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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秘密：异地年关忆先慈
2015-03-12 冉云飞
冉按：新年之际，《中国新闻周刊》第697期组织了一个“致父母”的特辑，约我写一篇自己的父母。我暂时只写了母亲，以后再写父亲。关于母亲的故事，我是想写一本小传记来作为长久的纪念的。惜乎没有时间，同时更主要是不知从何着笔。因为情感太深，要写的东西太多，得等有一大段空闲时间，一鼓作气才能蒇事。
要在一篇五千字的文章里让朋友们对自己的母亲有所了解，我择要从教育与生活措手。我算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读书时就感到中国教育的问题，但尚能忍受。我快有孩子时，突然痛感到不能忍受中国教育之恶，至此成为不折不扣的教育研究者二十年也。所以，我常说自己是被女性改变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这期的“致父母”特辑值得一看，其中有吴文光、万方（曹禺之女）、陈丰（陈乐民之子）等人所写文章。但最感遗憾的是，其中本有朱学勤、贺卫方二兄的回忆要刊出，但碍于审查而未果。好在朱学勤兄的文字已全文刊载于腾讯大家，各位可以找来读，而贺兄的文字则至今被扃藏着，很想有机会一读。拙文在《中国新闻周刊》刊载时有删削与添加（编辑添加我其他文章里的文字来替代，获得我的同意），今日载于敝公微为原始文字亦即全文，恭请各位阅读批评。2015年3月12日于成都
人过半百，亲人辞世，友朋消殒，是免不了的事。此种事情身历越多，就越是淡然。但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要做到太上忘情，不易也不必。何况像主张禁欲抑情的佛家，都告诫弟子“桑下不三宿”，这说明太上忘情或许是玩文字孽者的虚造之事。
年关将近，忆起至亲，那是温馨及悲伤共存，喜悦与懊恼并俱的事，真可谓悲欣交集。先慈辞世已十年，墓有宿草，除辞世当年写有《望断来时路：痛悼慈母》、《悲观主义者的年岁小札》二文外，未有它文述及。每年祭日的日记里虽有短暂的记述，却至今未能写就那本我许愿的《母亲啊，像你这样的一生》的传记。不是不想写，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而是觉得情重情深至无法操键成文。今应《中国新闻周刊》之请，兹用小事几则忆念先慈的教诲，希有心者在其间观察到社会变迁、人世沧桑诸大旨。
一：父母之爱的“整全”
小时没有得到过父爱，但我长大并没有变成个没有家庭及社会责任感、缺乏爱的能力之人。我常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看了不少教育类的书，读了一些心理学书籍，才分析出母亲的原生家庭，对她无条件接纳，爱的充满，给了她很了不起的安全感。她有了不起的安全感，才在带领三个孩子，独力支撑家庭时，有足够的耐心与爱心，使得二哥与我能够上学读书。大哥的书虽然读得不差，但实在没有办法，家里没有劳力，正所谓出头哥子先遭难，他必须承担起帮助妈妈养家的责任。
外公们四弟兄，而母亲是外公的独生女儿。外公的家作为大户人家，当地的望族，自然期望有一个儿子能继承自己的家业。于是外公在我的外婆之外，又娶了一位黎姓外婆。这位继外婆，直到外公去世时也没有生育。待到奇迹发生，2011年我从监狱里出来与父亲意外相认后，才知道另一桩简直算得上传奇的事。那就是继外婆当年又改嫁至几十公里之外的周家，大家族周家也只有独女，亦希望因此继续香火，但黎姓外婆依旧没有生育。这周家的独女，嫁给我父亲，便是我姐姐的妈妈。几十年后相认，姐姐知道我们居然有这样神奇的联系，实在觉得奇特之至。
母亲得到的父母之爱相当充足，直到外婆在一九四九年的冬天被车耳坪的抢匪打死。外公对母亲慈爱，外婆则相对要求较严，但整体上讲，则比较依照母亲的要求。四外公是当地有名的私塾老师，非常疼爱母亲，到村子里去教书必背着母亲到学校玩。故乡僻野无文，彼时女孩子还不准上学。母亲在学校旁，边玩边听他们读书，靠她卓越的记忆力背得了《三字经》、《增广贤文》等，至于《唐诗三百首》也背得不少。母亲并没有看到书学习，即不能认识那些字，只是能背而已，我们那里管这样的背书叫“背望天书”。望天者，非望书也，意思是不能认识那些字，有的甚至不能理解，死记硬背，容易忘记者。但事实上，对于像我母亲这么好记忆力的人，是忘不了的。母亲看到那些不能背书，受四外公呵斥的男学生，就有一种替他们背的冲动。这当然受到四外公的制止，但四外公就因此格外痛惜母亲不是个男孩。就对母亲说，你是我们邱家的好苗子啊，可惜了，不是儿子啊。这是母亲记忆里，最开心的时光，自我记事起她给我讲了多遍而不倦。
