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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花盛衰记(四)
原创 2017-09-22 胡 平 ArtDeco上海
今天我们文章的主角是周叔苹。她是继陆小曼、唐瑛之后,上海滩上风头很劲的交际名媛,1929年毕业于著名的中西女塾。
民国著名交际花周叔苹,也是翻译家和作家。
周叔苹的父亲周今觉是当时有名的实业家,开了好几家厂。但他出名不是因为做生意,而是因为集邮,他被称为“邮票大王”。当时他所集藏的邮票总价值为全国集邮者之冠。
周今觉夫妇1912年摄于上海,时年周今觉33岁。
其中一件清末红印花加盖小字一元四方联是世界孤品,据1941年《世界邮票年鉴》估价为五万美元。这在当时可算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能买十辆十六只汽缸的林肯豪华汽车或一幢挺大的花园洋房。
目前唯一存世的小字“红印花”四方连。这个四方连历来被推为中国的邮票之冠,半个世纪之前,外国集邮家就誉其为“东半球最罕贵的华邮”
熟悉“红印花”的朋友都知道,这种“红印花”原先并不是邮票,而是税务部门印制的税票。1897年大清邮政局成立后(在这之前是海关兼管邮政)来不及大量印制邮票,就把税务部门的这些税票拿来加字改值(即当壹圆、当伍角等),作为邮票发行。
这种单枚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圆,还不是“红印花”家族中的极品,极品是四方连。
问题是这种“当壹圆”的字,最初设计得太小了,不醒目,只加盖了50枚作为样品。大清邮政的官员们嫌其字小,很快就改用大字了。物以稀为贵。这么一来,这仅有的50枚“红印花小字当壹圆”就有了身价,被当时颇有眼光的、任职大清邮政局的外国职员一抢而空。
2014年6月5日,北京嘉德邮品拍卖会上,单枚“红印花小字当壹圆”,经过激烈的竞争、追拍,最后在242万元上一锤定音!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神秘人”不动声色地收藏了这枚:中国有史以来最贵的邮票!
2015年4月,香港传来消息,“东半球最罕贵的华邮”―红印花小壹圆四方连,又被一位“神秘人”以8000万元港币拍走,买家据说来自上海。经过一个世纪的海外漂泊,这件珍贵的四方联又回到了上海。
周今觉收藏的珍贵邮票,怎么会流传到海外?期间的曲折故事,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介绍。
周今觉一家1916年摄于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周氏寓所花园。左起:余婉君(夫人)、周今觉、左四为周叔苹(三女)。
据树棻老师回忆:
我母亲是在十七岁时嫁给比她大十五岁的我的父亲的,那时我父亲在英商有利银行当买办。婚后在公共租界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上买了座占地5亩的洋房做新居,毗邻便是邮票大王周今觉的住宅。
周叔苹,比我母亲长两岁。中间并未经人介绍,两个女孩子,一个在二楼阳台上,另一个在自家的花园里,隔着道墙通过招呼和谈话便成了好朋友。以后,周叔苹嫁给了个姓李的富室子弟,我母亲则从西摩路搬到了愚园路上,两人间的来往便不及以前密切了。
这段时间里,周叔苹经常出入上海上层社会的各种社交场合,并且十分活跃,同时还翻译一些英文短篇文学作品,在林语堂主编的《西风》等高品位杂志上发表。
上海和平饭店的收藏室里,有一张被仔细收藏的老唱片,几十年岁月的磨砺已经让它不能清晰地发声。那是一张小型的铝制唱片,是当年华懋饭店为周今觉灌录的。
唱片灌录了周今觉1938年9月18日,在华懋饭店8楼大餐厅举办寿宴时的录音。其中有周今觉本人的生日感言《立功、立德、立言》。周叔苹为父亲献上了一支歌,还朗诵了自己的诗作。这是周叔苹留给我们唯一的声音资料。那天宾客如云,南京路交通为之堵塞。
周家的富裕是有目共睹的。解放前上海滩拥有私人游艇的华人只有三家,一是房地产巨商周纯卿(也是上海滩一号汽车的主人);二是张静江的侄子、中国钱币大王张叔驯;第三位就是这位邮票大王周今觉。他常在周日或节假日带上家人上船,沿黄浦江直开到吴淞口。
记得很久以前我看过一个资料,介绍的应该是上面三位中的一位。因为文章里介绍的富商拥有游艇,家里还装了中央空调,夏天可以让三个房间的温度凉爽宜人。当时我对于上海那么早,就有使用中央空调的记载比较吃惊。
从这些细节再次证明,当时的上海确实是国际大都市。一切最时髦、最时兴的发明,都能第一时间落户上海,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1932年周今觉夫妇与七女稚芙(左二)、八女稚琼(左一)摄于思南路88号周氏寓所花园。
周今觉对自己的服饰不是太讲究,但对于住所非常在乎。他认为住大房子,不仅是为了自己住得舒适,也是为了培养孩子们高雅的气质。他认为居住环境敞亮,人的心情也会敞亮,眼界也会开阔些。
对于周老先生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家庭的居住环境绝对对小孩子的性格有很重要的影响。周今觉共有11个孩子,三男八女,都进了当时最好的学校读书。我想成年后,周叔苹敢作敢当的性格跟周今觉对子女的教育观念有很大关联。
记录一则趣闻,从中我们可以领略民国名媛性格豪爽的一面。当然有人说,这需要经济实力作支撑。话是不错,但如今社会有钱人中豪爽的又有几人呢?更何况是女性?现在的社会相互间缺乏信任感,大家为人处世自然就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缺乏大家风范了,社会环境使然。
