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做研究只因"我愿意"
　昨天，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在上海作题为“挑战的物理”报告会。除了介绍物理学的发展，他也和现场观众分享了他的治学之道：做研究，只因“我愿意”，绝不是“为了要在50年后出名”。

　　现场有一位中科院的物理学博士生提问：搞物理研究，一项新发现从提出到被证明正确，进而被全社会接受，往往需要几十年，这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年轻的科研人员如何度过？李政道答，一项新发现、新成果等待被证明被承认，其实不只是物理学科的特性，所有科学研究都是如此。甚至小说家搞创作，同样要经历这个过程。所以他告诫年轻人，无论做什么事，不能只为图“50年后出名”才去做。要做好一份工作，最纯正也是最正确的动机只能是“我愿意做，所以我去做”，工作的意义只能在过程中得到体现。

　　李政道引用伽利略的例子证明他的观点。从1591年起，伽利略利用望远镜，先后取得许多重大发现，对当时教会的经典宇宙理论形成很大冲击。因此，他被软禁罗马，不准发表论文、不准演讲、不准讨论学术。直到1993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向全球科学家道歉，给伽利略“平反”。这一姗姗来迟的承认和道歉，距离伽利略逝世已有350多年。

　　也许正是抱着这种不求扬名的平和心态，李政道在诸多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学术研究方面，他在1957年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社会贡献方面，他曾提议设立中科大少年班，培养出一批批人才，也影响了许多“天才少年”的人生之路。可是，他并不觉得这两项是他的“成就”。他谦逊地表示，诺奖本身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是“锦上添花”，一个人做了多少就是多少，多一个奖，并不能为自己“加分”；至于少年班，更有成就感的应该是中国科技大学，自己只是提了一个建议而已。他认为，一项好的制度，一个和谐的社会，不仅需要科学家，也需要英明智慧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加在一起，社会才会变得更好。一席话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
2009-06-16 05:30来源：解放日报作者：章迪思 袁松禄
（教育孩子从小立定志向，无论将来做什么，都要为人类做出贡献，要无私，才能够成功，这是我们家长的责任）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6-18 05:35 编辑 ].

做研究有时就像玩玩具，提倡好老师要“一对一”教学生。“我至今仍记得爱因斯坦大、厚而温暖的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李政道前天做客上海交通大学励志讲坛，发表了题为《以天之语 解物之道》的演讲。
    李政道的演讲围绕他“一生最喜欢的科学”展开。“科学研究就像生活一样，不仅有意义，也很好玩。”李政道回忆起自己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导师、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每周都要花半天时间跟他讨论，目的是想让学生独立思考，并自己找到答案。

    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的中心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道，大概一千万℃吧。费米就问：你有没有自己演算过？李政道说：没有，因为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他：“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计算，才能接受别人的结论。”1948年，费米和李政道亲手制作出了主序星内部温度分布专用计算尺，他感觉就像做了一个“玩具”那般高兴。

    1952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文章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兴趣，也促成了李政道与这位物理学前辈的会面。“爱因斯坦提的问题都着重于物理的基本概念，我的回答使他很满意。”李政道说，爱因斯坦的英语有相当重的德国口音，而且讲得很慢，他们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站起来和我握手，并且和我说：祝你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我记得他的手大、厚而温暖。”李政道动情地说。

    从伽利略对“天之语”的初步解语——发现木星的4个卫星，到中国古代发现新星、超新星，牛顿之后近代物理的发展，20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核能的发现，最后展望未来的研究前景，李政道提出了解暗物质、暗能量是二十一世纪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挑战。他认为“天外有天”，宇宙之外可能有很多的宇宙。最近，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核天相连”，也就是说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的暗能量相变相连。

    李政道表示，自己的人生信条是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为浮名绊此身”。他说，“细推”是指要仔细考察，也就是说要重视学问本身的研究，至于像诺贝尔奖之类的功名其实都算“浮云”罢了。（新民晚报记者 钱滢瓅 实习生 李晓清）.

