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太可怕，因为人类罪恶无需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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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太可怕，因为人类罪恶无需想象
原创 2017-09-20 李静睿 大家

▲The Handmaid’s Tale by Margaret Atwood
文 | 李静睿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开始创作《使女的故事》是在1984年，西柏林。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份，一个意味深长的地点，她脑子里总想着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阿特伍德后来写过，每逢周日，东德空军都会发出巨响，以提醒这边的人他们近在咫尺。她在那段时间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那种铁幕之下国家的警惕、窥视和人们传递信息的隐晦方式，不由自主渗透进了她正在构思的故事，她总见到人们在某个建筑面前说“这里以前是……后来消失了”，那些曾经存在、后来消失的东西，构成了《使女的故事》最让人震动的部分。
《使女的故事》出版后成为阿特伍德的成名作，入围了一堆奖，也得了几个，每年得奖的小说是很多的，大部分也就这么过去了，这本书却没有。电视剧版推出后，这本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周榜，是虚构类中唯一一本非本年出版的作品，在最新开出的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中，阿特伍德排在第二位（第一名依然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这当中似乎也有某种因果关系。
纽约的朋友今年一月就热情洋溢地向我们推荐了《使女的故事》，邮件里他说，这本书讲的是当我们被剥夺自由时，渴求的往往是生活中那些最寻常不过的东西，“一杯好咖啡，一次恋人的触摸，一个慵懒的家中午后”。也正是这个朋友，在川普当选后万念俱灰，“我只能逃避想这些问题，看看电影读读书”，他说。从川普当选到《使女的故事》热销，这当中有某种被反复叙说的关联，却也不仅仅如此。
《使女的故事》看起来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以下提及的均为书中情节，和电视剧略有差异），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沦陷，代之以极端原教旨主义立国的“基列共和国”，《圣经》被视为不可辩驳的最高真理，且需逐字逐句严格遵守，于是在生育率急剧下降的现状之下，《创世纪》中拉结让使女比拉为雅各生子的故事成为范本，“使女”由此开始了她们作为“大主教”（基列共和国的当权者）生育机器的命运。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

她们被剥夺了一切，名字（所有使女的名字都以of作为前缀，后面是她们从属的大主教的名字），身份，家庭，爱情，阅读的权利，让人烦恼的毕业论文……构筑日常生活的一切，都像阿特伍德看到的那些建筑，成为了曾经存在、后来消失的东西。

基列共和国位于当今美国麻省，行政中心设立在哈佛大学遗址之上（又一个“这里以前是……后来消失了”），但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又曾经是一所清教徒神学院，历史和未来在同一地点产生一种环形的奇异交织，让你疑惑书中的故事到底指向时间的哪一端，书中陈列受刑者（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开明的神父和同性恋者）尸体的城墙，其实是著名的哈佛墙，生和死之间的距离原来如此其薄如纸，自由和极权之间亦然。
整本书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寝室原本是学校体操馆”，这里曾经举行比赛，观众中有那些穿着呢子短裙、只戴一只耳环和把头发染成绿色的女生，我们当下熟视无睹的日常，有“性、寂寞及对某种无以名状之物的企盼”，但这些突然之间都消失了，代之以使女和她们的简易行军床、皮带扣上挂着电动赶牛刺棒的嬷嬷、昏暗灯光下的唇语，她们通过这种方式交流名字——成为使女之前的名字，一种她们现今已经不配拥有的奢侈品。

使女也不是这场噩梦的最深层，下面还有econowives（下层社会男人的妻子）和unwomen(无法生育的使女，女权主义者，女同性恋)，非女会被送至殖民地清理放射性废料，等待死亡，但也许死亡并不是最糟的结局，最糟的是你并不知道生活还能坠落到哪里。
因为书中的压迫方（政教合一的权力）和被压迫方（主要是女性），《使女的故事》也被视为反宗教和女权主义作品，又是两个阿特伍德并不怎么喜欢的标签，她说，这本书反对的并不是宗教，“它反对的是将宗教作为暴政的掩护，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暴政也绝不仅仅针对女人，每个人的自由生活与情感，以及它们所依托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才是暴政真正要摧毁的东西，任何一种暴政都是如此，故事中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的痛苦，使女们不用多言，妻子们忍受嫉妒，高高在上的大主教希望使女给他一个真正的、和性交与生育无关的吻，这一切像一场等级森严而笼罩万物的瘟疫，有人死去，有人幸存，但没有人真正能逃脱出去。
女主角（书中并未出现她的真名，但电视剧中她叫June）在成为使女后，发现自己总想念自助洗衣房，想念她走过去时穿的短裤和牛仔裤，想念她放进去洗衣机里那些微不足道然而属于她自己的东西，“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肥皂，自己的钱”。自助洗衣房代表着你曾经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但忽然之间这些都消失了，以上帝和安全的名义。和《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一样，她试图找回这种掌控感的方式是通过性，她和大主教的司机疯狂偷情做爱，直至怀孕。
在书的最后，她被神秘力量带走，他们有可能是来自“上面”的执法者，将她带至死亡，也有可能是密谋推翻基列国的革命者，将她带至光明，再一次，她无法使用自助洗衣机，只能等待命运。

反乌托邦小说看多了让人厌倦，因为关于未来所有的可怕、残酷和匪夷所思似乎都已经被人预言，但《使女的故事》并不是一个预言，恰恰相反，它基于脚踏实地的历史。
阿特伍德在1999年就曾经说过，“切记，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这些历史（相当一部分甚至是现实）包括焚书，党卫军的生命之泉计划，阿根廷将军偷窃幼童的行为，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禁止堕胎和避孕、蓄奴制，一夫多妻制、基要主义派别接管新泽西天主教团体，这一派别把妻子叫做“handmaidens”（阿特伍德在这个单词下面划了一条线）……人类的罪恶无需想象，已可无限列举，这也是《使女的故事》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原因。今年她再次出来否定了“预言”说，并将其定义为“反预言”（antiprediction）。阿特伍德说，如果未来能被如此细致地描述，那也许它就不会发生，但这种一厢情愿也很有可能是靠不住的。

▲小说作者Margaret Atwood客串出演甩了女主一巴掌的无名嬷嬷
用过去的故事，制造出关于未来的恐怖感，这让《使女的故事》真正区别于其它反乌托邦作品，因为历史本身就证明了历史的重复性，这一切既然曾经发生，那也可能再次发生，谁知道呢？而这种改变也许不再是一夜之间，它只是缓慢而静默地发生了，像一条河，从一滴水到另一滴水，悄悄偏转了整个方向。也许只是今天失去一本书，明天失去一杯酒，人们浑然不觉，照常生活，以为自己还可以随时使用自助洗衣机。
【注】本文原标题为《使女的故事和不仅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