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韦莲司：那是季节，或候鸟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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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闫红
那是季节，或者候鸟的来临
很多年前，读过郑愁予的一首诗，诗里说：所以我去，总穿着那袭蓝衫子，我要她感觉，那是季节，或是候鸟的来临。
我不知道，胡适是否喜欢这种候鸟的感觉，或者，有志于做一个情感上的候鸟，但是，在韦莲司的人生里，他的确是有季节性的。隔上几年，他，或者他的信件，总会翩然来临那么一回，激起巨大的涟漪，唤醒彼此的爱意。而在感情即将深入的一刻，他戛然而止，抽身而去，让错愕的她，自己去消化惯性带来的眩晕。
有人说，胡适不是个敢爱敢恨的人，我觉得，首先得弄明白的是，爱情是怎样的？琼瑶剧里生生死死的痴情人？还是那种生死相许之子靡他的古典主义？它能否还是一种际遇，兴至而至，兴尽而返？是谁，规定了爱情只有一种状态，一个模板？
你会接受际遇式的爱情、爱上胡适这样一个人吗？他不能给你对等的爱，却是那样的迷人，让人望之怦然，假如你像韦莲司一样，爱上了一个与你持不同游戏规则的人，你会怎么办？
（一）她不是美人，她是健谈者
胡适认识韦莲司，是在1914年的夏天，具体是哪一天，学者们各有说法，不过这一点也不重要，一个人对于我们的意义，不在于是在礼拜一还是礼拜二认识TA，而是，我是不是喜欢TA。
毫无疑问，胡适喜欢韦莲司，虽然，他们性情不同，身份迥异。
1910年，胡适来到美国，作为第二批留美庚子赔款的公费生，他来到了位于绮色佳的康乃尔大学，在校外橡树街租屋居住。开放式的性格使他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小社会，经常到一些当地上等人家去吃饭，而他交往最密切的，应该是韦莲司一家。
他初出入于他们家时，并没见到她。她在纽约学习绘画与雕塑，摸索新的感觉，结交最前卫的艺术家，有人甚至认为，她的某个雕塑作品，可以视为“触觉主义”之滥觞者。
在1914年夏天之前，胡适更多的是在跟韦莲司的母亲，韦莲司夫人打交道。据说这是一个很“女王”风的女人，她严谨、庄重，意志坚定，生平最看不起行为随便简慢的男女，热衷于接待中国留学生，并劝他们加入基督教。
可以想见，胡适温文尔雅的个性一定能赢得她的好感，何况，他由母亲一人拉扯大，对于跟妇女打交道一定别有心得，我们没法考证她第一次在家中设宴款待胡适是在什么时候，只是从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中可知，在1915年2月之前，他已经去韦莲司家里吃过几十顿饭了。
在几十顿之多的饭桌上，韦莲司应该经常被提，他们也许会讲起她作为一个地质学教授的小女儿，却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她的个性与众不同，这些年来，一直在漫游，美国、意大利、英国还有古巴等等……如今她是“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的成员。这些对于一个来自徽州乡村的中国书生，应该是新奇而有趣的。
1914年10月20日，礼拜二，韦莲司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在胡适的日记里，他回忆三天前，韦莲司从纽约回到绮色佳的家中，他与韦莲司出游，“循湖滨行，风日绝佳”，走到路的尽头，他们折向东边，走了数里地，到了一个名叫“厄特娜”的村庄，才掉头而归。
那日天气很好，下了几天的雨，刚刚放晴，一路上“落叶遮径，落日在山，凉风拂人，秋意深矣”。他们一共走了三个小时，因为边走边谈，并不觉得天晚路长。
读这段日记，会想起《飘》里的场景，佳人绅士，谈笑徐行，赏心而又悦目，当是当时的中国没法有的体验，半年后，胡适填了一首词，写他对于客乡的依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十年作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暖日，指点过湖堤。
可见，与韦莲司的湖边漫走，已成他心中美国生涯的美好意象。
这篇日记里，他记下了他心中的韦莲司：“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三寸许，其母与姊腹诽之而无可如何也。”
这是一个重视精神世界远胜于物质生活的女子，个性飞扬，落拓不羁，斜睨于世间法则，她的出现，对于聪明绝顶，却常为世俗规则束缚的胡适，不啻于一道光亮，帮他劈开了一个世界。
胡适对她的欣赏自不待言，由不得地恭维道：“曾经约翰弥尔说，如今很少有敢为狂狷之行者，这真是这个时代的隐患啊，狂乃美德，不是毛病。”韦莲司却并不买账，说：“如果是故做狂态，其狂也不足取。”她的回答，似乎是美式的直接理性，但又有《世说新语》般的智慧，让23岁的留美学生胡适，只有点头称道的份。
那三个小时他们应该不只谈了这些，还有哪些已无从得知，不过我们可以把他们在半年后一些谈话搬过来，对于韦莲司的言语风格可窥一斑。
那时国内形势十分危急，日本虎视眈眈，战祸随时开启，胡适自知国力虚弱，唯有以老子“水为至柔，却能穿石，攻克一切坚硬的东西”自慰。有次他跟韦莲司说起这个道理，韦莲司大不以为然，说，水并不是至柔的东西。它有它的力量，它能攻克坚硬，在其大力，不在其柔。
现代物理学的清晰，撕破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含糊，胡适说：“此言是也”。
又有一次，胡适跟韦莲司说，中国士大夫不拒绝新思想，比如《物种起源》一书，西方守旧者批驳攻击，达半个世纪之久，到了中国呢，马上风靡一时，未遭到任何抵抗。韦莲司不能认同，她说：“这不见得是中国士大夫的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必经几次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为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
韦莲司说到了点子上，中国式学问，往往感情多于理性，文采大过实质，诡辩之术大受欢迎，逻辑推理则极不发达。胡适经韦莲司这一点拨，回头再想，可不是！那些将“物竞天择”挂在嘴边的人，有几个真的知道进化论之科学依据的？
可以想见，特立独行的美国女子，给这个中国书生带来的摧枯拉朽式的影响。胡适是求知若渴的人，认识韦莲司之前，他在美国已经待了四五年，读了不少书，见过不少人，做过多场的演讲，收获一定是有的，但都是在旧的基础上的累积，是物理性的。而韦莲司，这个新锐的女画家，却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轻易地颠覆了胡适大脑中的诸多成见，她教会了胡适一件事：原来还可以这样想！
胡兰成当年与张爱玲相处时也如此，他小心地说，西游记比外国名著好。以为已经是石破天惊之语了，张爱玲却淡淡地说，本来就是这样啊。
胡兰成那样说，是腔调，张爱玲那么说，却是常识，说起来常识是最为寻常的东西，但最容易被各种腔调遮蔽，能够披枝拂叶，瞬间抓住常识者，TA的灵魂不但真诚，而且强大。
胡兰成说张爱玲让他看了天眼，胡适则直接在信里称韦莲司为“舵手”，给母亲的信里他写道：“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在日记里他说得更没有顾忌：“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项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为一人耳。”
自从他认识韦莲司之后，他对女子的见解为之大变，在过去，他觉得最好的女子就是贤妻良母，是为家庭教育之预备，韦莲司的出现，让他发现，女子教育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由此看出韦莲司在胡适心中的分量。不错，她原非美人，现在又不修边幅，不通过饰物与装扮强调自己是个女人。她的魅力在于——用我才看到的一个词吧，她是一个健谈者。
安迪•沃霍尔说，我其实不特别喜爱“美人”。我真正喜欢的是“健谈者”。对我来说，好的健谈者都很美丽。健谈者实际上是在“做”一件事。美人是在“当”一种人。跟在做事情的人在一起要有趣多了。
有追求者都会欣赏健谈者。林徽因反感别人称她为“林下美人”，说，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我没有别的事情做了似的，我有好多事要做呢。当然，她也太健谈了点，只要有她，别人都可以免开尊口了。张爱玲则说，有美的容貌，以美貌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虽然她貌似自谦或赌气似的来了句：其实也没什么区别。但语气后面，分明有一种自傲，似乎这么并列，是有思想者的降尊纡贵。
韦莲司大概没想这么多，真正的健谈者，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她只是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惟其诚实，才不落俗套，俗者众也，真话都是不俗的。而中国式的基础教育，大多在谆谆教导从众的技术，这方面，胡适已经修行得不错了，碰到一个韦莲司，犹如醍醐灌顶，给他另外开了一个世界。