李政道交大演讲：“我是上海人”  2009-5-28  

昨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受邀走进上海交大做客励志讲坛，向交大师生发表了主题为“以天之语，解物之道”的演讲。李政道1926年出生于上海，昨天下午在交大的演讲，他用一句上海话“今天是我非常兴奋的一天，我是上海人”引来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东方网通讯员董少校5月27日报道：今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李政道在上海交大发表演讲，与师生们展开深入交流。李政道教授回顾物理学发展历史，追踪科学研究前沿，畅谈治学之道，并为同学们送上谆谆教导：“交友宜切磋，通理需深入。”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出席活动，向李政道教授赠送礼物。校长张杰院士致欢迎辞，对李政道教授推进中美物理交流、培养青年学生的举动给予高度评价。李政道教授的到来点燃了交大学子的激情，约两千五百名学生闻讯赶到菁菁堂，近距离领略科学大师的风采；不少同学通过校园网观看实况转播。此次活动为励志讲坛第79期。
　　
　　演讲开始前，校学生交响乐团献演了《火把节》《百鸟朝凤》和《天方夜谭》三个节目，曲尽其妙，音达其情，表现了交大师生对李政道教授来访的欢迎和敬意。指挥曹鹏教授说：“交响乐能带给人们陶冶和愉悦，我曾经带乐队在不同地方演出过无数场，但这次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演出之一！”交响乐团成员在演出间隙打出了“李先生，交大师生欢迎您”的字样。李政道教授从嘉宾席起立，面带笑容，向演出人员和全场观众挥手执意。现场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李政道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以天之语，解物之道”。他从四百年前望远镜的发明说起，回顾中国古代的天体物理和二十世纪的物理发展，展望未来物理学的发展前景，并特别回忆了他和费米、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交往。40年代李政道做费米研究生的时候，费米每星期都花半个整天和他单独讨论，训练学生对一切物理问题都去独立思考，找到答案。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爱因斯坦请助手把他们找去交谈。讨论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爱因斯坦的问题着重于物理的基本概念，最后他握着李政道的手说：“祝你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李政道说，爱因斯坦的手宽厚而温暖，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爱因斯坦的祝福使他深深地感动。
　　
　　“宇宙总能量约5％是已知物质的能量，其余约95％是暗物质的能量和暗能量。”李政道教授介绍了近期进行的暗物质、暗能量方面的研究。他发表了论文《暗能量的可能来源》，认为“天外有天”，因为暗能量的存在，我们的宇宙之外可能有很多的宇宙。在另一篇文章里，李政道试探解释美国高能核物理的新发现和暗能量的关系，提出“核天相连”的观点，即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的暗能量相变相连。李政道教授肯定了物理系季向东团队在探索暗物质领域的工作，并对他们未来的研究寄予厚望。
　　
　　地球在太阳系是不大的星球，太阳在整个银河星云系四千亿颗恒星中平淡无奇，银河星云系在整个宇宙中也非常渺小，然而，地球有其独特的魅力。李政道教授说：“因为有我们发扬炎黄文化的祖先，因为四百年前望远镜的发明，也因为爱因斯坦在我们小小的地球上生活过，我们这颗黄土蓝水的地球就比宇宙的其他部分有特色、有智慧、有人的道德。”
　　
　　主题演讲结束后，李政道教授和同学们展开了互动交流。对于他在多种场合提到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李政道说：“杜甫的这两句诗表达了我的心声，所以我非常喜欢。”他告诉同学们，不要让成见遮住了眼光。学生代表向李政道教授赠送礼物，他也欣然为同学们题辞：“交友宜切磋，通理需深入。”首字联为“交通”，寄语同学们与朋友多多切磋，深入贯通各种道理。
　　
　　此次来访期间，李政道教授还听取了数学系教师的汇报，对数学系发展给予悉心指导和美好祝福。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6-18 05:26 编辑 ].