母亲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嫁到我们冉家，即是在亲舅舅家当媳妇。这样的近亲结婚，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却是家族联姻的首选方式。三年大饥荒之前的农村生活，就已然开始难过，但我们家的生活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大家族总有些积累，暂时没被土改完全分完。但母亲记得“估倒”（川语，意谓强迫）捐献飞机大炮，亦即抗联合国援朝时，被迫捐掉了所有值钱的陪嫁。到我出世时，就剩一张有踏板的、精致的床架的大床，作为我对外公家族曾经殷实过的唯一见证与记忆了。
母亲生于1923年，与她同时代的，我能随便举出的有出名人物，即1922年出生的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后任哈佛大学音乐教授；陕西文革研究者、朋友白磊的外公白瑞生1921年生，后来搞革命，官至省部级，但也被整得惨。我母亲记忆力好，人很聪明，能说会道。要是能系统地读书，且没有一九四九年后翻天覆地的大变局，当个大学教授在我看来都不是问题。上个世纪五十年初重庆纺织厂曾在我们家乡招女工，母亲本有机会去，但家里反对，因而后来经历了家庭大劫难。
二：死人枕藉与逃难
我搜了二十多年的旧书与档案，所得不少，其中一些五十年的档案，显示灾难并不是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才开始有的，而是共产党四九年得鼎后就开始了，只不过是没有后面规模那么庞大，涉及人数更为广大罢了。
大炼钢铁、公社及大队食堂的荒唐且不去说它，只说我们村死了百多号人，大约占已有人数一半以上。当农作物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有人偷青——偷生胡豆、生玉米、生麦子吃，平时比较泼辣的妇女，这时发挥了一点“敢于作战”的“偷工精神”。不特如此，还偷生产队仓库保管好的粮食，几乎偷光。这几位妇女，恕不公布名字，我都应该喊伯母、娘娘。从父系角度看，一个没有异性人的小村子，比较亲的不出“五服”的族人都有，一个村自然全是同祖宗的。母亲后来给我背了关于这三个偷青泼辣妇女的顺口溜：“旱田是个好方，没有饭吃饿心荒。救命粮食不敢分，三个妇女就偷光。”
三位偷东西的妇女，家里当然没有死人。没有这项本领，家里面死人是必然的，我们家的直系亲属就活活饿死了五口人：祖父、祖母、三哥、四哥、父亲。这还不包括大祖父、三祖父两家饿死的人。细心人的或许会问，你父亲饿死了，为什么说你2011年才与父亲相认呢？这当然涉及到以后所写的更细的家族历史，只是暂时不想提及罢了。
有次我遇到一位好做公益的、常在乌有之乡为毛泽东时代辩护的小李，刚好当时那网站在否定大饥荒饿死人的事。小李听说并亲眼见过我所做的一些事，因此我给他说我家饿死了五口人，你相信否？他说，相信。我说一个人不管观点见解如何，尊重事实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这个作为根本底线，那就没有交流的基础了。比如你如果认为杨继绳《墓碑》所说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夸大了。你可以拿出你的数据与研究方法，来反驳为何没有那么多？饿死多少人，在目前档案不开放，也不让真正公开研究的情形下，谁也拿不出最为稳靠的数字。但不能说没有饿死人，这是个做人的根本。即便饿死一个人这也不是件小事，何况那么多？
我家断粮从五九初冬开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家饿死五口人。眼睁睁看到自己亲人饿死，却无力帮助，那种伤痛感，我想母亲、大哥、二哥一生都不会忘记。现在有受伤应激反应这样的心理咨询，来对心理上受到伤害者加以关心，但那时候活命要紧，哪里会有这样“高档”的关怀？能活下来就算是老天格外开恩了。在这过程中，大家兄水肿，去打的稀得照见人影的所谓饭在路上被人抢，二家兄去摘的糯叶（根本难以下咽，但好过观音土）亦被身体强壮的一位堂兄所抢。眼看这样下去，一家人都要饿死光。母亲在一天夜晚当机立断带二位兄长离家出走，逃荒到远不如我们地方好的黄家岩（抢二家兄糯叶的堂兄逃往贵州沿河县，得以存活下来，其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成都读书常来我家走动）。这个地方是另一公社亦即现在红井乡的、相对高寒的地区——这样的地方被当地称为“盖”，是高山上相对较平坦的地方——去讨生活。那地方以周、李二姓为多，虽然受到一些人的帮助，但也没少受寄人篱下之苦。关于苦难的事，母亲说得不多，倒是二位兄长对我说得较多，她倒是记得别人对我们的好。但不管怎样，娘儿仨总算是活出来了。至于逃荒的艰辛细节，只有留待将来为母亲作传时再细说了。
