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你是"直升机父母"吗?
那种在学校、操场和课外活动地点转悠,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和他们紧紧绑在一起的父母被戏称为“直升机父母”。针对最近几年美国父母对于孩子的过度教育行为,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发动一场“慢教育、简单教育和散养教育”的新革命。
给孩子们买防过敏袜、专门请家庭教师改正他们不正确的握笔姿势,在他们第二次膝盖摔破了皮之后就把秋千拆了――这些“直升机父母”对于孩子的关爱确实太“无微不至”了。除此之外,商场有出售防止烫伤的火炉把手套、绑在家长和孩子手上以防孩子走失的腕带(“给你和孩子三英尺的自由”)和婴儿爬行护膝(好像他们生来并不会爬行一样);康涅狄格州有个市长因一位母亲的压力而下令砍掉三棵胡桃树,理由是掉进游泳池的胡桃可能会让她偶尔在池里游泳的孩子过敏;学校不再让学生合伙搭车,而是直接把孩子送到家门口――以往这种方法只针对残疾人。
我们太在意孩子们能否成功了,因此把抚养孩子也当成了某种形式的产品开发。父母们要求幼儿园开始教授中文,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未雨绸缪;高中老师收到家长愤怒的邮件,抗议学期未完就组织考试;学院院长把大学新生称作“易碎品”(事实上他们在入学前就已经破碎了)和“茶杯”(遇到极小的挫折就会破碎)。
以上,就是21世纪之初最典型的为人父母的方式――又一种将要破碎的泡沫。因此,美国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发动新革命,目标是击退这种近乎可笑的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和过度投资行为。新革命有很多手段――慢教育、简单教育、散养教育――但传递的信息是一致的:越少越好,盘旋是危险的,失败才是成功之母。你真的希望孩子成功吗?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放手吧。只有你放轻松了,他们才会飞得更高。
对于过度教育的抵制已经很久,但现在才有了新进展。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的调查,经济危机开始时,很多家长削减了孩子的课外辅导课,却惊讶地发现也没什么不好。2008年春天,《时代》杂志的一项调查问题是经济萧条如何影响家长和孩子的关系,结果显示,认为关系改善的是认为关系恶化的4倍。
“这个时候,所有的问题都放到台面上来了,容易发现问题出在哪里。”慢教育运动的导师卡尔・赫诺(CarlHonore)说。
最糟糕妈妈的反击
Overparenting(过度抚养)这个词跟美国著名的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有关。1899年麦克阿瑟进西点军校时,他的母亲平克也在军校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据说这样她就能用望远镜看清儿子有没有好好学习。
过度抚养在1990年代发生了更具戏剧性的演变,就像刹不住的汽车一样。世道越来越繁荣,可恐惧和焦虑渐长;犯罪率下降,可家长们却不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步行或骑车上学的孩子从1969年的41%下降到2001年的13%。1980年至今儿童受伤死亡率下降了50%,可是家长们却不让孩子在操场上锻炼,婴儿车上不忘温馨提示“折叠前请抱走婴儿”。6至8岁的儿童,自由玩耍时间从1981年至1997年下降了25%,可家庭作业却翻了倍。书店卖《脑力餐:提高孩子智力的100餐》;因为研究者发现常听莫扎特的音乐可以暂时将婴儿智商提高9分左右,佐治亚州给每个新生儿家庭寄CD《用音乐强健婴儿脑力》;在最疯狂的时候,大学校园里安装了“你好,妈妈!”的网络视频,家长们可以看见公共区域的情景;安永会计事务所专门为新晋职员提供“父母套餐”,这样父母们也能参与到和公司谈收入和福利的行列。
当你在谷歌里输入“美国最糟的妈妈”,会发现前几页的搜索结果都是关于一个叫勒诺・斯坎纳兹(LenoreSkenazy)的母亲,就因为她让自己9岁的儿子一个人坐地铁从商场回家。她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中对于什么是“儿童能接受的风险”的叙述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记者从中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甚至马耳他打来电话要求采访。斯坎纳兹决定反击,她争辩说人们已经丧失了评估风险的能力。我们担心发生坏事,但行为却伤害了孩子,让他们在焦虑和不敢冒险的温室中长大。
勒诺・斯坎纳兹毕业于耶鲁大学,和丈夫共同抚养着两个儿子。她承认自己曾经有点“西科斯基”(生产直升机的公司),她曾为儿子的生日派对请来一位足球教练,还给每个参加派对的人分发了口腔保护罩。
但是从这一天以后,她创办了一个叫“自由成长的孩子”博客,后来还出了一本书《自由成长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曾有过的自由,不要太担心》。她写道,做父母的一代小时候自己一个人步行或乘车上学、被人善待或被人欺骗、摇摇晃晃地挨家挨户去推销饼干……可他们现在却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惯得弱不禁风。”她认同汽车安全带和自行车头盔这样的理性防护工具,但是有些做法让她觉得很荒唐,比如有人建议家长们在每天孩子出门之前给他们照张相,万一被绑架了,警方能有一张孩子的最新照片,看清楚他们穿的什么衣服;一旦孩子安全回来了,家长就可以删掉照片,下个早晨继续拍。