【生平经历】
　　李政道出生于中国上海，祖籍江苏苏州，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李政道曾在东吴附中，江西联合中学等校就读。因抗战，中学未毕业。1943年因以同等学历考入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物理系，由此走上物理学之路，师从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1944年因日军入侵贵州，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被迫停学。1945年他转学到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二年级，师从吴大猷、叶企孙等教授。1946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1953年，他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场论领域的研究。三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他开辟了弱作用中的对称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物理等科学研究领域。1984年他获得全校级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这一最高职称，至今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科学研究上最活跃的教授之一。现在，他的兴趣转向高温超导波色子特性，中微子映射矩阵，以及解薛定谔方程的新途径的研究。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奋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不断发表科学论文。
　　自20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和夫人开始回国访问，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他积极建议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设立私人教育基金，对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个人亦喜随笔作画并积极倡导科学和艺术结合。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诞生于上海。他自幼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看，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未忘带。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到大西南求学，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到美国留学，当时他只有大二的学历，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然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3年后便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辨，被誉为“神童博士”，其时年仅23岁。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他非常要好的朋友）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中心信息之——宇称守恒。
　　在科学上早熟的李政道，1956年30岁时便升任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亲自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因而在1974年5月30日会见毛泽东主席时，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他的建议受到采纳。1979年他去合肥访问时去科大少年班看望了同学们，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李政道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主张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和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建议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等等。这些建议都一一得以实现。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真是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6-18 15:10 编辑 ].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十几岁孩子来找我。拿了一封介绍信。信是一九三一年我初到密其根大学遇见的梁大鹏兄写的。梁不习物理，十几年未通音讯了，不知怎样会想起我来。他介绍来见我的孩子叫李政道。他原在宜山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因为日军逼近宜山，他便奔去重庆。他的姑姑认识梁，梁便介绍李来昆明见我。那时是学年的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联大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程的几位先生商量，让李去随班听讲考试，如他合格，则候暑假正式转学入二年级时，可免他再读二年级的课程。其实这不过是我自己以为合理的办法，并未经学校正式承认许可的」　
　　李应付课程，绰有馀裕，每日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阅读物及习题。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作任何家里的琐事。我无论给他甚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的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的作问题的步骤，很容易的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老实的说，在此后的一年中，我因为自己的问题──冠世（吴博士之夫人──编者）的卧病；每日的买菜，升炉，煮饭；物价的日日上涨，实在没有心绪来预备许多的参考书和题目给他。好在他的天资高，亦不需我的讲解。　
　　一九四五年，曾昭抡先生忽然来找我，说军政部部长陈辞修先生、次长俞大维先生，想约我和华罗庚谈谈为军政部计划些科学工作事。我和曾虽是同事十年多，华亦六七年，但都无深交。陈俞二先生，更从未晤面。我所习的物理，亦与实用无关。但想想，去谈谈亦无碍。于是和华去渝，先后见俞、陈二先生。　
　　陈俞二先生想知道怎么计划，以有助国防的科学工作机构的意思。我即想了几日，拟就一建议，以为我国人材缺乏，任何计划，必须从根做起，即是：(1)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人材，(2)初步可派物理，数学，化学人员外出，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情形，拟一具体建议，计划筹建一研究机构，并即时选送优秀青年数人出国，习物理、数学等基本科学。　
　　我拟写的建议，陈俞二先生考虑后，以为可行，即令华和我负责数学及物理二部门。我们并建议请曾昭抡负责化学部门。
　　返昆明后，我告冠世一切经过。谈到推选青年习物理者二人时，冠世和我皆不犹疑的决选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天赋勤奋未有如李的（杨振宁已考取清华留美；黄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　
　　李政道表示，虽然他在吴大猷门下只有一年二个月的时间，但却是他一生中获益最多的时期。他说，「我从吴师学到的不仅包括人格的涵养，最重要的是学到对知识的『忠诚』 (dedication)。然而对这样一段重要过程，李政道却谈得不多。因为他认为，「我与吴师的关系很长，不是一句可以说得完的，否则也就不重要了。他承认，吴大猷是影响他最深远的一位师长。.

http://www.zj.xinhuanet.com/video/2009-05/29/content_16655951.htm

[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6-18 05: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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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ououmama 于 2009-6-18 09:27 编辑 ].

　　记者 俞陶然
　　晚报讯 昨天2009年6月15日，李政道博士“挑战的物理”报告会在沪举行。作为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博士向听众介绍了物理学的发展进程和趋势。据他的推测，因为存在暗能量，我们的宇宙之外可能还有很多宇宙，即“天外有天”。

而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的暗能量相变相连，李政道称之为“核天相连”。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理论。由于很快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他们在1957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名后的李政道一直关心中国的教育和科技，是他提出了组建中科大“少年班”的构想，也是他第一个提出在我国建立博士后制度的建言。

