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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的爱情|“家国记忆征文”作品21
原创 2015-05-25 杨光洪 历史百人会
我的爸爸
我的故乡是上海市嘉定区，祖父上过法政大学，是中国第一代律师，做律师挣了些钱，家里购置了150亩田地，祖父娶了一位有钱人家的女儿，爸爸出生时,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祖母生爸爸时难产,去世了，爸爸被送到他外婆家，是他外婆抚养了他。
之后祖父又结婚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十八岁的弟弟因为肺结核过世了，我祖父和第二任妻子在解放前也相继去世了，我爸爸在外婆家长到高中毕业，到上海求学，毕业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土木科，1955年2月，他到内地支援洛阳建设，那一年他还是单身，他的家遭了大难，虽然爸妈已经过世，但那些地还在，肯定是地主了，姐姐已经嫁人，两个妹妹还未成年，他自生下后就没在杨家生活过，这顶地主的帽子就戴在了我大伯伯头上，打土豪分田地，我伯伯倒没有被抢毙，发配到了河南新乡劳改，地和房子都充公了，这一场政治运动没有波及到我爸爸，我大伯伯一家从土豪变成了镇压对象。
65 年过去了，他们变成了社会最底层，如果再打土豪分田地，他家就是一无所有的赤贫阶层了，我大伯在新乡抑郁而终，那一年刚刚五十岁，他的妻子没有工作，他的三个孩子也不能参加招工，我的两个堂哥看上去很瘦削（我把一大段他们家的苦难生活删除了，我担心我堂哥看了会难受），唯一幸运的是我的大伯母仍然健在。因为解放后斗地主，这个家只留下我祖母的一张小照片和她绣的花，她绝对想不到她当年为子孙挣的家业竟然给杨家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听说有的败家子把家产全败光了，就划成了贫农，我家没这个福气。
爸爸做为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分配到洛阳搞基础设施建设，我爸爸说他到洛阳的时候尽管有心理准备，洛阳是小城市，不能和大上海比，还是很意外，1955年的洛阳，原则上说就只有今天的老城区，西工区旋宫大厦原址是个大坑，大坑里住了一些穷人，再往西就无人居住了，他在洛阳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当工程师，贯穿洛阳的中州路是我爸爸承担的第一项工程，现在修一条路可以分成设计、监理、建设、维护四个程序，当年设计监理和建设都是一家单位完成，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软件，设计图就是自己画、自己计算，我爸爸二十岁左右时就戴眼镜了，他的度数说出来吓死人，2000度，正常人戴上就得呕吐，这种眼镜全国只有上海能配，我爸爸就是戴着这样的眼镜为洛阳设计了中州路、八一路等等道路，设计图画完了我爸爸就成监理了，就成包工头了，在洛阳建委的洛阳建设志上是这样评价我爸爸的，杨大龙是洛阳城市建设的全程参与者。
几十年如一日，那里有工地那里就有我爸爸，他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早出晚归，天黑了我妈妈就撵我们去中州路上等爸爸，没办法他戴着2000度的眼镜骑自行车，万一看不清路上障碍，从车上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太小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在执行妈妈下达的一道关心爸爸的命令，倒是没印象出事故，只记得先天不足的爸爸由于长时间在工地站立，得了疝气，要动手术，我们还那么小，家里在洛阳无亲无朋，妈妈压力很大，我们那段时间都很老实，很害怕，很担心。
我的妈妈
我的外公是广东南海县沙水乡人，就是今天的佛山市南海区，上世纪初，当地人都到世界各地去谋生，我外公只身一人到了宁波，娶了宁波姑娘，他们俩又一起到了上海。
外公到上海后在英商祥泰木行会计部任职员，这家公司在解放前纵横上海滩五十年，还发行了股票，抗日战争爆发，卖了股票撤出中国，我外公算是中国第一代外企白领，他全盘西化了，信了基督，尽管是白领，可是家庭并不富裕。
原因是孩子太多了，外公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生了一子一女，大儿子在香港求学后转武汉上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参加了抗日失踪了，武汉的船上只剩下他的一箱书，我的外婆是全职妈妈，生了5男5女十个孩子，我外公一人工作养全家，再重视教育他也没能力让所有孩子上学，所有的男孩子都上了大学，所有的女孩子十三四岁都到工厂做工了。
