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flay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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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1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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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比智商更重要------转载
儿子念小一,应该是无忧无虑的时候,可是昨晚和儿子的聊天却让我痛心,儿子对我说: 妈妈,我很累,我想跳楼算了~
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只有6周岁孩子的口.....
今天查了很多资料,找到一篇<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的文章,希望爸爸妈妈都能引起重视,更加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转载如下:
情商不是靠背书、考试能学到的。在中国传统背考模式的影响下,情商的培养受到了长期的忽视甚至忽略。
应试心态造成了不少中国学生每天拼命地读书,把追求好成绩当做惟一人生目标,没时间交朋友,忽略了人际关系的培养。而中国学校的“名次”造成了一种“零和”心态(每班只有一个第一名,学生都彼此当作竞争对手)。这样的教育模式可能逐渐把学生培养成为情商很低的人。
李开复开出了培养情商的药方。
首先,评估自己情商的缺欠在哪儿。情商其实更多是别人如何看你、社会或市场对你认不认同。在美国公司有一种360度意见调查,每个员工都要得到上司、下属、合作者等各方面的评估,最后得到的若干份评估应该是一个别人眼中真实的你。评估是匿名的,往往能获得真诚的意见。
虽然在学校里没有类似的调查,但学生们仍然可以多听听老师、家长、同学的意见,挑选合适的目标来培养自己的情商。如果人际关系太差,可以定一个目标,每一个月交一个新朋友;如果自控能力不好或脾气太坏,可以请朋友在自己要发脾气时用约定的“密码”来提醒自己平静下来。
李开复说,在美国的中小学,老师常常会要求学生近期给自己划定一个进步的目标。他的女儿是个害羞的孩子,他就和老师商量把克服害羞定为女儿进步的目标,要求女儿每天必须举手提问一次。一段时间以后,把举手提问改成一堂课一次,再后来,一堂课举几次手。最后女儿上课举手提问已经成了习惯,面对很多人说话不再觉得难为情。“在中国,情商的培养可能会遇到障碍。”李开复说,中美教育理念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应该承认并吸收美国好的教育理念,基础教育是前提,大学教育是关键。
李开复说,在美国,他女儿拿回来的作业,几乎每次都是和两三个同学合作,做不好都挨批评,荣辱与共,孩子间有很强的合作意识。
在中国,要是大家共同完成一份作业,老师会鼓励吗?家长如果要求老师不要把孩子的成绩排名贴在墙上,只说明学生大概的学习状况就行,老师能接受吗?如果学生提出,我想成为最好的我自己,而不是批量生产的没有个性的自己,家长和老师愿意吗?
李开复说,他在写给中国学生的第一封信里也谈到一些情商的要素,比如坦诚,与别人分享你的想法。可这些建议却受到挑战。有大学生写信给他说,“你让我们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可有的人在听了我的好主意后却堂而皇之地占为己有”。还有的说,“我们老师说了,和别人分享就等于慷慨地让人占便宜。我们到底听谁的?”
比尔·盖茨是个非常谦虚的人
李开复说,并不是说你显现出一定能力就不可一世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才!