　　在昨天的演讲中，83岁高龄的李政道介绍了物理学的发展近况。如今，很多科学家认为，宇宙总能量中只有5%是已知物质的能量（也就是我们这样的物质的能量），约25%是暗物质的能量，其余的70%则是暗能量。那么，究竟什么是暗物质，什么是暗能量呢？李政道给出的回答是：“不知道！ ”因为，这两种人类从来没见过的物质和能量是推算出来的——它们应该存在，但它们到底“是什么模样”，至今还是谜。

　　对于这两大谜团，李政道博士提出了“天外有天”、“核天相连”等观点。在他看来，宇宙之外也许还有其他宇宙，如果能打探到来自与已知宇宙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消息，那将是多么伟大的成就。李政道表示：“了解暗物质和暗能量是21世纪科学史的大挑战，我相信我们会胜利的。 ”

　　据悉，暗物质和暗能量研究已列入我国科技部“973”计划。李政道博士说，上海交大专家就在制定计划，试图用实验来证明暗物质是否存在。.

杨和李都觉得宇称不守恒是自己的功劳，导致后来分道扬镳。李在演讲自己的成就时不会提及杨，杨同样不会提及李。.

视频节目中，李依然提到了杨。据我所知，李的姿态要比杨高，在物理领域里，李的贡献要大于杨。.

在生活领域，杨的贡献却不少，堪比默多克。.

俺不专业，李、杨的专业贡献大小有很多说法，似乎不太容易分高下。但在社会层面，俺个人喜欢李，不喜欢杨。李对中国有很多实在贡献，杨则虚的比较多。.

有同感！
有一篇比较邓稼先与杨先生的博文，我对于邓非常推崇，尽管邓先生默默无闻，也没有什么诺奖的光环，却为祖国和两弹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因为受到核弹的强烈辐射而过早离开了人世。邓稼先先生是我们及孩子们学习的永远的榜样！.

邓稼先是好样的。当年很多回国的学子同样值得我们和孩子学习。我也更喜欢李而不是很喜欢杨。
其实，抗战时期，还有很多很有才气的学子因为爱国上了战场。.

确实如此，许多先辈的科学家不但做出了科学上的贡献，也为我们和孩子在如何做人，做有益于人民和祖国的人树立了榜样！.

关于第七楼的视频资料，已经出了专著：
物理的挑战，李政道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宇称不守恒发现争论之解谜
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及有关资料
季承 柳怀祖 滕丽编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序
    2002年在杨振宁的直接推动下，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我和杨振宁合作和分裂的事情，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震惊。
    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自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破裂后，我一直保持沉默。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英文文集里公开发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描述。他对此事的描述和我对事情实际经过的记忆相差太大。于是我不得不在1986年作了书面说明。在今年4月3日前，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对事实的公开说明。这一说明是用英文写的，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这之后我继续保持沉默，祈望这件事就此了结，不再纠缠。可是杨振宁却把事情转向了中文读者，借用《杨振宁文集》（1998年出版）等一些中文出版物继续对我攻击。去年，在杨振宁直接推动下，终于又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编造了更多不真实的故事。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本来这个问题是无需争论的，可是杨振宁在1982年忽然用英文发表文章，宣称当初这个思想突破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当时我还反对。1986年我在用英文发表的文章里指出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之后，杨振宁就改用中文不断地继续发表和加强他1982年对我的攻击，完全不顾1956年的事实和经过。
    事实是，1956年，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这个思想突破。接着，立刻就有多位实验物理学家按照我的想法进行了实验和分析，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并发表了记载此事的科学论文。在这之后才有我和杨振宁合作写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论文和吴健雄等对该论文的实验证实。对于这项事实，当时进行实验予以证实的物理学家后来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做了细致、客观的描述。因此，很容易证明在我和杨振宁两人完全不同的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相当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很少见的。
    我和杨振宁的分歧是中国学术界十分关心的事。现在事情又有了新发展，我觉得有必要让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学者及所有关心此事的炎黄子孙能进一步了解李杨合分的真实情况。因此，我才把就此事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的全文及当年有关的英文资料的中文翻译，汇集出版，公布于众。
李政道
二OO三年七月
写于纽约

http://tdlee.ccast.ac.cn/jiemi.html
有详细内容下载.