和韦莲司湖边漫步的一个多月之后，胡适给她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信中写道：
上周四的夜晚，我深感惆怅，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竟使我无法为一个远去的朋友折柳道别，我甚至连照片都没有拍一张。
我简直没法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多么短暂的几个月啊！——我是如何沉浸在你的友谊和善意之中。我不知道在此邦我这么说是不是不合适——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说，她曾经是他最感念，也是给他启发最多的一个人，要是这么说有违此地的社交规矩，那么，我相信，这个社交规矩本身是不对的。
从胡适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知道，他跟韦莲司说起过中国折柳赠别的典故。朋友之间，别情依依，这一点也没问题，问题是，纽约和绮色佳之间，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而且绮色佳又是韦莲司的父母家，她必然在两地常来常往，用得着这么惆怅吗？还把这几个月的友谊回顾一遍？
如果这封信是徐志摩写的，我们不用有任何怀疑，诗人的感情向来热烈，用词向来潇洒，给寻常的女性朋友，也可以写得缠绵。可是胡适，这是一个多么步步为营的人啊，在他现存的书信里，这是最为主动最为柔情的一封了，甚至，在这之后，他给韦莲司的信里，都没再把这个情调延续下去。
周质平称之为“艳体”，江勇振称之为“少年维特式”书信，似乎，大家都看得出来，胡适对韦莲司有特别的感情。虽然韦莲司比他大六岁，像胡适这样一个更加重视精神生活，留学日记里多处体现他对于比翼齐飞的婚姻之羡慕的人，他爱慕韦莲司这样的女子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许是他的初恋。
再见面的机会很快到来。1月18日，胡适应邀，去波士顿演讲，结束后顺便来到纽约。第二天早上，韦莲司陪他去参观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午他们一道吃了饭。
当天下午，胡适乘车去附近的一个小镇去看望朋友，值得一说的是，他在日记里称道了这个朋友志同道合的婚姻，羡慕地说，这是婚姻之上乘也。
23号早晨，胡适再次回到纽约，这天下午，他和韦莲司又见面了，地点是她的寓所。
她的窗户对着赫贞河，当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虚虚实实，似有还无，风景绝佳，他们亦“纵谈极欢”。遥想那样一个场景，连我都在若干年后生出向往之心，人生总是被现实塞得紧紧实实，总有浮生半日闲，碰上的也多是不相干的老僧，有几回，能邂逅相知者，在被现实遗忘的角落，纵谈极欢？
但这世上有彻底的欢愉吗？常常我们一边欢喜，一边紧张，一边快意，一边怀疑这样快意对不对。那天下午的胡适，也是这样且快乐且紧张的吧？因为他很快做了件煞风景的事，跟韦莲司建议，不妨打电话请他们共同的熟人，一个名叫张彭春的人来吃饭，这还不算，他回去之后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向韦莲司她妈汇报了一下。
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里还原了当时的场景，韦莲司老夫人听说胡适去了纽约，就问他有没有见到韦莲司，胡适如实回答，说去看了韦莲司两次，韦莲司老夫人又问，都有别人在场吗？胡适说，有一次没有。韦莲司夫人便大大地震惊了说：“啊，先生，要是这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可要大不以为然了。”
关于韦莲司夫人的个性，咱们前面已做介绍，连在电车门边脱手套都被她视为有伤风化，胡适和韦莲司，居然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在韦莲司的住处畅谈三小时，实在挑战她的心理承受极限。
她立即写信给韦莲司，训斥之余，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所以叫张彭春来，就是因为他也觉得这件事是不对的。
这一说法正中韦莲司命门，她可以不在乎不相干的人怎么看自己，但若让胡适不安了，就是她的大不对了。虽然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礼数岂为我辈设，“最高层次的人，总是追求人类更高发展的美，灵魂不断受到激励去力求实现这种美。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之间的‘礼仪’是一种属于思想上的东西。”
但是，假如胡适真的像她母亲指出的那样，当时确实感到了不安，那么她就有必要还向他道个歉。在信中，她还说，请原谅我当时的“略嫌无礼”的举止。
在当时的语境下，“略嫌无礼”一说，并不难理解，也许韦莲司当时高谈阔论过于畅快，举止随意，如同史湘云在大观园，大说大讲，或倚栏，或席地，原本无所谓。现在经她妈一提醒，她也许觉得跟胡适虽然谈得来，但他未必像自己一样无所谓礼仪，那么她的某些说法与举止，就显得不那么淑女了。另一方面，韦莲司其人思想虽不拘一格，待人接物却非常客气，在给胡适的信里，经常用到“我很抱歉”这样的字眼，这里，为个什么事儿，随便抱个歉也是不难理解的。
可是，咱们的文人，习惯于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也是，不复杂如何成文啊？于是，唐德刚认为“略嫌无礼”四字大有文章，他摆出一副老江湖的样子，向大家介绍当时美国女生宿舍里的风景，说是“周末一到，全院同学皆涂脂抹粉，穿戴整齐，在宿舍房间内，坐候新旧男友的电话。走廊内公用电话铃声一响，大家就蜂涌去接。真是只一人得奖，却个个争先。结果一人含笑下楼去者。大家再等下次铃声。如是铃声不绝，妆楼也渐空。等到天也黑了；人也倦了；铃声也不响了。最后只剩下几位“孤魂野鬼”。在绝望之际，有的难免自伤命薄，倒于牙床之上，便号啕大哭起来（美国女孩子是极其坦白天真的）。可是几次一哭，也就惯了；因而性情日益乖僻，那就更问津无人了。”
在他眼中，韦莲司正是这样一位经常哭倒牙床的悲摧女生，胡适也说了，她不修边幅，落拓不羁，在唐德刚眼中，这样的女人“土”死了，怎么会有人要，他对敬爱的胡老师也不由生出悲悯之心——可怜他竟然将这样的女人惊为天人啊！谈及此，不免要想，唐德刚心中不“土”的女子是何模样，
在唐德刚看来，无人问津的韦莲司女士是饥不择食，才会在种族歧视相当严重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一个黄种书生卿卿我我。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打算以身相许，所以，当胡适“显有所求”时，遭到了韦女的峻拒，那句为“略显无礼”的举止的抱歉，便落到了实处，唐德刚的意思是，是胡适无礼的进攻在先，韦莲司没办法，只好还之于无礼的抗拒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唐德刚那小头脑里的场面，也着实可笑，胡适化身为动手动脚的小男人，韦莲司则狡猾地享受他的追求而不让他占到便宜，行文至此，我只能引用佛印说苏轼的那句话，你自己是牛粪，看到的才是牛粪，我竟然有点怀疑，唐德刚是不是有类似的经验了。
他的说法也遭到了老友夏志清的反对，夏志清认为：“在一个纵谈极欢的下午，胡适如真有意追韦女士，怎么会打电话邀张彭春来会谈？可见胡适对女士毫无所求，还要邀他的朋友来同赏她见地之高。这次纵谈之后，想来隔不多天，胡适又去韦女士那里纵谈了一次。韦莲司原是不顾世俗的奇女子，也可能早已钟情于胡适。那次谈话，很可能她露出了她的狂狷本色，动手动脚，倒把我们的胆小君子吓坏了。胡适招架不住，只好直言早已订了婚”。
这回，轮到韦莲司倒追了，倒追没问题，可是人家不过“略显无礼”而已，二位就演绎出这么多，难道一男一女在一起，非得有一个动手动脚的？
说到底，还是前面说的，中国男文人，不大习惯于跟女人做朋友，像胡适，只是发散一下绮思倒也罢了，唐德刚和夏志清这一对难兄难弟，直接奔上床的路子而去，真是可笑，而又可哀。
撇开这鬼鬼祟祟的小哥俩，把这这些人都搁下，我们重新回到正在通信的胡适和韦莲司那里。胡适很快给韦莲司回了信，他承认了一点，他给张彭春打电话时，确实感到了不安，但并不是像韦莲司她妈说的那样，认为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是错的，而是，他不愿意把他的朋友，变成别人批评的对象，“既使他深知他的朋友是完全无视于这样的批评的。”
此说符合胡适惯于体谅别人的个性，但是，对于一个二十五岁刚刚开始初恋的男子，这也太理性了吧？换个多血质的人，即使理智要求他必须顾及到所谓的规矩，也会有魔鬼，用诱惑的口气一再制止他这么做。不过，胡适的理性并不是那一刻的自我控制，尽管他对韦莲司有爱慕之意，但那爱慕，不足以推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情感变革。