比如比尔·盖茨就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很多年前,在Windows还不存在时,他去请一位软件高手加盟微软,那位高手一直不予理睬。最后禁不住比尔·盖茨的“死缠烂打”同意见上一面,但一见面,就劈头盖脸讥笑说:“我从没见过比微软做得更烂的操作系统。”
比尔·盖茨没有丝毫的恼怒,反而诚恳地说:“正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才请您加盟。”那位高手愣住了。盖茨的谦虚把高手拉进了微软的阵营,这位高手成为了Win dows的负责人,终于开发出了世界最普遍的操作系统。
中国很多年轻人包括大学生们正在创业。李开复希望青年创业者应该读读《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该书提出,一个从优秀跨入卓越的公司都有一位“第五级领袖”。
第五级领袖的特征是谦虚、勇敢、执著。他们不自我膨胀、不吹嘘自己、不霸占大权,而总是以公司为重,放权给能干的人。“史蒂夫·鲍尔默,微软的CEO,是近年来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李开复说,“几年前的鲍尔默就像个果断的老板,凡事喜欢一手抓,而且,总是在最前台鼓舞士气。做了CEO后,他放权给公司七大部门的负责人,不再做每件大事的最后决定人,而更支持7个部门负责人的成长。他不再做一个最有煽动力的拉拉队员,而是一个幕后的教练。他把自己对竞争对手的研究转换成对人才的研究。”李开复说。“鲍尔默的行为对我很有启发。在我对任何要求回答‘我做不到’之前,我总会想到鲍尔默可以做到,我为什么不试试?他这个榜样帮助了我的成长。”
心理学博士加盟微软
今年10月,浙江大学的学生们迎来了他们的校友、微软亚洲研究院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的负责人王坚博士。大家最好奇的是王坚的经历,这个曾经是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微软的主任研究员。据说,他关于“数字笔”的研究让比尔·盖茨孩子般地欣喜若狂。
李开复说,IT企业必须让产品最大限度地人性化。今天不仅像王坚这样的心理学家加盟微软,从心理学的角度辅助产品进步,甚至,文学家、社会学家等人文领域的专家也在为微软服务。
如果讨论一个技术要不要产品化,微软内部有个专门的部门来模拟会有哪些人、在什么场合用这个产品。小说家要根据社会学家做的市场调查,虚构几个场景让不同的主人公使用产品,甚至可能最后拍成图片或是电视片。研发部门的人可以看到一个模拟的未来产品走向,他或许能看到,一个家庭主妇实际基本不可能用这个新产品;或是一个公司的经理他很喜欢这个产品,但还有很多功能学起来很费劲,最后他放弃了。
“一个现代企业,需要更多的是复合型人才。”李开复说。
需要培养“大师”
和李开复交谈,会让你忘了他是全球最著名软件公司的副总裁。他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和理解让人吃惊。
他不仅给中国学生写信,还给中国分管教育的领导写信,力陈自己的观点,“……中国若想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的下一代一定要赶上国外。而若想有出色的下一代,中国一定要有一流的教育体系”。同时,他还列举了中国学校的弊端:教育方法僵化、知识老化、学风浮躁、学生只知道个人奋斗而缺少团队精神。
李开复说,中国学生的求知欲让他感动。但让他最痛心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滞后,无法提供学生需要的知识。“有些学生以为,自己知道得很多,其实他们吸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学生完全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
在给领导的信里,李开复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师资与美国的师资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认识很多中国的老师,他们大都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但他们的知识比较陈旧,所以,他们未必是足够好的老师。
在美国的一流学校,创新和终身学习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为学生所仰慕。
李开复说:“中国一些大学教授的薪资,远远落后于业界。我在中国去过的每一所大学,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不愿意留校任教职。这使中国师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导致待遇更上不来。”
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那位得到青睐被雇用的助理教授将有50%的概率在7年后被大学的“终身职”制度淘汰掉。惟有经过7年考验,证明自己出类拔萃,才能成为“副教授”。
在美国,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待遇,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这造成了美国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良好的待遇提升师资水平,师资上升使学生崇拜老师,学生的崇拜使老师社会地位提升,高的社会地位导致待遇继续提高。
李开复至今清晰地记得,当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其导师罗杰·瑞迪对他的帮助。罗杰·瑞迪是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委员会信息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图灵奖”获得者。作为科学家,他并非全知全能,但他知道怎样去看待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知道怎样用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去激励学生的热情和想像力。
在计算机语音识别的研究过程中,李开复对导师主张的方法产生了怀疑,打算采用其他的方法试试。于是,一个世界级顶尖大师和他还没毕业的学生有了分歧。
罗杰·瑞迪最后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可以支持你。”正是导师的这个态度,影响了李开复终身。
李开复按自己的路子走了下去,罗杰·瑞迪一如既往地给他提供最好的机器和最新的资料。李开复的研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语音系统的识别率从原来的40%提到80%,罗杰·瑞迪也兴奋地说,你该去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李开复的成果引起了轰动,直到今天,全世界所有语音识别的研究都是在他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怎样培养出更多“大师”而不是“匠”,应该是21世纪中国的教育追求的一个目标——李开复感慨地说:我希望新一代中国大学生更加具有全球化的“大师”级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