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公映的《苦恋》，影响了作家白桦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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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公映的《苦恋》，影响了作家白桦的后半生
王霆钧 冰读 昨天
诚如白桦所说，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
我以为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就会存活下去。
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本文摘选自《长影的故事》
作者：王霆钧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980 年的一天，长影的小礼堂里，又一次座无虚席。大家充满期待地准备观看影片《苦恋》。这是一次厂里的例行影片审查，参加看片的有厂领导、摄制组成员和得知消息的厂内人。我也早早地找了一个座位等着。
之所以期待这部影片，一是白桦和彭宁合作的剧本已在《十月》发表，引人瞩目；二则，此片导演是彭宁。他到长影工作之后，一直跟着赵心水，先当场记后当副导演。厂里曾拍过他参与编剧的剧本《瞬间》，题材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
彭宁家居北京，来厂就住在小白楼里，当时我们总编室也在小白楼办公。我的办公室在楼下，他住在楼上阶梯拐角处的一个小房间里，正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也就格外关注他的作品。《苦恋》是他作为导演独立执导的处女作。
听说，剧本是以著名画家黄永玉为原型写的一部电影诗。起初是彭宁请白桦写了一个关于黄永玉的纪录片脚本——《路在他脚下延伸》，在香港《文汇报》发表。白桦曾给黄永玉全家读过这个剧本，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彭宁导演曾打算由黄永玉本人来演。
夏衍先生闻讯要看脚本，他视力不佳，看文字有困难，白桦就朗诵全剧用盒式录音机录下来，再请夏衍听。夏衍肯定了脚本却不太赞同拍纪录片，建议创作成艺术片。
遵照前辈的意见，白桦丰富了情节，发展成一部故事片。剧本发表时叫《苦恋》，拍电影时也叫《苦恋》，在完成双片送审前，导演灵机一动改名为《太阳和人》。片名由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题写，海报出自画家袁运生之手。摄影张松平，作曲施万春，主演有刘文治、冷眉、黄梅莹、许还山等，都是业内的拔尖人才。
待厂长们在他们固定的座位坐下后，电影放映开始。小礼堂内一片寂静，除了放映机发出的沙沙声，我如入无人之境。影片的片头不再是长影的工农兵形象，而是一头牛，“哞”地叫了一声；影片结尾是一轮几乎和银幕一般大的太阳，然后是接连出现的六个点，那是一个省略号，每出现一个点便伴随着一声定音鼓响。
放映结束，片刻的沉默，接着就是雷鸣般的掌声。灯光复明，一些创作人员纷纷和导演握手，祝贺他拍出了一部震撼人心的好片子。
导演彭宁也微笑着同祝贺者握手，想必心里颇有几分得意。然而，这部影片在看片人心中引起的波澜，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两种意见截然相反，针锋相对。在厂领导中，有人说影片在艺术上有追求，但是有些提法把握不准，有的干脆说此片不能送审，否则会在政治上出大问题。
在创作人员中，大部分人都说片子拍得好，艺术上有突破有追求，演员表演精彩到位，两极镜头的运用耳目一新，对主题思想的挖掘发人深思。也有部分创作人员表示怀疑，说这么拍行吗？厂里车队的一个修车师傅坚决表示反对，旗帜鲜明地认为这部影片是棵大毒草。
厂里的审查没有通过，提出一些意见让导演去修改。
刚刚拍出这部片子的彭宁头脑有些发热，厂领导指出的问题，也正是他苦心孤诣极力追求的目标。他不认为那是问题，怎么可能会改呢？彭宁是高干子弟，他说他要到北京征求一下意见再作修改。厂里同意了。记得他说是找胡伯伯，大家知道胡伯伯就是胡耀邦。
彭宁带着胶片箱子去了北京。他仿佛带了一箱蜜蜂，原想给他的叔叔伯伯和文化部的审片人员送去最新的蜂蜜，却不料箱子打开，放出了蜜蜂蛰了一些人。他的影片在北京放映，引起的轩然大波比在长春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引发了非同寻常的批判，影片也被禁止发行放映，直到邓小平讲话之后，这场批判才告结束。然而直到今天，它也没有获得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机会。
▲《苦恋》剧照（图/网络）
当年针对《苦恋》的批判，大致指向四个方面。一是主人公凌晨光的女儿在出国前问父亲：“您爱我们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女儿要出国，也动员父亲出国，可是苦苦爱着祖国的父亲不肯出去。
二是，童年的凌晨光在寺庙里看见高大的佛像是黑黑的，就问：“为什么这个佛爷这么黑呀？”回答说：“善男信女的香火把他熏黑了……”批判文章称这是影射毛主席，而且断定，“这种隐喻和暗示，所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只能是把人们对‘四人帮’的仇恨引向党和党的领导人，引向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三是影片的结尾。“文革”结束了，主人公死去了。批判者认为，既然“文革”结束了，凌晨光就不应该死去。第四，是影片结尾那六个点，批判者称之为“射向毛主席的六炮”。
其实，早在剧本审查阶段，厂里就对《苦恋》有很大争议。赞成者认为此本主题鲜明，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极具批判力，在拨乱反正的今天拍成影片正合时宜。反对者认为剧本思想基调不高，有些台词容易产生不好影响。