就在他给韦莲司写下那封情意绵绵的“艳体”信的前几天，他跟室友谈及婚姻，说“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性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
好吧，我们可以想象，纵然他们倾心吐胆，谈到一室皆春，满心欢喜，谈到不知今夕何夕只是天长地久，他还是会微笑地，找个空隙，收住话头，对她说：不如，我们请张彭春来？他清楚自己是要将她定位为一个智识上的朋友的。
想起张爱玲说苏青：“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苏青的作风里，很少有‘玩味人间’的成分”借用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说，对于胡适，一个妻子就是一个妻子，于他自己，可以相伴；于社会，有个过得去的交代；于家人，可以得到照顾。胡适的作风里，很少有纵情随性的成分。
而徐志摩说，我将于茫茫人海里寻找我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胡适内心的这番曲折，不易为常人了解，包括他母亲。在徽州乡间，有人传言，胡适和美国女人连孩子都生出来了，胡母因此写信去问，胡适斩钉截铁地告诉母亲，没有那回事。他说“儿久已认为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认自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故儿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儿为已聘未婚之男子。”
此言不差，韦莲司从一开始就知道胡适是有未婚妻的，她还知道胡适的这位未婚妻既不能写也不能读，她也觉得很奇怪，但又觉得也无所谓，“说不定这种在智性上南辕北辙、无法沟通的关系，反而还可以让一个可能会很棘手的问题婚姻关系简单化呢！”
这说法得到了胡适的呼应，虽然他也曾希望江冬秀识文断字，把闺房变成执经问字之地，但是目前看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他有遗憾，但并不十分沮丧，而是通达地想，他的母亲也不识字，却是他认识的最善良的一个女子。
在之后的信上，胡适甚至告诉韦莲司，他听说江冬秀的母亲病危了，他感到沮丧，但“爱莫能助。”
胡适不是个矫情的人，韦莲司也不似唐德刚夏志清所言，对胡适有什么觊觎之心，所以两人通信往来十分地坦荡。他们谈学问，也谈政治，谈中国的形势，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韦莲司偶尔跟胡适抱怨一下自己的老妈，他们的往来书信中，大多围绕跟胡适有关的话题而谈，可见韦莲司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子。
想想那是一种多么愉快的体验，有那么一个人，愿意倾听，你所有的说法都会得到回应，有时是赞同，有时是温和的反对。相同的心性使得你们互相能懂，不同的成长背景，正好可以互相对照补充，这种智性上的伴侣让你如同看到另外一个自己，又像一面镜子，让你一照再照，最终确定自己。
确实符合胡适“得之于友朋”的规划，但是，你确定你做得了自己的主吗？时日渐长，爱慕有增无减，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他对她的用心，那就是，他曾使出格物致知的功夫，试着欣赏她的画。
那是在1915年10月，胡适已经从绮色佳的康乃尔大学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他的宿舍与韦莲司所住的公寓很近，两人经常见面。十月底，他和刚才提到的那位张彭春，去韦莲司的住处，看了她的三幅画。
我们知道，韦莲司是一个新锐的女画家，在思想上，胡适能跟她沟通共鸣，但是，如韦莲司在后来写给胡适的信里所言，胡适缺乏对美的敏感和认知。他能够将具象的东西说出个一二三来，若给他一副山水画，他也能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评论，可是，当韦莲司那些抽象的画作推到他面前时，胡适傻眼了。
这情形后来也在他的那位本家身上重演，张爱玲拿自己的画给胡兰成看，胡兰成无话可说，与他所预期的完全不对。可见鉴赏画作，尤其是抽象画作最为考验人，具象的作品，怎么着都可以东拉西扯，胡兰成，一说就说到背景啊宗教啊天地啊上去，把不了解他的人蒙得七荤八素的，但一幅抽象的画，没有留下任何抓手，像猜谜，一说就错，胡兰成也少不得小心翼翼，只敢说喜欢而已。好在张爱玲也没指望他能懂，就含糊过关了。
韦莲司与张爱玲的不同在于，她更多地将胡适定位为一个知己而不是恋人，而知己，有着比恋人更懂自己的义务，这种期许让胡适很痛苦。最要命的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张彭春，却能说得头头是道。
胡适痛苦了一个礼拜，这用功的人，现在却没地方用功，他又不像胡兰成有东拉西扯的本事，只有老实地给韦莲司写信说：“我一想到因为我不能了解你的画，让你感到非常失望，这让我极为痛苦。有整整一个星期，我一直想告诉你，除非我能摆脱从二手资料中所得到的一些成见，并能言之确凿，我绝不再强不知以为知地堆艺术作品妄下评断。”
的确，胡适是研究者，善于凭借各种各样的二手资料，而艺术，凭的是一眼望过去的直觉。胡适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在这封信的结尾，他还是说：“你引发了我一个新的兴趣，一个新的态度，且让我们希望，（这个新兴趣和心态）能带给我一个新的欣赏能力，这个能力在此刻使我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看来胡适是认了输，然而所谓峰回路转，就在胡适写完这封信之后，他当夜就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再次看见了韦莲司的一幅画，胡适说：“有如鬼魅附身，有种被勒住和窒息的感觉。醒来之后，我又试着回想那张画，我很惊讶，闭上眼睛所看到的那张画竟线条色彩如此分明，而这个鲜明的形象又带给我被勒和窒息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极难受的。我想逃避这种感觉就设法回想你的另外两幅画。而（呈现在我脑海中）的这两幅画和第一幅一样的色彩鲜明，甚至比我初见实物时尤有过之。因为在回想时，画里的色彩细部结构淡化，而主题却更突出了。
第二幅画给我一种轻松的感觉。首先是集中我的注意力，接着是活力狂喜似的交融。
第三幅画是不同的。它的起头让我困惑，我给它打了一个问号，接着我集中注意力是一种全然的了悟，涌现出大量的同情和希望，然后得到一种极大的满足。”
看完胡适这段话，我的感觉是什么呢？首先我觉得所谓“窒息”“狂喜”云云与其说是韦莲司的画作给他的直观印象，不如说是他想理解韦莲司的画的过程的概括。先是不懂，感到要窒息，缓过劲来之后，他渐渐轻松，最后他感到了全然的了悟。
其次，我觉得他使用的这些词，适用于很多画，在我看过的有限的画评里，最常出现的词就是“窒息”“狂喜”，换言之，用这两个词去评价大多数画总没错。假如作者愿意认为你理解了他，他就可以认为你理解了他，虽然，在你和他的字典里，关于“窒息”“狂喜”等等可能是不同的解释。
但这就足够了，原本已将他视为知己的韦莲司，可以用自己的头脑，把他那算命先生般含混的几个词演绎得合乎自己的心意，她惊喜地说：“好友，你能如此淋漓尽致地把握到我这么粗糙的作品所表达的想法，这就说明你高明的所在。”
这歪打正着的碰撞，两个人用同一个词，心里却各有各的诠释。但若阴差阳错地撞上了，就会让人以为遇到了知己。胡适与韦莲司，未必不也是这样啊。
由知己——哪怕是误会成就的知己，到情人，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但韦莲司却似乎没有跨越之意。对于两个人的相知，她这样理解：两个人之间最容易产生亲近的、激发思想交流的欲望。两个女人之间是如此，两个男人之间是如此，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也同样如此。
换言之，激发思想交流的欲望，并不就意味着爱情。这样想的人太清醒，而爱情需要幻觉，需要自我催眠，韦莲司这样的女子，注定燃点太高，轻易无法让自己发动一场爱情，但她若是爱了，让爱熄灭，也不容易。
胡适这边，则复杂得多，和大多数文人一样，他为自己爱慕的女子写诗，其中有“吾乃淡荡人，未知‘爱’何似。古人说‘相思’，毋乃颇类此”之语，又为她填词：
我替君拾葚，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更有树相遮。语深混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二十多年之后，他才告诉韦莲司，为了将这首词瞒天过海，他很费了一番功夫，用了被徐志摩一眼识破的“前有序后有跋”的伎俩，特别申明说：“今年重事填词，偶作绮语，游戏而已。一夜读英文歌诗，偶有所喜，遂成此词。词中语意一无所指，惧他日读者之妄相猜度也，故序之如此。”