这个建议在那些听说小女孩走丢的家长看是个好办法。但是太多家长都计算错了。斯坎纳兹说,从统计学上讲,没给孩子接种疫苗而让孩子受到H1N1流感威胁的父母,其实是更疏忽大意的。换句话说,从来没有报道说有哪个孩子被陌生人的万圣节糖果毒死,而且儿童被陌生人绑架和杀害的可能性只有一百五十万分之一。如果有家长问:“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商场?”她建议的回答是:“那你怎么能让他去亲戚家?”(受过性骚扰的孩子有80%是朋友和亲戚的受害者)或者“你怎么能让他坐在你车里?”(2008年超过43万个孩子在机动车事故中受伤)
“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对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做好预防,但是有好运,就有厄运,你掌控不了,没有100%安全的世界。”
恐惧就像真菌,暗中侵蚀了父母原本安宁的身心。如果说担心孩子身体受伤还算理性的话,那担心孩子失败就太多虑了。既然知道未来孩子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中摸爬滚打是难免的,为了这种恐惧而给幼儿园的孩子布置家庭作业、组织三年级的学生进行双语竞赛、进大学之后还给孩子设闹钟……又有什么用呢?
“直升机”的撤退
很多教育学家都在寻找各种让“直升机父母”撤退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家长们要在暗中使劲,不要越过自己的职能范围。
每个老师都会跟学生家长说,学生们需要失败来树立信心。可是,老师发现,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代做作业、画画、写实验报告,然后为了把孩子送进好点的班级,像个政客一样发表长篇大论。堪萨斯州Belinder小学的校长卡伦・伏契尔制定了一项“非营救”制度,可是她每天都会在学校里发现学生父母落下的便当盒和笔记本。甚至有一天,一个母亲急匆匆地拿着一串项链跑到学校,为了让她女儿穿着更得体。“我很幸运,和聪明的父母打交道,却看见很多聪明的父母做出蠢事来。这就像病毒。父母们知道自己不该如此,可他们却控制不住。”
教育学家认为,做小学生的“直升机父母”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一直持续到初中和高中就不好了。有些高中老师提到“秘密战士父母”,即那些不总是盘旋在孩子头顶,但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父母,比如音乐剧角色分配和决定足球比赛的首发阵容时。高三是黎明前的黑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大学准入资格是检验他们教育成功与否的一张成绩单。而在很多大学里,专门设有家长项目主管,他的职责是定期召集一定区域的父母和教师见面。某大学官方网站上给出的五个建议是:参观(但不要太频繁)、交流(也不要太频繁)、别(过于)担心、期待变化、相信他们。
在治疗“直升机父母”的办法里,最有力的武器是井喷般出现的父母网站,父母们可以在上面吐露心声、承认错误、明白降低对孩子的期待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孩子的教育。一位母亲在Truuconfessions.com网站留言说:“我认输了,真想放弃她。可这不是注册的目的啊。”
但是力求革新的教育学家对于过多的教育建议并不看好。父母们学到的教育方法太多了,而这场新变革的目的是允许家长们有不同的教育方法,或者至少不盲从。卡尔・赫诺说:“有人相信,一定有一种秘密的教育方程式,如果我们多看书、多花钱、够刻苦就能找到,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你能想象更多可能发生的凶险吗?每个孩子都不同,每个家庭都不同,父母们要能不被媒体和其他父母的纷繁意见影响,找到最适合自己家庭的教育方程式。”
最后,家长们必须谦虚。我们可以忙乱,可以烦躁,可以逃避,但是最终,我们注重的事情可能并不那么重要。教育学家针对5年级的学生做过调查后发现,孩子们通过阅读得到的收获,和通过看电视得到的收获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他们在《今日美国报》上发表文章:“经常逛博物馆看起来并不比逛小卖部的收获多多少……等父母们拿起教育指导书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很多东西早就已经形成――父母的教育程度、父母是否离异、父母婚后多久有的孩子,这才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
如果你能接受以上令人惭愧的事实,那么理解D.H.劳伦斯在1918年讲的一句话就容易多了。“如何开始教育子女。第一原则是:不要管他。第二原则是:不要管他。第三原则是:不要管他。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开始。”
他当然说起来容易。
因为他没有孩子。(Nancy Gi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