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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专栏:“文革”中的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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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专栏:“文革”中的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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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

    快过年了,总会有些约稿,让你应景写命题作文。要不就是接受采访,请你谈谈感想,随便说上几句。我通常都拒绝,道理很简单,没什么可说的。今天又接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解释为什么不愿意写,为什么不接受采访。说了一番理由,发现自己真是个话唠,一说起来就收不住,害怕人家不高兴,小心翼翼解释半天。挂上电话,忽然想到说那么多废话,敷衍一篇小文章已经足够。
       说老实话,我不喜欢过年,对过年没多少美好记忆。“文革”开始那一年,我九岁,此前的过年记忆很平淡。母亲是演员,春节期间天天要演出,不是宣传封建迷信的古装戏,就是表现阶级斗争的现代戏。父亲在赶稿子,写不完的奉命文章。保姆好像也没特地多做几样菜,过不过年都一样。我想到别人家去玩,别人家人多热闹,并不欢迎来串门的孩子。
       然后是“文革”,父母双双被打倒,关进了牛棚,我被送到农村,寄人篱下。看别人喜气洋洋过年,也不想家,因为家已经散了,不复存在了。父母既然被打倒,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坏人,因此不应该想他们。印象中,过年与自己总是格格不入,关系不大,过年的热闹永远会让我有一种寂寞之感。当时有个口号,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的春节记忆都是革命化的,简单无趣,不当个事,根本没什么可回味。
       再然后,仍然是“文革”中,父母从牛棚出来,解放了。母亲又开始演出了,父亲又开始写作了,保姆又回来了。那时候,保姆过年也不回自己家,现在想想,真对不住人家,凭什么要在你们家过年,过年又不涨一点薪水。中学毕业,我进了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快过年,师傅会故意先留一点活,等到过年加班,加班可以有额外工资,还可以翻倍。那时候,这也是一种小福利小权力,不是人人都能有。师傅是小组长,为我这徒弟留了一个加班名额,算是照顾。
       在物质匮乏年代,许多东西都要凭票。当时有一种豆制品副票,上面编了号,烟酒肉鱼全靠它。很多人会主动放弃,父亲毫不犹豫地笑纳。我们家书多,年轻人来借书,为了表示谢意,顺便也留下了他们的豆制品副票。“文革”后期,父亲天天都会喝点小酒,酒虽然凭票计划供应,总会有这样的关系那样的人情,让父亲的酒保持源源不断。好烟也是如此,当时烟票比酒票更容易获得,因为好烟根本没人抽。
       今天重提旧事,无非顺便说一句,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精神虽然痛苦,相对的物质生活,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我们家很少上馆子,只要来客人,就会去馆子买几样菜回来。俗话说,有钱没钱,团聚过年。俗话又说,有钱人家天天过大年。有一点不容置疑,“文化大革命”中的物质生活,属于绝对糟糕和贫困。今天有人喜欢描绘那个年代的平等,强调那个年代的工人农民当家作主,这里面有太多的想当然,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记得父亲当年回忆过年,常常说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避难,遇到日本飞机轰炸,家里东西烧个精光,结果只能买一只鹅过年。在“文革”中,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恰当,譬如我母亲就喜欢批判他,说在万恶的旧社会,过年还能吃上鹅肉,已经很不错了。我们都觉得父亲的思想有问题,态度不端正,认识太过落伍。潜意识中,作为被洗过脑的一代人,不管对过去是否了解,解放前已成为一个基本定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万恶的旧社会穷人饭都吃不饱,哪有什么鹅肉可吃。
       “文革”结束,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恢复高考。从准备考试开始,过年往往最忙,只有在这期间,才能抓紧时间做想做的事。平时要上班,过年的那几天正好充分利用,考大学如此,考研究生也如此。我能够成为大家眼里的好孩子,是因为他们看见即使过春节,这家伙仍然还在用功读书,还在努力复习功课。外面正下雪,别人家的孩子在放爆竹,我却在雪地里跺脚背书。
       我不喜欢过年,过年让人有种无形的压力。习惯了过年时做点什么,习惯了就会成为自然。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我总是利用难得的假期,抓紧时间写小说。成为职业作家,过年逐渐成为一个障碍和负担,因为每到这时候,计划要写的小说,就会被迫中断。我因此变得异常焦虑,想停下来,停不下来,想大踏步地往前走,又不能不十分犹豫。岁数不饶人,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轻易就能够排除身边干扰的青年人,注意力越来越容易分散,一快到过年,心情便立刻变得不好。
       然而年总是要过,像春晚一样,办得再糟糕,再烂,还是得办。媒体的过年专号还是要出,火车票难买还是得买。外出谋生的农民工,份子钱和压岁钱少不了,少不了,也得回家过年。为什么非要过年呢,我知道这么想不好不对,有点自私,真想了,也不该说出来。送旧才能迎新,个人喜好不重要,你总不能指望大家都要过的那个新年,像爆竹一样给禁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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