在工厂里我妈妈遇到了组织，一位共产党工友介绍我妈妈入了党，那一年是1945年，我十七岁的妈妈成了地下党，5个姐妹中只有她入了党，经常组织上开会，半夜上街贴传单，上海解放后，她参了军去解放台湾，她根本就没告诉父母，留一封信就全然不顾父母的牵挂奔赴福建前线了，她天天在福建前线练习荡秋千，就是为了渡海时防晕船，她当时是要去台湾当公务员的，突然一天接到命令，计划有变改抗美援朝了，马上改卫生员，简单学习了包扎止血的知识，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了，她记忆中的朝鲜一是冷，零下四十度，二是朝鲜老百姓习惯了战争，白天美国鬼子飞机轰炸，老百姓照常种地，三是美国大兵每人身上有一个金属标牌，上面有个人信息，四是每天面对的都是血肉模糊的伤病员，她胆子大，一点都不害怕。一天早晨，她睡不着，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去山洞外面找小水沟洗脸，正遇上美国飞机轰炸，等飞机过去她回到山洞，山洞已被炸塌了，战友全都牺牲了，她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她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志愿军行军的时候，就去找她的部队，在找部队的过程中，她知道战争结束了，她就跟着其他部队的人回了国，等她辗转回到上海，才知道部队已经追认她为烈士，开过追悼会了。
现在听起来好奇怪，战争年代却是很平常的事。她又归了队，战争结束了，台湾暂时也不打了，国家开始支援内地建设了，她又响应党的号召脱下军装来到洛阳支援内地建设，那一年是 1954年10月，她还是剩女，我妈妈解释说，之所以剩下，是因为不想嫁给北方人，参军后组织安排的相亲都是部队里的北方干部，她不能想像自己要和吃大葱、辣椒的北方汉子过一辈子，坚决拒绝了组织的安排，当年那么多上海姑娘到延安嫁给了土八路，妈妈那么听组织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在个人问题上这么倔强。
爸爸妈妈的爱情
在洛阳他们俩经人介绍相识相爱，太不容易了，洛阳能有几个上海老乡呀，一个来当干部一个来修路，1955年，全国大部队建设队伍都还没来洛阳呢！
恋爱的时候（1957年）俩人都是大龄青年了，爸爸31岁，妈妈29岁，三十岁依然是人生最好的年华，在远离故乡亲人的地方两个人相互取暖。
马上就要结婚了，也就在这一年，建国以来第二次大运动反右开始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恶梦开始了，三十一岁的爸爸戴上了右派帽子，随着运动的深入，和爸爸有恋爱关系的妈妈因为不愿与爸爸断绝关系，1959年，被开除了党籍，下放到河南省第二公司204工程处（上街）工作，离开了洛阳，1961年，形势好了一点点，我爸爸的右派帽子摘了，叫摘帽右派，比不摘帽的境遇好一些，人民日报说，摘帽右派不算是阶级敌人，共产党员可以和摘帽右派正常交往，我爸爸揣着这张《人民日报》坐火车来到上街找我妈妈，给她看《人民日报》，告诉她自己的右派帽子已摘掉，此时，我妈妈也恢复了党籍，她还在等我爸爸，已经四年了，就这样他们又走到一起。
1961 年他俩结了婚，那年爸爸35岁，妈妈33岁，他们没有举办结婚仪式，在上海杨浦区我妈妈的老家所在地登了记，就去杭州旅行结婚了。
妈妈怀孕了，第一个爱情结晶。妈妈非常珍惜，开始优生优育，家里贴着漂亮娃娃的照片天天看，临产时专门回上海老家把孩子生下来，妈妈说是个男孩，真的像挂历上的娃娃一样漂亮，还没满月的时候，爸爸单位打电报说工作忙，摧他赶紧回洛阳，这样爸爸妈妈带着还没满月的孩子坐火车回洛阳，那时候的火车都是闷罐车，大人都呼吸不过来，更何况是一个还没满月的孩子，火车快到洛阳时，我可怜的哥哥发高烧不退，还没到家就离开了人世，我妈妈深受打击，很长时间都没恢复过来，等到又怀第二个孩子时，工作繁忙，根本就顾不上肚里的孩子，最后去医院都是自己走着去，生下哥哥三天就出了院，月子里就是自己侍候自己，那是1964年底我妈妈已经38岁了，紧接着1966年我出生，1967年我弟弟出生，3个仅相隔一岁半的孩子，全由两个全职工作的父母照顾，那段日子是怎样过来的？
妈妈说，哄睡了哥哥，就去上班，全然不顾他醒来会怎样哭闹，下班先去保姆家接我，看见保姆懒省事，把一岁多的我放在冷水里，怀着弟弟的她心疼地流眼泪，日子已经这么难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1967年，我十七岁入党、二十一岁参军、二十六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内地建设的妈妈成了叛徒和特务。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家人
爸爸妈妈不太愿意和我们说右派和文革的事，有一次我遇到了不顺的事，心里难过向妈妈倾诉，妈妈为了鼓励我，才讲了一次那一阶段的事。
