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在北美仰望星空之一(赵晓 国资委研究中心 宏观战略部部长 )

     在北美游历，为的是读无字的书，为的是有机会在异国他乡仰望星空。在这片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物质文明最昌盛的国度，我经常反躬自思的一个问题就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
    美国素来给予国人最深印象的是这个国家林立的高楼大厦，代表着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纽约的摩天大楼---纽约世贸大楼过去一直是美国文明的象征，亦不幸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对象。
    可是，高楼大厦在中国已不稀罕！事实上，90年代以来，中国高楼大厦兴建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上海建筑之高、之雄伟已经超过美国许多城市。北京、广州、深圳等在高楼大厦的兴建上较上海有逊色，但也不差。据说目前上海正着手兴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显然，高楼大厦并不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
    那么，是财富的差异吗？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据说全世界最富有的六个人约占全球财富的60%，而这六个人全在美国，由此可以想象美国人惊人的富有。美国最令人惊诧的富裕不仅在于这些超级大富豪，更在其占人口90%的中产阶级的富有。在美国
，只要你有一个正式的说得过去的工作，你便可以轻松成为中产阶级一员，拥有汽车、洋房，过上怡然自得的生活。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40美元，而美国是34100美元，两者差距悬殊。
   但是，中国的人均收入这些年提高得很快。中国现在正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所以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有望在今后稳定的提高。此外，中国已经出现一批富豪，而且富豪成长的速度惊人（在此暂不作道德评论）。所以，尽管中国的富裕没法跟美国比，但考虑到中国人收入水平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考虑到在中国毕竟也能随处见到富人，财富差异虽大，但不足以构成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
   或许有人会说是科技水平的差异。从某些数据，譬如从科技水平的现状，从企业R&D的经费看，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同样拥有许多象模象样的高科技。中国早就搞了氢弹、原子弹，让火箭上天，并且正研制航天飞机。所以，中国的科技水平虽说与美国有差距，但不是天差地别的差异。
    或许还有人会说是金融的差异。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最尖端的一块就是金融，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软肋，中国的金融发展目前仍非常落后。相比之下，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金融，最早实施金融放松管制，引发金融创新，至今吸收着全世界75%的金融资源，使美国的金融优势成为美国三大优势之一（另外是科技优势与政治强权优势）。不过，中国的金融虽然落后，但是环观举国上下，银行多如米铺，证券公司到处招摇过市，而基金的广告也已在央视的黄金时间频频闪烁。所以，中美两国的金融差距当然是很大很
大，但亦不足以构成最大的差异。
    那么，一定是政治、法律制度的差异了。诚然，这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一目了然。但是，中美两国国情不太相同，而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变革与转轨之中。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拥有很大的经济自主权，并且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正越来越导致对于私有财产更好的法律保护以及十六大报告中对于“政治文明”与百姓政治参与的强调与张扬等上层建筑的变革。可以料想，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然日益朝着建立起良好的政治文明与法制文明的方向前进，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许多经验与作法，也会被海纳百川的中国人所借鉴。从这样的角度，中美两国政治、法律可参照的地方其实甚多，仍然谈不上是最大的差异。
   那么，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教堂。只有在这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不是多和少的差异，而几乎是有和无的差异。何以言之？听我慢慢道来。
   我在美国落脚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当我踯躅在波士顿这个城市时，我到处可以发现尖顶的教堂，其数量之众多过中国的银行和米铺。在哈佛广场附近的街道上，我曾驻足四望，结果竟然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发现了三个教堂。事实上，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农村到城市，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别的，正是教堂。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是凝结美国人最核心的东西。星期天，看街上的川流不息的人流，十有八九中，不是要去教堂的，就是从教堂出来的。美国人不是傻瓜，其对教堂之需求如此之盛，而教堂的供给也是呼之即来，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在美期间，教堂与美国经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成为我思考时间最长、想得最多的问题。经查阅文献，我得出许多有趣的想法。限于篇幅，这里我仅仅谈经济方面的内容。   核心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之比较。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人不偷懒。计划经济搞行不通，坏就坏在没有激励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所以，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的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的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及害人。的确，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的行为，而法律的严厉惩罚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情况下，合同永远是不完全的，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不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高，贵得让人没法使用，最后或自行崩溃----就象我们在拉美的“市场经济”以及的“市场经济”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就在一定程度上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朴素的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发财，而发财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跛足的市场伦理业已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两大痼疾：一者，不是靠劳动致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靠官商勾结，凶恶地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二者，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呼唤出了一群“人妖”：他们在日夜不停地靠撒谎和害人成一已之私利。这样的市场经济自然运行成本高昂。而造成这样高昂的经济运行成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自我约束。凡是缺乏自我约束，完全靠外部高压来运转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最贵的市场经济.
