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政的棍棒对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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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的棍棒对准谁？
原创 2017-05-28 金雁 秦川雁塔
十月革命后又经历了1918年-1920年的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呈现出“荒漠化”景象，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
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万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许多人包括曾经反抗过沙俄专制“老布尔什维克们”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自由的社会。他们认为，内战时的严酷是迫不得已，1921年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兑现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和宽松社会。
苏联内战期间红军宣传画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讲过在得到政权、清除内乱以后会放松“专政”的阀门，还人民一个“民主社会”。 季诺维也夫说，在“罕见的严酷的国内战争年代我们顾不上什么民主，现在这场战争结束了，要是这时我们党还犹豫不决、观望等待，等人家从后面推它，等下面求它恢复工人民主，那才糟了”呢。当时的流行说法是：“自由条件不成熟是因为政治反对派还存在，这将导致新诞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根特殊的棍棒”
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922年5月列宁在给库尔斯基的一信中说“依我看，应把枪决（也可代之以驱逐出境）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之类的一切活动，找出适当的措辞把这些行为同国际资产阶级及其同我们的斗争联系起来。”
他还说“法院不应该取消恐怖手段，答应这样做是自欺欺人，应该原则地、明确地、不掩饰又不夸张地说明恐怖手段的理由，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表述应尽量广泛，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联系才能提出实际上较为广泛的使用这种手段的条件”。我们需要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根“特殊的棍棒”对付他们。
1922年1月31日，列宁在给契卡副主席的信中要求“强调（并尽快）对孟什维克的镇压。”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说，“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者，我们的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
7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信交待驱赶非布尔什维克政党活动家的问题，并直接点了一批应该“坚决除掉”和“统统赶出俄国”的人的名单。据不完全统计契卡在这一阶段至少处死了20万人。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
契卡在执行枪决
1921年底的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如何处理这两个“前社会主义政党”长期在押人员，最后决定：他们剩下的作用就是“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让他们在监狱里劳动改造终老一生。俄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
如何对待农民
1918年，不满于苏维埃政权“粮食专政”政策的农民暴动，使农村形势骤然紧张。1918年底贫农委员会被解散，政府调动最精锐的内务部队、特种部队来对付农民的反抗。针对形势最严峻的奔萨省，列宁立即发出指示：“必须最坚决、最迅速、最无情的镇压富农的暴动，从奔萨抽调一部分军队，没收参加暴动的全部财产和粮食”，“拟个法令草案——每个产粮乡都要有25-30个富人作为人质，他们要用性命保证全部余粮收缴上来”，“整个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应该弄出样板来……要找一些强硬一些的人
1、绞死（务必绞死，好让人们看到）不少于100个罪恶昭彰的富人、富农、吸血鬼。
2、公布他们的名字。
3、没收他们所有的粮食。
4、指定人质。要让方圆几百俄里的人都看到，都发抖，都知道，都喊叫：‘他们把富农吸血鬼都绞死了’，全都要绞死”。
列宁在给奔萨省委书记敏金的电报中说：“从你们的800名士兵中选出最可靠的人，先对一个乡采取无情的行动，如果需要，我们再派兵力去，请更详细、准确的电告，你们在什么地方占用了多少兵力，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往哪里支援”。“要趁热打铁，要利用镇压富农的机会、无情的镇压粮食投机商，没收大财主的粮食”，“这样的指令发到所有的征粮队”。
由于征粮过多，种子都被抢走，1918-1920年间播种面积骤减
当时俄国有4•5万个征粮队。列宁指示，“要一个乡一个乡地把余粮一点不剩地全部收上来、运出去，这样做极为重要”。“收净那里所有的余粮”——其实，在这种口号下好多地方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收净”了。在这个时期列宁给奔萨省的电报和信封都充满这样的口气：“绞死”、“强硬”和“采取无情的群众性的恐怖手段”。
俄国十月革命后并没有划定什么“阶级成分”。所以列宁一再痛骂、并且要求“绞死”的所谓“富农”其实是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实际上当时所谓的富农就是指不服从“余粮收集制”的农民，只要你藏了粮食不交，甚至还偷偷拿自己的一点粮食去换钱买了盐巴，你就是“富农”了。
1918年列宁签发的文件要向农民发起一场“无情的战争”。列宁提议，打击富农的法令要具体规定：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国家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没收其财产，永远把他们驱逐出村社。
列宁提出了这样一个信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恐怖是一种合法的政府行动方式：可以即刻判决、扣押人质、就地处决、监禁那些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人。1922年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一封信中针对当时正在起草的刑法这样写道：“法院不应该取消恐怖手段，……应该原则地、明确地、不掩饰又不夸张地说明恐怖手段的理由，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表述应尽量广泛，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才能提出实际上较为广泛地使用这种手段的条件”。
布尔什维克党即从1918年6月开始（正式法令于1919年1月11日公布）在部分省份实行余粮征集制，并于同年夏末推广到全国。余粮征集制的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是它的强制性。
1918年8月20日曾规定武装征粮队每队应不少于75人，并配备2-3挺机枪。实际上这已不是“征粮”而是“抢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是口粮和种子粮。到1920年，“不少地方因缺乏种子而无法播种”。正如粮食委员会报告中谈到的：“只有在征粮队活动的地方，才能发现和得到粮食”。
第二个特征是征粮过多。由于种子都被抢走导致1918-1920年间播种面积骤减，产量一年比一年低，但粮食征集额反而成倍增长。据粮委会统计的数字，1917-1918年度征集的粮食为4750万普特，1918-1919年度增长了一倍以上，达10790万普特，1919-1920年又翻一番，达21250万普特，1920-1921年又上升到42300万普特。
这时的农村已经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了。
余粮收集制下骨瘦如柴的农村儿童
无以为生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尤以1921年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为严重。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刚刚参加完苏波战争又镇压了波罗的海水兵起义的图哈切夫斯基，又被任命为“唐波夫剿匪集团军司令”，仅此次，他就动用了5个师的兵力（4•5万人），706挺重机枪，250桶氯气，18架飞机。
除了战争中杀人如麻外，最后到事态平息时又有10万农民被流放，1•5万人被处决。图哈切夫斯基在命令中说：“我在此命令你们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能确保它能散布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
这可比叶卡特琳娜时代帕宁将军镇压普加乔夫起义不知要惨烈多少倍。俄共在1921年调动了27个步兵师镇压农民暴动，不少出身于农家的红军官兵不忍这样屠杀乡亲，因此发生了许多哗变。如1920年7月，红军第21师的师长萨波日科夫率部反对“征粮队”，他们在萨拉托夫省建立了一个“真理红军”，主要口号是“打倒余粮收集制”，“自由贸易万岁！”后来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