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女儿回忆：被扭曲的战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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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胡风和他们的父（母）亲都是左翼文学家，同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们的斗争目标都是黑暗的旧势力，无一例外都是从青年时起就立志为中国的新文学事业而奋斗终生，虽然彼此间有文艺理论上文艺思想上的分歧，但他们理应有正常的战斗友谊。
不过，在“左”的思潮控制下的年代，在那运动不断的年代，他们间的友谊被扭曲了，正常的论争变成了“批判”和“运动”，彼此间不仅有隔阂、误解，甚至互相损害，导致了一些恩恩怨怨。整人，被整，轮回不已！
2012年11月，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主办，在长城脚下的长城宾馆召开了“纪念胡风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的几个朋友邵济安（邵荃麟之女）王存诚夫妇、周艾若（周扬之子）、冯夏熊（冯雪峰之子）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在小组会讨论时，有与会者好奇地问道，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言外之意当然是，你们的父辈间有着若干恩恩怨怨，怎么现在竟然友好地坐在了一起？
其实，我的这一“朋友圈”里还有不少人呢。除我和老伴宋哲以及上面提到的三家外，还有楼遂（楼适夷之女）、萧耘（萧军之女）王建中夫妇、田大畏（田汉之子）、蒋祖慧（丁玲之女）等，共有十来个人。最近几年来，我们每年差不多都要聚会一次。海婴在世时只要有空也会偕夫人马新云来参加。遗憾的是，他和田大畏已相继早逝。现在，年龄最大的周艾若八十八岁，最小的楼遂也有六十多了。
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们，每次聚会可高兴了，有着说不完的话，以至分别时仍意犹未尽，相约着次年再聚会。2010年3月间，为纪念左联成立八十周年，我们一行在参加了上海举行的纪念活动后，又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同志们安排和照顾，去寻访当年前辈们的足迹，在绍兴、常州、义鸟等地参观访问，数日的相处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说起来，我的父亲胡风和他们的父（母）亲都是左翼文学家，同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们的斗争目标都是黑暗的旧势力，无一例外都是从青年时起就立志为中国的新文学事业而奋斗终生，虽然彼此间有文艺理论上文艺思想上的分歧，但他们理应有正常的战斗友谊。不过，在“左”的思潮控制下的年代，在那运动不断的年代，他们间的友谊被扭曲了，正常的论争变成了“批判”和“运动”，彼此间不仅有隔阂、误解，甚至互相损害，导致了一些恩恩怨怨。整人，被整，轮回不已！
这里，我想结合我们这些人交谈中的回忆，以及我所了解的史实，简单回顾一下我所知道的这几位前辈的关系，他们的合作情况及其演变的历程。
悼冯雪峰，胡风发出一封三百字的长唁电
冯夏熊曾不止一次回忆，他还是小男孩时（他和我哥哥晓谷同岁），由父母带着去我家，坐车时短裤被挂破了，我母亲拉着他，亲切地直接用针线就在他身上缝补好了。这一场景他一直难以忘怀。是的，我们两家的交往是很早的。
父亲还在上中学时，就开始接触到雪峰（为方便起见，我在文中对这些前辈就直呼其名了）和其他湖畔诗人的诗歌。雪峰虽比他还小一岁，但那时就已以“湖畔诗人”著称于世了。他们的诗得到了父亲的喜爱，引发了他也开始学着写诗，从而启动了他作为诗人的征程，这些最早所写的诗后来收入了诗集《野花与箭》。1979年他在为雪峰所写的唁电中曾坦承雪峰是“我个人青年时期的诗情诱发者”。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与雪峰开始了通信交往，1932年冬他曾回国一次，首次见到了雪峰。他们同是农民的儿子，同样是靠锲而不舍的奋斗走到“外面的世界”来的，又都爱探讨文学理论。既有共同的语言，又有着同样倔犟的脾气，两人谈得越发投机，自是相见恨晚。也就在那一年，刚满18岁的母亲参加了左联，和她谈话的领导正是雪峰。他的严肃认真和长者风度，使她感到这是一位可尊敬、可信任的领导人。
到 1933年夏，父亲被日本警方驱逐回国。他在日本时就已是日共党员，但回国后文总方面始终没有承认他的党籍。后来，雪峰曾三次通知父亲说“你已是党员了”，但又两次告诉他说“党内更难搞，还是留在党外好些”。他体会到雪峰的难处，也就没说什么，甘愿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著名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就是由他们两人商议后得到鲁迅先生同意提出的，鲁迅的丧事也是由父亲在雪峰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后来更是在雪峰的领导下主编了《工作与学习丛刊》。抗战后期，雪峰来到重庆，客居作家书屋。二人再次相聚，常在一起闲谈。谈到文艺方面的一些问题都有同感，因此，这一时期两人的交往最为友好融洽。