    我们知道，如今的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古典的中国人还信孔子，还懂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经文化大革命洗礼后的中国人就连这一点可怜的伦理也不再相信了。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则有不同。中国人或许很难理解基督教徒是什么样的人（过去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此，我只能说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充满理性的人，而你只要不将他们理解为怪物就行了。
    不能否认也不必否认进进出出上教堂的人中也有骗子，但就大部分人而言，他们上教堂决非是吃饱了撑的，众多的教徒的的确确是怀着虔诚的信仰出入于教堂的。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话一般人恐怕难以做到，因为一般人都不是君子。相比之下，总是仰望教堂尖顶的人们情况总体而言较易遵守财富操守和准则。为什么？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有经典的阐述。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清教徒虽然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积累财富的人，但其追求财富并非为一己之私利，而为的是“荣耀上帝”（for the Glory of God），并使得自己死后可以进入天堂。这样的财富伦理使得清教徒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一个清教徒决不可能设想用撒谎和害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必然遭到上帝的惩罚。清教徒既然相信取财须有道，而且一心只想着为上帝而创造财富，自然可以成为君子，而且是君子中的君子。顺便说一下，想到这一点，我对小布什要求美国的CEO们在财务报表上签字时按着圣经起誓便恍然有了新的体会：原来布什不仅要为CEO们高悬上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要将他们置于地狱之刀山火海的威胁之中。法律之剑再加上帝的目光，显然要比单纯的法律的作用为大。
    因此，获取财富之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恰能弥补市之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讲，市场经济天生需要与某种市场伦理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就象好马天生需要好鞍一样。从人类社会来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场经济。也说是说，叫人不人偷懒的市场经济与叫人不撒谎、不害人的强大信仰（伦理）珠联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实。你不是追求诚信吗？那么你应该知道：有信仰的地方有更多的诚信。这一点对于爬坡的中国经济改革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的另外一大不同是：前者更容易建立共同遵守的制度。原因也很简单：拥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相比于只是信自己的人更容易建立彼此间共同信任，从而缔约。有人认为，美国最了不起的就是200多年前确立的一套宪政体制，这一观点我颇为赞成。但是，美国宪法的基石又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早在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驶往新大陆途中，就有了后来成为新英格兰诸州自治政府的基础“五月花号协议（The Mayflower Compact）”，其内容包括组织公民团体以及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 和条例等，而契约的第一句话便是“以上帝的名义，阿们（“IN The Name of God, Amen.”）。” 所以，共同的信仰是共同的法律的基础。否则
，就算法律制定出来也不会得到遵守。
    我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查到一篇专论宗教与经济的论文。该文非常难得地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其中发现之一便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地区）更容易建立起共同遵守的制度、法律-----是教堂在市场法律的背后伸出了一根强大的支柱。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还更有开放（open）性。关于这一点，NBER的那篇论文同样有实证支持。其原因也许可以解释为：上帝面前，人们平等-----博爱的精神内核更容易带来对外人的开放、宽容与尊重。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还有别的作用吗？有的，而且相当重要，那就是引导财富的消费，调节穷人与富人间的紧张关系。
   马克思说过，富人要想进天堂，比大象钻过针眼还困难。为富不仁者不消说，他们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死后进不了天堂；就是那些爱炫耀财富的人们，那些将财富用于上帝不喜爱的不当用途的人们亦一样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死后同样进不了天堂。
   但是，对于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富豪来说，情况或有不同。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将告诉他：获取财富只是为荣耀上帝，对他自己来说，必须合理的使用财富，永远保持谦卑才是上帝所赞许的美德。所以，在美国，我们看到，有钱的人必须将财富的1/10捐献给教堂，让其他教民分享，我们还看到，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与社会捐献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富人与穷人的关系根本不象中国大陆那样剑拔弩张。