人称“华人谈吃第一人”的美食家唐鲁孙曾记其一次奇遇:
唐鲁孙:满族,出身贵胄,自幼出入宫廷,对老北京风俗、掌故及宫廷秘闻了如指掌。1946年到台湾,任台北松山烟厂厂长。70年代退休后著有《中国吃》艺术,这套书是其晚年的忆旧之作,信手拈来,妙趣横生。1985年去世。
亚尔培路有一个纯法国式叫红房子的西餐馆。因为他家布置的绚丽柔美,而且幽静无哗,所以上海名媛在交际场合风头最健的像周叔苹、陈皓明、殷明珠、傅文豪、唐瑛、盛三都是红房子的常客。
有一天周叔苹、陈皓明两人在跑马厅,赌马师陈文楚香槟大赛能否入围?赌注是凡是当晚在红房子就餐的仕女,由输家出资奉送红酒原盅炆鸡一份。结果陈皓明赌输。
笔者碰巧那天也在红房子吃晚饭,获赠炆鸡一份。吃完付钱才知是陈皓明所赠,雅人雅谑,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美人之贻,其味醰醰呢。
这里提到的陈皓明是周叔苹在中西女塾的同学,他们同一年毕业,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同时进入上海社交界,也都被誉为当时著名的交际花。在文史作家陈定山看来:陈皓明其门阀高华,风度端凝,盖尤胜于唐(唐瑛)、陆(陆小曼)。
“中西皇后”陈皓明1929年中西女塾毕业照。其父为民国驻德国大使。
民国杂志《摄影画报》介绍陈皓明。
民国时期著名的《摄影画报》对陈皓明的介绍如下:
陈皓明女士,性,沉静寡言,笑,姿容秀丽,磊落大方,前肄业于中西女塾,品学兼优,极受师友之爱戴。女士善演剧,素负美誉,又好歌唱,故去年(1929年)中西女塾毕业后,即加入上海杂乐社。
民国时期,《良友》、《上海画报》等报刊杂志上都能找到陈皓明的照片。照片中她留着卷发,面容清秀,穿着旗袍,衬托出姣好身材,特别是那斯文、平静的样子,让人一眼就会喜欢她。而当她声名鹊起,大红大紫之时,她又像“隐身”了般没了消息。
1931年2月1日,《申报》登出一则消息,陈皓明跟南浔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张远东订婚。张远东的姐姐张乐怡是陈皓明的学姐,也是上一任中西女塾的“皇后”,嫁给了宋子文。陈皓明则结识了其弟弟,完成了一场豪门联姻。婚后,陈皓明随丈夫前往美国定居,淡出了大家的视野。
18岁的张乐怡身高1.68米,风姿绰约,亭亭玉立。1949年,张乐怡随丈夫宋子文离开大陆,定居纽约曼哈顿。1988年在纽约病逝。
宋子文、张乐怡结婚照。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宋子文1949年后移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4日晚,宋子文夫妇在旧金山参加一个朋友家的聚餐时,宋子文因食物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时年77岁。
1950年代初,美国纽约宋子文夫妇与三个女儿及大女婿冯彦达合照
树棻老师还回忆道:
母亲和周叔苹的再度交往是在两人移居香港之后。母亲和周叔苹都住在金马伦道上,几乎每天都要见面。
她们常在一起打麻将、聚餐、聊天,有时也结伴去台湾探望亲友。这时的周叔苹已是人到中年,不复有过去的风光了,但她穿着打扮还像二十来岁似的,并且经常是浓妆艳抹。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年过八旬。
我是在1983年初到香港时才见到母亲的这位好友的。母亲带我去拜访她时,要我唤她李auntie,并告诉我,她是一位作家。
之后不久,我在油麻地的集成书局买到一本她70年代在台湾出版的小说散文集,集中所收都是她在中年以前发表的作品,读后感到内容和文笔都有相当水准。为这本集子作序的是台湾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张群。
过了些日子,我在上海又买到一本由周叔苹翻译的国外著名长篇小说《拿破仑和黛丝丽》。这本译作由北京的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书中保留着蒋彦士为译本所写的序,此人又是一个台湾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
我把这两个“发现”讲给母亲听。母亲笑我太大惊小怪,她说周叔苹的作品远不止我看到的这两本,周叔萍在台湾出版过好多本书,是和《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齐名的同辈女作家,只是在香港这地方知者不多罢了。
这些年(1990年代)母亲去世后,我和妹妹们便与李auntie不再往来,只知她仍旧居住在香港,倘若还健在,算来应已年过九旬了。
由于她在垂老之年还穿上鲜艳夺目的流行时装,常在尖沙咀街头踽踽而行,一些当地居民和商店货员便给她起了个外号“老美女”。这外号无疑是含有嘲讽意味的,但用这外号唤她的人大概不会想到,这位打扮“出位”的老妪当年曾是上海这座大都市中很有声望的名媛。
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女人来说,怀念过去的方式之一,就是穿上那个时候的衣服。这样也许就可以永远活在那个想要的年纪,永不老去。这是她们对抗时间的方式: 明知无用,却如此偏执。
这符合周叔苹我行我素、奔放不羁的性格。不管怎样,别人不敢做,但至少她做了。而且,说到底,这又关其他人什么事呢?