根本就是此地无银嘛。也可以想见，在当年，他没有把这首词给韦莲司看过，解释过。恋爱中的胡适与别人都不一样，普通人的爱情中，常有“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四苦，胡适没有，究其原因，在于，他早就明白了，爱情，只是生命中的一件事，而不是唯一的事。
这话，是他很多年后，在火车上跟陈衡哲聊天时说的，陈衡哲说，那是因为你是男子。她认为爱情是女人生命中唯一的事。笔者曾有小文专论，对于女子，爱情是不是唯一的事，这里且不赘言，只说当胡适抱定这个主意后，他的爱情便可淡淡地来再淡淡地去，不至于陷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迷。
两人就这样交往下去，1916年春天，韦莲司为了照顾母亲，搬回了绮色佳，对于她而言，这不但是居处的改变，还有可能告别她的艺术生涯，毕竟绮色佳不比纽约，在她母亲身边生活，跟独自一人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之前韦莲司纠结了很久，跟胡适也曾谈过，胡适深深地体味到她的无奈，做梦都放不下，他在诗中写道：前夜梦书来，谓无再见时。老母日就衰，未可远别离。他提前透支了伤感。
韦莲司也曾以为自己不久就会回来，胡适在她离开后顶租了她的房子，但也做好了她冬天回来的准备，说自己随时可以搬出去。
但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人，你以为将来必然能厮守，有些地方，你以为将来必然能定居，你是怀着未完成的心离去的，却不知，所谓缘分，已经告一段落。冬天到来时，韦莲司没有回来，她在第二年春天陪着母亲来了一趟纽约，来去匆匆，送她们的时候，胡适晚了几分钟，没有赶得上最后一班渡轮，没能亲眼看着她们离去。
这一次见面，胡适觉得韦莲司有些病容，不知道是不是离开纽约回到绮色佳的缘故，他也提到自己准备在6月21日坐“日本皇后”号，从温哥华启程，回到中国去。不过，在回国之前，他打算去绮色佳住几天。
这应该不是胡适第一次透露自己的回国计划，不知道韦莲司作何感想，我们能看到的是，韦莲司，这个一向光风霁月的女子，给胡适回了一封信，她像一个不可理喻的小女子那样，要求胡适一定要兑现自己去绮色佳的承诺，说：“我知道这很自私，但是，我就是要！”
那一面，到底是见上了，但见过又如何？他已经办好回国手续，她也没有考虑过让他为自己留下，江勇振说，韦莲司是在胡适离开之后，才发现，自己爱上了他的，因为十年后，她在写给胡适的信里说，她真正听到胡适的婚讯才认识到，那对自己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割舍。但是我想那之前，她未必不清楚自己的感情，只不过，也许，在当时，她和胡适一样，认为爱情只是生命中的一件事，她没有想到，那“一件事”会给自己带来那样大的痛苦。
就是在那封信里，韦莲司写道：“我想，我当时完全没有和你结婚的念头。然而，从许多方面说，我们‘在精神上’根本就是早已结婚了。因此，你回国离我而去，我就整个儿崩溃了”。
归程中胡适一路给韦莲司写信，感叹“美国渐渐地落到了我的后面”，说“离开绮色佳对我来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离开你则更不容易，你的友谊丰富了我的生活，也深化了我的生命，想起你就让我喜悦”；也跟她谈途中见闻：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他跟他们的谈话；然后他回到了上海，又沿着上江，逆江而上，在回徽州老家的路上……想韦莲司在遥远的绮色佳，收他一程又一程的书信，我心中已替她感到那种辽远渺茫，作家林白说：与心爱者不能分离。但又如何能做到呢？
在刚刚回到中国的九月份，胡适还写过这么一首诗：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得打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
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走五十万里的无线电，
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
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万转
在当年十二月，他亦有这样的诗句：江上种藤人，今移湖上住，相望三万里，但有书来往。这些都说明，他对韦莲司是有感情的，但是，他完全没料到，韦莲司对他的感情，比他对她的要多得多。
胡适循序渐进地跟韦莲司介绍他的婚礼，七月间，他写信给她说，他请母亲不要预备夏天的婚礼，他希望夏天不要做这件事。但就算他母亲答应了，这也意味着这个婚礼不会拖太久，果然，十一月间，他明确无误地告诉韦莲司，他要在12月30日结婚了。
虽然他说：“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的实验——生活的实验”，但这种说法也不能给韦莲司以安慰。十年后，她在一封没有发出去的信里，对胡适说：“自从接到你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那封信后，我就再也没有勇气去读你的旧信了。”
这让人痛心的后知后觉，在你离开之后，我发现我爱上了你，在你离开很久之后，我发现这爱，竟然深入骨髓，无法忘记。
胡适继续用汇报新闻的口气告诉韦莲司，他对传统婚礼的改良，他大概以为，韦莲司也会认为这很有趣。他还告诉韦莲司，他和江冬秀都很愉快，相信以后也能处得很好，他考虑在遥远的1924年，他终于能够休假的那一年，带他的妻子去美国。
他们肯定处得不错，否则不会计划起七年后的出游，那一字一句，是否像刀子一样凌迟着韦莲司的心？胡适不是残忍的人，他大概只是想不到，像韦莲司这样的落拓女子，也会深刻地无助地爱一个男人。
胡适婚后不大给韦莲司写信，两三年一封的频率，甚至于他听说韦莲司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也未作任何表示，两年后才写信说，你想你知道我听到这消息之后的感觉。这看上去颇有理的说法，其实有些赖皮，世间多少祝福问候安慰都是废话，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让对方感觉到，你还惦记着TA。
胡适何尝不懂得这个，他没有给韦莲司写信，不过是因为，他觉得对她没有什么好说的，有限的几封信，也都是在讲述自己的成绩。
前面说了，胡适和韦莲司通信的主体，多是谈他自己，但与从前不同的是，现在胡适说“我”的时候更为自信，在过去，他还有学问上的迷惑、发现与韦莲司共同商讨，现在，她只要静听他汇报自己的成绩就行了。
这或者是胡适疏于给韦莲司写信的真正原因，彼时的她，与他有能量交换，能滋养他的学问与人生，通信，让一些理念慢慢成型，交谈，亦是一种“有声思考”。如今他研究的领域离她甚远，他关注的话题她知之不多。他早已有了很多很多的听众，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她，渐渐形象模糊，不再那么有用。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胡适感情纠葛的对象，大多对他都有那么点感情之外的“用处”，江冬秀自不必说，曹诚英来到烟霞洞，是以照料他生活的名义，后来的曼哈顿夫人干脆就是他的护士……我倒不是想说胡适势利，只是想说，胡适的爱情，常常是实用主义的。
那么，实用主义的爱情，也是爱吗？言情小说作家告诉我们，爱是之子靡他，爱是不留余地的付出，但是，没有人有资格为爱情制定标准答案，若是有人，只会对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人”砰然心动，心泛涟漪，说是爱，也未尝不可把？
渐行渐远渐无书，韦莲司与胡适，各自成为对方的歧路，却忽而峰回路转。十年之后，他们获得了重逢的机会。1926年，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的会议，之后转道美国，在他到达之前，他写信给韦莲司，告知自己的行期。
这对于韦莲司以及她母亲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前面说过，这个前卫的女艺术家，为了照顾母亲，疏远了艺术圈。她放下曾经执着的那些，退守到寂寞时日里。当年与胡适的友谊，成了她乐于一遍遍清点的珍藏，他之于她，不仅仅是一个男人，一个朋友，一个爱人，还是一段频频回首的飞扬岁月。她的母亲韦莲司老夫人，虽然感触没有她那么深刻，对当年的那个中国留学生，现如今名满天下的胡适，也一直记挂于心。
她们母女俩，都殷切地等待着胡适的到来。
三月四号，胡适终于来到绮色佳。别后经年，今夕重逢，物是人非，有些东西似乎变了，似乎又没有变。那情形，对两人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毕竟在老夫人眼皮子底下，内心再汹涌，他们也只能彼此以礼相待。但还有些时刻，严整的生活露出不可思议的空隙。具体细节无从考证，唯能从胡适离开之后，两人的书信里窥知一二。
在胡适刚刚绮色佳的3月27日，韦莲司的信中弥漫着哀怨的情绪：你飞降下来，在一只棕色小鸟的鸟笼外驻足了片刻。她瑟缩在一个角落里，被一圈圈铁丝紧紧地匝在她凌乱的羽毛上。鸟笼外站立着的是一只天堂鸟，他有一双坚实的翅膀和一身柔丝般得羽毛，笼中的小鸟挣扎地走过去摸了一下他的羽毛，铁丝刺痛了她的身体。请原谅这只棕色的小鸟，她痛得几乎昏了过去，根本就忘了唱歌给你听。
