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苗族失丧生命的英国人伯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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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5 向郢 i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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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向郢
石门坎，这个贵州西北角的乡镇在中国地图上几乎难以找到，但在20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寄往这里的邮件包裹，收件地址却可以这样写：“中国石门坎”。
在数十年间，这片荒凉贫瘠得只有十余户人家的苗族村寨一度被建设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英国传教士伯格理(SamuelPollard)通过办教育，提高整个苗人的文化水准，他和当地的汉人，苗人一起，开启了这个地区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使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变迁。
大约一百年前的1915年9月15日，伯格理在护理伤寒病人时不幸染病，去世时51岁。在长达11年的艰辛创建之后，这个相貌文弱但内心坚韧的英国牧师长眠中国。
送葬时，数千苗民为之失声痛哭，高声唱着颂扬他的民歌。墓碑上写着“人竟宿于石门，神将赐以木铎”。再后来，很多苗族教民死后都葬在了墓地周围，陪伴他。
“苗族文化复兴圣地”
1904年7月12日，威宁和水城一带的4个“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走了几天，找到了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
大花苗人称这年为“龙年得道”。为逃避杀戮，这支被称为“大花苗”的族系逃到了滇黔川最荒凉偏僻的山区，他们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头目地主的土地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困苦的时候，“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的传言让他们看到了“苗家的希望”。
这年，柏格理39岁。这个22岁就来到中国的牧师一直希望能像到非洲传道的李文斯顿那样引领一个民族皈依基督。他在昭通创立“中西学堂”和“女子学校”，发动过“天足会”，还曾冒生命危险到金沙江附近的凉山彝族中去传教，但效果甚微。一直在默默祈祷的他抓住了大花苗民伸过来的犹豫的手。
这年冬天，柏格理和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到滇黔交界处的石门坎。他向彝族土目讨要到一块地方。
早先的教会并未资助柏格理在苗民中的传教工作。修建教堂和学校的100万个铜板都是苗民们每人100个铜板捐助出来的。1906年，学校开班授课。20多个学员全部是成年的教徒。32岁的杨雅各还不是年龄最大的。他是当年最早从安顺带回来“耶稣的信息”的4个猎人中的一个。因为既能说流利的苗话，又会一些简单的汉话和彝话，杨雅各一边念书，一边教柏格理苗语。
穿着苗族服装的柏格理很快就会在路上给人让道，嘴里说地道的苗话，“老哥得罪了”。他这种语言天赋后来被总结为——因为他是英国康沃尔郡人。这也许是很奇怪的事情，康沃尔的古老发音似乎与苗语很相似，某些语音几乎完全相同。
柏格理的语言天赋还表现在苗文的创立上。苗族原本没有文字，祖先的历史都是用古歌口口相传。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提文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
为区别于1949年后的苗文，苗族人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牧师们很快翻译了老苗文版的《圣经》和赞美诗，学校也用苗文来编写《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物》等教材，出版苗文报。
石门坎乡政府56岁的老秘书张国辉是石门坎小学和中学的毕业生，他曾翻阅过他父亲的课本。他的父亲张文明是1909年入读的第三批学生。《苗族原始读本》上面除了基督教的一些常识，大部分都是苗族古史传说、科普知识和一些生活常识。
简陋的教室很快满足不了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教徒。云南的威县、镇雄、楚雄，甚至远至红河的苗族学生都赶来就读。1908年柏格理回英国疗伤时募集到2000英镑，回到石门坎后，他用这笔钱修建了一幢有烟囱和壁炉、可容纳200多人的宽敞教学楼。在获得循道公会的津贴后，石门坎小学相继修建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
与此同时，“平民教育”也在开展。教会创建“节制会”，不准皈依的苗民教徒酗酒，创建“改良会”，约束十五六岁早婚的习俗，规定“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然后结婚”。对于那些没进到学校读书的成年人，教会开办“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进礼拜堂时，不仅要礼拜，还要在晚上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威宁县在1949年后的一次教育普查显示，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
“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
在伯格理没去之前，苗人的性关系非常混乱，每一个苗寨，村头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场所，苗人称之为花撩房，这是一个公共空间，女孩子十三四岁后，就可以进入这个房间和其它男人发生性关系。伯格理刚去后，发现好多非常小的小女孩，大约13，14岁的女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肩上背一个小孩，这种早婚、早育、性关系的混乱，是导致疾病、贫穷的重要原因。
伯格理来到这里之后，规定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岁，女性要20岁才能结婚。只要他进到一个村寨，就让苗人把花缭房烧掉，让他们讲文明、讲卫生、注重家庭关系、注重道德伦理。
