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最后一次读保尔·柯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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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最后一次读保尔·柯察金》
原创 张承志 张承志新集旧作 2022-05-27 00:07 发表于北京
张承志未结集新作：
《最后一次读保尔·柯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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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为什么我又找出了这部书？至今已经掩卷，我仍觉得匪夷所思。但不管怎样，又一次我把它一气读完了，与年轻时、中年后，一生中若干次读它时一模一样。
读完的时候是2022年春节，我进入了74岁。沉吟了一下，我想这么写不是夸张：这是最后一次读它。
原因是我在2019年俄罗斯旅行后写成的长篇散文《边境上的托尔斯泰》里，曾不假思索地写了这样几段：
“突然，风马牛不相及地我想起一个人：保尔·柯察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靡中国的时代，很少有人意识到那是一本少数民族文学。”
“一个塔塔尔人，一个乌克兰人，他们都有一种单纯和炽烫的魅力。作为人，他们身上的鲜烈异色，把常见的猥琐照射得无地自容。”
《边境上的托尔斯泰》和我一起，赶上了噤口藏书的厄运。只曾在杂志上短暂地出现了一瞬，就与公众号一块消失了。
恰人在逆境，又察觉到他的族属可能不是乌克兰——于是出现了一些不能说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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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读这部书是在小学二年级。记得送这部书给姐姐的一位伯伯不相信，曾经翻着书考过我。不是那个第一次而是经过了以后不断的重读后，在我漫漶不清却被坚信不疑的印象里，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一个乌克兰人。
如今想，那时的我根本没听说过什么是“民族”。唯因它整部描写的都是乌克兰，于是小孩的脑海里居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英武魅人的战士保尔·柯察金是乌克兰人，双目失明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更是乌克兰人——这个印象一直保留到2019年，我写作《边境上的托尔斯泰》的时候。
后来，风闻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国家独立后，这部书受到的冷遇甚至诅咒。听说时我觉察到心里的一股难过。我没打算去了解细节，但留意了心里仿佛的异议。我无暇顾及，并未琢磨。为什么非要你去在意呢？
人的思路往往产生于经历。我的思路，可能与我的民族体验有关。不止蒙古，包括美疆，半生长旅之上，我不尽地礼赞它们的美感，但掩饰了心头掠过的受伤。
美常与残酷共存。在脱胎换骨般的变身中，我慨叹同时的感受，从“他者的被歧视”，到他者内部蔓延的、对另一个他者的歧视——幸好，是时代限制了它。
这一切，哪里写得清楚！……
虽然那时那么年轻，但已学会了“不露声色”。
后来我写作了，更写得很少。似乎莫名遵循着某种规矩——我不愿捅破一层纸。若是捅破了，我的心会受不了。写了多少万字也没有明说：在我身心皆醉地使游牧文化浸透了自己的同时，也刻骨铭心地懂得了人一旦放纵歧视，对方将忍受多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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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春天，我带着蜕变了的心和长高了10厘米的骨头走进了北京大学。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将永远忠于游牧的本色，也将永远拒绝民族的狂妄。
对保尔·柯察金的作者，我没有细作调查。据说他是出生与成长都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若是这样，他不能算乌克兰人，《边境上的托尔斯泰》里的族属论断错了——不过没关系，它正在被我全面重写为《锋刃上的帝国》（若再遭狙击就改题《骑着刀刃的也客·兀鲁思》（大锅也）），在上海人忍受着瘟疫折磨的两个月，每天我都在阅读和修改。
但问题还存在：血统和族属，难道是文学分类的依据吗？
进一步问：国籍难道是文学分类的依据吗？一个网上写手问得有理：我写一本英语小说，算英语文学还是中国文学？
一笔写尽了西班牙的巴斯克与吉普赛两大主角的法国作家梅里美，他的作品《卡尔曼》（卡门）算不算西班牙文学呢？有谁把他算作巴斯克人么，抑或吉普赛人？既然他把他们写得出神入化！