68年初，妈妈被造反派隔离审查，回不了家了，刚开始妈妈这个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不怕的，她不但不写检查，而且与造反派对着干，奋笔疾书也写大字报，不是斗吗？妈妈与日本人斗过，与国民党斗过，与美国鬼子斗过，妈妈根本不害怕，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情况越来越坏了，她最终绝望了，一个夜里，她爬到白马寺齐云塔上准备以死抗争，最后，是我们三个孩子阻止了她，当时我弟弟才6 个月，她本可以一了百了，但她的三个孩子就再没人爱了，一夜的思想斗争后，她回到家，和爸爸商量后决定，把2岁的我和6个月的弟弟送往上海嘉定我的大娘娘（姑姑）家，我姑姑收留了我和弟弟。
姑姑生育了七个孩子，姑夫也是个摘帽右派，姑姑在一家小卖部卖糖果，姑姑家住在一条河边，家里有了九个孩子，多热闹呀，七个哥姐都比我们大，他们对我们俩特别好，但是这种好是不一样的，我得到的关爱比我弟弟差太远了，我又黄又瘦又丑，弟弟去的时候才六个月，被姑姑养得虎头虎脑非常招人喜欢，大家最喜欢的是他，分咸鸭蛋的时候，两三岁的他可以吃一个，而我只能吃半个，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即便我当时才四五岁都能感觉到，我现在还记得一次大家干完活，大概是搬煤吧，一帮大小孩子们搬完了煤，姑姑家的大哥哥们承诺干完活，坐上三轮车就可以去对岸看电影了，可是等我兴冲冲地要上车时，三轮车实在挤不下那么多小孩子，大哥哥大姐姐们抱上我弟弟，扔下我骑着三轮车跑了，只把我一个人留在院里，看着他们一路欢歌笑语，绝尘而去，我所有的愤怒彻底大爆发，我冲回家里拿着一把剪子把家里的布票、粮票、纱巾全剪了，姑姑找不到剪子，只能把家里所有可能被剪的票据、衣服全锁进了一个屋里，我四处找可以剪的东西找不到，一气之下我手揣剪子偷偷跟在姑姑后面，把她的衣服剪了一寸口子，过了几天她才发现，那天她气急了，让我伸开手，拿着绣花针在我两只小手背上扎，两只手全是血点点，至今我的手背才还能看出当年被扎过的痕迹，我彻底老实了，再不敢折腾了，不成想更大的不幸降临了，一天，院里的小朋友在院子里蒙着眼玩摸瞎子游戏，轮到我当瞎子的时候，我一脚踏空掉到了河里，如果真落水了可能倒无碍，因为河里有船上人家，船家会马上把我救起来，关键是正好摔到了洗衣服的石阶上，正好嗑在脑门中间，我当时就摔晕了，等我醒来，我成了瞎子，眼睛包住了，本来医生以为是要真瞎了，结果是几个月后竟然恢复了视力，只是留了个大伤疤，这段时间姑姑对我百依百顺，妈妈始终不知道这件事，十几岁时我告诉她，让她心疼不已，我的视力恢复不久，政治形势好转了，我妈妈来接我回洛阳了，而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据说是接了几次都失败了，虽然我并没有叫姑姑为妈妈，但在我心中她才是最爱我的人，我根本不知道这世上我还有一个家，还有一样爱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年只来看我们一次，我只当他们是家里来的客人，一点印象也没有，妈妈要把我接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不能没有姑姑，除了她我谁都不认识，最后费了九牛之力我才回家了，我去了哥哥的幼儿园，洛阳市直幼儿园，我哥哥在大班，我在中班，我还是想姑姑，在幼儿园哭，我哥哥以为小朋友欺负我，他叫来大班的小朋友替我报仇，让我指认谁欺负我了，我指不出来，没人欺负我，当他终于弄明白我想上海了，他非常认真的一遍遍向我介绍我妈妈，他说这才是你妈妈，你的家在洛阳，嘉定不是你的家，姑姑是爸爸的姐姐，说什么都白搭，我还是没日夜的闹，万般无奈，我姑姑带着我弟弟来洛阳陪我，在我家住了很长时间，我终于和妈妈建立了感情，姑姑才回上海了，自然又是生离死别，1988年，我姑姑得了癌症，我去嘉定看她，那年我刚大学毕业，一生中长得最好看的时候，我拉着姑姑的手，她一直盯着我，说，你长漂亮了，你知道你小时候有多难看吗？
七十年代 最美好的时光
1973 年到1983年，全家五口人在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虽然我妈妈还是没平反，但换了单位，正常工作了，我家有一台音质很好的晶体管收音机，每天中午，打开收音机播放评书，全院的小孩蹲在我家窗户低下端着碗听评书，他们不知道的是，每天晚上我爸爸就要收听敌台了，杂音特别大，播音员的声音特别温柔，爸爸坐在高凳子上，我们仨儿一人一个小凳子围在他身边，什么内容真是想不起来了，反正知道这是家里的秘密，不能对外人说，虽然，爸妈并没有专门交待过我们，我们非常懂事地从未在小朋友面前提起收听敌台的事。
因为家里是上海人，我们在院里的地位也有点小骄傲，一是每年姑姑都会给我们仨儿寄来上海最流行的毛衣，全院的巧姐姐就等着上海寄来的包裹，过不多久大家都会穿上上海最新样式的毛衣，大家每年还盼着爸妈回上海，这样小姑娘们就会让捎纱巾，爸爸回来全院人都来分配纱巾，对美的追求无论哪个时代都挡不住。