我们大队上掌管食堂的陈茂政、冷秀芝一家人，是小地名麻港坝的人。饿死那么多人，他们一家却是安然无事，没有一人饿死。但他们对老弱病残的残酷无情是有目共睹的，这样一来至少增加了饿死的人数。后来人们遇着他们夫妇，大家都采取怒目横视的态度，这种恨意，现在回忆起来，都还历历在目。我并未经历过三年大饥荒，却看到人们的恨意是那么鲜活难消。陈茂政的儿子少话，当旁边有人议论他，他也不大搭话。他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孙子上学，自然要受到一帮人的欺负，那孩子也只有忍受。其实有多少人认识得到恨意不应该施展到这孩子身上，更意识不到底层人的互相仇恨，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替罪羊战术，可谓官方不露痕迹的维稳素养。
我也加入过对陈茂政、冷袖芝一家的仇恨“阵营”，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一家被饿死五口人，那时就觉得他们责任巨大，认识不到制度之恶，也意识不到毛泽东在此间所犯的大罪。就把气撒到他们的孙子辈上，甚至我还记得自己曾将他们家的南瓜，在上学过路时，用刀刻上“打倒四人帮”几个字，再填上稀牛粪，结果南瓜越长越大，牛粪黑褐色的字也越来越清晰。现在看来，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恶，但这样的仇恨也近乎玩巫术的“扎毛人”（扎个稻草人以吓麻雀之类），实不足取。
三：鸡叫三遍必喊醒
小时家贫，无可读之书，但我对书似乎有天然的喜爱。这样的喜爱，到了见破纸片必拿起来看的痴迷程度，完全不看破纸片上面是否粘上了牛粪、猪粪，检起来看了再说。我还记得偷偷看二哥和重庆知青秘藏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情形，这些字大抵都认识，但内容完全不明白。只觉得林彪坏得脚底生疮、头顶流脓，想搞死毛主席、想搞垮党和国家，实在罪大恶极。现在看来，这是制度之恶下的必然权斗。虽然我读不懂这样大的“工程”，但很享受认字的快感。这样的认字快感还得说一件我小时在生产队当上“广播员”的经历。
那时我们生产队没有收音机、没有高音喇叭，宣读时令性政策得靠“人肉话筒”传达。而“人肉话筒”的练就对大山里的人来说，不算难。因为两山之间看上去很近，但走路却要走上大半天，看过离我家乡比较近的湘西矮寨大桥的人，就绝对会有非常鲜明直观的印象。如此一来，大家就靠声音来传达信息，扯开嗓子喊，其原始样貌后来被简括成“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流传到大江南北。那时文件很多，生产队又没有专人负责，而且多半要一早传达，特别是大冬天不少人不爱早起。我那时是生产队读书读得最好的小孩，声音似乎天生就大，完全符合“人肉话筒”的特征，于是我就被“征召”为“早报”阅读员。冬天早上六点过即拿着一个破旧的、有一点扩音效果的铁皮子话筒，从家中出发，通过石步（用不规矩的石头砌成的，让人踩在其上，不至于踩水）走到河对岸，到达生产队住家的最高处，拿着话筒宣读文件。以使由三个小寨形成的一个生产队的所有人，都能听到“上面”的声音。一个臭屁小孩，偏偏还能坚持，寒暑不断，没有任何报偿与奖励，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个奇迹。现在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偶尔听到或者看到我在电台或电视台的访谈，就开玩笑说，难怪你不拿话筒到“花土”（我那几年做“人肉话筒”之地的小名）到那去吼啰，因为有更好耍的地方可以让你吼了。