政道按：
    现在放在网站上的《真相乎》一文是香港《明报月刊》2005年5月刊登的我对杨振玉女士短文的回答。《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以下简称《解谜》）2003年出版后，杨振玉女士于2004年11月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的文章，企图用毫无客观证明的假话来否定《解谜》书第19答中关于1972年那次会见的真实历史纪事。由于杨振玉女士以“真相”的名义写出，实际上却与事实完全不符。故我特作此文回答。
    《真相乎》文中的朱永行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副局长，八十年代初以后是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他在七十年代初曾是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接待杨振宁和我及其他国外科学家来国内访问的负责人。朱永行先生对此事的说明，一是根据他自己的回忆，更重要的是根据他现在手头有的当时接待工作有关的文件资料。他的说明无疑是真实的，负责任的。
    《解谜》书中我的诸答，用大量客观的文献和事实证明了杨振宁的谎言，这些客观文献和事实都是由当时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们书写和提供的，他们作为历史事实的客观见证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在有关科学刊物上发表了这些文献和事实，足以证明2002年杨振宁是完全不顾已存在的文献和事实，企图重写历史。《解谜》一书2004年出版和其预印本2003年5月入网后的二年中，唯一可看到的反驳或辨护就是上述杨振玉女士在《明报月刊》上的这篇文章，但其仍无任何客观性的证明，也是一篇谎言。该文作者完全不顾自己已故的父亲病危时的遗言，违反了中国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又是在伪造历史。
    为便于读者对照，现同时将杨振玉女士去年11月在《明报月刊》上的《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一文亦附于后。

真 相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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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  

    本刊二OO四年十一月号曾刊出杨振宁之妹杨振玉女士所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一文，对李政道先生在《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一书中对该次会见的记述作出澄清。李政道先生寄来本文以及他与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负责人朱永行先生就该次会见于最近互致之信函，再忆会见情形“以正视听”，兹一并刊出。 ——《明报月刊》编者
    我在2003年4月3日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时，谈到1972年我去医院看望杨武之先生情况时说：
    “对我和杨振宁的合作分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在他过世前，向我郑重表示了他的看法。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经过。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当我和我夫人惠君（替代字，原字为君上面加一竹，下同）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
    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我在瑞士日内瓦曾和他见过面。1972年他已在医院里。我和惠君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幸好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去忘记这些事情。”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当惠君和我告辞时，我们能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回到旅馆后，惠君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直和伟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后，惠君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见《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简体版，甘肃科技出版社，第61-62页。
    繁体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66-67页。

    这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不料在《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以下简称《解谜》）一书出版半年多后，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针对上述书中我的这段谈话，在香港的《明报月刊》（2004年11月）上登了题为《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以下简称《真相》）一文，说她全过程在场，但却又说，“李政道讲的这些（指《解谜》书中上述的这段谈话）都不是事实”。为了核实此事，我于今年三月九日写信给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领导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当时主持我们回来具体接待工作的朱永行先生，烦请他帮助回忆和从他手头能有的有关记录中进行核对。朱永行先生三月十六日复信给我说，从他手头有的当时的材料看，我的回忆是符合那天实际情况的。现将我三月九日给朱永行先生的信和他三月十六日的复信，一并公布如下：

    我今年三月九日给朱永行先生的信
永行先生：
    十几年未见，甚念。
    1972年我和惠君自1946年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到祖国。您当时是科学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负责我们在国内旅行和访问的接待和安排。光阴似箭，虽然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但那时的很多事至今难忘。
    那次回到阔别26年后的祖国，承蒙安排，在国内参观了不少地方，看到了祖国的巨变，收获甚大。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百忙中接见了我和惠君。周总理和很多朋友对我和杨振宁之间的关系非常关心，希望我们和好，使我很受感动。因此，我们到上海后，听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患病住医院，当即就向陪同人员提出是否能去探望他老人家。当时陪同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武之先生也很想看到我。10月27日下午，我到医院见到武之先生时，他老人家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武之先生每一句话，均需女儿杨振玉女士重复。他老人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很想看到您，很清楚，你和振宁62年破裂当然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请你原谅他。我不因振宁是我儿子而袒护他，我已责备过他，他很听我的话，相信他会照我的话做的。可惜你们没能在这里见面，你们两人应该和好，你们都是天下奇才，都是中国人，你们都见了总理，就应该以国家为重，个人应该放在一边。我有千言万语要讲，虽振宁对不起你，但为中国下一代学子，很希望你们能很快和好。听了武之先生这些话，我当时很激动地对武之先生说：请您好好休息，我牢记您的话，我和振宁之间的矛盾一定会解决的，请您放心，盼望您很快恢复健康。随后，我和惠君又到杨家探望了杨振宁的母亲和弟妹。
    当时陪同我们的国家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也对这次我与武之先生的会见十分重视，也很感动。他向我表示，由于周总理和中央很多领导十分重视及关心我和杨振宁之间的关系，他将把这次会见情况报告上去，让总理知道。您当时作为科学院外事部门负责人一定知道他对这次会见情况的报告。
    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在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问题时讲了这件事。但近日香港“明报月刊”（2004年11月）上登了杨振玉女士的一篇文章（附上）称，“李所描述的（指我对这事的回答）主要点与事实不符”。她不承认武之先生讲过这些内容，甚至连武之先生与我紧紧握手都不承认。好在，在场不仅有杨振玉女士和我们夫妇，还有陪同的工作人员，而且根据当时情况，他们当时会有记录。
    事隔三十多年，我今天把我对这件事的记忆，向您述说。我相信自己的记忆是准确的。同时我想烦请您帮助回忆和在您手头能有的记录中核对一下。
         敬祝
安康
        李政道
   二OO五年三月九日


