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在ICU为病人祷告 | 我曾是医生也是癌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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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在ICU为病人祷告 | 我曾是医生也是癌症病人
原创 2016-08-24 陶医生以斯帖娅桐 i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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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医疗之光】
文| 巴拿巴、以斯帖、娅桐
三个医生故事：《我会在ICU为病人祷告》：你做得再完美，还是会看着人命离开，如果没信仰，同情心耐心良知都会亏损。《我曾是一名医生也是癌症病人》：虽然失去子宫仍是完整的女性，也更能理解病患的软弱。《临终病房,尊严何在》：没有亲人的爱怎能走得安详？
我会在ICU为病人祷告
口述/巴拿巴（浙江某三甲医院）采访/《境界》记者 秋菡
基本上，无论哪位医生，在工作中都希望自己负责的病人能康复。所以手术失败的例子，尤其对于主刀医生，真的是个打击。夸张一点说，经常接触重症患者的医生，每个人手上都会有几条人命。我的感受是如果医生没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时间久了肯定会受不了，会很抑郁的。普通人和医生同样需要面对治疗的无效或失败。
记得我自己在刚刚上班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虽然当时已经信主了，但还是难以承受。
那是我一开始学习独立值夜班的时候，有一位因车祸脑外伤的病人，情况很严重，在手术台上就已经不行了，脑外科的医生勉强把她弄好送下来ICU。当时我太没经验，思路单一，一心想着要仔细关注头部的术后情况。结果第二天一早发现她的腹腔也有出血，虽然我们立刻安排了手术，但她最后还是没撑住，走了。别人也许会说她本来就很严重，即便你做得再完美还是会随时没命，但我自己清楚，有时候细微的检查和判断对于重症患者来说，都可能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这件事对于刚刚入职的我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随之而来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沮丧和抑郁。沮丧到一个地步，只要临到我值夜班，从早上起来，看着时间越来越接近夜晚，我的心情就越来越差，在家里一边哭一边祷告，直到最后上班时间到了，才硬着头皮走进医院。
后来有年轻的后辈遇到类似情况，我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也能帮助到他们。随着时间推移，我面对重症、突发的情况都有了经验，才慢慢走出这段阴影。对于基督徒医生来说，这些事情也会让你更深地明白自己的无能、上帝的主权，以及从祂得力量是何等宝贵。
对病人来说，认清楚医学不是万能的，有助于降低病患或家属们许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在现实情况中多多少少能理解医生的某些做法。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许多普通病患来说，还是希望痛苦得医治，医生做得都完美。就好像前段时间我家孩子做扁桃体摘除手术，要全麻，那时候我内心最大的渴望就是，他一定要好好进去好好出来。可见，当医生成为病患家属时，内心也立刻会以病患为中心，而绝对不会是首先考虑，要如何去理解其他医生的任何失误和失败。
谈到医患关系，我刚开始进ICU工作心里特别有压力，害怕处理不了重症患者或家属的关系。但后来经验告诉我，不管你医术多么高超，一定要做到的是态度温柔、谦卑、诚恳。至少在我行医过程中，这非常重要。就像《圣经》所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医学很复杂，治疗过程变数很多，这些都需要以和善的态度跟患者沟通清楚，相反地，因为医生态度不好，即便患者得到了正常的治疗，最后引发纠纷的也不在少数。
我说这些并不代表我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也常常会态度不好，尤其是遇到很忙而事情又不归我管的情况。然而，换个角度想，这的确是患者的切身需求，比如在ICU的患者，他们每天吃药、打针，接受各种治疗，大部分都会带来身体上的痛苦。然而他们自己又不懂我为什么要吃这个，打那个，究竟有什么功效。况且，医生也不可能百分百坦诚地告诉他所有的治疗细节。这时候唯一能让他具体感受到被关怀，确信自己被好好照顾了，就是来自医生的温柔的沟通。
我自己面对患者和同事，从不避讳说出自己的信仰。所以在适当的场合谈到福音，身边的人也见怪不怪了。对我来说，最合适的时间是值班的时候，可以单独面对病人。比如之前有个动脉瘤破裂的病人，因为经济困难没能马上做微创介入的手术，在医生看来她身体中就像藏着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看着清醒，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立刻没命。于是我趁着跟家属沟通之前，先跟她谈福音，让她求告耶稣的名。后来她真的就像我们预测的那样，第二天就不行了。在ICU里还有很多情况是，我想着要和病人分享福音，但一忙完回来病人就昏迷了，再也醒不来了。
