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杨振宁还是做邓稼先

——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谈成长

记：您认为创办一流大学的目的地培养一流的、有正确价值取向的学生吗?
朱：是的，这个问题在大学有过争论，即：是做杨振宁，还是做邓稼先?

　　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小时候的朋友。邓稼先出生在安徽怀棕，杨振宁也是安徽人，他们是中学同学，后来又是西南联大的同学，然后同时到美国留学，两个人住一间屋子亲如兄弟。50年代读完博士后，邓稼先就回国了。那时国内实行供给制，每月只给300斤稻谷做工资。杨振宁留在芝加哥大学，后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后来得了诺贝尔奖。邓稼先回国不久就组织人员研究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因为那时候研究条件很差，也经常出事故，所以邓稼先62 岁时就去世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生活道路了。大家都崇拜杨振宁，认为他要是像邓稼先那样回国就没有得诺贝尔奖的希望了。我说，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给我们争了气，我们中国人都感谢他。但是邓稼先回国为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也就没有现在的大国地位。我说再过一百年，中华民族会有更多人记住邓稼先。杨振宁先生怀念邓稼先的文章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实际上把他们两人所走的路作了总结。他说，“假如说 哪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背景音乐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我儿时从 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双手
　　擎天空
　　长江黄河亚洲之东
　　巍巍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回首黄尘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杨振宁说这话的意思是，邓稼先就是歌中唱的这样的中国人，这种奇丈夫。然后他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逝世后，杨振宁给邓稼先夫人发了电报，其中有下面几句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谊。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会仍然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评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邓稼先庆幸!”
　　这就是杨振宁亲自为邓稼先的人生道路所作的总结。当然他们两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杨振宁说得很清楚，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我肯定他在写这句话时心里想到邓稼先的贡献是真正永恒的。
　　我在国外时就跟学生说，其实你们好多人——中国科大在国外已经超过五千校友——应该好好想想中国人为什么要在一百年后怀念邓稼先?就是因为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在中华民族已经维系了几千年了。你看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或者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五千年了，没有分裂，文化没有大的变化。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一个非常强的精神凝聚力，有个价值观。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在舆论导向上有许多偏差，大家把西方国家的事情说得太好，都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什么都好，很公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到过美国的人看看那里的种族歧视，看看李文和在美国受到的待遇，这些都说明美国或西方国家并不是十全十美。我今天之所以花很多时间说这个，主要是想说明我们过去在教育上比软欠缺的一款，就是学生的素质教育。.

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学有一双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大两岁的是杨振宁，小两岁的是邓稼先，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孩子。数十年的友谊是从逮知了的大树上，从弹玻璃球的泥地上开始的。这友谊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俩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后二十年，邓杳无音信。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来华。有关部门批准邓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旧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来木工，把邓稼先的一个旧书橱打磨赶制，又匆匆装上一面穿衣镜，使之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大衣柜；破旧的地板上了蜡，又有人从办公室扛来沙发，送来了良种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仿佛是在戏台上置景。邓稼先默认了。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电影，把人们都引到电影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

【简历】    1950年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邓稼先个人概述】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邓稼先词是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自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功勋泽人间。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学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他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
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
不久，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终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看得人肃然起敬！.

热泪盈眶，现在到哪里去找有这样奉献精神的人！应该把它作为小学生的教材，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不是空洞的说教！.

在七年级语文教材中有一篇：[两弹元勋邓稼先].

正因为如此 ，更要鞭策我们自己要向他们学习，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向他们学习！.

其实，励志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环。孩子有了远大的理想，学习上的困难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邓老及其团队是不朽的。是怎样的教育和环境铸就了“邓稼先”们？
除了孩子要学习，一部分大人要学邓老，一部分大人是否愿意学习总理呢？时间会把答案留给大众。.

问题是这种价值观还有说服力吗？ .

老百姓为了生计而奔波，可能无暇顾及，尤其在和平年代。
到了金字塔顶端，是回避不了的。.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学习邓老，搞政治的要学习总理。如果每种岗位的人都努力了，全社会才可能和谐。.

李政道最近在上海说：他认为，一项好的制度，一个和谐的社会，不仅需要科学家，也需要英明智慧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加在一起，社会才会变得更好。.