但是多数厂领导和一把手苏云认为，剧本缺点可以改好。苏云说，作品有争论未必不好，如果一部剧本没有棱角没有锋芒，拍成影片也是平庸之作。剧本遂被批准投产。
《苦恋》的投产也引起文化部电影局的关注，影片拍出部分样片，电影局和中宣部文艺局就拿去审看。之后，电影局副局长丁峤到长影传达中宣部领导和电影局的审查意见。厂领导再向导演彭宁传达上级的意见。样片经过修改，导演彭宁再携台词样片到电影局送审。电影局认为没有按照局里的意见从根本上修改影片，并再次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从电影局回来，长影领导对如何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修改产生了分歧。苏云厂长说：“这个戏，通过一个画家的一生概括我们中国这段历史，作者是有探索的，进行了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有些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
我觉得不必回避作者要通过这个作品反映毛主席晚年犯错误这段历史。看片时心情可能不愉快，又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作品并没有正面提嘛，党的十二大也要做出结论的。作家把主人公处理死了不是不可以，当然观众总是希望他活着。现在看，处理得还是比较含蓄的。”
双片几经反复，已经到了年末。长影副厂长纪叶亲自带着混录双片到北京送审。1981 年年初，文化部党组和中宣部领导审看了影片。为了广泛听取意见，文化部党组请总政文化部、中央党校等单位看片。编导还到中国影协请电影界的专家和学者看片。
多数人对影片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有的给予赞扬，认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个人迷信，并真实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物理学家杨振宁经过特许看了影片，感动得落了泪。
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和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此片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在肯定影片前半部分的基础上，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报告认为，对这部影片不应简单禁映或批判。中宣部批复了这个报告，电影局让长影厂领导和影片编导到北京研究修改。
一边是叫好声，一边是批评声。两种意见互不相让，导演对如何修改有些拿不定主意。编导想请中央最高领导看看这部片子，找到胡耀邦。胡没有答应看片。
▲ 电影《苦恋》主人公凌晨光（刘文治饰，周愚摄）
文艺界领导层对此片的看法也不一致。周扬、张光年、夏衍、陈荒煤等人，与中宣部长王任重的意见一样，不枪毙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刘白羽虽同意这样的意见，但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刘白羽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编剧白桦是部队作家，《解放军报》理所当然地率先发出批判的声音。
1981 年 4 月，《解放军报》发表了部队读者批评《苦恋》的三封“来信”，接着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长文《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剧本《苦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部队作家白桦同志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则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次日，新华社全文播发并为此特别发了一个“公鉴”，大意是说，遵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即于显著地位转载此文。随后几天，《北京日报》、《时代的报告》、《文学报》、《红旗》等全国各地省级报纸纷纷在第一版显著位置转载了这篇文章。白桦所在部队隶属武汉军区，《长江日报》、《湖北日报》也转载并发表批判文章。
还有人居然将影片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中宣部认为，电影正在修改，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加紧张。
这样的批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负面作用。文艺部门和文艺创作人员都觉得，刚刚开始的文艺春天来之不易，才刚感受到“大地微微暖气吹”，怎么突然间又“高天滚滚寒流急”了？
北京的《人民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没有转载军报文章。
尽管白桦的作品受到严厉批判，但他每天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雪片般的电报和书信，对他表示支持予以声援。有的看过电影，大多没机会看片子，就是反感那种“文革”式大批判做派。
文艺界领导周扬等人不赞成对《苦恋》展开一场“批判运动”的粗暴做法，在《苦恋》风波开始的3月，周扬就对此做法提出批评。
周扬的意见为三条：一、白桦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但作品《苦恋》有错误，可以批评；二、应该对作家采取帮助的态度，帮他把电影修改好，而不是对作品采取“枪毙”的办法；三、批评应该实事求是。周扬这三条意见在不同场合说过，为此他受过不少指责。