就像前面提到的，作为医生，我为垂死的病人祷告或传福音常常体验到“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张力，很多时候是你祷告了但没有理想的结果，这对我是很大的挑战。有段时间也迷惘过，那干脆就不祷告呗，反正是生是死都由上帝决定；但回头想想，又觉得信仰不应该这样，我们还是要竭力与神同工。直到现在，我依旧在与神磨合之中，不能说是完全清晰完全顺服的状态。
回想自己的职业经历，最大的感受是：如果一个医生没有信仰，他看了太多病痛与死亡，先是同情心、耐心，而后是良知，通通都会受到亏损。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圣灵在里面提醒你，可能会有刺激过度后“无所谓”的倾向。所以作为基督徒医生，与神亲近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很可能会慢慢变得麻木了。
我曾是一名医生，也是癌症病人
文/以斯帖 生物医学研究员（曾在血液内科、肿瘤内科、放射科行医10年）
我曾经是一名医生，也曾经是一名患者。7年前我被诊断患上子宫内膜癌（早期）。那时候我40多岁。医生不仅切除了我的子宫，卵巢也一并切除。现在我提早出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也在服用药物治疗。除此之外，目前我的身体还健康。当时医生给我的治疗方案非常彻底，不给癌症留任何机会。
当我看到《人间世》第五集里患者陈莉莉第一次听说要摘除子宫时，情绪非常激动。子宫对她来说，不仅是个器官，也是一个女性的标志。作为一个女性，没有子宫，是否就不再成为一个完整的女性？这会影响到我的家庭吗？周围的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这背后的许多担心其实也暗示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和生命观。
看到她激动流泪，相信她那时所担忧的不仅仅是病本身，用她自己的话是“天塌了”。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自己面对治疗时很平静，也没有过切除子宫就不是完整的女性这样的挣扎，但我依然能理解像陈莉莉这样的软弱。
虽然我失去了一些女性器官，但仍然是完全、完整的女性，而且依靠我的神，会继续喜乐地走前面的人生路。因为我相信等将来人生旅程结束的时候，我会永远与主同在。我们的生命掌握在赐生命的创造主手中，医生能最大程度地帮助我们除去病痛，但他们掌管不了生命，所以真的不能也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医生手上。若是我们心里有永恒的盼望，大概就不会把所有来自疾病的压力、痛楚和愤怒发泄在医院，更不会对医生施暴了。
片中展现出医生相当不错的素质，他们反复讨论，最后给出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治疗方案：先切除一部分，病理检查后再做决定，但患者要付出两次手术的代价。所以在这时候，医生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给予解释，否则病人有可能会对方案产生误解。
在这里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事实上，患者陈莉莉的第一直接家属，最有资格和医生讨论她病情的人应该是她的丈夫。但我们自始至终看到她的姐姐参与其中，并且表现出很情绪化的反应，让医生感到为难。这就牵涉到专属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也为中国的医患关系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所以作为国内的医生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对避免纠纷和误解能有些帮助。
许多病患的故事不仅是身体上的病痛，同时也裹挟着很多家庭、心理、伦理、及社会文化因素。这也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为何当今医患关系有如此大的张力。
患者来医院看病，不仅是为医治身体上的病痛，他们其实也在寻求一定程度的心理安慰。人们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往往心灵也很软弱，这一点我们做医生的要特别注意。大多数医生会首先关注到身体本身，并且针对这些生理病理上的问题而给予治疗，但是从患者这一方面就远远不是这么单纯。
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他们会非常密切接触到患者极其软弱和私密的一面，而患者也对医生怀有高度的期望值。作为医生，时常都需要谦卑怜悯的心，体恤病人的软弱，无论身体或心灵。