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有所隔膜，但总的来说相处还是友好的。1953年父亲在北京买房时手头缺钱，雪峰还主动借给了他一大笔钱。在与雪峰多年的交往中，父亲对他的某些作法有意见有看法，时有微词，甚至在私信和日记中讥讽他。现在看来，主要是由于他不理解雪峰处于“组织”内的身不由己，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尽管如此，他在大的方面对雪峰一直抱有敬意，评价极高。
1979 年在成都，父亲虽恢复了自由但尚未正式平反，当得知第四次文代会后要开雪峰的追悼会时，虽然收到通知已晚，但他还是赶着去发了一份三百多字的长唁电（第二天，又修订补发了一次）。在唁电中，他高度评价了雪峰作为诗人、鲁迅和党的联系人、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的历史功绩。其实，在发唁电的两个月之前（1979年 9月13日），他就曾写信给楼适夷，为雪峰的离世感到遗憾和不公，谈到要公正评价雪峰还他以公道的问题。
接信后，适夷感到此事重大非自己所能处理，便将信直接转给了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
丁玲始终为1955年所写的表态文章感到内疚
1949年9月29日在怀仁堂第一面国旗前左起：马思聪、胡风、丁玲、艾青、赵树理、田汉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父亲就读过丁玲的小说，评价很高，曾想写一篇读后感似的文章，连要点都写好了，只是未及完成。里面对丁玲早期的四篇作品《梦珂》、《莎菲女士底日记》、《暑假中》和《阿毛姑娘》都予以评介。他称《莎菲女士底日记》“是民主革命失败后的最悲痛的呼喊，她是抱着向光明的飞跃的心对着污秽的现实人生痛哭了的。”这份要点他一直保存着，直至被公安部抄走后又发还，几年前经我加以整理后收入《胡风全集补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也是在1932年冬回国那一次，父亲与丁玲认识了。二人虽是初次见面，但感觉跟老熟人一样，后又受丁玲委托找丘东平谈话，试图打消东平出国留学的念头留在国内工作，虽然没能说服东平完成任务，但从此他却和东平建立起了友谊。到1934年六七月时，雪峰又交给他一个任务，那就是到车站去接从南京软禁中借口就医来上海的丁玲。因胡风是丁玲的熟人，丁玲可以放心接受他的安排。接到后，他按雪峰的意思安排了她的住处和就医等事宜，直到她回南京。
抗战期间，身在延安的丁玲常给在重庆的父亲来信，叙说自己的生活和心情，幽默风趣，并寄来一些稿件。父亲在所编的《七月》和《希望》上发表了不少她的文章，还编印了她的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按丁玲的嘱咐将稿费寄给她母亲作为生活费。
为了安全，丁玲曾将珍藏的毛泽东写给她的诗词手迹特意寄给父亲托他保存。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记载：
“1938.12.18——丁信说毛欢迎我去延安，但她以为还是在这里办《七月》的好。”
“1939.7.3——过华中，得丁玲寄来一包稿子，田间底诗和雪苇底论文，M氏手写的旧诗词。”
“1939。 9.4——得丁玲信，问‘丁玲型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老友的信任，令父亲十分感动，他将毛泽东的手迹诗词放在随身的小皮包夹层内，无论是躲避日机的轰炸还是在香港沦陷后的逃难途中，他一直小心护卫着，毫发无损。
1949 年初，父亲离开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绕道香港来到东北解放区。在沈阳见到了丁玲，十多年后相见，她比在左联时显得成熟和干练多了。她对父亲谈到毛泽东《讲话》成文的经过和解放区文艺的成绩，说解放区文艺虽然粗糙，但却是为了工农兵的。她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版本拿给父亲看，诉说着创作时的困难，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听说，周扬反对出版这部小说，因为里面的恋爱是“反阶级”的，但毛泽东却说这作品好，周扬的看法是错的。所以最后还是出版了，并取得了成功。祖慧还记得，我父亲随中央来到北平住在北京饭店时，她曾随母亲去看望过。
父亲曾在1950年1月1日给母亲梅志的家书中写道：“在这当局文坛，她还是一个可以不存戒心谈谈的人，也可以说对我很好罢，但我也没有心情接近她。她回来后我只去过一次，为了看她的母亲。” 此时的丁玲，已身处文艺领导人的身份，与父亲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艾青那时曾给她起了个“凤姐”的外号，父亲后来在私信中也便随着这样称呼。