他也不是科西嘉人，虽然笔下的高龙巴像在为科西嘉招魂。还有：他从地理到过程、亦控诉亦学术地描画了黑奴贩卖史的《塔曼果》，究竟算是哪个民族和哪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呢？
——所以“民族文学”并不一定出自某个民族出身的写手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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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一件小事。当《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面临发表时，我的名字前要印上一个方括号[回族]，我曾表示不愿意。因为这么一来好像是少数民族受了照顾，而不是凭本事。当然，只是随口的一句。
有趣的是：后来的数十年在这一点上思想经历了沧桑。我不否认自己曾有过强调族别的阶段。但那是由于“他们”受到的歧视甚至迫害，惹动了我心底的愤怒。我的高调介入不过是为了“还民众以尊严”，为了执行艰难找到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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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我揉着眼睛目击了丑恶的教条分子喧嚣的一刻起，我便从心底与狭隘民族主义作了诀别。原因依然是由于蒙古的改造。在《沉默与公开》里我这么写过：
“你说，我怎能不感激冥冥的万能之主，是他把我一下抛到了千里雪原万里草海的奥深腹地，让我一生都享用蒙古的启示！
原教旨主义仇视一切不讲唯一论的文化。我不能。我不仅早就欣赏过异教之美，而且在蒙古的襁褓中重生。”
自从离别草原，我日益爱上了这样一种形象：他不一定挟带着这个民族的血统，但他是这个民族最忠实的儿子。
默默怀着这样的心思我写着。《黑骏马》或《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有《母语的启蒙》，都只是它外露的痕迹。
如今我更蔑视贴着民族标签呱噪欺世的道路。不仅因为它鼓励和引诱着低能与私欲，还因为它排斥了“异族的儿子”。
早在七世纪先知就宣布了“没有一种人比另一种人更高贵”，只有真挚的信仰才高贵。文学也一样：用血统划分文学的招数，勾引着最下作的赝品，它根本不懂什么是民族的解放。
无论对梅里美，对H·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广义的穆斯林”——对高质的文学，修篱笆毫无意义。谁真诚地写出了那个民族，他的作品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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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想把话题限定于文学，但确实先于一切的更有惨烈的历史。我忆起自己在《二十八年的额吉》里的自警：
“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份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无疑，H·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政治内容，一句一段都将会迎送严峻的拷问。
——但我还是想说：文学的标准，不一定只在战壕的哪一侧。
我迟疑着，试着提出我的标准：判定文学优劣的准绳，尤其民族文学的优劣尺度，惟在对他者的忠诚，以及作者的真挚。
因为“对他者”抵达“忠诚”，不是一句轻松套话。先要克服民族主义的病毒，这意味着双重的孤立。它将只是最少数派的体验，而决不同于骚客的造句。如蒙古经历的提示，它可能满藏着——善意的受辱，心底的无助，吞咽的黑暗。
同时，在复杂的历史中，“作者的真挚”也不易甄别。一切文学的判断都是主观的，明明是驴，他非说鹿：读者的质地是决定的因素。
遥遥吟味着H·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毁誉浮沉，我暗自想，也许一世一度的受诅咒是必要的。不经历彻底的被污蔑和边缘化，所谓作家只是娇滴滴的乖宝宝、体制社会的芭比娃娃。
H·奥斯特洛夫斯基死在青年（1936年，32岁）。他既没有加入更残酷的乌克兰故事，也没有面临更野蛮的、审查与删改之外的问罪、焚书或杀害——像我在《边境上的托尔斯泰》里与他并列的鞑靼人苏尔坦·加里耶夫一样。
他也没来得及听到诅咒。但他那个谱系中的成员早晚都会遭逢类近的命运：别人的误解，自己的歧路。于是预感便在作品中莫名地闪现，像是火苗，但不熄灭，保持缄默，又在微笑。它永久地忍耐着，宛似教徒的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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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对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Н·А·Островский）的尊敬和喜爱。哪怕他站错了队，忽视了要紧的民族，选择了背运的革命，我认定了字里行间的一种“气质”。
