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王蒙如何当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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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可能是中国历来的文化部长中最会说话，最会写文章，最会写小说的作家，也可能是作家中最懂政治的。他是人杰，人精，在一个不一般的年代，做了一个不一般的文化部长。
查网络词典，“贯彻”一词解释得与时俱进，体现了汉语在新时期的生命力：“完全地、饱满地将某理论、某计划付诸于实实在在的有效行动”；“亦作透彻，贯通理解，谓彻底地实现或体现某种意图、精神等”。读起来是饱满的现代公文写作的语感。它也是报纸广播的高频词。例句：“坚决贯彻”，“贯彻执行”，“坚决贯彻执行”。
其后缀，则是上级组织的文件，决定，决议，或上级官员的指示，讲话，精神。部长，按原义，是事务官，部长的工作就是“贯彻”，对内阁长官负责。当然，这是一般意义上的部长，中国的部长自不一般，中国的部长也不像一般的部长那么好当。
王蒙，我现在要说王蒙，他做过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部长。王蒙是个异数，他怎么当上部长的，部长是怎么当的，怎么不当的，都不一般。同时，中国的文化部长跟别的部长也不一样，更不好当，虽不像宣传部长那样居于意识形态中心，但也是意识形态官员，在意识形态上的敏感度，常常比教育部长还高。
所以，中国的文化部长和宣传部长与教育部长一样，不是一个事务官，必须懂政治，换言之，不是简单的贯彻。王蒙可能是中国历来的文化部长中最会说话，最会写文章，最会写小说的作家，也可能是作家中最懂政治的。他是人杰，人精，在一个不一般的年代，做了一个不一般的文化部长。
（王蒙，当代作家，中国作协名誉主席，曾任文化部部长。）
多年以后，王蒙在他的《八十自述》里说，当中央要他当文化部长的时候，他找了不只一路关系去说项，说他 “当不了”，说他要多创作。这看起来是真心辞官，这就很不一般，在中国，没有听说还有人曾经这样推辞过这样的权位。但是，没办法，中央看上了他。党已经完成了对他的考查和考验，党知道他懂政治，懂配合，顾大局，靠得住。他对党表达的感情和态度，有目共睹，党不会不知道。他多次提到在想起党的时候，在唱起党歌的时候，流下了感激和感动的泪水。
所以，王蒙推辞无效。习仲勋作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代表组织找他谈话，说你要是不接受，还有 “更大的领导”来找你（王蒙多次谈这个情节，每次谈的多少不一，其中一次对记者说，更大的领导指总书记）。这句话表明，王蒙获得的不是局部，而是党的最高组织和最高领导的信任。习仲勋还说，你不是还要创作吗，你不管太多，你多用副手嘛。这表明，那时的党选择文化部长，在党性以外，还看重个人能力和社会声望。作为一个党员，再推脱，就不符合党性了。当时王蒙重登文坛，是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经过长期政治运动的历练，也是一个非常懂得分寸，不说过头话，会“团结同志”的干部。
好，就这么敲定了。但是，王蒙后来说，他提了这样的要求：只当三年，到时候党要找别人来接手。接受部长任命的恩宠时，还跟党提这样的条件，如果这是真的，那够洒脱。党居然平等地跟部长讲条件，也够洒脱。或者说这也是王蒙的聪明，毕竟一步当上部长，万一有个差失，有言在先，可进可退。这也可能，这是那几年的政风。那是1986年啊。
如果王蒙不是神仙，一定有神助。三年后，在那个党很需要他的时候，“约定”的期限到了，他生病去了。以一个部长的待遇，疗养到当年9月，李鹏总理宣布，根据王蒙自己的意愿，接受王蒙的辞职，他不当文化部长了。
在王蒙的自述中，有这样一件事，说在上述时段，有一天，他开车送时在北京某大学上学的女儿回学校，他等在外面，直到几个小时后，女儿出来告诉他，同学们答应了不出校！他才离开。这是不是当时给部长临时加的功课，是不是党一贯要求的“管好自己的人” 的工作的一部分，王蒙没说，但理解为王蒙个人对时事的“心领神会”是不会错的。然后，从时间上推断，这之后，王蒙就生病去了。同样从王蒙本人的字里行间，我严重地以为，生病二字应该加引号。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像王蒙这样入阁，这样下台的部长不可能多。不恋官，不恋权，中国人经常写文章这样夸奖人，也就是说，其实很难见到这样的人。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部长的位置何等风光。王蒙说过，当部长就是和当著名作家不一样呀，立即享受待遇，出行那接待，立即上档次。但话说回来，这样潇洒来去，才像现代制度下的部长。一个部长，做你的事，做完就走，别的也没你的事。美国的部长不就是这么当的么（那时，和美国比很正常，邓小平就说过“美国搞不出文化大革命”这样今天看来比较右的话）。