此前，因为不会说汉话，不会计数，怕受彝族汉族欺侮，苗人几乎不赶乡场，柏格理和教会亲建了“公益场”，用来给苗族人进行商品交易，这个乡场后来发展成为威宁县最大的乡场。
教会还从1910年开始将五月端午对面山坡上对歌纵情的花山节改为“同乐会”，运动会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项目。比赛的项目有篮球、足球、长短跑、跳高、跳远、爬山、拔河，也有苗族喜欢的赛马。这个运动会开到后来就成了附近所有教会学校和教区的运动会了。1932年的第21届运动会，就有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
1934年第23届运动会，更是一场盛会。就在这年，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闻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带着他的部队足球队来参加比赛。因球场宽度不够，球很容易滚下山，所以球员们不得不练就高超的控球本领。输了两场、勉强赢一场的杨森，走时硬是带走了4个球员。1950年代，石门坎8名主力入选第一届贵州省足球队的时候，“贵州足球摇篮”的名声不胫而走。
教会究竟建成了多少学校？这数据一直比较模糊。关于石门坎教区的数字据说是50多所，而滇黔川毗邻几十个县的数据统计下来有100多所。最精确的数字是1950年威宁县的一次调查，有28所教会学校。柏格理的一句话在所有苗族布道者中流传：“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实际很多村寨的教堂和学校都是同一幢建筑，房顶上插着涂了红色颜料的木头十字架，平时做教室，礼拜天变成教堂。
最鼎盛的是石门坎中学。1943年，华西大学教育系学成归来的朱焕章说服了彝族和苗族知名人士出资，创办了“西南边疆石门坎初级中学”。他是一个无比坚毅忍耐的人，还在大学时就用课余时间编写了《滇黔苗民夜读课本》。
董事会没有经费支持时，他这个校长将教会提供的经费和学生交来的包谷，按教职工家庭人口平均分配，以保证人人都能勉强维生。遇到断粮，他和大家一样挖野菜充饥。就这样，从开办那天到1952年人民政府接办，石门坎中学一共招收10个班400多学生，其中考入大专毕业的有23人。
柏格理去世后，石门坎一度处于低谷阶段。1918年粮食歉收，次年发生严重饥荒；1922年再次歉收，次年又发生大饥荒。面对饥荒，教会巧妙地采取了一种以工代赈的方式。
熟悉历史的张国辉说，“我父亲当时就负责发粮食，每人每天领一碗包谷和一碗松籽，栽完那碗松籽，就得那碗包谷”。就这样，饥荒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教会组织苗民在石门坎沟脚下栽了很多树，修筑了通往昭通的一段道路，更重要的是，还修建了麻风病院和孤儿院。
饥荒年之后，随处可见孤儿。教会利用以工代赈，并借助一笔来自英国的捐款，在学校附近山泉不远的山坡上建起了孤儿院。据说当时有20多名孤儿免费入学读书，他们在课余需要跟着老师在周围开垦土地，学习农耕技术。
“我将与你同在”
柏格理是在1915年照顾伤寒病人的时候染病去世的。
很多时候，这个牧师更像是一名热忱勇敢的医生。他还在昭通时就开始用简单的西医卫生知识给人看病发药了。仅1898年的第一个月，柏格理就挽救了二十个试图服用鸦片自杀的人。在他因生病结识了昆明教会医院的护士海孝贞(中文名)并与她结婚后，这个英国传教士在昭通的家庭住所很快变成了当地的西医医院。
在与当地的巫师斗争取得胜利之后，石门坎的药房最初也设在他们居住的“五镑小屋”中。这个药房成了与教堂、学校同样热闹的地方。每每礼拜之后，都有川流不息的人到药房求医求药。海孝贞通常把粉末药物包在纸包内，液体药则是倒进半个鸡蛋壳内。
柏格理甚至为当地人种牛痘。他专门从家乡带来一批小刀片和疫苗。当自己顾不过来时，他就办班培训。很快，那些被选中的传道士兼教师又成了接种员，揣着令人羡慕的闪亮锋利的小刀，满腔热忱地到处为苗民接种。
“柏格理亲自为我们苗家人治大脓疮，连大麻风都不怕。”这是1957年贵州省工作组下到石门坎进行调查时所记录的苗族教徒的话。
麻风病人在过去是被厌弃的群体。1914年，当柏格理听说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时，他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很快与之联系并汇来一些钱。柏格理用这些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
他去世后，教会对麻风患者的道义责任一直延续了下来。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容纳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接受治疗后，就在这里过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
柏格理去世后，海孝贞带着儿子回到了英国。石门坎的医疗条件直到1926年才重新好了起来。这年，吴性纯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他回到石门坎将药房扩建成为一所平民医院。他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受到专业培训的医学院学生，十余年后从华西毕业的另一个学生张超伦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贵州省第一任卫生厅厅长。
医院的首字母缩略为“P.M”，这既是汉语“平民医院”的缩写，也是苗语“Pi－MiaoHospital(我们苗族的医院)”的缩写，而另一层更深的意义，则是寄托在英文中来表达的，“PollardMemorialHospital”，翻译过来就是“柏格理追思医院”。
伤寒在1915年7月传到石门坎，这是苗族人所说的最可怕的“黑病”。很多苗民和学生都病倒了，一个刚打了预防针的牧师也病倒了。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作了临时隔离治疗室，在那里，柏格理一直守护着病人。
然而之后他也被感染上了。同年9月15日病故。后来牧师们发现，他的日记本上最后一页，7月5日，只有寥寥两句：“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
这本日记是从1887年开始记录的，那时，他和另一个牧师刚刚结束在安徽的汉语培训，启程从长江乘船到重庆再转道到昆明。那时他23岁，在长江一个叫“撑天滩”的险滩上，船被撞成碎片，他幸及遇救。当乘马行进在西南的深山里时，他说，“我感到孤独，但上帝说，‘我将与你同在’。”
（原文刊登于《南方周末》 2006年10月19日，《境界》转载编辑时有删节，标题和小标题均为《境界》编者所加，原文标题为《福音下的石门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