    当年，中国一位著名的老人挥挥手，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眼间，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但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怎样地来消费他们的财富呢？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是大修祖坟，这以80年代的温州人为典型代表。第二件事呢，就是包二奶三奶乃至八奶，这以广东人为代表，而且从80年代至今经久不衰；第三件事，我们看到有人干脆修了一座白宫仿制品；第四件事是我们看到有钱的人携带资金遍逃全世界。富人对财富的消费与处理，有的其实已经触犯法律（资本外逃），有的却并没有触犯世俗的法律，所以也难于受不到法律的约束。
   可是我们知道，这些丑行决不为上帝所喜欢。但是，没有了上帝的约束，这一切就都是可能而且常见的。
   中国大陆的富人不仁而富，已使朝野不满，又居然如此穷奢极欲，难免招得天怨人怒。怎么办呢？我的看法是，也许大家都应该抽空去读读《圣经》。
    笔者相信：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文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三位一体，中国社会为求市场经济正果，最终将走上文化重建的道路，为市场伦理而投资。
    一篇短文难于谈尽教堂之于美国的作用，即使就教堂与经济这一话题来说也只能是点到为止。好在中国社会现在已普遍认识到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要确立这样一块良好的基石决非易事。
    回顾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我们从船坚炮利学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从人家坚船利炮的不断改进我们懂得了要发展自己的科技、教育，又因政府主导科技与经济的失败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新路，到如今屈指一数已是160多载的光阴，但是，这一条现代化变革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呻吟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危险在逼近：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贵的市场制度。
   现实无疑需要我们往前再多走几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建构。要做到这一点，或者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者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
   从波士顿到印第安那，漫游于北美广袤的土地，聆听座座教堂发出的深沉的钟声，我不时地会想起了多年前一位愤怒诗人的诗，并想着要将之改变如下：

敬畏神威
敬畏闪电
也敬畏天空的惊雷
惟有敬畏，才能得救。唯有信仰，市场经济才有灵魂。.

将市场经济建于信仰的磐石之上——“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之二（赵 晓）


    北美游历兴趣盎然而又阴差阳错：不曾想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追根溯源竟把我抛向了一片精神的沃野，对于市场经济的求真探索最终将我引入了基督教文明的殿堂。我的一位朋友称我遭受了一次强烈的“文化冲击”。对此，我是完完全全的同意。
    结果便有了“北美望星空”的第一篇文字----“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该文一出，立即成为眼球关注焦点，褒贬不一。
   有位朋友感觉“这实在不象是赵博士所言”，对于拙文论述的宗教与市场经济是否真有紧密的关系深感怀疑和困惑。另一位朋友则指责本文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翻版”。还有的朋友说我过去没有看过教堂，所以才大惊小怪。
   也有不少朋友予我以鼓励。一位似乎是来自非经济学领域的朋友递过来个笑脸：“很高兴看到有经济学家谈到宗教了！”另一位朋友留下警句：“道德与法制缺一不可，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 还有一位朋友阐幽发微：“发达的物质必须有相应的精神与灵魂与之匹配。市场经济必须有灵魂，没有灵魂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走向发达的。”尤喜一位留欧学子的评论：“我在欧洲求学呆了几年，上下求索，很大程度上得出与你同样的结论。经济学先是走向法学，最终需走向宗教学才能解释国家之间经济体制的差异。”
   还有一位居于北美的朋友谬赞本文：“这是中国经济学史上可记录的重大思想，是最精髓的看法和观点。”其原因：“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人文上，宗教是西方文明的根本，中国如果只从表面上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不从根本上反思，更不从宗教角度上考虑西方社会的基础，那么中国所学的就只能是皮毛.就不会真正理解西方社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就会在中国制造混乱。成为一个反作用的理论。”
    赞扬和批评均刺激我进一步对宗教、制度及市场经济的话题作考察与思考。接下来的时间，我访问了剑桥地区及纽约的许多专家学者，也进一步地深入到美国普通民众中去体验。其结果，我惊讶地发现，美国文明中几乎所有令我们激赏的好东西都与基督教文明有关（不过，在本文中我只谈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而经济学家们过去真的是不应该地忽视了这一影响。