记得1953年我家在北京定居后，曾在新家请她来吃饭，她还送了一个带纱罩的景泰蓝花瓶式的台灯作礼物（这个台灯现陈列在现代文学馆的“胡风书房”）。那天，著名作家丁玲给我这个中学生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雍容华贵、谈笑风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平反并与她成为邻居后，我见到她的次数便多了，她的风度依旧不减，并且干劲十足。
1955年胡风一案发生，丁玲在严峻的形势下，不得不写了一篇表态文章《敌人在哪里》，在《人民日报》发表。就这样，仍是在劫难逃，虽侥倖未被牵连进“胡风”一案，却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成了这一“集团”的头子，遭遇了二十多年的恶运，直至1980年才迎来了转机。上面所说毛泽东写给她的诗词手迹，经过一番周折也随我家的平反被发还，回到了我们手中。母亲写信告诉了她，她让祖慧夫妇来我家取走，这才真正“物归原主”了。
丁玲的历史“问题”于1984年彻底平反后，她马上告诉我母亲，鼓励我父亲也抓紧向中央提出申诉，以早日解决1980年平反文件中留下的“尾巴”。遗憾的是，胡风及胡风一案的彻底平反要直到他去世三年后才得以实现！
丁玲始终为她在1955年所写的那篇表态文章感到内疚，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她曾设法找到那篇文章，想据以写文表达内心中对老友的歉意，可惜终因病重不久后便去世了，未能了此心愿。
萧军、胡风与病中的聂绀弩“三人同照一张相”
1980年萧军、胡风和聂绀弩
父亲对二萧的创作十分重视，他们也与父亲结成了战斗友谊。父亲曾对萧军说：“她（萧红）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而你可能写得比她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感受和天才在创作……”（这段话，最近被原样收入到了萧红的传记影片《黄金时代》中）。
抗战时期在武汉，他们又全力支持《七月》的出版。四十年代初，萧军与他年轻的妻子王德芬从成都来到重庆，父亲帮他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后去了延安。听说，他在延安颇得毛泽东的器重，和毛很谈得来。可是，到了延安整风时，他却因替王实味抱不平愤而出走，到农村去开荒，自给自足。还是“组织”将他接了回来，最后回到东北家乡搞文化工作。到了1948年，他却又由于所编《文化报》上涉及解放东北的苏军中一些违反纪律的情况，而受到批判和处分。
1965 年底，父亲监外执行、从秦城回到家中时，聂绀弩前来相见，他说，萧军也很想来，并提议三人同照一张相留作纪念。父亲虽然也很想见萧军，但终于没有通知他，因为父亲知道他孩子多，一大家人，不愿给他找麻烦。直到1980年父亲回到北京，才得以与萧军重逢。后来，萧军弄了一辆车，带父亲到邮电医院，与病中的聂绀弩合影，总算完成了“三人同照一张相”的宿愿！
我们兄妹和萧军叔叔都很熟，他住过的几个地方：海北楼、团结湖以及最后的茂林居，我都去过。父亲去世后，我们两家仍常有来往。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与萧耘夫妇互通信息交换资料，很聊得来，更成就了两代人的情谊。
自 1938年直到1980年，父亲与萧军间的来往信件留存仅五十一封。前些年，经我与萧耘合作整理发表于2004年2期《新文学史料》，留下了这一段友谊的佳话。在前言中我们写道：
“……51封的数量比起他们二人近六十年的友情来说，似乎少了一点，尤其是胡风致萧军的。但它们表达了我们的父辈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日军的炮火，而不愿丢弃的这份真诚以及冒着被抄家批斗的危险仍不愿毁掉的这份勇气！要指出的一点是：萧军在三四十年代的这些信件于‘胡风案’发生时由公安部从胡风家中抄走，因此避免了在后来的运动中被毁灭的恶运，‘胡风案’平反后得以归还；而胡风的这7封，历经劫难，竟能留存下来实属‘奇迹’——有的已没有了下款和日期，或许那是情急时撕掉的（？）但也因此得以留存，以飨读者。它们的内容不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更重要的是，从它们的遭遇中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我们二人今天联手来做这项整理工作，也正是为了再现父辈曾有过的友谊与合作 ——哪怕只是完成这项工作呢。”
邵荃麟劝告：“你想四面树敌吗？”
邵济安（邵小琴）像她的爸爸一样，是一个组织家，我们的聚会往往都是由她精心安排的。
1997年9月28日，我母亲梅志在给彭燕郊的信中写道：
“一直就想给你写信，那是对于你写荃麟的回忆文（即彭燕郊所作回忆邵荃麟的文章《荃麟—— 共产主义圣徒》，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二期）写点读后感。你的文使我震撼！对荃麟我们实在不能忘了他，我认识他比你更早，那是抗战前一年，他正同葛琴恋爱，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好像他刚出狱。……荃麟同志实在是一个忠于党重视友情的好人，应该是好人一路平安。但他可受了不少不应有的诬陷，主要是为人受过，死得真惨。像你这样的文章我还没有读过，受他好处的人，对他反叛的恐不多。那是个可怕的时代……”