疼痛来自于爱情。他站在她面前，昔日的爱历经时光的洗涤却瞬间回黄转绿，尽管他已经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而她，退回家庭，衰老，寂寞，甚至还有一点点自卑，但有一种感情犹如被风抚平的沙滩，回复到了原状。
3月31日，胡适在明信片里写道：“这张明信片到达绮色佳时，我已到了太平洋岸。然而整个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系。”
4月3日，韦莲司开始恐惧于她的爱情，她写信说：“你是塑造了一个幻想中的女子。亲爱的适！就让我们继续以礼相待，否则你珍爱的的女子就会消失了”。
就在同一天，胡适给她写信，说：在过去的悠长岁月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要你知道，你给予我的是是何等丰富……我们这样单纯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暂且别过，好好珍重。
4月10日，胡适提前祝福韦莲司的生日，写信说：赵元任先生在他一封《绿色书简》中曾说道，17是许多人最喜欢的一个数字。“17”无疑是我最爱的数字。我出生在12月17日。我的小儿子也生在12月17日，而你的生日又刚好是个17。我是13年前知道你的生日的，从此，一直不曾忘记过，我从你留在海文路公寓的一个银匙上，知道了你生在哪一年。你差不多长我五岁，但我觉得你总是年轻的。
他还说到了他的孤独，说“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义务独立思考，并发表与群众想法不同的意见。可是你发现整个群众以种种恶名加之与你，并与你为敌。这时，你又只有自己来给自己一些劝慰、支持和鼓励了”。
但韦莲司更愿意谈胡适的婚姻，她给胡适写信说：“我别无他求。你们都是一个不幸的制度下的牺牲品……她也许没感觉到，但你可是一清二楚。你有着诸多的机会和兴趣，而这些在她是完全被剥夺的。”韦莲司这样说，却不是为了否定江冬秀，相反，她认为，正因为江冬秀如此不幸，处理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先觉者也就是胡适肩上。
胡适可能向她抱怨了和江冬秀相处时出现的问题，韦莲司从胡适和江冬秀的角度出发，进行条分缕析：“我最近跟你谈到的问题，比如说，吃醋就是因为有爱、脾气不好可能是因为身体有问题、以及自卑或受伤的感觉。这些都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一个真谛：如果我们要公平地对待跟我们气味不相投的人，还有什么方法会比艺术家的方法更好呢？艺术家的方法就是去发现那个人的优点，不管他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然后去帮忙把他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
写这封信的时候，韦莲司想扮演一个理想、善良、光明磊落，绝不想在别人的婚姻里分一杯羹的女人，但这只是一个愿望，胡适带来的风暴依然拍打着她的内心，日以继夜，不得安宁。十多天之后，韦莲司被这拍打击垮，她没法再维持端然的形象，给胡适的那封信，展现了她内心的起承转合。
她首先对胡适说，在你告诫我，说我们必须以礼相待以后，我们在心灵上的交会与刺激就戛然而止了。这真有必要吗？难道空间上的距离，以及通讯上的困难，就真的会阻碍这种交会吗？
可以想象，胡适与韦莲司见面时，一定彼此倾诉了感情，但倾诉完之后，或是考虑到自己的道德名声，或是出于对江冬秀的承诺，又或者，他恐惧于韦莲司的这份感情，他提出，从此之后“以礼相待”。
但奇怪的是，接下来，韦莲司又说：“我绝对受不了用婚姻做幌子，来掩护我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关系的做法，虽然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如果公开的话，会伤害到另外一个人。”似乎，胡适在建议“以礼相待”之后，又打算在他和韦莲司之间建立某种隐秘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倒也不难理解，自从和曹诚英闹出那场婚外恋，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和江冬秀的关系之后，他更加习惯将婚姻以外的感情，处理成某种暧昧，拒绝有之，诱惑有之，最终成就一场浅尝辄止的感情体验。
但韦莲司不吃他这一套，她清楚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现在的我已经被你挑起来了，如饥似渴不能自已。”可那又怎么办？以她的性格，也不可能为了自己的爱而伤及无辜，眼看着她的爱情即将走入泥淖迷障，突然，如峰回路转，她在自己的心里举行了一场婚礼，用整个生命对胡适说：相亲相爱，至死不渝。
完成这样一场婚礼之后，她焕然一新，出离纠结，她开始像一个妻子那样，想为胡适做点什么，无疑，她对于胡适最大的帮助，应该是事业方面：“你所需要的，是一个有智慧的我，一个能跟你合作，对你能够全心投入你所选择的人生大业，一个能对你做谏诤、能劝阻、提醒你，让你能全力以赴的我……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必须跟这样一个澎湃无比的力量搏斗着，我要做的是：第一、保持神经健康，有必要转移心力；第二、厘清脑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第二之第二、专精、不旁骛，尝试去了解。课业：新宗教、新宗教为何；静坐、读德文、中文；转移心力：做庭院工作、定心想单纯的事物。”
前半段的幽暗，是为了后面的光明做铺垫，她的沉沦，是为了终于奋发，我甚至感到某种振奋，像是听到一支终于明悦起来的曲子——韦莲司没有像曹诚英那样，因为爱，而消沉，而悲伤，那样当然是更省事更容易一些，但她却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之后，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成就爱情，圆满自我。后来，她还曾对胡适说，老友，生命中总是充满相聚与别离，在相聚与别离之间，我们工作。
我喜欢她的这句话，古诗词里，有多少等待的女人，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看上去很美，却是惊人的浪费，用整块的光阴来等待爱情，是深情吗？抑或，只是这种姿态美而不辛苦？像韦莲司这样的女子，则是带着爱情前行，爱情不是让她滞留某处的绊脚石，而是照亮前路的明珠，所以，一份好爱情，是自己给自己的。
然而，诡异的是，这样的一封信，寄出之后，如泥牛入海，没有换回任何回音。那是多么可怕的寂静！你倾己而出，拿出秘不示人的全部宝藏，珍重地交给对方，预设他一定会善待。即便是拒绝，也有一种郑重其事，一种悲剧的美。但是，没有接纳，也没有拒绝，对方的手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的珍宝啪嗒落在地上，跌得粉碎。
不，连那啪嗒声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诡异的空洞，让人无所适从，怀疑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又觉得环节上不会有问题，若再去问，便是自取其辱。韦莲司一定也是这样反复想过，1929年，她写信给胡适，向他介绍一位游吟诗人，固然是因了做他精神上妻子的理想，看做一种试探也未尝不可。
胡适缄默依旧。韦莲司大大地受了伤，她也许会惊异于一个曾经存在的东西，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如海市蜃楼，如果有人告诉她，你不是一个人！不知她会作何感想。
就是这一次，在胡适来绮色佳探望韦莲司之前，1927年的1月份，他在纽约，跟一个名叫瘦琴的女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瘦琴比胡适大八岁。当瘦琴像韦莲司一样在信中对胡适咏哦他们的爱情时，胡适推掉了她所有的邀约。
瘦琴极度失望之后，很快认清现实，她在信中对胡适说：“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情人，你的问题在于你总把女朋友放在最后，甚至放在所有萍水相逢的男性——以及爵士乐团——之后！”
胡适这种排名法不稀奇，一个旧中国乡村里长大的，成长期一直在为经济问题困扰的人，是舍不得坦然地享受爱情的，对于他们来说，爵士乐团都有可能成为跟特定人群的谈资，建立某种社会关系的垫脚石，爱情却是一个纯然的个人玩物，他们不好意思对自己那么好。
韦莲司没有瘦琴那份清醒，一九三一年，胡适回国四年之后，她给他写了封很伤心的信。首先检点自己的笨——我现在居然还在给你写信。“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我把一个女性居高临下的脚架给踢翻了，并从上面摔了下来，这也证明我们之间没有虚假的隔阂”。是的，在这场爱情中，她太主动了，没有像睡美人那样，等待王子来吻醒，可是，这正好证明她的不设防，为什么胡适感觉不到这一点呢？