　　饶毅

　　1998年10月13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崔琦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不仅是华人高兴的消息，也使人们想到为什么华裔多次在物理学获奖、华裔得奖者的生活和教育经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先把六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年代列在这里。一九五七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九七六年丁肇中，一九八六年，李远哲，一九九七年，朱棣文，一九九八年崔琦。也就是说，从五十年代起，华裔基本上是平均十年获一次奖。其中，除李远哲是化学奖外，其他都是物理奖。
　　 我们再来依各位的年龄看一下他们的简历。杨振宁生于1922年，父亲留美回国后长期任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杨振宁1942年大学毕业于西南联大，跟吴大猷做过毕业论文，再在清华跟王竹溪做过研究生后于1944年获硕士。46至4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跟有“氢弹之父”之称的特勒（Edward Teller）获博士，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时做的研究得1957年物理奖。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一商人家庭，1943年中学毕业于江西赣州，入浙江大学后并入西南联大。46年赴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后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有短期工作，1953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做助理教授，56年29岁时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正教授，57年李政道31岁获奖时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丁肇中生于1936年，父母都是中国的教授，后在台湾念书，1956赴美，在密执安大学读完大学和研究生，62年获博士。以后欧美来回多次，再在麻省理工学院呆下。李远哲也是1936年生，不过是在台湾新竹。55至59年念台湾大学，59年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做硕士论文，62至65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念博士，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后，1968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助理教授，73年成为正教授，74年后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1957年毕业于香港培正中学，以后留学美国，1967年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此后先到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至今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在最年轻的是1948年出生的朱棣文。他的父亲也是中国留学出来的物理学家，当时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任教，朱棣文因此出生在圣路易斯市。他在罗砌斯特大学毕业后，1976年从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博士，以后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1990年起为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的教授，他的哥哥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六个人的简历，反映了中国科学教育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二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可以在四十年代以前在中国大陆完成大学教育，然后赴美留学，在名校受研究生训练，任教、从事研究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只有在香港和台湾受大学教育者还可以走这一条路，对于在中国大陆受大学教育者来说，这条路到七十年代末才重现，八十年代中以后才恢复到四十年代以前的开放程度。这中间，就从简单统计来看，说中国大陆的应该有的人才数量是港台的几倍也不夸张，这样五十到七十年代即使只是保持三、四十年代中国科学教育发展已有的势头，也可以预计和丁肇中、李远哲、崔琦同代的人中应该有相应倍数的从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样说不光是为那些本来可以作出更大科学贡献的科学家而惋惜，也不难由此推想有多少杰出科学人才在中国大陆丧失了受到理想的教育、得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根据杨振宁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的回忆，中国政府在1957、1960和1962年三次让他的父亲、数学家杨克纯(武之)（1928年芝加哥大学博士）赴日内瓦见杨振宁，其中后两次明显是中国希望劝说杨振宁回国。人们也会觉得奇怪，一方面，去争取已经在国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回国，另一方面，当时的政策实际是使中国国内相当多有科学才能的人得不到发挥，也是顺带保证中国自己国内已有人才不能得诺贝尔奖。在美国生的朱棣文得奖象征美国华侨家庭早已脱离做苦工，而进入华裔本就有传统兴趣的教育文化领域。
　　华裔得物理奖多，现在已经清楚不是偶然的。中国科学发展中，早年投入物理的有很多优秀人才，中国的物理学教育和研究梯队，一直是中国科学技术界最好的一个。我们这里从科学家出生年代来看早期的中国物理学家，可以发现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背景。四位公认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是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和吴有训。其中，北京和南开大学的饶毓泰是1891生，1922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南开大学的胡刚复是1892年生，1918年哈佛大学博士，先在清华后在中国科学院的吴有训是1897年生，1926年芝加哥大学博士，清华和北京大学的叶企孙是1898生，1923年哈佛大学博士。这里只列学位来源，并不是我认为名校就一定确定个人成就，但是不可否认，名校出身的人中，总的来说作出好的工作的人的数量要多。而且不是同一专业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具体研究工作水平，而学位来源可以比较简单地显示科学人员的起点。