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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系|金宗墨：日本与天主教的爱恨纠葛
原创 2017-04-08 金宗墨 哪哒文艺
《沉默》历史背景
天主教与日本的
爱恨纠葛
文|金宗墨
日本与天主教的缘分始于印度。
1547年，西班牙人、耶稣会的传奇宣教士沙勿略，在印度果阿认识了日本浪人弥次郎。弥次郎皈依天主教，教名保罗，向沙勿略介绍日本，使之大为兴奋。几经筹划，弥次郎带着沙勿略在两年之后踏上了日本九州最南端的鹿儿岛，“日本天主教”就此诞生。[1]
这段爱情的源起很是奇妙。冥冥之中，双方各自跨越了半个地球，相遇于另一个国度，究竟是天主教找到日本，还是日本找到了天主教，谁也说不清楚。[2]
(电影中，带神父入境的日本人叫做“吉次郎”，与“弥次郎”一字之差，想必不是巧合。)
沙勿略旅日不过两年出头，凭着卓绝的个人能力，学习了语言文化，游历了很多地方，结识了一堆诸侯，建立了若干宣教基地。[3]他去了当时的皇城京都，希望得到“日本国王”的许可，在帝国中心建立事工大本营。然而时值日本战国时代，京都形势复杂，朝不保夕。沙勿略只能退而求其次，返回了人称“西京都”的山口市，得到了地方大名大内义隆的支持。之后又受到另一位大名大友义镇的邀请，在更靠西的北九州建立了基地。[4]沙勿略学富五车，教理精熟，天文地理自然星象，听得日本人叹为观止。日本人爱学习，好思考，能受教，也让沙勿略印象极佳。天主教与日本的初次接触就互生情愫，很快就开花结果，信徒数量迅速超过2千。不过，沙勿略策略性地选择了日本西部作为天主教的营盘，让日本对天主教的爱始于西部，最终也几乎停在了西部。[5]
(电影中，当两位神父谈起日本与天主教的关系，注定绕不开沙勿略这位传奇人物。)
自此之后，天主教对日本的爱意如潮。在沙勿略的力劝下，罗马教廷先后派遣了一大批学养高超的教士，在远东开辟新的教会属地，以弥补在改教运动中丧失的领土。另外，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于奥斯曼帝国之手，阻断了西欧人东去的陆路。达伽马因此奉命开辟前往印度的海路，再次打通了东西方的交流。天主教如能按照沙勿略的期许立足于日本，于商于教，意义非凡。[6]
面对天主教的爱情攻势，日本的回应虽然慢了许多，但也在之后的二十年中渐入佳境。1562年，日本出现了第一位受洗的大名大村纯忠，教名巴多罗买。在他之后又出现了高山重友、小西行长、蒲生氏乡、有马晴信、大友宗麟、黑田官兵卫等等。这些大名有的主动开放领地、招揽宣教士，有的大力鼓励百姓信教，有的干脆把土地捐献给教会，大力推动了日本天主教的发展。
然而双方真正的蜜月期的到来，靠的却是一位不信教的大名。1569年，耶稣会会士弗洛伊斯再上京都，拜见了霸业初成的织田信长，得到了在京宣教的特许状。信长在一年之前“上洛”成功，已经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强大势力。作为最早使用火绳枪的诸侯，信长思想开明，接纳新事物能力强，又与本土的佛教政治势力一直不睦。[7]在他的主持下，天主教与佛教曾有一场公开辩论，耶稣会的弗洛伊斯vs.天台宗的僧侣朝山日乘。这场“宗论”给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霸的13年间会见了耶稣会会士多达31次，成为了天主教在日的最大支持者。[8]
有此靠山，天主教日益昌盛，到1582年信长遇刺之时，教堂已逾200座，信徒已逾15万（意味着当时100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信徒）[9]，甚至在当年的年初，北九州的三位天主教大名合力派出了一支少年使节团，不远万里地前往欧洲，朝觐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沿途所到之处大受欢迎，让整个西欧天主教社会为之振奋。[10]此时的日本与天主教，你侬我也侬，相看两不厌。
(天主教在日本有过二十年的辉煌，即使像罗德里格斯这样从未躬逢其盛的人，也对之念念不忘。)
(天主教大名发起的少年使节团，就出自下面这位神父范礼安的建议，老人家时任耶稣会代理会长)
可惜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有转折点。织田信长身死于“本能寺之变”，不仅改变了日本的历史，也彻底改变日本天主教的历史。这位唯一的命中贵人一去，天主教与日本的姻缘迅速走向了尽头。1587年，继承了信长霸业的丰臣秀吉，在征讨九州岛的过程看到了天主教在当地的繁盛，便对其产生了猜忌。他担忧天主教势力坐大之后，会像日本的佛教派别“一向宗”一样，以下犯上，圈地为王，于是很快发布了《驱逐传教士令》。[11]由于秀吉仍希望与西洋人保持通商，禁令执行的并不彻底，但是排斥天主教的意识却从此日本政界扎下了根。日本与天主教的感情裂痕已然出现。