我自己曾经行医十年，我相信大多数医生都是愿意为病人着想，服侍病人的。记得当年我接了一个危重病人，令我从头一天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2点过才下班。因为是危重病人，那一晚几乎没有睡觉。第二天吃过饭，正准备睡一下，接到电话，让我再回去看这个病人，我只好起来再回去。后来留了多久都忘记了。但几乎30多小时没有睡觉，真的很累。所以，要相信在病人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医生们也是日夜忙碌，放心不下的。这就像大家看到纪录片中医生们在讨论病例时，总会争执不下。每一个医生都希望给出最好的治疗方案，每一个医生都是想让病人得到完全的医治，但最后的结果并不在医生手中。
这时候医生能做什么呢？医生自然地承担起一个劝导者的角色。作为医生，尤其是其他辅助管道还不很健全的时候（比如心理辅导、临终关怀等），他们就不得不承担起一些除了技术以外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十分艰难，需要十足的爱心、耐心，需要医生自己的生命也能连于力量的源头——主耶稣！若能效仿主的榜样，存柔和谦卑的心，对患者不仅仅是提供高端技术的服务，更是出于真诚的关心和怜悯，我相信一定会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
临终病房,尊严何在？
口述/娅桐（医学博士在读）采访/《境界》记者 秋菡
临终关怀是个非常重要、矛盾重重又能够展现世情的话题。俗话说，患难生死见真情，也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亲情中微妙的尴尬和冰冷，在临终病房确实体现得淋漓尽致。
纪录片《人间世》的第四集《告别》，就以上海市静安区某临终关怀中心为背景，围绕一位罹患腮腺癌的病患，分别以长期病患、病患家属、即将离世的病患和临终关怀科医生的角度来谈“如何面对或看待死亡”。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或许就是：让病人少受点痛苦，走得有尊严一点。但实际上，将死之人尊严为何？很遗憾，片子并未提及。
硕士毕业后，我曾在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实习，后来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短短的日子中，从我手上送走的病患也有好几位。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八九十岁的癌症晚期老人，一开始送进来的时候家属表现很好，大家都以为老人快走了。可是老人生存意志顽强，一直坚持了几个月，后来家属就吃不消了。常常过来问医生，老人到底啥时候能走？言谈之间，你会听到他们的难处，经济紧张啊，家里有事情忙不开啊，好像生活中一切都要等到老爷子离开才能步入正轨。
每天都来问，甚至连最起码的营养剂都不愿意给用，就想这样耗着直到人走。只要老人病情稍有恶化，全家人就都赶到等着，其实老人当时意识还清醒，还明白着呢! 这种情况连我们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心寒！那时候我自己也信主不久，也是刚刚从一种担心发生意外啊，死亡啊之类的恐惧中释放出来，看到不信主的人离开，心中也是很多的怜悯。然而，当这位老人去世，我甚至会觉得对他是一种解脱，终于可以离开那帮没有爱的亲人了。
在我看来，临终病患最大的痛苦，其实不仅仅由于身体上的疾病或对死亡的恐惧，可能更多是来自于家人在情感上的“遗弃”。纪录片中展现了医生对临终病患的关怀，握着他们的手，倾听他们的心事。但实际上，医生的关心跟家人的爱与陪伴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医生并没有参与病患的人生，也无法与他们建立多么亲密的私人关系。如果医生对患者投入情感太多，对医生来讲会有许多负担和压力，可能影响正常工作。我记得片子中有位病患坦言自己好孤独，我想这种独自面对生命结局的孤独绝不是医生可以缓解的。
片中医生也谈到一种临终“优死”的观念，意思就是减少生理痛苦，最大程度让患者安详离开，这样就算是有尊严了。且不说没有亲人的爱，如何能够安详，但即便有这些，在我心里还是远远不够。我以为有尊严起码意味着病患可以参与到决定自己如何被治疗，甚至以怎样的方式离去，但在复杂的临床实践中，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患者直接谈到治疗中可能面对的风险以及死亡，都是极其避忌的，这更加令中国的患者很难有机会，或有能力去参与决定什么。所以，所谓尊严，谈何容易？
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是另一种开始，是“安息主怀”，这本身已是极大的尊荣了。诗篇116篇15节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在我行医时，没能找到很多机会去跟病患传福音，或说我自己的生命状态也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服侍，现在暂时离开职场回到科研工作中，暂时有喘息的机会，也盼望神借着祂的爱来更大更多地改变我，充满我，叫我成为祂好消息的管道。
（为更真实地反映基督徒医生和护士群体在这个世代的挣扎和见证，《境界》特开设“医疗之光”专栏，欢迎基督徒医生、护士投稿至
jingjietougao@gmail.com，有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