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澎：二十一世纪中国基督教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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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24
文/刘澎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基督教在今日中国不是社会的主流，也不是政府认可与欣赏的社会积极因素，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排斥。那么，「基督教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没有前途？有甚么样的前景？」应该说，从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来看，基督教在中国有着极为美好的前途和极为难得的、空前的历史机遇。然而，中国基督教能否抓住这个机遇，还取决于基督教是否能够看见上帝给予基督教的这个机遇，是否对自身状况与社会环境有正确的认识，能否有正确的应对战略与策略。
1. 信仰危机
目前中国社会中最受大众关注和最需要解决的而执政党、政府和任何其他组织、其他力量又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甚么？就是信仰与道德危机。目前的中国是经济空前繁荣、环境空前恶化、精神空前贫困、思想空前混乱、信仰空前缺失、道德空前堕落。信仰与道德危机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其后果影响及于每一个中国人，是当今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由于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诚信，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身心疲惫、痛苦不堪，都是信仰缺失、道德堕落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仅没有为中国人带来和谐、稳定与幸福，反而暴露了各种矛盾，将人性中的各种丑陋、社会中的各种罪恶、体制与制度上的各种弊端放大到了极致，整个社会弥漫着日益强烈的失望与不满。
2. 官方意识型态失效
导致中国社会信仰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建国以来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型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丧失了其作为信仰理念体系的效用。中共虽然拥有8,000万党员，但却不再是一个由信仰与理念为支撑的信仰团体，不再是一个由具有崇高理想与远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组成的理想主义者的组织。共产党员为了实现信仰所必须的彻底牺牲与献身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了，中共内部真正相信并愿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任何一级党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的测 试)。尽管中共是执政党，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但却一步一步地丧失了道义的制高点，丧失了精神信仰上的原动力，丧失了思想理念上的征服力。曾经指导亿万中国人的意识型态已功利化了，不再是中国人心中的灯塔、中国人所向往；昔日的精神支柱本身已经虚假化、空洞化了。作为一个代表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官僚化组织，中共虽然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但却无法实践这些理论，这些理论的最新版的浪漫化表述是「中国梦」，但「梦」能否成为现实，没有人知道。事实上，执政党正日益蜕变为一个以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指导的利益集团。面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种种乱像，特别是信仰缺失，中共无计可施，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3. 社会道德基础荡然无存
这是中国历史上未有过的现象。两千年来封建社会改朝换代但不换信仰，清王朝被推翻后带来信仰演变。解放后，毛泽东彻底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基础，大搞造神运动，个人崇拜。毛死后，邓小平用金钱拜物教代替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致使人人向钱看，全社会人欲横流、丧失一切道德底线。
二、执政党挽救信仰的努力
共党一方面继续强化对正统意识型态的宣传，强化「主旋律」的指导作用，一方面试图利用其他宗教、信仰，但迄今为止，所有努力都没有效果。腐败蔓延，官员与富人大量移民外逃。在官方意识型态失效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可用其他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呢？这就需要对中国国内各种现存的宗教及信仰进行具体分析。
1. 「儒教」风光不在
由于看到了官方意识型态的堕落、蜕变和马克思主义的无效性，有人试图搬出儒家思想，希望向传统要资源，以此代替昔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支柱。但产生在封建时代农耕社会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为最高统治者利益服务，难以适应自由、民主、平等与法治畅行的当代社会中人的需要。此外，从精神信仰的角度上说，儒家思想虽然包含着丰富的道德与哲学，提倡教化，但却不讲灵魂，不信超验，不谈来世，不涉及人的终极关怀，不是严格的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儒家思想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一部分，应该继承其精华，一些学者也为此在努力，他们被称为「新儒家」，但要把儒家思想作为今日中国人的信仰支柱，甚至将其宗教化、立为「国教」，则是不现实的，尊孔复古的倒车行不通。