下一篇,我们要请出本系列文章的主角,她被称为“乱世佳人”,曾经在黑白两道叱咤风云,最后还是收获了美满、平静的结局。看来命运是非常眷顾她的,你们猜她是谁?
延伸阅读:
历史悠久的红房子西餐馆
红房子早期照片。
红房子西菜馆是上海而今最著名的法式西餐馆,1935年,一个叫路易·罗威(Louise Rovere)的意大利籍犹太人,和一法国姑娘在上海喜结连理。
罗威本是外白渡桥旁大饭店“理查饭店”的领班,有丰富的饭店管理经验;而姑娘是常住“理查饭店”的交际花,二人日久生情,遂结为夫妻,并且充分发挥两人各自的特长。
他们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开设了一家西菜馆,为纪念这个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它取了一个温馨的店名 CHEZROVER(意为“在罗威家”),人们习惯称:罗威饭店,这就是“红房子”的前身。
1950年代红房子顾客盈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进入法租界,老板路易·罗威因是意大利籍犹太人,罗威因此也不能幸免,被日军关进了集中营,群龙无首的罗威饭店只得关门大吉。
1945年日本投降,路易·罗威获释后又重新买下陕西南路37号店面,重新开业,取名为“喜乐意”( Cherlouise ),仍有“在路易家”的意思,强调该店如家般的温馨。
喜乐意开业后,罗威又使出两招,一招是把店面刷成红色,给人热情洋溢、喜气洋洋的感觉;第二招是“特色招”,请到了人称“西厨奇才”的俞永利,创出了一批“拿手菜”,尤其是独创了“烙蛤蜊”后,更使生意火爆,成为远近咸知的西菜馆。
由于“喜乐意”既注意保持法国菜的经典地道,同时也加以调整、创新,以适应中国人的口味,制作出色香味俱佳的西菜,既吊胃口又饱人口福,因此生意极好。
新中国建立后,外国老板要回国,由上海人刘瑞甫作为资方代理人接收“喜乐意”,以2000元钱盘进,继续经营西餐。当时上海的工商巨头等一批老顾客,因“喜乐意”店面是红色,故称之为“红房子”。
京剧大师梅兰芳是“喜乐意”的常客,一次,梅兰芳就餐时与西菜大师俞永利聊起店名,建议干脆将“喜乐意”改为“红房子”。而此时刘瑞甫也正感“喜乐意”的洋名不合时势,于是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便把“喜乐意”更名为红房子西菜馆,从此“红房子”面世。
1959年12月13日,刘少奇主席在陈毅元帅陪同下到红房子用餐,品尝了烙蛤蜊,洋葱汤等佳肴后,握着服务员的手说:红房子店小名气大。
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外事活动中,多次向外宾说:吃西菜,上海有一家红房子西菜馆。红房子是历史最长、知名度最高、最具有代表性的上海法式西菜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来冲击,把凡是在西餐馆工作的人,全打成“洋奴”,封掉了刀叉,只准卖中餐,西餐在上海几乎绝迹。
1973年,外宾向周总理反映吃不到西餐。周总理旧话重提,说要吃西餐,上海有一家红房子西菜馆。因为有了周总理的指示,于是红房子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最早恢复营业的西餐馆。
据说,当年张爱玲就爱吃红房子的西餐,她最喜爱的菜单是: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
在上海的犹太人,看来下棋围观也不是中国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