1976年，中州路围墙上用很大很大的字写着：打倒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接着就是西关花坛火烧四人帮了，然后大街小巷都唱着河南梆子《揪出四人帮》，学校老师也给我们讲形势了，说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有一天，家里只我一个人，一个一直上锁的五屉柜这天没上锁，我打开看见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中央组织部收，很厚的一封信，这时我已经能看懂信的大部分内容了，那天天很热，我匆匆看完出了一身冷汗，在信中妈妈讲述了她参加革命一直到被打成特务的全过程，请党中央为她平反昭雪，不知为什么那天我像做贼似的赶紧把信放回原处，没有对妈妈说，只是非常害怕，因为我看见里面出现了国民党的事，国民党在少先队员心目中是最最大的坏蛋，后来，我妈妈后来真的平反了，她还是没说这事，只是她病了，十年的压抑让她得了高血压，那段时间特别严重，头晕，我怕极了，1978年，我才十二岁，万一妈妈走了，我不敢想了，我经常一个人为这件事煎熬，只要妈妈头晕了，我就非常害怕，还不敢和爸爸哥哥弟弟说，就是折磨自己，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很多很多年，直到我们三兄妹都结了婚，有了孩子，这件事才真正放下了。我爸爸普通话不行，院里的大人小孩和他都说不上话，有一次他在院里出名了，威名远扬，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院里经常会打架，邻里打架，有时夫妻还打架，一天晚饭时，院里一对夫妻从家里打到了院里，好像是妻子作风不正，丈夫带了几个小伙子当众用沾着粪便的夹子往妻子脸上抹，要当众羞辱她，大人小孩都站在院子里，没人敢劝架，这时我爸爸下班回家目睹了这一切，只见他冲进人群夺下了夹子，用上海话大声斥责那几个小伙子，小伙子们问丈夫，这是谁？打不打他？这个丈夫知道我爸爸是平时不发一声的上海人，他考虑一下说，扫兴、走吧！他们一群人很不服气，骂骂咧咧地走了，我吓坏了，我从没见过爸爸发出那种洪钟一般的吼声，我爸爸对我们太好了，我不敢相信这是从未训斥过我们的爸爸，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他俩也从未训过我们，我们仨儿之间也没吵过架，关上门就是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爸爸高兴的时候会教我们唱解放前的歌曲《毕业歌》《可爱的家庭》，我们一起唱得好尽兴，我还学会了孝敬爸爸，我会给他洗头，他的头发又黑又硬，直到七十岁去世都还是满头乌发，给爸爸洗头，摩挲着他健康的头发，我一直以为爸爸可以长命百岁的，洗头发时他不停地用上海话说，舒服、舒服，我越洗越开心，他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今天我还能感到他头发的硬度，爸爸我想你，我当时留了一络你的头发，幻想着有一天科技发达了，头发上的细胞或是基因能让人起死回生，多少回在梦里，我一头板寸黑发的爸爸，戴着2000度的眼镜向我走来，每次从梦中醒来，我都希望闭上眼睛再接着做爸爸还活着的梦。
我没有爸爸了
该怎样形容我爸爸呢，从他离开人世几年以后写起吧。
爸爸走了以后，妈妈的身体一下就垮了，和她一起住的哥哥很担心，让我家也搬过来一起生活，我们把隔壁租下来，打通了，我们俩家人和妈妈一起生活了几年，就是在公司家属院。
院里每晚十一点锁门，当时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了，正式工被分配看家属院的大门，其实就是一幢六层楼，九十年代末，我爱人天天加班，几乎每天十一点以后才回家，人家已经锁门了，我说半夜起来再开门，咱还是外来户不好意思，让他早回来点，哥哥说没事儿，都是一个单位打过招呼了，有一天我们又回来晚了，天很冷，按了喇叭后出来了一个新门卫，嘴里好像是在发牢骚，想数落我们，这时从门卫室传来了一个声音：“他是杨工的女婿”，听了这话，这位师傅立即变了脸，满脸笑容地为我们开了门，在黑暗中为我们指挥停车，还说这么晚回家，辛苦了，我明白了他这是把我们当爸爸对待了，我知道爸爸在单位的威信，尽管他和工人们并非打成一片，但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杨工是他们心中一位来自上海极为专业、特别敬业、绝对耿直的总工程师，他们可能从未与爸爸说过话，但在他们心目中爸爸不是傲慢和不正常的外地人，爸爸在他们心中是一个大写的人。
写到这儿时，我想简述一下爸爸到洛阳以后的历史，似乎在家里见过他的工作简历，给哥哥打电话问他家里那个五屉柜里有没有一些资料可参考，他说你自己来看看吧，我去了、看了、哭了、抖了、怒了、骂了、悔了，本来一气呵成写的文章，一下写不下去了，难怪妈妈晚年时我们聊天，我说，妈妈你的人生那么跌宕起伏，没事写回忆录吧？妈妈永远都说不。我用了很多次还是没看完这些材料，想骂人不知骂谁，终于明白了爸爸为什么不想写回忆录，长达三十年的伤口怎么能再揭开？
爸妈在那么长时间的思想重压下让我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儿童、少年时代，直到人生的终点都没有讲述那些苦难，好在我们三个从没让爸妈生过气，否则肠子都要悔青了，我竭力平复着感情，在爸爸俊秀的文字里追寻着他的坎坷人生：杨大龙，1926年5月26日出生于江苏嘉定北大街，他在交待自己的家史及童年生活中是这样描述的：我家系封建士大夫家族所谓书香门弟，我家又是大地主占有农田150多亩，全部出租，生活全赖剥削农民，家中有管家一人、女仆一人，我父亲是地主分子，虽然上过法政大学做过律师，但吸食鸦片，好逸恶劳，过着剥削寄生虫生活，我母亲出身大地主家庭，生我半月即去世，我从小寄居在外祖母家，由外婆，婶母抚养，外祖家四个舅父都是地主，有镇压的有病死的有自杀的有疯的，密密麻麻的两页纸上提到十几个他的长辈，都没啥好下场，大概就是这个内容了。