2. 佛教沉溺于追求金钱而不能自拔
中国传统的佛教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信众，但却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佛教的思想博大精深、典籍卷帙浩繁，但却缺少通俗易懂可以在大众中流行的普及本，一般人很难参悟佛道教深奥的教义。僧人道士中学识渊博、精通佛经道藏、造诣深厚的大师寥寥无几，多数佛道教僧侣忙于应付法事、修庙塑像，有些人甚至不惜以此为名，大肆聚敛钱财，完全置佛教的宗旨与特色于不顾，将宗教变成了生意。以至于佛道两教表面上虽然金碧辉煌，神圣庄严，但其内部却由于某些败类混迹其间而难免人欲横流、铜臭氾滥；在思想上、教义上、信仰上无力占领制高点，无法大规模地吸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与社会资源的各类精英与具有现代民主法治观念的知识分子。佛道相比，道教的神秘主义色彩与偏重养生练功的特徵，虽然也能吸引一些人，但却使其在宗教上更为衰落。至于中国的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则更是重形式、重活动，只在「民间」、草根中流行。它的文化性、娱乐性与反智主义倾向使它远离神学思辨、远离理论；它从未试图从神学、哲学与思想理念上征服形形色色的「读书人」与上层人士，而没有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的大量介入与参与、没有源源不断、「与时俱进」的社会营养与文化营养，佛教不可能从理论上提高、在教义上更新，不可能「现代化」，不可能成为亿万民众的生活方式的，这是现代社会冲击下中国传统宗教与信仰面临的尚未解决的严重问题。
3. 道教因其神秘主义而严重脱离社会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但道教的教义追求个人成仙。不懂道教，无法传播道教；懂得了道教，「天机不可洩露」，更不能宣传道教。道教的神秘主义使其脱离社会，远离群众，是中国所有宗教中影响最小、最弱小的宗教。
4. 伊斯兰教无法在汉族人口中传播
中国的伊斯兰教分佈广袤、根基雄厚，但它只是某些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是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载体，也是这些少数民族身份与特徵的代表，它们在中国的存在带有极为明显的民族与区域特色。比如，伊斯兰教不允许信徒吃猪肉，但汉族的饮食习惯决定了汉族群众不可能不吃猪肉。因此伊斯兰教难以在占人口 90%以上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中传播，难以影响中国的主流社会。
5. 罗马天主教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
天主教在中国除了背负一般意义上「洋教」的「恶名」，过去曾被严重「污名化」外，还受到了两个特别因素的影响：一是受中梵关係的制约，政治上高度敏感、与政府关係複杂；二是经历了「梵二会议」后的罗马天主教虽然做了重大改革，但天主教传统而严格的教义与教规，使其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仍然相当困难，尤其难以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年青人所接受。这两个因素制约了中国天主教的大面积发展，虽然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已经从1949年的400万增加到现在的800万至 1,200万之众，但其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并无实质性的提高。在中国众多的宗教中，它更像一个带有浓厚历史印记的特殊群体，而不是一个开放的、与现代社会同步的、生气蓬勃、面向所有人的大众宗教。
6. 民间信仰难登大雅之堂
民间信仰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信仰形式，但缺乏组织性、缺乏经典、领袖，难以吸引社会精英、知识精英，民间信仰虽然长期流行于草根阶层，但难以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信仰进入社会上层。
7. 其他新兴宗教
外来宗教缺乏影响。东正教、犹太教、摩门教、巴哈伊教等其他外来宗教、新兴宗教，人数少、影响弱，社会主流难以认同。
使用上述任何一种信仰体系，都难以解决中国的信仰缺失问题。
三、基督教的优势
反观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现有的各种宗教与信仰体系中，尽管目前身处边缘，但却有其独特的优势。基督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产生于中东、发达于欧美、流行于世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毋庸置疑。基督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的宗教，而是超越时代、地域、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一个普世性的信仰体系。历史上，基督教在一个国家是否流行，并不影响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可以在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地理位置上差别极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把基督教作为信仰体系与道德基础来服务自己的人民与社会。
在神学教义上，通过高度发达的宗教思辨哲学，基督教构建了精緻、庞大而又开放的神学体系。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神学家，不断地汲取人类历史上优秀思想家在认识论与本体论方面所做贡献的精华，对涉及真理、宇宙、生命、灵魂、死亡、救赎、罪恶等一系列人类无法迴避的重大问题，按照时代的要求，及时地进行论证与回答。经过两千年来无数神学家的努力，基督教的教义与伦理道德标准发展得相当严密、完备，既体现了圣经原则与基督教传统，又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极强的普适性。对信仰基督教的个人、民族、国家而言，基督教在作为信仰体系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方面，卓有成效。