    我们知道，物种的基因决定物种日后的生长。而新教文明正好比是一棵苹果树，我们岂能只见红红的市场经济大苹果，却忽视了那长着苹果的枝，那撑着枝的树，那长出树来的苹果树种子？！
   从文明的演变看，西方文明的因子来自于“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后来演变成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再经过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改革，便形成了新教，演生出一整套有效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后者直接导致西方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轫，才有了今天西方文明的辉煌成就，而市场经济的成就不过是这一文明的美丽果实而已。

    所谓文明，其核心是一整套支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信仰与理念。从思想到行为，从行为再到结果，融会古希腊文明的基督教文明就这样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成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磐石。
   通常，一般的看法是，制度是演化出来的，是逐渐变革的。这一论断应该说符合大部分的经验观察，尤其是转轨国家的实践。但是，美国的的制度与其说是演化出来的，不如说是象宇宙大爆炸一样爆炸出来的。中国人所看到的美国的许多好东西：市场经济制度、三权分立、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以及言论自由等早在美国建国之初便一古脑儿全部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200多年几无变化，只不过是长得更加枝繁叶茂罢了！中国人今天所学习的，并非阳光下的新鲜物，而不过是美国200多年前的东西。
    这一套好东西的出现当然绝非偶然。
   我们相信强调物质决定意识，但可喜的是，我们也不否认物质决定意识。对于美国的市场经济之发生，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意识决定物质的原理。因为有了一批充满理想与信念的清教徒，有了受其影响的主流文化，美国的建国者们才能按自己头脑中的理想来设计美国，然后才有国家的富裕和强大。中国人爱讲一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而美国展示恰恰是“知礼节而仓廪实”，即不是有了钱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了好人，然后才有好的经济。
     试想一下古老的中国，如果无外力影响，缺乏基督教文明的冲击，完全靠自身“制度演进”的话，纵然再演进5000年，是否就能演变出美国这一整套“古董”来呢？笔者对此甚表怀疑。须知：苹果树的种子，长出来的是苹果；梨树的种子长出的是只能是梨。这一点，在韦伯看来，是非常清楚的。韦伯证明，就赚钱的动机来说，从古到今世界各地的人们皆莫例外；就商业性交易而言，从古到今世界各地也比比皆是，只是一种叫做“市场经济”的东西却见不到，只有等到新教伦理昌盛之后才呱呱坠地。
    在经常史学家诺斯看来，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从人类历史看，不是物质，而是“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事实上，世界上的制度大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杨小凯，2002）。
    何以如此？试分析其中的原由。
    很多人都喜讲市场经济，但若追问他市场经济是何物，则语焉不详。市场经济实是公平交易的经济。交易比较好办，问题是平等难求，平等交易的制度更是很难畅行。哈耶克向以思想博大精深著称，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市场秩序具有自我扩展的趋势。然而，我们不清楚：最初的“市场秩序”是如何“扩展”而来，“市场秩序”又是如何持续不断地自我扩展的。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市场秩序的内核很难形成，就算偶然形成也很难自我扩展成正果。在一些地方，尤其是近代以来，市场秩序似乎昙花般旋烂的出现过，但最后却死掉了。为什么？是因为劣币驱逐了良币，是因为恶驱除了善，是因为非公平交易驱除了公平交易成为主流。
    原因说来有点可悲。应该说人性中天生有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一面，因此很多人其实并不喜欢通过公平交易来获利，而是更渴望通过获得“垄断权力”以及通过获得确定规则的权力来获利。当这一“罪恶”的心理主宰着人们的行为，并且决定人们的行为时，非公平交易的经济就会如腐臭般大行于世，而公平交易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天边望洋兴叹。
    白居易诗《卖炭翁》所描述的交易就是千古缩影。在这一故事中，“半匹红纱一丈绫”硬充了炭的价值----“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与官家的交易徒有其名、徒具形式而已，完全不是公平交易，也完全谈不上什么市场经济。
    杨小凯正确地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 的东西。”