这份材料应该是写于解放初期，出生在这样一个地主家庭因为年龄小与后母不和没管过家最终没被追究算是万幸了，祖父呀你原谅爸爸对你的污辱吧，这不是他能左右的，还好解放前您就去世了，子孙们的悲剧您都没看到，安息吧！我真想看到您的模样，我真想听听您在法庭上的侃侃而谈，历史不会重来，但我们都流着祖先的血液，遗传着神秘的基因，我们的身上一定有杨家传统，我们已经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看这些检查和保证书时，起先我是有点心惊胆战的，会不会又要搞运动了，不是有那么多人在周王城广场上集会要回到文革吗？看到最后却突然异常强大起来，没什么好怕的，怕也没有用，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思想乱飞了一通还是再回到爸爸身上吧，他在外婆家读完初中，又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土木专业学习了两年，毕业时19岁，先后到杭州汪伪浙江省水上警察局工区当办事员、嘉定县政府当事务员、上海私立苏民中小学当教职员、上海市工务局第四区工程管理处当监工员，直至解放，单位被政府接管后留用，1955年2月，支援内地到洛阳工作，二十九岁尚未成家，57年，经人介绍与妈妈恋爱后度过了很短暂的幸福生活，57年年底就打成右派了，他留下的写于不同年代的检查、汇报及反思、申诉材料厚厚一摞，我看得泪流满面，他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他从二十出头就开始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他无法选择他的出身家庭，他的教育，他必须来洛阳，他必须当右派，这都是命中注定，他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这与妈妈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妈妈的道路更多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他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为什么是右派，我仔细辨认那些模糊的文字，想像着爸爸的心情，我本来不想再探究了，几度犹豫还是要记下来，历史是镜子，这是我们家族的镜子，了解这一段对杨刘两家的子孙后代是有益的。
爸爸在在检查材料中写道：我在去年五月（57年5月）在城建会鸣放座谈会上在言者无罪的掩盖下以一鸣惊人的姿态向党猖狂进攻发出如下谬论：1、诬蔑政治学习是形式主义……，巧妙煽动人民反党。2、说党不能领导技术……否认党在工程技术上的领导作用。3、在火车上听广播，南斯拉夫修改国民经济计划，因工业原料紧缺，紧缩工业发展，因进口农产品不能满足人民需要，我犯了崇拜南斯拉夫，……犯了诽谤苏联，混淆帝国主义国家、反殖民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污蔑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努力。4、为第一批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最终被划为右派分了，主要依据是：1、右派集团骨干。2、同意南斯拉夫否认优先发展重工业。3、反对党的领导，丑化党团员。4、歪曲党的干部政策。5、污蔑党的成绩和马列主义。6、兔死狐悲、猫哭老鼠。结论是：工作一般是积极的，思想反动、反对理论学习，政治不开展。从1957年（31岁）到1979年（53岁），我亲爱的爸爸你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一直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中，爸爸，我突然想起了一首爱情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爸爸，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这首诗我想朗诵给你听，爸爸我太粗心了，你从未告诉我这一切，我曾经以为有右派的爸爸很光荣，只有有知识的人才能当右派，我太不懂事了。