在基督教的传播上，每个基督教徒都将传播福音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这种人人主动传福音的特点，使基督教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基督教非常注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普及基督教的教义与神学思想，文字事工也极为发达，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要的各种出版物应有尽有；更最重要的，各国基督教都是通过积极推行教会本土化的方式而存在。事实上，基督教得以流行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传统和圣经原则与本土文化完美结合的结果，基督教传到了哪里，就会在哪里出现具有当地民族文化特色的新版本。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得到了传播，自身也在不断地汲取营养、发展壮大。
面对人类遇到的种种挑战，基督教既讲来世，也重今世，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以个体的生命为关注的焦点，以拯救人的灵魂为要务，重视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又强调人的原罪、人性的软弱及人与上帝的关係，强调正义与公正、秩序与敬畏以及末世审判。基督教对人的定位及其基本教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係。以欧美为首的基督教国家，根据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制定了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以反对或批判这套规则，却无法脱离这套标准另订出一套。相对伊斯兰教国家、佛教国家、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印度教国家及其他宗教信仰的国家而言，世界上的基督教国家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基督教国家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方队，没有基督教作为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基督教国家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是绝对不可能的。
基督教的优势，虽然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中得到认可，甚至许多中国基督徒也不一定完全了解，但环顾中国社会的政治与信仰现实，就解决信仰危机的能力与效果而言，还没有比基督教更好的其他宗教或信仰体系。
基于以上原因，如果中共作为执政党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拿不出能够满足中国人需要的精神产品，解决不了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就会丧失作为中国人道德源泉的官方提供者与道德标准官方维护者的资质，丧失为全社会提供精神信仰产品的主要供应者身份。而中国的其他宗教又无力或无法填补信仰产品供应者缺位元所造成的空白，无法在中国社会、中国民众最需要精神信仰、最需要解决信仰危机的时刻，提出解决方桉。在此情况下，基督教如果能以社会伦理道德与精神信仰产品提供者的身份及时地站出来，担当为中国社会提供精神信仰产品的大任，为解决中国人的信仰缺失作出贡献，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执政者，就会彻底改变对基督教的看法──基督教可以救中国(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基督教也将因此而得到复兴。这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四、如何抓住机遇
面对中国社会信仰缺失的危机──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基督教能否抓住这机遇，成为中国社会信仰危机的解决方桉，在中国现有的各个宗教、各种信仰的竞争中胜出，就要看基督教能否克服自身的弊端，用恰当的策略，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1. 定位要明确
中国基督教首先应该明确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社会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的供应者、道德标准的制定者与捍卫者，并以此身份占领伦理道德的制高点，积极主动地承担和弥补中国人道德缺失的社会责任。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力争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大前提，只有从绝大多数人的实际信仰需求出发，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可以方便得到的、可信赖的精神信仰产品与满意的灵性服务，基督教才能在主流社会、主体人口中得到承认，才能真正在中国发挥价值。
2. 主动是关键
能否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基督教的主动进取精神极为关键。此时此刻，中国基督教不能再等待、再无动于衷了。如果中国基督教此时不能或不愿意填补中国信仰缺失造成的真空，不能主动地实现在中国社会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中国人的信仰与精神支柱的危机问题，就只能留待别的宗教、别的信仰体系来填补，去解决。基督教在中国人、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时刻的缺位元，只能导致自己与上帝为其在中国打开的历史性的发展之门失诸交臂。