    这是因为，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的劳动来理性地获取财富，并以此增添上帝的荣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救”）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在这一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作用下，致富的目的和手段变得一致，市场交易者最良性的自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成本，并使得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有可能出现，从而形成市场秩序的内核，进而使市场经济像朝阳般蓬勃发展。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一节：新教所确立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成为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石：撒谎、害人被自动禁止，不平等交易的罪恶循环因此中断。
   美国的市场经济其实是某种基督教文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长期、持续的良性运行，也完全建立在这一文明的基础上。按目前时髦的“社会资本”理论的说法，基督教文明提供了一种社会资本，为市场经济提供运行的制度结构，保证其能平滑地、良性地运行。没有基督教，我们既无法理解美国市场经济的出现，也无法理解其运行。
    有朋友说，非公平交易的出现是因为政府插了进来，管制丛生，垄断丛生。因此，公平交易要靠打破垄断，引入法律规范来逐步解决。笔者完全相信打破垄断以及放松管制会有助于公平交易的市场行为。但是，笔者怀疑，打破垄断是否就一定能带来公平交易呢？看看今天存在于完全竞争领域的毒大米、毒酒以及无所不在的假冒伪劣产品，结果可想而知。
   有的朋友从经济学重复博弈的理论推论出市场经济可以内生出道德。这我亦万万不敢同意。譬如，经济学已证明，只要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从而出现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撒谎、害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经济学还证明，在许多情况下会有“囚徒困境”的情形。在此情形下，一个人害对方是因为怕对方害自己，其结果则是双方将互相伤害，个人理性最大化并不能带来集体福利的最大化，从而导致“市场失效”。在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恰恰不是市场内生出道德，而是内生出不道德。此外，尽管重复博弈的确可能让交易双方理性地选择不撒谎和不害人，但可惜许多交易并不总是重复的，就算交易无限重复，交易者的生命却是有限的，诸如“59岁现象”之类的败德行为又如何去防止呢？
   功利主义的市场交易不足以产生出完美的道德，因而不足以保证其自身的完善，人们立即想到了律法，希望借助整顿市场秩序之类的运动以及更加严格的律法来“规范”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
   但是，全然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自律，全靠市场以及法律的外力来达到“完善的市场经济”可能吗？其成本究竟有多高？事实上，因为罪不责众，在全民道德沦丧的情况下，律法的效果值得怀疑。依我之见，如果全社会均缺乏基本道德底线，恐怕连检察长和法官也找不到，因为检察长和法官也都是罪犯（就象今天在日本看到的那样）。更何况，法律的惩罚从来都是事后惩罚，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只是一个神话，法律与法律之间总是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空子。
   在市场失效以及他律难为的情况下，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寄希望于交易者自律。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于此，文化与宗教的社会性投资是合算的。文化事实上成了生产力。基督教文明因为导出公平交易的文化以及诚信的文化，所以它就有更高的生产力，就成为市场经济的的良因和温床。
    不过，我在此并不想简单地开出一个药方：以基督教救中国。问题不是如此简单的。以我目前的观察和思考，所能知道的仅仅是：基督教文明是美国市场经济这个大红苹果的基因。至于我们的文明基因是否也能够长出大苹果来，或者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够种出一个大苹果来，那是一个更大、更难的话题。
    但我以为，是到了讨论这一话题以及逐步解决这一话题的时候了。中国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更加稳固的信仰与文化的磐石上，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制度的精神重于形式——来自《圣经》的制度变迁启示（赵 晓）

    经济学家无不重视制度及制度变迁。这是因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诬蔑破绽经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道格拉斯.C.诺斯）。
     这样说吧，一个社会的资源条件好比说土地啊，矿产啊都是给定的，与此同时技术也是给定的，按理说，这个时候，这些条件将决定生产的最大可能性边界，或者说经济发展的机会了。其实不然，因为这些生产要素状况以及技术状况能否得到发挥，完完全全地要取决于制度约束，而在通常的情况下，制度通常都会制约资源和技术的最大限度的发挥，使经济增长达不到潜在增长率水平，严重者甚至“锁定”于长期停滞的悲哀增长路径。
     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只重视资金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等通常的经济发展条件，却忽视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所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失败得一塌糊涂。后来的经济学家就聪明多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学家，言必称制度，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完全建立在相信制度变迁能够消除对经济增长的技术和其他生产条件约束的假设上。
