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三个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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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碧薇 | 中缅边境：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三个弹孔
2017-08-24 杨碧薇 Brier

云南腾冲 滇缅公路
沿着落日的方向走 就能进入缅甸
原载蚂蜂窝“旅行家专栏”— 杨碧薇专栏
2015年3月
除历史图片外，其余图片均为作者所摄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赞美》（1941年12月）
一
我睁开眼睛，飞机正飞越高黎贡山。大片大片的云朵翻卷着、舒展着。多自如又灵逸的云呀，仿佛被阳光镶上了一条条金边。而云朵之下，高黎贡山的一道道褶痕，像是被大地的手轻轻聚拢起来的伤口。
KY8251次航班，昆明至腾冲。整个飞行过程只有一小时，我刚打了个盹，醒过来时，飞机已开始下降。
下飞机后，并没有见到有机场引渡车。我跟着人群往前走了不到二十米，就直接步入航站楼了。看来驼峰机场名气虽大，却十分袖珍。出了机场，十二月的阳光热烈地挥洒着，身穿薄款毛呢大衣的我，竟有细细的汗冒出——没错，这里是温暖的滇西。看着道路两旁绿意盎然的树木，在裹着草木清香的暖风里，我有点恍若隔世的错觉。腾冲——这个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你好。
云南腾冲 中国远征军名录墙
二
这次来腾冲，是因为穆旦。
对现在的人们来说，“穆旦”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了；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查良铮”，也不见得会有多少人响应。这个世界上，热爱文学的人本来就不多，懂诗的就更少了。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穆旦诗歌研究。在论文完稿的一个多月后，碰巧有一个合适的机缘，于是我就想到腾冲看一看。
我想知道，这个远征军曾走过的地方，离我心里的穆旦有多远。
1942年，24岁的穆旦参加了远征军。
那个时候的穆旦，已经是一个小有成就的诗人。1940年，他刚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担任外文系助教；两年后，他投笔从戎，在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5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了缅甸抗日战场。
在那血流成河的岁月，穆旦在热带丛林里接受了生死考验。他不仅要面对传染病与漫长的饥饿，还要经受着遍野白骨给人的震撼与悲愤。后来，他经过野人山，进入印度；1943年结束军旅生涯，从印度乘飞机返回昆明。

诗人穆旦
三
这一次，在滇东北长大的我来到了滇西南，想去感知一下穆旦的足迹，也想看看此地如今变成了什么样。
这个温暖的城市里，举目是勃勃的绿意，玉石店不计其数，也可以看见人们坐在街边小摊上，悠然地吃着大救驾。傍晚，行到了一条余晖苍茫华美的公路上，当地的朋友说，沿着这条路一直往西走，就能进入缅甸境内。他还告诉我，现在腾冲的文学事业并不景气，人们都忙着赚钱去了。这里地处边境，有得天独厚的边贸机会，玉石买卖尤为兴盛；近年来，腾冲的旅游也走出了云南省，它的热海、银杏村、和顺古镇，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为追溯远征军的历史而来到腾冲的。中国西南边陲的腾冲，是远征军活动的重要据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1944年的腾冲之围尤为惨烈，那年，远征军光复滇西，腾冲成为光复第一县。所以，腾冲也吸引了不少军事爱好者。
而像我这样，因为一个诗人而特意来到这里的，恐怕不多罢。
12月底，银杏村的树叶早就落光了，我本也没打算要去。和顺、热海温泉我都去了，至于博物馆与国殇墓园，则是我此次行走的重点，可我并不指望它们给我多大的冲击。我知道，历史是很难抓住的；在历史中沉浮的一个诗人，作为渺小个体，他的一切更是难以留住。同时，我内心深处也有隐微的期盼，幻想着能收获一些意外的感动与震撼。