3. 培训是基础
中国基督教的目标应该是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教会不是私人企业，不是秘密组织，不是传销训练班，也不是逃避社会现实的避风港。教会是基督徒实践上帝话语与自己信仰的中心，是树立信仰、淨化心灵的圣洁之地；是灵魂得救、生命更新的开始之地；是中国社会中最可宝贵的「道德孵化器」与「新人培训所」，也是练习民主与法治的舞台。「个人得救」与「作光作盐」的载体是个人，但其结果却不仅是为了个人，更是为了教会，为了整个中国。如果一人皈依了基督教，就会被公众视为是有信仰、有道德、有爱心、守纪律、甘于奉献、尊重生命、服从法治、清廉公正的「新人」，基督教就在中国社会中成功地建立了「山上的城」，重建了中国人心中的灯塔，基督教就不会继续停留在社会的边缘，基督教的影响就会远远大于它的信徒数位，这是基督教需要练就的「内功」，是基督教在中国现实处境中战胜一切竞争者、办好教会的最佳方式。
4. 管理要跟上
每一间教会、每一位教会的牧者与信徒，都必须认识到中国基督教会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教会不论大小，都应该在教会内部治理上狠下功夫，进行自我改造，消除中国封建文化与功利主义带给教会的负面影响。管理教会要靠制度，而不是个人；要改变教会领袖人个人负责、个人专权的旧管理模式，建立民主管理监督机制；要把牧师从教会行政管理的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让牧师专心研读圣经、提高牧养水准；要把提高主日崇拜与佈道品质作为保证基督教信仰产品的大事来抓。
5. 大门要敞开
基督教中从来不缺少老弱病残、不缺少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人、不缺少弱势群体，他们是教会关怀与救助的对象，但教会不能仅仅由这些人组成。要想真正帮助有病有难的弱势群体，教会本身要有足够的人材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为此，教会要向全社会开放，向各行各业各阶层各领域各群体人士敞开大门，真心诚意地吸引和欢迎社会上的各类精英人士与专业人员加入教会。社会上大批优秀人员不能加入教会，责任在教会。所以，教会要建立能够吸引人、留住人的机制。没有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优秀人材加入基督教、献身基督教，教会的爱心是苍白的，也无从体现；教会在社会上难有作为！
五、基督教的应对之策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既有外部的阻力，又有内部的挑战。许多人把教会在中国发展的困难往往简单地看成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外部因素中，又把所谓「政治因素」即「政教关係」看成是最重要的原因，这完全是一种误判、误读。诚然，「政治因素」非常重要，但其变化也最容易；执政党是否愿意调整政策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利益，一旦利益需要，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政策。而真正困难的是社会因素的改变，社会因素能否改变取决于大众的认知与理念，而不是执政党与政府的政策。即使如此，社会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难改变的是文化因素。历史上，在政权更替、政党更迭之后许久，文化因素往往仍然在顽强地发挥作用。因此教会在看待外部的挑战中，不应该单纯把政治因素视为最大的困难，而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社会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的改变上，把努力消除主流民众、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对基督教的误解与偏见作为教会事工的战略目标。
1. 两个转变
但基督教能否抓住机遇，基督信仰能否主流化，基督教能否在中国兴起，对中国基督教整体而言，取决于基督教自身的本土化程度及相应的两个转变：即外部能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内部能否从封闭走向开放；对基督徒个人而言，取决于基督徒能否真正实践圣经的教导、成为中国社会的「光」和「盐」。与基督教发展的外部阻力相比，教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承认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存在与发展，就必须从改变自身做起，实现两个转变：在社会中从边缘向中心转变；在教会中从领袖个人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向民主监督的集体管理模式转变。没有这两个转变，就没有中国基督教的未来，这是中国教会发展的大战略，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无法迴避的必由之路。基督教要想抓住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必须实现这两个转变。
2. 许可证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许可证不是政府的认可，不是政府的宗教政策，而是中国民众的认可、中国社会的认可、中国文化的认可。有了民众、社会、文化的认可，政府的认可是必然的。反之，即使政府承认基督教、支持基督教，没有主流民众、主流社会、主体文化的认可，基督教仍然在边缘。
3. 钥匙在手里
基督教被中国社会和民众接受、认可与信仰的钥匙在哪里？是在每一个教会和基督徒的手里！中国的基督教会、基督教领袖与基督徒应该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在为恢复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解决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振兴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做出自己义不容辞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