虽然这几年 “人肉话筒”的义务工作，没有什么报偿奖励，但它满足了我爱读“有字儿”的东西的愿望（后来我的朋友廖亦武在《藏书家冉云飞》一文里说，我是见有字的东西就收的文化收荒匠，并非全是杜撰之辞），加上小时候因老师生病，无人可替，曾经代老师给同班同学讲课的经历（关于在我家村小教过书的老师廖太良的经历以后细说），练就了我在许多场合都不怯场，开口即可以有条有理地讲的本领。这就说明，我做这几年“人肉话筒”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自己给自己上了不少节“演讲课”。这也是我现在与朋友们一起合办教育机构，除逻辑、手工等外，对演讲课格外重视的远期因由。
妈妈从小看我如此热爱读书，即便还没上小学时就如此，她是非常高兴的。她因为“背过望天书”，加之五十年初参加“扫盲班”，读过我故乡重庆酉阳县编的扫盲乡土教材——我至今仍记得“丁市名茶宜居出”一句——因此深知文化的重要。虽然那时是文革中后期，她仍在繁重的生产劳动间隙，教我背几句浅白的唐诗。后来便逐渐教我背《增广贤文》、《三字经》等，与此同时还给我做基本的解释，因此我对有节奏、韵律、平仄的诗文，有着极大的兴趣。我母亲既不认识太多字，又不能写，当然无法让我直接读到《增广贤文》等。直到我到成都上大学，买到一册《增广贤文》，才知道她教我的竟然一字不少、一句不差，由此我才深知母亲的记忆力超凡过人。
如果只有超凡过人的记忆力，却没有充足的爱，在那样贫寒苦难的生活中，哪里有心思教孩子背什么书？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创造的奇迹，用坚韧与大爱都不足以完全形容。母亲生我的头一天，都还在农田里劳动。生下来后，只吃了十来个鸡蛋补身子，其苦况可想而知。后来我们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她与大哥常饿着肚子上坡劳动，但却总要让我与二哥吃半碗胡豆分别上中学与小学。至于大家兄、二家兄远赴矿沿盖猫牯岭挖葛根来做淀粉和搅团吃的情形，至今仍不时出现在我梦中。待我上小学，母亲艰难劳动后，时常翻看我的课本与作业，看考试与作业没有任何错，常得百分，喜不自禁。不特此也，她还能与我一起背我那时的课文，以至晚年与我一起生活在成都的十几年里，我们娘儿俩常以背小时的课本为戏，可见她的记忆力是如此的超凡，爱是如此的细腻，深植与蔓延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至她故去后，我还能感到那柔软的力量在成全我的人生。
我自然贪玩，但实在爱读书，就抓紧白天的时间读。没有书读，就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觉得早晨的记忆力出奇的好，于是养成每到鸡叫三遍就让母亲喊我醒的习惯。母亲心疼我，也心疼得之不易的煤油。心疼我，是因为我是家中老幺且年纪小，醒早了怕睡眠不足，其实这一点倒是一直没有问题。这五十年来，除了2004年4月22日母亲去世后的半年时间里，我常失眠外，其它时间很少失眠，就连在监狱中也不例外。当然母亲担心我的身体，也不是没有由头的，因为我小时身体并不好。她四十二岁高龄时生下我，生怕无法将我养大就去世，因此有时难免对于我的身体不好，处于比较紧张的神经质状态。大家都深知湘西有盛行赶尸、巫术的传统，紧邻湘西的我家乡自然也没有例外。我小时得病用了很多办法，诸种方法都试验过，将来若写《老树饱风霜：近现代名人与中西医之争》一书，必然会提到我自身的一些受医经历和眼见奇事。其中一次，就在我身上发生了草药医生吴明洲先生来烧布化水，将筷子断成小节让我吞下去，毫无违和之感的神奇故事。你别问我，这哪里是可能的，我只能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我知道它不科学，但我也没办法解释。
当然，母亲也心疼花钱买来的煤油，因此煤油灯的灯芯并不大，亮度也不够。太亮耗煤油太厉害，因为这煤油是母亲纺纱、做女红活，夜间做一切补贴家用时的必用品、奢侈品。必用就是我们穿不起皮鞋——其实连看都很少看到过——布鞋必须得用烂布加浆子打底，然后纳鞋底，然后再十分节约地扯点非常便宜的黑布，扎成鞋子，这得费母亲在艰苦劳作后不少的夜间功夫。按理讲，灯芯太小不亮的话，对于在被窝里——煤油灯放在比较宽的床沿上——躺读的我来说，眼睛伤害应该比较大。但奇怪的是，直到上大学时，我的眼睛一只1．5，一只是2．0，从来没有问题。但大学四年，日夜苦读不休，用烂两本借阅证，读了千来种书后，视力终于全面下降，不复当年之“雪亮”了。
2015年1月30至2月1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