爸爸让我可以安慰的是，命运让你在右派分子前认识了妈妈，苦难的生命中你有了姗姗来迟的爱情和孩子，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会像张贤亮一样孤苦伶仃地度过漫长的22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最后，你又在梦中离去，尽管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太大，理智还是告诉我，没有恐惧，以为自己第二天还要去修路，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永远地休息了，这样的人生至少对您来说是完满的，在我的心中你永远长着乌黑直立的寸头，笑露着洁白整齐的牙齿，您在我的心中，我的梦中永远都是大步流星的样子，你一天都没有衰老过，你离开我们快20年了，对您的怀念从来都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妈妈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我妈妈1936年八岁在上海沪东小学读书，到1942年14岁时，她姐姐带着她和13岁的妹妹到上海日本人开办的武田药厂做工，两年后，她又介绍15岁和13岁的两个妹妹也来这家工厂做工，这样一家六姐妹除了小妹尚幼外，都在这家工厂工作。
妈妈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在地下党杨煜珍的介绍下1945年3月加入了地下党，成为一名年经的共产党员，秘密开会，张贴传单，1948年，她的入党介绍人身份暴露，去了解放区，她与组织失去联系，1949年5月上海解放，12月她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26军，在政治部当工作队员，1950年12 月到1951年12月在朝鲜志愿军26军78师野战医院当卫生员，回国复员在上海华东建筑公司组织科做办事员，1954年10月随单位到洛阳搞建设，在洛阳工程局组织科当干事，1959年因受爸爸牵连被开除出党，1961年恢复党籍，1967年文革被打成叛徒、特务，1978年向单位申诉，领导说什么文革是群众运动，进而再向中央组织部反映，终得昭雪。
文革四年的非人生活经历彻底摧毁了妈妈的健康，留下的心灵创伤永难弥合，2012年84岁的她摔断股骨头，她坚决要求做手术，手术第二天，她失忆了，谁都不能和她交流了，完全不认识我们了，那天我问了她好多问题，她都是答非所问，我非常紧张，最后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脱口问了一个问题：妈妈，你还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把你打成叛徒的造反派吗？
她马上回答：我怎么能忘了那条疯狗—张**。一句话她完全恢复了记忆，由此可见，造反派在她心中留下了怎样的打击，我手里捧着我妈妈从文革到平反十年间写下的申诉材料，不是检查不是反思，她的坚强，我的语言根本无法描述，我必须全部公布出来，让孩子们看看，她们慈爱的奶奶、姥姥是何等的坚强，什么叫英雄？什么叫硬骨头？什么叫大无畏？我妈妈真不愧是白色恐怖和战火纷飞战场上浴血重生的无产阶级战士，现在想表达的，不仅仅是爱，更是景仰，我要去上海扫墓了，不仅仅是去鞠躬，还一定要致敬。下面是我妈妈的申诉材料：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人民当前和会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揭批四人帮。
打倒了四人帮使我得到了第二次解放，我衷心感谢华主席，感谢党中央。今天，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次战役中，市政处召开这个揭批大会，是进一步分清是非，彻底砸烂帮派体系，使全体职工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也解放了我，使我有勇气来向同志们汇报一下，十年以前帮派体系对我的迫害情况。
我处帮派体系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人划线。1967年，个别帮派骨干砸了红旗战团，并将群众常**打成现行反革命，进行批斗，我们办公室刘**、来**和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对，支持了红旗战团，从此得罪了这些帮派骨干，开始用大字报形式对我们进行污蔑造谣，我也用大字报与他们进行了辩论，揭露他们的阴谋活动，他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1968年1月，我刚生下孩子才满月不久，在家休养，张**等十多人坐着汽车闯到我家，张**气势汹汹地将我推出家门，开始翻箱倒柜抄家，正遇我爱人杨大龙下班回家，张**说：经过市红色公安和8250部队同意来抄家的，把相片、笔记本、军人证明、抗美援朝纪念章等全部拿走。把我弄到市政处办公室楼下进行隔离审查，我当时受不了这种迫害，不顾一切跑到市公安局找到姓耿的领导，要求查一下我犯什么罪，公安局同意抄家，经查问，姓耿的领导告诉我，公安局根本没有同意抄你的家，我又跑到8250部队接待室向解放军询问，解放军领导说，没有这件事，我们执行中央命令，反对打砸抢抄，怎么会同意呢？这我才知道他们是冒充的，他们是在挑拨军民关系，他们还派人跟着我监视我。