丰臣氏统一全国之后，德川家康取而代之，平定了反对势力，建立了德川幕府。此时的日本历经了上百年的战乱，和平意识高涨，统治者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社会冲突。而这恰恰是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他们一边必须与根深叶大的佛儒两家进行持久战，另一边需要与信奉新教的英、荷商人展开商业竞争，不免四面树敌，终致在1613年收到了幕府发出的全国禁教令。[12]
这是日本给天主教的一封正式的休书，且出自德川家康之手，决定性地左右了统治日本达250年之久的德川幕府的官方态度。日本禁教之前，全国信徒已达70万之众[13]，除了耶稣会之外，更古老的三大修会（道明会、方济会、奥古斯丁会）也都活跃于日本各地。[14]只是当时没有人知道，从这一刻起，天主教与日本缘分已尽，再也难修旧好。
(日本当时久经乱世，人心思齐，电影中通过井上大人这个角色，骄傲又不失理性地表达了当时日本政界对外来事物的恐惧和排斥)
颁布禁令之后，家康很快去世。德川幕府的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对父亲的懿旨不敢怠慢，不惜牺牲贸易利益，也要加大禁教力度。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变本加厉，上台第一年就与西班牙断交，从宗教层面到经济层面再到政治层面，开始了全面的排外。就是在家光手里，日本启动了锁国制度。1633-1636的四年之内，家光四次发布锁国令，严禁洋人进入日本领地，即使是日本人，若未持幕府派发的朱印状，一律禁止出国，出国五年未归者，禁止回国。[15]只有荷兰人在承诺不进行任何宣教活动之后，被允许出入日本，但也仅限于长崎一港。为了根绝天主教教士的东来，家光甚至计划借用荷兰军舰，去征讨天主教在吕宋岛的传教基地。[16]不论天主教对日本是否余情未了，日本都已经摆出了恩断义绝的姿态。
家光的雷霆手段，还未摧毁罗马的天主教会的热情，却让日本本土的天主教徒忍无可忍。大规模地驱逐教士、拆毁教堂、强迫信徒改宗，在家康的时代就已有之，此时则已是日本各地司空见惯的做法。在天主教经营多年的北九州一带，就是“吉利支丹大名”（Christian的日语音译，即基督教大名）的故地，新上任的大名大力推行的各种迫害运动，终于在1637年引发了信徒的集体暴动。起义者推翻了当地领主，占据了险要城池，在城头插上了画有十字架和圣像的旗帜，参战人数超过1万，携家带口将近4万。幕府三次出兵攻打，均告失败，领军的大名甚至战死当场。幕府恼羞成怒，最终调集了12万兵力，围城三个月，终于破城而入，将数万参与者一律斩杀，史称“岛原之乱”。[17]经此一役，日本对天主教深恶痛绝，闻之色变。
（电影中，罗德里格斯与卡尔倍前往日本之前，范礼安曾告诫过他们有关“岛原之乱”的事。）
(电影开篇的那个宣教士受刑之处，人称“云仙地狱”的火山温泉，就在岛原半岛。这一带的迫害是日本全境之最，也促成了日本教徒最强烈的一次反弹。)
小说和电影都将两位神父进入日本的时间点，有意地设定在了1639年，因为那是岛原之乱的次年。这一年里，幕府发布了最后一次锁国令，将天主教视作国之大害，日本天主教历史走入了最黯淡的时期。人类历史上各种迫害运动所在多有，但是举倾国之力刻意针对某一个特定群体、力求灭之绝之的，还是十分罕见。此时敢于进入日本的神父，所受到的考验将是史无前例的。
(电影开篇，费雷拉神父下面的独白，就是在做这种铺垫。)
幕府心意已决，要彻底抹杀日本境内的一切的天主教痕迹，根绝她所有的影响力。“寺请”（请佛寺开证明）、“踏绘”（踩踏圣像画板）、酷刑逼迫、悬赏检举等做法开始通行全国，目的不是驱逐，而是消灭。幕府甚至烧毁了葡萄牙船只，斩杀了前来示好的葡国使者，以示决心。[18]至此，日本已经从天主教重镇变成了天主教禁地，双方的爱情彻底凋零。在民间，虽有极少数秘密的信教群体保留了下来，也只能勉强求存，难有作为。[19]不论是德川幕府时代，还是明治维新时代，对他们而言，都是一个一望无际的信仰冰河时代。
作品中的罗德里格斯有一个现实原型，就是意大利神父鸠杰贝（鸠杰贝・凯拉，Giuseppe Chiara，编者注)。他关切日本，于1643年潜入，很快被捕，送入江户监狱，最终受“穴吊”之刑而弃教，娶了日本妻子，又活了40多年，享寿84岁。[20]他得到的赐名是“冈本三右卫门”，与电影中罗德里格斯的赐名“冈田三右卫门”仅一字之差。