    朱永行先生三月十六日给我的复信
尊敬的政道教授：
    谢谢您三月九日的来信。
    正如您所说，三十年过去如同一瞬。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有幸参与了在周恩来总理直接过问下，接待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回来探亲访问的杨振宁先生、您及其他几位国外著名华人学者的工作。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信中谈及的，您和夫人1972年10月27日去医院探望杨武之先生的情况，从我手头有的当时的材料看，您的回忆是符合那天实际情况的。
    由于当时周总理和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心您和杨振宁先生，所以对您和夫人去探望杨武之先生以及杨武之先生在重病下紧紧握您手说的，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我们大家都十分感动，印象很深。
           敬颂
  大安
               朱永行
二OO五年三月十六日
     从朱永行先生复信中，明显看出，朱永行先生对这段历史的回答不仅是根据他的记忆，而且更重要的依据是当时留下的材料。朱永行先生在中国科学院负责外事工作长达近二十年，是一位十分认真负责和十分严谨的负责人。他对这段历史的回答，当然是真实和负责任的。显然，杨振玉女士的“记忆”出了毛病。她的《真相》一文中所云的不是真相，而是假相。为了还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把被她在《真相》一文中颠倒了的这段历史，再校正回来。我不得不如《明报月刊》登《真相》一文时的“编者按”中所言“特撰本文作澄清”，以正视听。.

附录  
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  -
杨振玉（旅美神经生物学家）  
    《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今年初在香港出版，书中曾提及一九七二年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在上海华山医院见面时的情况，其时本文作者全程在场，兹因该书描述的主要点与事实有出入，特撰本文作出澄清。——《明报月刊》编者
    几个月前，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一书，后来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又出版了内容基本相同的简体字版。
    《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的第一部分是《李政道教授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以下简称《答问》）。李在《答问》的（十九）中描述了一九七二年他和我父亲杨武之先生在上海华山医院会见时的情况。那次会见时我全程在场，李所描述的主要点与事实不符，现澄清如下：
    一、李在《答问》中说 “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编按：本文标楷体字为《答问》中原文），事实是我父亲从未提出过想和李政道见面。
    我的大哥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获得一九五七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我的父母亲曾于一九六O和六二年两次飞赴瑞士日内瓦与杨振宁夫妇和我二哥杨振平相聚，这两次李政道都曾拜访过我的父母亲。据父亲回到上海后告诉我三哥夫妇以及我们夫妇：“李政道来拜访纯属礼节性，我对李政道并没有特别印象。”
    一九七O年，我父亲因严重的糖尿病再加肺部反复感染，入住上海华山医院，以后就未能再起床，当然也不能出国去会见我在国外的兄嫂们。一九七一年夏，杨振宁作了破冰之行，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祖国大陆，到上海下飞机即直奔医院探望病重的父亲。在我哥哥此行的带动下，一九七二年，多位美籍华裔科学家包括李政道在内，纷纷回国访问。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老同事如任之恭、顾毓秀先生都先到华山医院探望我父亲。一九七二年十月的一天，上海市当局派人来和我们说，周总理在北京会见李政道时，曾建议李到上海后也去医院探望生病的杨武之老先生，现在李政道已由北京来上海，将来探望我父亲。这就是我父亲会见李政道的由来。
    二、李在《答问》中又说，在见面时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手……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六二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你们（指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 （这两段李说是我父亲的话，引号是《答问》中原有的）李接着说我父亲 “然后他（指我父亲）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反反覆覆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话”，李还说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
    李政道讲的这些都不是事实。
    一九七二年春我父亲已病得十分严重，曾几次因为高烧而意识不清。一九七二年夏稍有好转，但极度虚弱，高度失聪，说话困难而且不清楚。父亲是躺在华山医院的病床上会见李的，父亲说的话李听不懂，都需要由我复述。父亲断断续续地、礼貌性地感谢李政道来探望，并礼貌性地祝李政道在学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父亲已经无力紧紧地握住别人的手（见上图）。我更完全没有听到父亲曾“反反覆覆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过的那些话。父亲虽然戴了助听器，大声在父亲耳边重复两三遍，他才略能了解一些。我也没有看见李曾带泪和我父亲说话。短暂的会见很快就结束了。
    这就是父亲会见李政道的全过程的事实。.