为了维护自尊，韦莲司明显言不由衷地说：“另外我要说的一件事，是我今天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热情，不像他对我的……即使如此，我认同他的根本道德的目标，以及我对他的情操和才智崇拜；他献身做大事令我敬佩，而且是我励志的灵感；同时他也是我用来衡量其他男人的标准。”
这样总结，太像告别，她是想跟那个深爱胡适的自己告别吗？但是，这一回，她收到了回信，两个月之后，胡适给她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说“我长久没写信给你，我真觉得惭愧得很，请容我向你保证，我从未忘记过你。”
他接着说，“1927年我回国以来，所以一直没有写信给你，是因为我们国家动荡不安的政局，而我也不确定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因此，写信给海外的朋友，谈任何事情都是困难的。”
好吧，就算你这话没错，但是，韦莲司，她只是你一个海外朋友吗？除了立场啥的就没什么可以和她说的了吗？
接着他又长篇累牍地汇报了自己四年间的工作和健康状况，他可能知道这些不是韦莲司所期待的，结尾处写道：“打了5页的字，又好像我什么都没说，在长时期的音信全无之后，且让这封信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啊，这不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间隔，之后两年，他继续只字全无，不过看他上封冗长但又索然无趣的信，就能想到，他不会让自己再受二茬罪。
这世上的爱情，有许多种，有“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悱恻，有“梦中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的执着，也有“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的现实和放达，胡适属于最后一种，他的爱情，只对眼前人发生，容不得半点相思的浪费。
他们再次联系，是在1933年7月，胡适写信给韦莲司，说，在他离开6年之后，他再次来到北美大陆。他这次是来芝加哥大学做一个演讲，原计划会后将飞纽约，虽然日程相当紧张，但是，胡适的口气里，还是留下了见面的可能。
后来这个计划更改，他先去了加拿大班福参加了一个会议，直到9月12日，他才来到纽约，一下火车，便被韦莲司开车接到了绮色佳。
值得一提的是，韦莲司的母亲已经在1932年去世，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胡适是一个让韦莲司老夫人感觉复杂的名字，虽然她当年反对过胡适与韦莲司同处一室，而且她古板的个性，也让大家可以推想到，她必然不赞成女儿与一个黄种男子谈婚论嫁。但是，对于那个聪明可爱的中国留学生，她毕竟付出过一个国际友人的热情。胡适回国之后，疏于给他们写信，尤其在他第二次来到美国，韦莲司老妇人亲眼看到他声名大噪之后，他的冷落，让她有点儿受伤。
韦莲司把她母亲去世的消息写信告诉胡适，是在他还停留在加拿大时，她说，大家在谈话里提起你的名字，她也从不表示意见，所以很难知道她是怎么想。她有时是很有智慧的，我相信她能了解。
韦莲司老夫人是否“能了解”很难说，但我们由此可以明白韦莲司不怨恨胡适的原因，她努力凭着自己的智慧去“了解”，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放在这里也可以吗？
但韦莲司母亲的终于退场，无疑给两人感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毕竟酝酿了那么久，爱慕过，思念过，表白过，煎熬过，失落过，一定也想像过，十几年的情缘，在胡适第三次来到美国时，被推向了最为华丽激烈处。
十来天后，胡适离开了绮色佳，韦莲司给他写信说，我昨晚决定不了该睡哪个床，我一会儿走到你的房间，一会儿又走到我的房间。最后韦莲司采取了个折中的办法，她把胡适的被子拉到了自己的床上去。
“我想念着你的身体，但我更想念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是你整个人的存在——也就是我已经住进去的你身心里的那一部分。”韦莲司这样说。
有时，她是理性的，知道两人之不可能，她重提当年的设想，要在他的伟大事业中，扮演一个奴工的角色。这样说时，她高估了自己的坚强，只要一场雨，她努力筑起的堤坝便瞬间溃散，她重新回归为一个痴情的脆弱的女子：
“开始下雨了，我心中无家可归的鸟懒洋洋地飞旋着。
我兀自站着，手里握着你的白袍，凉凉、空空的；
我手指渴切地想要触抚到你柔嫩的肌肤，暖暖、亲亲的。
让我心中那强劲的爱之流，冲洗我用脑作分析后所遗留的苦涩。……”
情感与理智，在韦莲司心中一刻不能停止地交战，我们可以想象，她可能是做饭时刚刚坚定了一个主意，洗碗时又自以为坚定地持另一个主意。如果胡适就此离开，她的斗争还不用那么艰难，关键是，胡适到了纽约之后，就把告诉韦莲司，他将在十几天后再来绮色佳，他们还可以有一个白天的相聚。
那十几天韦莲司一直处于纠结之中，她一会儿想着永远不再见面，这样也比见面之后再分开要好，决绝如她，从来对于喜欢的东西，要么完全拥有，要么完全放弃，她不能容忍自己落到含糊不清的状态。但是，这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呢，可不可以给自己最后一次放纵，把这最后一天，当成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日后无法相见时，在回忆里重温的那一部分？
不管她的念头怎么变，事实都是，她的理智都无法组织起阻止胡适前来的力量，甚至于，她还希望胡适能在绮色佳多住一天呢。但胡适却不是一个会随便改变计划的人，他如约在九月二十四的清晨到来，又如约在九月二十四的夜晚离去，不多不少，整整一天。
我们仍然无法知道这一天的情形，但韦莲司在感情里彻底沦陷，她大胆地设想起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情形，声称她不怕被社会放逐，“这是个什么白痴唬人的字眼？算了吧，从哪儿被放逐？被谁放逐？……真正的朋友不会因此而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我们所该在意的只有一两个我们一向在意的朋友，请放心，从我们的爱里所绽放出来的花，就像那含苞待放的蓓蕾一样，不会毒死他们的。”
此时的韦莲司显然有了愿为爱情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也是，她的爱是那么深刻。看到美丽的事物，她也想要跟胡适分享，比如，胡适住过的那个房间的窗外，树叶在一夜间变成绚烂的金黄；在张爱玲的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佟振保下班回来，看见王娇蕊坐在他的大衣旁边，心中不由一震，他被王娇蕊对他的痴迷震惊了——韦莲司上演了真人版，胡适离去后，她学着胡适把香烟夹在手指上，看那若有若无的烟丝袅袅上升着，她望着那支烟，听着钟摆的滴答，以及，天空中一架飞机掠过的声音。
“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的烟草味道，记忆里被爱的味道”。韦莲司将每一句歌词都身体力行地诠释了。
可是，“岂不尔思，畏子不敢”。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但她们都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她们所爱的那个男人有多少勇气，亲吻时她们闭上眼睛，心仍然张开着，能从最细微处，量出对方的决心。在思念过之后，在煎熬过之后，在自己给自己鼓劲之后，在漫长的抒情之后，韦莲司重归起点，她清醒地对他说：“坦白说，你已经离开我了。我们都会恢复正常……回去之后，就不要刻意写信。与其写信，不如在你心里找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一段快乐的净土。用这种方法来休息。我会理解的，我一直都是理解的。想办法找任何能让你神清气爽的事物！人生是重荷”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读出了韦莲司的无力与有力，她无力改变命运，却有力选择对于这命运的态度，在人生的重荷下，坚持让自己神清气爽。将她的这段话，与曹诚英的痴迷纠缠做个比较，高下自见。
然而胡适竟然不能理解“神清气爽”这四个字，反而向韦莲司致歉，抱歉打扰了她的安宁。没有比这更煞风景的事了，韦莲司失望地说：你太习于处理人类的事物了，所以，你连在鸟热情的歌声里，也看到了人的烦恼。鸟就像艺术家一样，会被太阳、玫瑰、人类灵魂的美和悲剧所震撼。然而，只要它能自由的飞翔、欢唱，它的创造欲就被满足了，不是吗？”
说到这里，我得说我的一个疑惑，韦莲司跟胡适，真的能够心意相通吗？我们不要忘记，韦莲司是个艺术家，重直觉，感悟力佳，思维方式不拘一格，对于美极其敏感。胡适更擅长的，是理性思维，对于美的幽深细微处，则不甚了然。