第二天，张**威胁我说，你的问题很严重，公安局要逮捕你，现在我们对你还是宽大的，逼我承认参加中统特务，并威胁我爱人说我问题严重，对他施加压力。1968年 2月，我被看守在市政处，还带着两个月的孩子，三岁的大孩子和一岁半的女儿推给我爱人照顾，遇上大儿子有病住院，杨大龙无法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只好打电报把他姐姐从上海请来临时照顾孩子。就这样张**还不甘心，带着几个人去我家找事，对我爱人说两个月的孩子不能跟妈妈，让他带走，我爱人说，孩子还在吃奶，他带不了，俩人顶起来，张**抬手就打，把眼镜打碎，眼睛和脸都打肿了，这样张**还不依不饶，又把杨大龙绑架到市政处，他姐姐目睹张**目无党纪国法的行为，就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打电话后才把他放回家。几天后，杨大龙到单位给我送东西，我发现他眼睛和脸青肿，问他什么情况，他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以上情况。他走后，我越想越气，就对张**说，你们将我隔离，又把我爱人绑架来市政处，三人孩子没人管，他们怎么活？你们这样做分明是想将我逼死，将我全家害死，这算什么审查？事后，杨大龙和她姐姐带着三个孩子回上海，两个小的留下，大的带回洛阳，送到市直幼儿园。
1968年5月，张**、张**俩人受人指使，来到办公室楼下，把我押在房内，以让我交待材料为名，张**进门脱下塑料底布鞋朝我身上脸上乱打，我头部脸上立即肿了起来，他还用扫帚把在我身上乱打，恶狠狠地说：“快交待你参加中统特务与台湾有联系的事，打得我全身疼痛不能吃饭，第二天还逼我交待，我不清楚犯下什么罪，受到打手张**这样毒打。
难忘的日子，1968年6月，市政处的帮派体系们挥起四人帮的大帽子、大棒子，颠倒敌我关系，私设监狱，大行法西斯的审查方式，先扣上判徒、特务大帽子，对我实行专政，开始大会批斗，进行残酷的镇压，连几个月的孩子也不让见面不叫喂奶。从此，大会斗、小会批，大字报、大标语、大幅漫画，从门外到门里，贴到我宿舍里，自编小报对我人身攻击，对我严加看守，焊上149的钢筋还嫌不牢固又用上169的钢筋加固。政治上无情打击镇压，经济上扣压，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长达两年。父亲重病在床，二哥数封来信让回上海见一面，全都被拒绝，至死未能见面，父亲怎能不为他的女儿担心呢？
不到六个月的孩子离开妈妈，整夜哭闹不停，杨大龙在逼得无奈情况下，向朋友借了几十元，抱着孩子第二次回上海他姐姐处，这段时间，在市直幼儿园的大孩子星期六下午无人接，经请求才允许孩子由市政处派人去接，下班很久，我在走廊里等着孩子，发现孩子刚到大门口，就受到徐**搜查，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我抱过孩子把眼泪咽进肚里。我想着在旧社会受帝国主义压迫，从小当童工被人看不起，恩人毛主席亲人解放军解放了上海，使我得到了解放，在抗美援朝中差点被炸死，总算挺了过来，没有死去，今天，市政处帮派体系用尽诡计，对我进行无情打击，陷害我，眼看着自己会被整死，并可能连累全家，就写了一封离婚声明：从现在开始和杨大龙离婚，并贴在大门口。
8、9月份，有人交给我一块写着叛徒、中统特务的白袖章，叫我戴着白袖章去干重体力有害工种的工作，每天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三次。
以上是帮派体系对我所作的一部分迫害……，四人帮整人那一套全搬到了市政处，与国民党有啥区别，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对我无限上纲上线，残酷镇压，将我致于死地，必须查底查清。
我的历史问题早在1956年洛阳工程局党委给我做过审干结论，你们发现什么问题？我有什么罪？我1977年要求对我的问题彻底查清，梁**说，那都是群众运动。我想问问，什么群众运动？市政处广大群众是好的，觉悟高，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我残酷镇压的是帮派体系，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允许推给群众。
有关重大问题必须进一步分清是非，把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彻底查清，一定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夺取运动的全面胜利。
刘宝琴
1978年5月27日
这封发给单位的申诉信发出后，依然没有回音，不屈的妈妈又向洛阳市委、中央组织部反映情况，最终在中央组织部的过问下，才于1979年2月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才得到平反昭雪。
附：中共洛阳市政工程管理处总支革委会关于刘宝琴同志的平反决定