父亲虽自左联时期才认识荃麟、葛琴，但他早在日本写文艺评论时就关注他们的文字。抗战期间，父亲在《七月》上发表过荃麟的一篇译文。1942年至1943年间，父母亲和我哥哥自香港撤退后曾在桂林住了一年光景。此时，桂林党的文化工作由邵荃麟和李亚群领导，胡风与他们来往甚密，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查胡风这时期的日记，在日记上关于邵荃麟夫妇的记载共有34处。
正如父亲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和他在文艺问题上的看法上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那时，葛琴主编的《青年文艺》上还发表了我母亲的成名作童话长诗《小面人求仙记》。
到了抗战后期，情况起了一些变化。荃麟之子邵小鹰在《我的父亲邵荃麟与胡风》中是这样写的：“1945年初胡风在《希望》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片面和抽象地强调了主观力量、主观意志的作用，从而把他的文艺见解更提到哲学的高度上来表达。此后，荃麟与胡风在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上就有了较大的分歧。……”（见《粤海风》2012年第2期）。作为一位党内的文艺领导者，荃麟自然是坚持“正统”，接受不了胡风的“异见”，但基于他对胡风的友谊和政治上的信任，他对胡风并不敌对，而是忧心忡忡地试图去说服胡风改变执着的文艺观点。彭燕郊曾记下了他亲历的一场荃麟、乔冠华与胡风关于《论主观》的争论：
“那时，绀弩和我都住在文协作家宿舍，四间房的小茅屋，和荃麟，葛琴、骆宾基一起。一天，胡风、乔冠华先后来找荃麟，绀弩和骆宾基都出去了，胡风、乔冠华、荃麟整个下午都在谈《论主观》，荃麟留他们吃晚饭，饭后继续谈到晚上八点多钟。晩辈的我，又不懂理论，一直坐在旁边听，没敢开口。荃麟、乔冠华（他已很快就摆脱‘才子集团’的阴影）谈的，离不开党的思想文化政策必须贯彻执行。胡风反复强调的是：《论主观》的本意（当然也是他的本意）是从理论上更深刻地阐明党的思想文化政策，同样是在执行党的政策，不但符合当前的革命斗争要求，同时符合革命斗争的长远利益。三个人都强调就这篇文章开展讨论是必要的，有益的。我想我没记错，自始至终三个人都没有用过批判这个词，也没有用过批评这个词。客人告辞后，荃麟对我说：‘胡风，真没有办法，总是坚持他的观点’。我说：‘好像太迂了，书呆子吧’。荃麟笑了。”（彭燕郊《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载《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 期）
从这几件事我们看到，尽管荃麟对父亲的文艺观点有的方面有意见，但他并没有采取粗暴的态度来批判，而是出自对父亲的朋友之情表示了耽忧，觉得他走得太远了。
后来到了1948年3月，由中共南方局主办、荃麟主编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对父亲的文艺思想进行了首次书面批判。即使这样，父亲对荃麟也从无微词，表示了理解。建国后，邵荃麟担任了中宣部副秘书长和作协党组书记等职，已处于领导地位，但二人的私交仍很好。父亲一人客居北京时，常到他家做客。小琴曾在文章中说：“胡风常常上我们家，喜欢吃我母亲烧的‘狮子头’，他大大的脸庞，一口响亮的湖北活，至今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胡风日记》中则记有：“1950年10月3日——上午，荃麟夫妇请吃蟹，到有北乔、南乔、胡绳、默寒、雪峰等”。
我家到北京定居后，父亲在小院四角栽了四棵果树，高兴地将这小院定名为“四树斋”，并在一篇文章后面署上了“完成于北京四树斋”的字样。在给荃麟看此文时，看到末尾，荃麟很不以为然，诚恳地劝告父亲说：“你难道要四面树敌吗？”一句话提醒了父亲，这一斋名就此胎死腹中，从而也给父亲减少了一项罪名。
即便到后来父亲被正式批判时，荃麟也告诉《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对父亲要尊重，不要歧视他。胡风运动开始后，他也嘱付作家协会的专案组“可划可不划的，尽量别划”，从而避免运动的扩大化。到了反右运动时，他也是如此，以致别人认为他“态度不够鲜明”。1964年，他因“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酷的批判，最终也列入了因“文艺问题”而受到批判的作家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更是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受到批斗，住进了秦城监狱，终于不堪忍受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去世。
当母亲看到小琴的回忆文章《愿它永远成为过去——纪念我的父亲邵荃麟》中写道，交给她的遗物中有一个喝水杯口周围竟沾着黑糊糊的橡子面时，不免感到了一阵心酸。她对我说，荃麟有着严重的肠胃病，怎么能受得了吃这样不易消化、本不是人吃的食物呢？！经受着这样的折磨，荃麟自然不久于人世，终未能看到自己的平反！
