国和西方之间文化隔阂方面所做出的煞费苦心的努力──
就在公元1557年，当时作为东印度耶稣会布道团观察员的范礼安曾给东方的传教事业制定了开拓性的新方向──即“文化顺应”政策：他要求到中国的传教士首先中国化。
范礼安本人未到中国，但他的思路却被证明有预见性，而且最终产生了效果──他的追随者罗明坚和利玛窦，尤其是后者很起作用。
他不仅进入了中国，而且还到了当时明朝的两个首都。
他在北京住了10年，致力于向朝廷的官员们宣讲天主教教义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并且成功地为相当范围的士大夫群落所接受──徐光启就受洗于他。
他比起另一个注定也要在西方在华传教史上留下一笔的传教士幸运得多──那就是与董家渡天主堂有关的第一位旅华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
董家渡天主堂最初的名字就以他命名──圣方济各﹒沙勿略堂。
方济各﹒沙勿略于公元1551年前来中国，由于无法进入广东，而困于现今台山县的上川岛达 4个月，最后死在那里。他是一个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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