洛阳市政工程管理处原总支干部刘宝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醉心于帮派活动的我处那么几个人，秉承刘**、耿**、王**等人的黑旨意，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采取颠倒是非，栽脏陷害的卑劣手段，制造假材料，诬陷刘宝琴同志是叛徒特务。一些资产阶级帮派人物，对刘宝琴同志多次揪斗殴打，非法关押、人身污辱，强迫劳动达四年之久，与此同时，还克扣工资，不发有害津贴，连几个月的婴儿也不让喂奶，被迫托亲友抚养，致使该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亲友、孩子也受到诛连。
总支决定，给刘宝琴同志彻底平反，强加给该同志的一切不实不词，应予推翻，错整有关材料，应清理消毁。
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
这是爸妈留下的没有交待的遗产，我有责任传承下去，让子孙后代知道。全国放映伤痕文学电影《牧马人》《天云山传奇》时，我还不太懂事，好像没有太多感慨，去年，还是因为张艺谋的电影才和爱人一起去万达影城看电影《归来》，散场后，我躲在卫生间里泣不成声，久久擦不完眼泪，走出卫生间，我爱人看着眼睛红肿的我，扶着我的后背表达着他的安慰，回家的路上，我反倒安慰他：我比电影里那个小姑娘幸运，要是妈妈二十多岁生了我，我们仨那年正好是十几岁，不是狗崽子就是红卫兵，要是当了红卫兵，和妈妈断绝了关系，这们这一家人……，这是我们都不能承受的结局，不知有多少家庭上演了这样的悲剧，甚至有孩子揭发妈妈，妈妈被枪毙，孩子和爸爸自豪了好多年，直到六十岁才到妈妈的坟前忏悔自己的冲动和无知，这样的人间惨剧因为我妈妈的晚婚晚育没有发生，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爸爸走了以后
爸爸走后，妈妈就垮了，步履蹒跚、弱不禁风，可她的头脑却异常清楚，家里的东西收拾得一丝不苟，不管我要找什么东西，她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在那个抽屉，什么颜色的信封里，一找一个准，《人民日报》、《洛阳日报》、《新闻联播》，一直看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一切都听党的，国家大事总要看过党报才发表意见，党的意见就是她的意见，有一天我爱人给她开玩笑说，儿子要上央视春晚了，向全国人民拜年，其实是洛阳春晚的一个节目，她太爱孙子了，她相信了，她给上海的亲戚打电话，告诉她们外孙子要上春晚了，请他们一定收看节目，她没有坚持到 “外孙给全国人民拜年”就睡了，我们安慰她，说一定录相，明天早晨看，第二天我们让她看了拜年视频，她很高兴，为外孙自豪，看了好几遍后，她脸色变了，悄悄对我们说，镜头里书桌上放的全家福照片有情况，不合适，她解释说，这张照片上的中国国旗比美国国旗大，位置比美国国旗高，这不符合国际惯例要求，会引起美国人抗议，会给孩子带来麻烦，得赶紧收起来，我忍住笑，一本正经地说马上打电话，马上收起来，以免引起国际纠纷，她一挥手阻止了我，说不能打，有人监听电话，我彻底懵了，地下党的纪律在七十年后还牢记在心，我真服了，她晚年其实有一个心愿，希望我们家里出一个党员，三个孩子从小听敌台，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无党派，希望就寄托在外孙身上了，外孙有一天回来说，学校老师让他参加学生会，说将来对走上工作岗位找工作有好处，中学时代也可以入党，他不想入党，拒绝了老师，喜欢摄影，报了摄影班，妈妈在旁边听了很伤感，三个孩子都是一般群众，好不容易外孙长大了，离党员一步之遥，这就没戏了，她嘟囔着，可惜了可惜了，后来孩子去了美国，她心里一直耿耿于怀，毕竟曾经是朝鲜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对国家，每次回国她都会说，还是中国好，上海好，去上海吧。
她走得非常安祥，没有对死神的恐惧，当然她根本就不怕死，在家里从不忌讳提起死亡的事，她有一个战友是林彪的专职护士，就跟她说，死了烧成灰，扔下水道里一冲，什么都不留，我妈妈说如果不是要与我爸爸合葬在一起，她希望也是这样的归宿，后来我看到篇邓小平子女写的邓小平回忆录，邓小平死前也提到了自己这种骨灰处理方式，家里人没执行，撒到大海里了，我现在琢磨，是不是党这样宣传过，不然这离得十万八千里的党员怎么口径那么一致呢？2013年7月14日，妈妈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不停地安慰自己，妈妈高寿了，上海的亲人在她健在时来洛阳看了她，没有遗憾了，比我当年十岁时担心的情况要好上一万倍了，我们遵照她的愿望没有举办仪式，告别仪式上只有亲人们，她和爸爸相见了，没有任何牵挂，想她的时候就尽情流泪，是感恩的泪是幸福的泪，爸爸妈妈，清明节到了，我们就要去上海扫墓了，我只想对你们说，来生我们还要组成一个家，爸爸还要这个爸爸，妈妈还要这个妈妈，哥哥还是这个哥哥，弟弟还是这个弟弟，我还是我。我想在墓前唱为你们唱一首爸爸教我的歌《可爱的家庭》：我的家庭真可爱，父母儿女很和气，虽然没有好花园，月季风仙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呀，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