以后回中国的物理学家中，有严济慈（1901生，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的磁学专家施汝为(1901生，1934年耶鲁大学博士)，清华和北京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1911生，1938年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核物理学家钱三强(1913生，受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后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胡宁（1916生，1943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高能物理学家李正武(1916生，1951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低温物理学家洪朝生(1920生，1948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学家戴传曾(1921生，1951年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中国核武器发展功臣邓稼先(1924生，1950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和朱光亚(1924生，1950年密执安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声学家魏荣爵(195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以上这个表并不全，比如笔者一时查不清准确年代的赵忠尧、王淦昌、吴大猷、彭恒武、周培源等。但是这个不全的表已经可以显示中国物理学界在五十年代以前一代一代有整齐的梯队。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物理学界一部分因为核武器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使一批新的杰出人才成长起来，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学家于敏（1926生，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理论和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1929生，1951年大学毕业于清华，以后为清华和北大研究生)，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理论和计算物理学家郝柏林(1934生，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和苏联科学院研究生)。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大陆在物理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在五十年代后受负面影响时间较长。
　　因为中国物理科学界的优秀传统，当社会一旦允许后，中国物理学的研究也是恢复的快的一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物理学研究人员有不少论文发表于世界最好的物理杂志如《物理评论》(Physics Review)和《物理评论快报》(Physics Review Letters)。而相应的，在生命科学的三大杂志《细胞》(Cell)、《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里，人们很少能看到从中国大陆做的研究工作。这并不是说华裔在生命科学领域不行。实际上，中国在生命科学是有一些杰出科学家的，但是，梯队发展晚一些，以后又错过了五十年代开始的生命科学突飞猛进的一段时期，后面赶起来也就难些。而物理学的大框架在四十年代以前就已形成，这也是对中国物理学的一个幸运的巧合。另，早期华裔对生命科学领域兴趣不如对物理科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难了解美籍华裔中虽然有几位三至四十年代出生的科学家是作出了可以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工作的，但是因为年代关系，这些人都是在香港、台湾来美，或美国出生的，他们包括香港出的遗传学家、旧金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简悦威(Y.W.Kan)，和钱学森留在美国的表弟的儿子、圣迭哥加州大学的钱永健（RogerTsien）。钱也可能得化学奖，因为是发明化学分子可以用来染细胞内的钙离子等。
　　华裔物理学家得奖，对中国科学发展有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影响。杨振宁和李政道1957年得奖，使华裔在百年自卑中重新得到自信心。特别因为他们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形成的科学中取得成就，使得华裔不再怀疑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华裔智力上有问题。华裔得奖也常常直接使一些青少年投身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得奖华裔科学家对中国科技工作者对外交流有直接和间接推动。同时，华裔得奖科学家也为中国科学起了质量监督的作用，这一点少为认识到。中国物理学较少出伪劣科学家，在一方面是本身梯队强，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设想伪劣科学工作者可能不敢随意出头，因为他们很容易被公众都熟悉的优秀科学家所指出。而对比起来，没有华裔得诺贝尔奖的领域，因为公众无法熟悉到最好的科学家，就有机会容易产生伪劣“科学家”。我们还是可以来看生命科学领域。这里，六、七十年代以前，在中国国内非良好的环境下生存和工作的好的华裔科学家可能多于在海外的。虽然当时加州大学的李卓皓已经做出诺贝尔奖级的研究。七、八十年代以后，旅美华裔在生命科学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数才明显多于在国内的。但是，因为他们不为中国公众所知，所以难以起到质量控制作用。一个例子是，七十年代初，中国大肆报道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牛任职于美国费城一所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记清名字的学校（Temple University）。他发表与中国的童第周合作的“发现”：用RNA注射能使鱼的尾巴产生可遗传的变化，这也是号称可以用RNA做转基因动物，而且他们用的RNA是胚胎所来的多种RNA混合物。他们的文章发在《中国科学》，迄今无人重复。实际上以前美国哈佛大学的W.Gilbert到中国指出那些工作的不可信性，但无济于事。当牛氏多次为国家最高领导接见时，人们现在难以设想，那时中国国内有真才实学的生命科学家到底是怎么感觉的，是觉得自己受了压抑，还是国家受了愚弄。这种缺乏质量控制的情况到现在也还是没有解决。一影响大的不良现象出现在生命科学界，而不是出在物理科学界，也许是这个问题的一种反映。这种问题的长期存在，是与生命科学界华裔还没有正式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定的关系。这里重复一下：华裔没有的是正式得奖者，做出得奖水平工作的华裔生命科学家已经有了，也不难预计有一些年轻人今后会做出得奖工作。但是，这与物理学已经多次得奖是有时间差距的。
　　 从年代统计数字的回顾，再看过去二十年中国大陆的变化，我们最好的期望是代表科学发展的一个侧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今后在华裔是会更多的。一方面，往后看，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大陆二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没有被中断接受他们本来可以得到的最好教育的机会的话，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可能早已不是屈指可数的情况了。另一方面，往前看，我们可以预计，再过二至四十年，华裔得诺贝尔奖在中文媒体也许会象现在美国一样，难以被本学科以外的人记清了。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本土做的研究什么时候可以得诺贝尔奖，因为这不仅是某个工作的水平，而在很大程度上会为中国国内整个科学水平所决定。八十年代以后出国潮与以前很大的不同是，大批的中国科学人才旅居海外。比较起来，二十至四十年代留学人员多数回中国了，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最好人才虽然受影响，但却都还在中国。而八十年代以后出国者中，最好的人才回国的很有限，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1998年发表于《华声报》.

这两年国家搞的千人计划，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人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