记忆中，我似乎没有见到过荃麟叔叔的印象，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见到过葛琴阿姨一次。当时，我和母亲陪父亲去参加一次文学活动，葛琴阿姨坐着轮椅来了。母亲激动地上前向她问候，你还认识我吗？葛琴阿姨笑着没说话。我们知道她在“文革”中受迫害导致偏瘫失语。虽然无语，但我希望，她见到了老朋友应感到高兴的。
周扬说了一句：文艺理论上你是最深刻的
周艾若，最早我是陪母亲所在的作协离休老干部一起外出旅游时与他相识的。他和母亲谈他的生母时很是谈得来。母亲在三十年代时就认识他的亲生母亲，知道她为了支持周扬革命将自己的首饰都贡献了出来，是一个很好的贤妻良母，后来却被周扬抛弃了。母亲很为她抱不平。
说起父亲和周扬间的关系，那是学者和研究者作为论著写了不少文章的，自然不需要我来多话。在此我只说两件真实的事情：一是，父亲1946年8月14日日记中写道： “郭家晚饭，为周扬饯行之意”。当时，周扬本是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考察一年，可是办理护照时竟遭国民党政府拒发，只得返回延安。
据《晋察冀日报》报道，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茅盾、胡风、吴晗四十余人聚集在郭沫若家中为他送别。这应该就是父亲日记中所记的此事。当时 ，大家纷纷为周扬题词。父亲的题词是：“没有礼物，把我们的怀念和期待带到北方去吧。中国已分幽明二界，在幽界中的我们，总要穿过屠刀，踩着荆棘走完这条路，直到我们在自由的阳光下面欢呼再见的一天”。可见，不管他与周扬间存在多少矛盾，但他一直视周扬是为了自由的新中国而战的战友。
另一件是，父亲在狱中，“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两次拒绝与当局合作，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头目”周扬，以“立功受奖”。他不同意大批判文章中所说的，周扬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怀有刻骨仇恨”。他一直认为，周扬的问题主要是组织作风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不管如何，都应该对事不对人，没有证据不能任意上纲上线。自己虽然被冤案所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决不愿周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即使在高压和诱逼下，父亲也没有按照“四人帮”的口径来揭发周扬，提供不符合事实的材料。
1980年9月，周扬来到北医三院，对病中的父亲传达中央对“胡案”第一次平反文件的征求意见稿，这是25年后他与父亲的第一次重逢。当时，我也在场。病中的父亲此时分外清醒，还与周扬谈起往事，气氛很好。周扬提到1946年曾到我家做客，父亲客气地说，饭不好，没能好好招待你。周扬赶紧说，哪里，哪里……。谈到文艺，周扬说了一句，文艺理论上你是最深刻的。那一次，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向周扬提到一句“文革”中的上述情况，后来也没有向他人提起过，直至母亲写作《往事如烟》时才披露出来。这就是他们做人的原则。
上面所说的这几位还只是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家。我在整理父亲自1938年8月13日上海抗战开始后的全部日记时，发现与他有联系，有来往的人士竟有近千人之多，涉及文化界、社会界的方方面面。他（她）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父亲也大都与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当然，到了“胡风”案发生时，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受到了审查，甚至牵连。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和我的这些朋友们，虽然家庭或先或后在各项运动中受到冲击，个人的命运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虽然从事的职业不一定是文学工作，但现在却都在努力为自己父（母）亲的事业做着责无旁贷的事情。我们身处新世纪，又到了互联网时代，我们对已往的种种逐渐加深了理解，在我们的交往中既有共同语言，也有共同关注的问题，自然就走到一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友谊再也不会被某种因素所扭曲，更不用耽心被网罗进什么“集团”中去了。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2014年12月写于京郊
本文作者晓风，胡风先生女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现已退休。著有《我的父亲胡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等。
编辑：刘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