从沙勿略到鸠杰贝，从织田信长到德川家光，日本与天主教的一百多年的爱情，包罗了一切元素，就是不包括结果。电影里，罗德里格斯曾劝井上大人说： “婚姻里面国籍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这话无疑是至理。然而爱情必须是双向的，天主教纵有滔天爱意，日本已然心似冰窟，不作罢又能如何。婚姻或许可以勉强，爱情和信仰终究不能。
END
注释
[1] 坂本太郎著，《日本史》，汪向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255页。沙勿略正式进入日本是在1549年8月15日，时值葡萄牙人发现日本的第六年。
[2] 沙勿略与弥次郎的相遇极为偶然，他在果阿主持一个婚礼时偶遇一位葡萄牙船长，这位船长则是之前偶然认识了当时在果阿流浪的弥次郎。参照冯玮著，《日本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307页。
[3] 坂本太郎著，《日本史》，255页。沙勿略在日本总共停留了两年零三个月。
[4] 冯玮，《日本通史》，308页。
[5] 耶稣会一向的宣教策略，是首先尝试与当地的上流社会和统治阶层建立关系，在他们的理解和庇护下去宣教。这使得他们的事工前景，总是与当地的政治人物的好感度紧密地相关。沙勿略优先选择了偏西部的九州政治势力，虽然是因为当时没有更好地选择，但在客观上，等于是不把以京都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势力放在首位。最后，正是“被放弃的”中央政治人物（如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对天主教的反感，导致了一系列反天主教政策的出台，也决定性改变了日本对天主教的态度。
[6] 冯玮，《日本通史》，306页。关于耶稣会的宣教与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该书引述的是箭内建次的《锁国日本与国际交流》。
[7] 吕正理著，《东亚大历史》（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445页。
[8] 冯玮，《日本通史》，311-312页。
[9] 吕正理认为，日本在1582年已有了20万天主教信徒。参照吕正理，《东亚大历史》，445页。
[10] 坂本太郎，《日本史》，259页。这一支少年使节团在日本被称为“天正遣欧使节团”，成员最大不超过16岁，往返耗时三年有余，分别受到了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和西斯特五世的接见（格里高利在接见他们以后的数周之内去世，西斯特继任为新教宗），返回前被列为了罗马贵族，授予市民权。
[11] 托特曼，《日本史》，205页。丰臣秀吉与织田信长一样，深深地忌惮宗教群体变身为政治势力，只是两者忌惮的对象不同，信长忌惮的是本愿寺的一向宗，秀吉则害怕九州的天主教会发展为第二个一向宗。秀吉所发布的《驱逐传教士令》，参照冯玮，《日本通史》，313页。
[12] 耶稣会在日本奉行商教一致的政策，与新教背景的荷兰和英国商人必然成为竞争对手，两国遂在德川家康与天主教的关系恶化上扮演了不小的角色。参照吕正理，《东亚大历史》，446页。
[13] 关于禁教之前的日本信徒数量，坂本太郎认为有70万（《日本史》，287页），吕正理则认为已达百万（《东亚大历史》，446页。）
[14] 冯玮，《日本通史》，309页。虽然天主教的各大修会都进入了日本，但占据主导地位无疑仍是耶稣会。
[15] 冯玮，《日本通史》，353-354页。日本的锁国制度完全是针对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而启动的。
[16] 关于德川秀忠与德川家光的禁教，参照坂本太郎，《日本史》，287-288页。
[17] 关于天草四郎所率领的“岛原之乱”，详见吕正理，《东亚大历史》，447页。
[18] 德川家光焚烧葡萄牙船只，并斩杀来使，详见詹姆斯·麦克莱恩著，《日本史：1600-2000》，王翔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年），42页。
[19] 同上，42页。
[20] 远藤周作，《沉默》，后记。
原载于豆瓣网，获作者授权转载。
图片来自：电影「Silence」(2016)剧照。
责任编辑：Nozomi
作者简介
金宗墨
基督徒，图书编辑，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