考虑到一个民族的苦难，这样写难道不是太任性了？……我感到指尖的沉重。
但那是一种异质的本色。
一股冲决纸格和文字阻挡的“作者气质”，一种能为自己争得例外的“作品魅力”，能成为作家的辩护。我能读出书中微妙的不连贯，由于遭受的删改。但惟有它，洇透纸背，无法删除。它顽强地克服着政治、否决着国籍和血统、甚至穿越着译文——抵达“未来读者的最深信任”。
这样的书并不多。作者尚有很多心迹未曾吐露，但遣词造句中那一缕幽灵般的魅人音色，即使遭遇了刀光血影的否决也依然身在高处，它俯瞰着下界，独自飞行远方。
应该说正是由于他强大的吸引，我才走上了我的道路，包括写下了这些话。事.至如今，该怎么看待我写过的这些话呢？
“我想，否定者和诅咒者忘了：他们才更是一直身处迫害的少数。浅薄的人很难理解：他们怎么能够——忍受着民族压迫、又拒绝了民族主义。……
（《边境上的托尔斯泰》）
如今要补充说：这些话更多地属于苏尔坦·加里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许不能划入户籍的少数民族，虽然他确是“少数的异类”。对象是移情的，谁写作都只是自我的披瀝。
保尔·柯察金后来对丽达表白说：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该负责——他提出了“类”的概念，其实这一概念远胜于“族”。
是的，那种生动地描写了男性的、富有个人魅力的战士的书，不仅给主人公的他，包括给渺小的我也打上了烙印，“使我产生了要作这种人的愿望。”
——这种人热情并信仰自由，能为一切不平愤怒得发抖。他们天生是不受拘束的无政府主义者。政党或民族主义的桎梏，并不能把他们束缚。
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划入这一类人的传记。不管怎样，它浓墨重彩地讴歌了自己的群类，迈入了《牛虻》、《马丁·伊登》等作品的系谱。它确是一种少数，但并不以血统限制。它同时挑战法西斯与伪信者。它以个性的魅力，蔑视了龌龊的私欲。与横行不義的世界，它不问胜算，角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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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十四岁的冬日重读这部小说，耳际炸裂着乌克兰战争的炸弹。何止感觉紧张，阅读如同对自己的审问。
在先是萧杀悲凉、接着绿意挣脱而出的西山之麓阅读，引我潜心沉入的段落，是保尔·柯察金在黑海之畔的思索。
如果一切不是作者的真实体验而是小说家的可悲虚构，如果作品不能赢得读者这样的全心介入，这样的一幕会给人启发吗？
乌克兰画家列兹尼岑科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画的十五幅插图可以说无以伦比。但只这一幅画得不太成功，它太难画？或者——原因惟在保尔·柯察金太年轻，而他面对的黑海上，却浮动着让人几代生死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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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着那幅画，如随着他一年年回顾往事。
回想着哪怕人死后还在追着质问的往事，他怎样看待自己的“骑兵军”时代、包括自己一生的民族与政治的选择呢？他疲惫残废的双腿，是否早就应该一步跨到别处去呢？
尤其是，他的比生命更宝贵的著作和热情，是否该沿着不同的开头写成完全不同的故事、比如说，一部青春安那其主义者的故事？
狭义的民族认同，是近数十年时光里耳际掠过的最频繁话语。
但是，在冲突的火光里和重压的喘息中，甚至赌上了明天的自由，思考和呼吁“当明天强势时我们该怎么样”——却正是我竭尽可能，点滴做着的工作。
它太遥远，难作浅说，没有倾吐一空的余裕，又不愿一语洞穿地冒险。修辞的游击，导致了读解的放弃。
读者的质地被强烈地一再要求。无疑，对眼光敏锐的读者来说，判断的标尺线不仅清晰，而且如火焰般在地平线上燃烧，一眼就能辨别。再说一遍是否必要呢：优劣的标准，惟在“对他者的忠诚，与作者的真挚”。
它就是我的文学与人生的主张。不仅那一篇《呀，努尔》，在我的辛苦遭逢系之一部的《心灵史》中，在最后的地理与知识开拓的《锋刃上的帝国》（边境上的托尔斯泰）中，在描述伊斯兰天命朝觐的《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中，我都全情竭力，表达过这一主张。
他凝望着黑海，我凝视着他。
我不能移开眼睛，因为我也正在审视着自己。命运被政治的大潮翻弄，已是几代人的经历。但是我想，让灵魂永远等待试炼，让初衷永远接受审视——不是作家的悲剧，而是良知的正路。
离开了克里米亚的海岸以后，他走出了一条路。盲人写作是一条惨烈的路，尤其令作家不敢想象。我奇怪自己为什么读得平静。读时简直心静如水，虽然心里涌涨着同感，如在追着他同行。
不错，真的是同行。我也去过克里米亚。在那个鞑靼人跑到的最远地点，遥遥眺望民族与国家，默默想象文学的价值。
视野里，有一艘孤单的船正无声地渐渐远去，向着那一边的黑海彼岸。
定稿于2022年5月25-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