云南腾冲 国殇墓园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去了抗战博物馆。
博物馆不允许拍照，我只好收了相机。一进大厅，一千顶抗战军士的钢盔就闯入眼帘，我是个军事盲，但还是看得出这些钢盔比我以前想象的重得多。它们挂满了墙壁，首先在视觉上就给我一种冲击，将我带进严肃的沉思氛围中。越往里走，洞天越大。我看到了野人山的土著使用过的生活器具，他们用人的头盖骨盛水喝。在一张慰安妇的照片前，我驻足许久——她已是个老态龙钟的妇人了，紧闭的嘴唇压抑着控诉，一刀刀深深的皱纹是抚不平的伤疤。她的眼神紧紧地抓住镜头，仿佛要把镜头抓下，也要把观者的眼珠抓下。我还见到了日军进行活体实验的一些医疗用具：在解剖活人的手术台前，整齐地摆放着一把把寒光凛冽的手术刀；还有容得下三个成年人的大锅，这口锅里煮熟过许多活人。我打了一个又一个寒颤，以前在历史书上看相关的图文介绍，我并没有这种感觉，但当我站在这堆毫无温度的东西面前时，却觉得身后有一股明显的凉气，正悄无声息地踱着脚步，轻轻贴到我的后脚跟处，然后“嗖”地一下蹿起来，贯穿了我的脊柱，直到我的大脑发出轰轰的回响。
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我看到了穆旦。这是一个玻璃橱窗，远远地，我就看见一张熟悉的照片，走近一看，果然是穆旦，下面有对他的介绍，还附有他的一首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这首诗我很熟悉，胡康，在缅语里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中国远征军第5军撤退时，曾进入这片区域；1943年，远征军与日军在此发生激战。穆旦在诗里说“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关于穆旦在胡康河的经历，他的恩师吴宓，曾在日记里如是记录：“铮（即穆旦）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而他的好友、翻译家王佐良这么写道：“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由于战争太过于残酷，穆旦反而很少向朋友们提起他作战的经历。不过，从他的诗里，我可以读出一种扭结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断拧紧，扼着他的喉咙，每一秒钟，他都可能会死去；每一秒钟，他都要忍受肉体与意志的折磨。

诗人穆旦 1938年 云南昆明
作为一名诗人，关于自己的军旅生涯，穆旦只留下了《森林之魅》等只言片语。我能理解他的沉默，真正沉重的东西往往是难以言述的。我读过远藤周作的《深河》，书中写到一名曾参加战争的日军战士，他在战场上饥肠辘辘，只好学别人一样，把死去的士兵身上的肉挖来生吃了。因为没有过多选择，他吃掉的是一名亲密战友的尸体。战争结束后，这件事成为他一生的心理包袱。
没想到，在腾冲，我会以这样的方式邂逅穆旦——其实，仍然是通过他的诗，别无它路。诗歌，把不同个体的命运，在不同的时代联系到一起，这种隐秘的追溯与承续，有着展望的无限可能性。一个诗人，在沉浮的大时代，他的命运常常是无常的。正如谢冕评论穆旦时所说“在偏见的时代，天才总是不幸的”，经历了远征军作战的九死一生后，穆旦回到国内，几年后去美国继续深造、结婚。50年代初，他谢绝了国外一些知名大学的入职邀请，与夫人周与良一起回到新中国参与建设，但不久后，他就被打倒了。
因为曾担任远征军翻译官，他成为“历史反革命”，长期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和思想改造。他在40年代响亮的诗名不再被人提起，也被迫停止了诗歌写作。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着外国文学的翻译。
1977年春节，59岁的穆旦在病痛的折磨中，默默离开了人世。1979年，穆旦被平反。
1976年——离世前不到一年，穆旦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穆旦、周与良夫妇
四
参观完博物馆后，我去了旁边的远征军十万将士名录墙，最后，去了国殇墓园。时为午后，安葬着远征军、美国飞虎队、南洋机工等英烈的墓园很安静。我静静走着，只见一些花环在阳光下倍显灿烂，有的墓碑旁摆着腾越老烧酒。我注意到，许多墓碑是没有名字的。
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遗忘历史的速度是多么快。埋葬在这里的人们，难以想象今天日新月异的生活，但是他们知道——正如穆旦所说，“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这足以构成他们抗争与牺牲的理由。
和风吹过来，松影摇摆，一切是轻柔的，恬静的。在没有冬天的腾冲，我抱着双腿坐在一块墓碑旁，想起腾冲当地老人的一句话：
“对你们而言，战争已经是模糊的概念了，你们摸不到它，听不见、也看不见它。
但是，对我们腾冲人而言，战争意味着——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三个弹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