有回他将陶渊明与朱敦儒归于一类，学者顾随不由一哂，说“观此语，胡氏于朱、陶二人盖未能有深切认识，否则决不能将二人并论。”他接着说：“朱敦儒词是多方面的：有乐天自造之作，有豪放之作，亦有纤巧之作，其可取亦在此。”不错，虽然鲁迅先生都说陶渊明既有平淡、静穆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但陶渊明整体却只有一个风格，是自然，朱敦儒的多方面，像有许多个模板，他模仿得倒是不错，这是他的可取，也是他的不可取。
笔者有个观点，一个人的艺术感悟力，和他的感情热烈程度是有关系的。艺术感悟力好的人，对于爱情的迷人之处也有更多的感悟和想像，更容易中毒，辗转反侧地放不下。艺术感悟力差的人，则像猪八戒吃人参果，咂不出其中的万千滋味，同样，遇到再深刻的爱，也无法为之低回，只是大笔一挥，在情史上又记下一行而已。
在这世间，情逢对手比棋逢对手更难，不是每一次，林妹妹都能遇上宝哥哥，祝英台都能遇上梁山伯，你说，郭靖懂得黄蓉的爱吗？又或者，令狐冲何尝真的懂得任盈盈，但这一点也妨碍他们谈情说爱，韦莲司也曾说，她在胡适身上，没有看到像另一个男性朋友那样的爱，和对美的鉴赏力，但，这还是不妨碍她，持之以恒地爱他。
胡适回到中国之后，再度对韦莲司封笔，我们可以说这是他遵了韦莲司的嘱咐，可是根据过去的经验看，就算韦莲司不那么说，他也未必会给她写信。韦莲司中间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只字未回，果然是活在当下的人。
算了，反正她也习惯了，她也说过她能懂，真爱不在于形式，他不来信不说明他没有想着他，可能、也许、应该只是，像他解释的那样，他看重她，给她写信需要一个完整的好心境，乱糟糟的社会环境中的他，一直没有。好在，他在过年的时候，给她寄了一张贺卡，好在，他也不像上次那样一封笔就是几年，第二年8月，他的信终于到来。
在信中，照例又是一番关于没写信的解释与抱歉，然后便是将曹诚英介绍给韦莲司，这位“表妹”即将前往康乃尔大学读书，胡适希望韦莲司能给照顾她，在信中他特别提到，曹诚英的学费与生活费用，由她哥哥支付。
10年前，胡适跟曹诚英尚且情投意洽时候，曾写信给韦莲司，提到了这位小表妹，说他去年在杭州烟霞洞中住了四个月，除了游山玩水，给小表妹说些故事以外，什么都没做。韦莲司回信，对此种生活表示赞成。不知道她后来是否知道那位听故事的表妹，就是到美国求学的曹诚英，就算她知道，估计也还是想简单了。但曹诚英来到美国后，韦莲司不太喜欢她，这不难理解，只比较一下两人为人处世的风格，曹诚英不可能是韦莲司所欣赏的那一款。
两年之后，韦莲司有机会对胡适说说她的看法。
1936年，两年未通音讯的胡适从旧金山给韦莲司发来电报，说他已经抵美，即将东行。绮色佳正是在旧金山的东边。韦莲司给胡适回了一封信，估计诚实地说了些对曹诚英的看法，胡适回信说，我很高兴从你那儿得到曹小姐的消息。自从她离开中国，这些年来，我没写过信给她。你说得对，她就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大家都夸她有些小聪明。
仿佛是为进一步撇清，接着，胡适又把给曹诚英的信附在后面，请韦莲司转交。
信寄出去之后，胡适还是觉得不妙，接下来的一封信中，他特地交代韦莲司：别请曹小姐住到房子里来。我可以去她那里，或者在你那里跟她见面。但是完全没有必要邀她跟你住在一起。
这个交代太有必要了，就曹诚英那个性格，怎么按捺得住？势必有一场尴尬。胡适未雨绸缪，以为做得周全，可他实在高估了曹诚英的忍耐力，他那么久不理她，冷不丁地请韦莲司捎去这么一封信，让曹诚英怎么会不把眼前人当成树洞，尽吐自己这些年的爱与忧伤。
往事旧欢，别情离恨，在异国他乡，在一个看上去很安全的美国女人面前，曹诚英用倾诉拯救自己，然而，韦莲司呢？是否有什么从她心中瞬间抽离，旋转成一个巨大的黑洞？凉意暗生，玄虚无尽。但是，不管她内心是怎样的风起云涌，她都一定会保持她的风度，温柔地，善解人意地安慰那个为情所苦的中国女子，装作与她的故事没有一点儿关系。
十几天之后，韦莲司冷淡地接待了胡适，他感觉到了这一点，估计也猜到了原因，但很聪明没有道破，只是在离开之后，礼节性地写信说“我觉得很遗憾，没能多了解一些你的生活，没能和你多谈谈。”韦莲司没那么含蓄，回信说：“你在绮色佳的时候，你的伊人鸟不巧有时他往，真是令人嗟叹。”这个伊人鸟，是她爱着他的那部分灵魂。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他婚姻之外唯一的女人，他不爱他的妻子，那么，她还是他唯一的爱，她愿意，为这样的爱，忍耐不见天日的寂寞。现在，曹小姐的倾诉，将她苦心建立的小世界完全打破，自尊的女人，不能容忍像个怨妇那样找他问个究竟，只能将自己爱他的那部分灵魂，隐遁起来。
胡适并不愿终结于韦莲司的交情，他又写了一封很聪明的信，谈他的学术、论文，在船上遭遇的罢工，中间佯作信笔而至地说：“我工作到深夜。有时我写完一篇文章已经凌晨3点，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并且想把它念给一个能与我共享的人来听。我以前会把一两首诗给我的侄子看，他是一个相当好的诗人，和我住在一起。现在他过世已经10年了。……怎么一个人会这么渴望找到一个知己的朋友，这真是令人费解的事。……我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不能跟我生气，而且一定要理解，我总是想着你——我对你的思念一如既往。我希望经常写信给你。”
我年少时看林黛玉跟贾宝玉生气，到坡上去葬花，被宝玉三言两语哄得回转过来，又跟他开起玩笑来，很不能理解，想着换成我，一定要好好地呕一场气呢。长大了方明白，你若是爱一个人，就不可能真的跟他生气，哪怕他犯了很大的错也不会。你生气只是想得到认定，激出爱的承诺，他都说了，你当然不会再怎么样了。
韦莲司别无选择地原谅了胡适，也许她冷静过来一想，这件事没有那么重要，毕竟胡适和曹诚英的纠结，主要发生在1923到1924年，那时候，她固然一如既往地惦记着胡适，两人却没有什么密切的交集。
如果韦莲司知道，1927年春天，在母亲的眼皮底下，她对胡适的爱再度被唤醒并发展得如火如荼时，胡适刚从那个名叫瘦琴的女人身边离开，不知道她会作何感想。
当然，我们完全没必要像个闺蜜一样替韦莲司追究那件太遥远的事，眼下所面临的是，胡适并没有对韦莲司的原谅回应以相对的热情。他回到中国后，韦莲司两次给他打来电报，胡适没有回复。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之后，韦莲司恨不得立即赶往中国，又怕自己成为累赘，最后写信告诉胡适，她会照顾好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让中国放心。
就在韦莲司写这封信的当天，胡适在海拔一万里英尺的空中给她写信，时局突变，他临危受命，来到美国进行抗战的宣传。很快，韦莲司在新闻里看到，胡适抵达加州的消息。
这一次，胡适行色匆匆，晋见美国总统，拜访美国国务卿，更有各类学人、工商业银行界领袖需要一一会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没法赶到绮色佳，韦莲司亲赴纽约与他见面。
按照江勇振的考证，他们相处了五天，在见面之前，韦莲司是怀着一种雀跃的欢欣期待这次会面，虽然她知道胡适此番到来，与她的期待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还是放任了自己的虚荣，觉得这是对自己执着陪伴的赏赐。
那是金子一样的时间啊，与所爱在一起，胡适即使感觉没有韦莲司强烈，但他在飞机上给韦莲司写信时，一定也勾画了美好的场面。
可是，当他们的时间终于到来，却突然不知所以地荒腔走板，怎么着都不对，说什么都是错，他们认识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相处得那么别扭，那么不是滋味。
还要回过头来，说胡适抵达加州而未到纽约之前，韦莲司给他的信里，提到了有个想跟她结婚的男人，尽管她只是引用他的话说些别的事，并没有突出这个人，但胡适作为一个情人，不可能不注意到他。
这个想跟韦莲司结婚的人叫R•S。按照韦莲司的说法，他是一个好男人，爱这个女人，愿意去保护她，他对韦莲司说：“你该做的就是嫁给我还有画画儿”。说起来是极有诚意的求婚，但韦莲司却深知，这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两件事不可能并存。
热恋中的情话，就像政治家竞选时的承诺一样，算不得数的。能否实现，不在于那时的热情，而是说话的人的能力。韦莲司太清楚R•S先生是一个寻常人，如果不是被爱冲昏了头脑，他对于韦莲司真实的诉求是，希望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地陪他出双入对，以及，照顾好他的儿子。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有这种诉求的R•S先生，如何选择了韦莲司，大概是他对她没有足够的了解吧，以为每个女人，都需要一个家，并有为这个家安生下来的愿望。
这也不能说完全错，虽然，在韦莲司心中，只愿意跟一个人结婚，那就是胡适，虽然，韦莲司的老父再世时，惊世骇俗地一再告诫自己的女儿，千万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但此刻的韦莲司，已经是一个五十七岁的妇人，多年来，她与风车作战般的豪情，连累得她太疲惫，尽管她自信自己的相貌比实际看上去要年轻，但这个美国女人，在岁月的风刀霜剑面前，和我们熟悉的中国女人一样，未能免俗地对自己说，怎么着都该有个伴儿吧。