王蒙的故事说明，一个人，除了会做官，一会还要会做人。但有的人，一辈子就钻研了一门学会，就是做官的学问。好在这门中国似的学问博大精深，爱因斯坦的智力钻进去也钻不出来！然而，说穿了，这学问也有方便法门，那便是紧跟上级，死忠上级。这样做官的下场，难免一窝官员死在一起，没有进退余地，即便最后没有死掉，离开官场，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人生价值，而王蒙，离开官场后还是一个作家，打破了他的前辈们进了北京做了官员后再做不回作家的通例。
王蒙多次回味他如何做官。也是因为王蒙的聪明和狡猾，他的语言总是飘忽的，模糊的，让我们很难听得明白。我宁愿意相信他还有很多没说，没说的那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他谈的一些小事，从他游移不定，模模糊糊的语言中来看他做官的秘密和玄机。简而言之，除了做官通常的功课，即“贯彻”上意以外，王蒙还有他自己的“执行”方式，或者说灵活地坚持了一种官场伦理。
有一年，黄苗子在香港刊物上说王蒙当文化部长，大意是没有什么政绩，就是对人还不错。这在今天看来，是多大的表扬呀。官已做完，说你对人不错，就都不错了呀。我觉得，王蒙听到，内心也应是窃喜的，因为他多次引用过“一位新四军出身的老干部”对他说的话，“文化部长不糟蹋文化就好了”（老干部可以有多么明白的老法，可是，他们就不公开说），他为什么还要去争在文化上的功劳呢。但王蒙还是不服的，他说他真有功劳。
1986年，反精神污染的斗争已经结出硕果，社会上好多正在萌动的事情，恰恰就在精神污染的禁忌范围。男女捉对，握手搂腰，提腿扭臀，从延安的窑洞到北京的中南海，都不跟革命对立。可是，从文革开始，老百姓被告知，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王蒙当部长的时候，是不是开放营业性舞厅的问题，可是提到党的最高机构讨论的大问题。当时有很大的官员认为这不能搞，它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稳定，因为一些地痞流氓会集中到那里去肇事。
（八十年代公共场所自发出现的迪斯科舞会，一度被视为“精神污染”。）
以王蒙的观念，当然觉得是只能开放，无需讨论。他用他的方式说服了领导。他说，这样就对了，原来社会上有些流氓无赖，不知会出没在什么处所，使执法部门难于防范，如果他们有进入舞厅捣乱的习惯，那不正好乘机守候，发现不法行为便依法给予痛击吗？在王蒙的《八十自述》里，他得意地说，他的雄辩说服了领导。这就是中国八十年代，营业性舞厅突然遍地开花的内幕。
我没有小看这一历史细节。这跟邓小平说“傻子瓜子”多雇佣几个工人还是社会主义一个逻辑。在当时，这都需要开放的心胸和对未来的洞见。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右派观念。但王蒙跟邓小平不同的是，他不是总设计师，他只能巧舌如簧，同时，这是有风险的。要知道，在他上任的前几个月，党的大报上骇然刊登着宣传文化部门、工商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联合公布的告示：严禁举办营业性歌舞厅。
王蒙的开放精神影响到当时的文化，使时装、模特表演、选美、邓丽君这些“新生事物”，迅速在大陆“合法化”。选美一事，敏感度高一些，多了一分曲折。他说，当时有一些高级领导人、著名的“大姐”们作出批示，选美是旧社会拿妇女当作玩物的一种活动，表现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神圣国土上举行。王蒙是如何“贯彻执行”的？他说，他看了这些批示，就 “通知深圳的文化部门注意掌握”。说得轻巧，“注意掌握”是好掌握的，这多少需要一点胆和识。
我想，如果像何三畏这种人钻进了部长行列，他会首先掂量，反对和赞成这些“新生事物”的领导，哪一方官大，官大那一方的想法，我就贯彻执行，我的权限是加码执行，如果大官说城墙高点好，我就把官帽也加高一尺。当邓小平说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我就说，我们要严格管理外文原版教材，因为它可能传播西方价值观。学生要写论文怎么办？可以不引用原著。
当然，我知道邓小平复出就开放了向西方派留学生，但我建议，为了让他们不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我主持审定一批教材让他们带出去学，更多的官员就是这么管的。难怪那位新四军的老领导说，文化部长无过便是功。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何三畏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南方人物周刊》主笔，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