主管思想战线的胡乔木坚持对《苦恋》进行严厉批评。他指出：对《苦恋》这样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文艺批评界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以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
胡乔木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批判文章，但是《人民日报》文艺部认为，军报的这篇文章带有“文革”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报》一转载，就表明中央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做法，所以坚持不转载。《人民日报》这种按兵不动的态度，对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惶惶不安情绪是一种安慰。
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和电影局副局长丁峤，亲自到长影抓影片的修改一事。他们看了修改之后的双片，认为还没改好，要求长影下大决心，做大修改。陈荒煤劝厂长苏云从大局出发，去掉影片中“授人以柄”的地方。
苏云说：“就这个作品来说，把一些‘授人以柄’的东西剪一剪也是可以的。但我的想法是，你再改，反对的人也还是要抓辫子。改得太过了，反倒给这些人以相反的把柄，结果又失去了一些支持我们的人。”
在厂长苏云和导演彭宁的坚持下，影片最终没有改掉军报尖锐批判的地方。
然而，由于很多报刊转载了《解放军报》文章，一时间造成山雨欲来的气势，国内外反应强烈。这种局面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在与中国文联各协会及中央文化部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克服缺点错误，办法一定要稳妥。由于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特别注意。
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是有好处的，为了帮助他们。但回过头来看，方法如果好一点，效果则会更好些。……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军队对他的态度还是好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辞，用的方法不稳妥。”
胡耀邦还说：“发表批评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不要混在一起。要充分说理，说理不容易。不要全国报纸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
▲ 1980年《大众电影》刊登的《苦恋》剧照
中宣部文艺处文艺理论家顾骧按照周扬的意见，根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撰写了短评文章《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此文经周扬审阅，署名“顾言”发表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自从批判《苦恋》以来，《人民日报》一直未表态，因而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关注，尤其引起敏感的外媒记者的注意，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等都对此作了援引报道。
同年7月17日，邓小平召集周扬、王任重、朱穆之、曾涛、胡绩伟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谈话中，周扬、曾涛和胡绩伟都阐述了对《解放军报》文章的意见，认为《苦恋》有错，应该批评，但军报那样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做法，因而《人民日报》不能转载。
邓小平在谈话中肯定了《解放军报》对于《苦恋》的批判，但也指出其缺点。他说：“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如何对待《苦恋》风波，邓小平说：“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
邓小平的谈话传达后，《解放军报》对《苦恋》的批判基本终止，周扬等人领导下的文联和作协的刊物，也围绕着同一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在肯定当前的文艺形势及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也突出强调了鲁迅关于文学批评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实事求是、允许反批评的一些主张。
批判《苦恋》的风波刚刚平息，1982 年，台湾导演王童也拍了一部《苦恋》，主演胡冠珍、徐中菲，影片类型为爱情剧情。许多人看不到长影版的影片只好去看台湾版。台湾对大陆隔膜对立多年，他们能拍出什么样的《苦恋》，可想而知。
不论报刊怎么批判《苦恋》，白桦始终没有说过导演彭宁一句别的话。彭宁对批《苦恋》只提白桦而不提他还有点儿不大服气，说“为什么不批我呢”。编导也没有说过夏衍看了剧本关心创作支持创作的事，担心说了会连累他们尊敬的前辈。
在《苦恋》之后，彭宁又执导了一部新片《初夏的风》。长影并没有因为彭宁拍了不合时宜的影片，让厂里蒙受经济损失且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从而限制他的拍片自由。没有。爱惜人才的长影领导让他继续拍片，而且拍的是彩色宽银幕。