这是韦莲司终于为R•S先生拉开半边门的原因，但是，有半边门，还犹疑地半掩在那里，摆在韦莲司眼前的问题是：是孤独终老可怕，还是嫁给这个男人、“在还没有真正活过以前就死去”更可怕？这个问题和中国的战事一样困扰着韦莲司，现在，胡适来了，她觉得他能够解决她的困惑。
韦莲司固然是抱着求解答的心理，向胡适提出她的疑问，但在刚刚抵达纽约的胡适听来，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让我们试问任何一个不打算把情人娶回家的男人，假如你的情人发问：有人向我求婚，该怎么办。这个男人的手心都会暗暗出一把汗吧？
他得考虑，这是不是变相逼婚？起码是要一个承诺？一言不慎，将会给未来留下怎样的后果？就算对方不会抓住一句话死缠烂打，看她过得不好，你的良心也会自责不是？自认为有良心的男人，通常会选择“忍痛割爱”，凤凰男这方面会做得更极端，他们在自我牺牲的错觉里，体验着自己人格的伟大，胡适，不正是个美德爱好者吗？
胡适大表赞同，便是一件可想而知的事了。韦莲司非常失望，她并非指望胡适激烈反对，以此验证他对她的爱，而是希望他像一个真正的老朋友那样，从她的角度分析利弊。现在，他那么积极地赞同，却不是为老朋友多方面审时度势的结果，更像一个忙不迭地朝后一闪的姿势，套句我在公交车上听来的歌词就是：找个好人就嫁了吧！
说是羞辱也不为过，却原来，她苦心经营苦苦守候的爱情，在他，竟是一副随时可以放下的负担，他很高兴终于找到了下家。他人即地狱不错，但你并没有期望过与他人心心相映不是，而你所爱的这个人，你以为你们彼此早已是一片澄明的这个人，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后，回到起点，你发现，在爱情态度上，他毫无卓越之处，是最寻常的一个男人。
不大可能立即幡然醒悟，还会费解、纠结、争执上好一阵子，纽约五天，他们过得非常不快乐，是他们这些年来相处的最低谷。这情形，胡适不会懂，他只会惊异于他熟悉的，温柔体贴的韦莲司怎么像换了一个人，而她，要用怎样的言辞，才能说尽自己的心情。
回去时，她心灰到极点，以至于我想引用一个中国人的词来形容：“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从表面上看，韦莲司与胡适只是呕了点气，韦莲司自己却明白，那是一次彻底的坍塌，她孜孜于付出的，竟然，从来都是他不想要的。
但这样也很好，在她人生的重大关口上，她完成了一次感情上的涅槃，看清真相，也许没有那么美好，但不自欺的人生更加简洁，犹如放下所有的饰物，轻装上阵。
从纽约回来的韦莲司，经过认真思考后，做出了几个选择，第一，她拒绝了R•S先生，她不只是拒绝了一个男人，还拒绝了对生活的妥协，以后该怎么生活，变得更加明晰，她要把自己的有生之年，打理得更加利索，绝不拖泥带水。
“我所要的是那么一种人生的际遇，让我的心智与品味能永保敏锐，让我能够坦然地与我最崇拜的人们交会；只要能作出一幅画就可以，但必须是一幅杰作；只要能作出一道佳肴，但必须是人间极品；只需要一个小窝，但必须是一个素净典雅的极品屋；至于我自己，我要的只是一小块地，不起眼，阳光普照，自己省吃俭用，但能多多施予；或者能云游四海，观察人生，并记录下它的意义。”
对于她和胡适的关系，她也作出调整，她仍然崇拜他，景仰他，但抽取掉了情爱的成分，把他放到心灵友朋的位置：
“我发现我之所以要保持无牵无挂的自由之身，是因为我希望把自己保留起来，在需要的时候，或许可以对你、对其他在东岸的朋友或者对老邓肯能有一丁点儿的用处。现在看来或许已经不需要或者不可能，但这是我对我的友谊的一个卑微的想象。这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在现在赢取一些时间跟自由，我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去用它。”
最后，她说，她要和一些久违了的朋友恢复联系，用他们的创作滋养自己。
不久，胡适以驻美大使之身，常驻美国，他没有像过去那样，积极寻找与韦莲司往来的机缘，而是在纽约与一个照顾他的护士同居。韦莲司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在经历了那么多起伏之后，此事不再能激起她感情的波澜，那年夏天，她甚至提出，愿意跟胡适的新任情人各出一半钱，给胡适的房间装个空调。
1942年，胡适到康乃尔大学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韦莲司居然是在报纸上看到他要来绮色佳了，与数年前他还未成行便急急告知完全不同，但她能够理解。
1952年，她请胡适夫妇一道去她家中度过了一个长达二十多天的假期，合影照片上，她站在胡适与江冬秀中间，她探询地侧脸望向江冬秀，似乎在征求她的意见。从后来他们的通信看，那是一个愉快的假期。
李宗盛给张艾嘉写过一首《爱的代价》：
“也许偶尔我还会想他
偶尔难免会惦记着着他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
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
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
让往事都随风去吧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仍在我心中
虽然已没有他”
好的爱情，必然有友谊之根，只是，将友情变成爱情固然不易，让爱情回归友谊更难，如同覆水难收，如同皴染过的宣纸无法洗白，究其原因，在于人人心中皆有一个小自我，这个小自我承载着被伤害被辜负被羞辱的任务，像一个唧唧歪歪的小女子，抱住你想要大步流星的脚步。
谁能甩开这个缠人的小自我，走到高远之处，谁就能够不以世俗的名目定义自己的生活，不将自己看成“新人”或是“旧人”，不在头上加一个“EX”的标签，往事种种，皆是一场际遇，你我种种，也不过是交错、相逢，无须斩断，无须离散。
1962年2月24日，胡适猝然而逝，震惊之后，韦莲司去信给江冬秀说：“这棵大树倒下了，对你，正是哀痛的时刻，你必感大空虚，在这个大空虚里即将堆起哀悼者的追思和怀念……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的追怀，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这一年十月，韦莲司在胡适下葬之前，写信给胡适的儿子胡祖望，让他帮自己在灵前献上十朵白色的小花，另外，她还想捐出一笔钱，作为胡适文章英译和出版的费用。
胡适写给她的信，她也都陆续整理复印完毕，寄给了江冬秀。值得一提的是，江冬秀在整理胡适身后资料时，特地让韦莲司写一份自己的小传放进胡适的资料里，这一举动说明，她觉得，在胡适的生命里，韦莲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行文至此，不禁感叹绝非情种的胡适，竟然能遇到如此至情至性的两个女子，江冬秀对于他和韦莲司之间的纠葛不是没有耳闻，也曾怀疑过，暗讽过，但在经过时间的冲刷之后，在见识过韦莲司的为人之后，语言不通的她，比胡适，更能懂得那个异国女人，友谊也好，爱情也罢，她终归是在他的生命里深深留痕的人。
但这份厚遇让韦莲司大大地不安了，她从来无意伤害江冬秀，整理胡适写给她的信件时，她特意抹去比较敏感的部分。所以，随同那份极其简单的自传，她另外写了一个说明：我这一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对于思想敏锐的兴趣。任何对艺术、科学、国际事务所做的诚实的观察和清晰的思考，我都致以倾慕和钦佩……我的一生，是个不断的冒险。
这是解释，她想让江冬秀了解，她和胡适交往的根源，是她的求知欲，但这也是实情，他们的爱情，原本就是自求知上生出，花开一瞬之后，又复归到求知上去。笔者尤其喜欢最末那一句：“我的一生，是个不断的冒险”，虽然，她的一生，大多在绮色佳小城里度过，但她一直奔袭在求知的路途上，山重水复，不知老之将至。
在《胡适的情缘与晚境》一书中，周质平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死生相许”来总结韦莲司的爱情，我总觉得不妥，“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绝不是对于韦莲司感情生活的准确描述。相形之下，《诗经》里那首《宛丘》更为贴切一点：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你的舞姿风流跌宕，在那宛丘之上。我对你岂能没有情意，但没有任何指望。
有人将“无望”解释成悲伤的情绪，我不敢苟同，人们的心理惯势是，爱慕，就一定要接近乃至得到，就一定指望点什么。为什么要如此的一元呢？“无望”，也可以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我放弃所有的指望，只作为观众，观看你的舞蹈，无冬无夏，宛丘之下。这样的距离，刚刚好。
1971年，韦莲司去世，她复印下来的胡适书信与稿件，由她的侄子寄到当时“中华民国”驻巴贝尔的“领事馆”，现存台北胡适纪念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