有感动，有反思，所以要辩证，都是为了脊梁。.

杨振宁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很幸运地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作了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
杨李之争是不幸之事，也牵动了周总理和许多人士。我们是后辈，不便评论，但大家心里还是有杆秤的。.

2009年06月19日
“上至太空探天高，海深有底量地厚。”这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6月15日在上海作报告时，给上海青年的寄语——“我希望上海青年能有爱因斯坦那样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而由上下联首字组成的“上海”二字，则寄托了这位83岁游子对于故乡的深爱。
　　6月15日，上海市科协和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报告会，主题为“挑战的物理”。报告会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会见了李政道博士，对李政道博士来沪作学术报告表示欢迎，并对李政道博士在物理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敬意，欢迎他经常来上海访问、讲学，希望他继续关心、支持上海，对上海发展多提意见和建议。李政道博士向市领导介绍了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进展情况。
　　报告会由上海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孙正心主持，中科院院士邹世昌、徐至展、陶瑞宝，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翁铁慧，市科技党委书记陈克宏，市教委副主任莫负春等出席报告会。来自上海市有关政府部门、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以及市科协各学会、协会、研究会，振华重工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近800人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上，李政道以物理学发展历史为线，从伽俐略、牛顿到爱因斯坦，再到最近备受关注的宇宙中的未知“暗能量”，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物理学的发展进程和趋势，与在场听众交流了物理学研究心得，并回答了部分听众的问题。整场报告会洋溢着浓浓的学术交流氛围，展示了世界级科学大师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
　　作为一名以宇宙作为思考半径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坚信“天外有天”。“大家也许不知道，已知物质只占宇宙总能量的5%，还有25%属于暗物质的能量，剩下的70%则是完完全全的暗能量。”李政道表示，暗物质、暗能量将是21世纪科学史的大挑战。最近，他又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核天相连”的观点，也就是说，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的暗能量相变相连。
　　爱因斯坦25岁提出狭义相对论，玻尔27岁提出量子论，39岁的克里克与27岁的沃森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在同样年轻就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看来，科学是年轻人的事业，往往“一代新人才推动一场新科技的发展”，因此，如何为青年成长创造环境、指点方向就成了上一代科学家的使命。
　　“做学问先要学‘怎么问’，如果在学校只学‘如何答’，那不是做学问。”李政道回忆起自己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其导师、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每周都要花半天时间跟他讨论，为的就是让他学会独立思考，自己找答案。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的中心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道，大概一千万摄氏度吧。费米就问：“你有没有自己演算过？”李政道说：“没有，因为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他，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计算，才能接受别人的结论。1948年，费米和李政道一起制作出了主序星内部温度分布专用计算尺，“感觉就像做了个玩具”。
　　无论到哪儿，诺贝尔奖的光环始终环绕在李政道身旁。对此，李政道表示，“任何科学发现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证明，科学家不能只想着出名，而要考虑做这件事是否有意义。”他说，自己的人生信条是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为浮名绊此身”。“细推”是指要仔细考察，也就是说要重视学问本身的研究，至于像诺贝尔奖之类的功名其实都算“浮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