很少有人看过《初夏的风》这个剧本。它没有发表过。剧本在长影厂讨论通过之后，彭宁把它写成分镜头剧本。与其他剧本都是油印不同，它是铅印的，装订成册，窄窄的一条，比32开本还要窄一些，是为了出外景携带方便。我保留了一本。
2013 年冬天，我在收拾家中旧书刊时意外发现了它，大有老友重逢的快感。重读一遍剧本，开头是一段字幕：“这个故事，发生在 1977年，发生在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动乱，准备起步振兴的时候……”
青年女作曲家杨小真在废品公司工作，而青年建筑师傅铭却工作在殡葬事务所。一个很有天赋的音乐者每天都要接触刺耳的噪音，而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却不得不为逝者雕刻墓碑。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一对年轻人在学识和从事的职业上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他们相遇之后相爱了。剧本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感情经历和为事业奋斗不息的历程。
剧本传达了一个意念：“四人帮”垮台之后，百废待兴，然而人的精神的振兴比其他方面的振兴要困难得多。从分镜头剧本来看，未来的影片应该是一首抒情诗或散文。可是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影片了。
大约也是因为剧本生不逢时太过敏感而中途下马了。这是件遗憾的事。《初夏的风》之后，彭宁应邀去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欧妹》，命题作文，反响平平。此后彭宁对电影心灰意冷，彻底退出影坛。
从1980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四年。导演彭宁和摄影师张松平均已英年早逝。多年来，有关《苦恋》的声音在媒体上一直没有间断过。几年前，白桦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回顾这段经历：
当时我留在广州写剧本，住在广州迎宾馆。导演、作曲、美工全都在，我每写一场就跟他们读一场，让他们感觉一下怎么样。这个剧本依然是按照诗体写的。我觉得它并不一定能被拍好，因为它是一个尝试，导演又是一个年轻的导演，他没有独立拍过一部影片。
结果那年年底，导演带着双片到上海来找我。“双片”就是声带与画面还没有合成，看样片时只能双片同步放映。看完样片，我觉得比较忠实体现了我的文学设想，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彭宁敢于把那些空镜头、象征性和比较抽象的东西拍出来。因为一般的导演还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实打实地去拍。而他是按照诗句来拍的，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敢尝试的。但是我发现电影中彭宁有一个重要的镜头没有拍，就是结尾主人公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在雪地上爬出的那个问号。
彭宁告诉我，在拍摄中间，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派人直接到了现场传达指令：你们这个戏，别的地方暂时我不管，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导演和我商量怎么办。商量了半天，我们考虑把“问号”改成“未尽号”，就是画面上出现六个点……
▲ 黄梅莹剧照（图/东方IC）
当年批判《苦恋》的风波至今也还影响着一些人。我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这部电影的主演是刘文治和黄梅莹。刘文治后来以演孙中山出名。黄梅莹是个挺漂亮的女演员，却运气不佳，主演的多部电影都被禁演。直到在《渴望》中扮演王沪生的姐姐，才让观众记住了她，而她最好的花样年华已经逝去。我看过不少《苦恋》的评论文章，以至于今天还能对它的故事情节及相关批评记忆犹新。”
如今，这部被封存的影片，还在长影一座铁制的文件柜里密封着。绿色的铁柜有十字交叉的封条，一把大铁锁牢牢地把着门，钥匙由厂公安处保存，只有经过厂长的允许才可以打开柜门取出影片。
我任长影艺术处处长期间，曾建议厂领导请来长影视察的没看过此片的电影局后任领导看看《苦恋》。我的意思是想听听局领导的意见，可否在适当的时候让这部尘封的影片重见天日。
现在来看，在 80 年代初期，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开始，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清楚，有人激烈反对并且批判这部影片是可以理解的。
《苦恋》题材超前，编导所反思的内容难以被一部分人所接受。在左倾文艺思想统治下的一些人习惯于“宁左勿右”的思维方式，他们对《苦恋》严重误读，使用的批判语言也充满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等“文革”遗风。许多年过去，对影片中涉及的问题，我们的认识是不是应该与时俱进呢？
长影一位编剧曾说，如果当年《苦恋》能够上映，那么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就不再是陈凯歌和张艺谋，中国电影史就要改写。这话尽管有些夸张，但此片在艺术上的探索确是有目共睹。
诚如白桦所说，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以为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就会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题图来源：东方IC】
注：文字、部分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