    中国改革开放证明了制度创新的神奇。“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张梁”，资源和技术约束并没有变化，但因为有了制度创新，生产力便神奇地呼唤出来，1980-2000年间，中国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超过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年年代的记录。而摆在中国人前头的仍然是进一步的制度创新，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张维迎教授放言，如果将遍布于中国社会的消除一举管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决不止于“七上八下”（指年均增长7%-8%），每年至少增长30%。诚哉斯言！
    制度的变革显而见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但是，制度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确保制度变革的成功呢？
    早年，遍读诸子百家时曾经读到过孙中山“知难行易”四个大字。中山先生对制度创新有一解。在他看来，其中的关键是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人的思想认识变了，则行为将变化，行为变则天下大变。因此困难的并不是行为的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从这样的角度讲，规则的变化也罢，世界的变化完全也罢，完全取决于思想的变化。
   更简言之，以“知难行易”的观点看制度变迁，就是人心的变化在前，制度的变化在后，人心的变化困难，制度的变化容易。
    在少不更事的我看来，这种观点严重违背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岂能接受？！所以，很久以来，尽管我知道“知难行易”是贯穿中山先生一生的重大思想，是他对于民族文化的新的贡献，却从未放到心里去，也没有太将这一思想当一回事。
    但是，当我认真学习了《圣经》，尤其是结合对制度经济学的认识读了《圣经》中著名的“腓利门书”时，我却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感觉到中山先生思想的深刻和精妙。再联想到中山先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便知道了中山先生的制度变革思想或许是来自《圣经》。
    让我们先重温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是道格拉斯.C.诺斯，其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英文版，1990；中文版，1994）第一次构建了一个制度分析的框架，成为任何研究制度及制度变迁的基础。如何理解“制度”？在书中，诺斯下过一个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这样说，在我们听来未免还是显得抽象。不妨更通俗地来理解，好比说你要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去，你必定需要一张地图，或者知道大致的方向，而你要和陌生的人打交道，你对于如何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你们俩得有个共同的“谱”，这个“谱”可能法律、规章、可能是行政命令，可能是你们彼此的合同，可能是风俗习惯，可能是国际惯例，可能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还可能是任何心照不宣的东西，这个“谱”如同你的行为指南，你的人生“地图”，没有它你寸步难行。
    对制度认识的一个误区是以为只有正规制度（法律文书、红头文件）才是制度，忽视了制度其实是一套复杂的体系，是一整套制度结构，是任何对人们行为构成约束的东西。诺斯说“制度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它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诺斯认识到非正规规则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识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明白：对于没有文字的原始社会，以及缺乏成文规则（ 没有“宪政”，也没有“红头文件”）的部落，你却不可视其为野蛮民族，认为制度从来没有君临其上。
    事实上，没有制度就没有社会，因为人们要靠制度来减少人和人之间行为的不确定性。所以诺斯强调说：“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想象外星人被抛到地球，或者你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因为对制度的陌生和无知，必定会出现手足无筹、动辄得咎的情形。
    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否则不足以起到降临不确定性的效用，但是，制度又是变迁的。无论是习俗，行为规则，行为规范还是法律以及人们之间的合约，制度始终处于演进之中。
    是什么导致了制度变迁呢？按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制度变迁的一大动力来自于相对价格的变化。譬如，诺斯等证明，欧洲的农奴制度在黑死病后，因为奴隶变得稀缺，价格升高，奴隶主为避免奴隶逃跑而得以改变成自由雇工制度。制度变革的另一大动力来自于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在这一点上制度经济学家们的认识颇类似于文明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文明演进的“挑战-应战”模式）。由于竞争压力的存在，在停滞经济中的政治企业家将被迫效仿那些更为成功的政策，从而废除无效制度-----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计划经济制度是因为与市场经济制度竞争失败而改弦更辙的。邓小平说过一句很老实的话，中国必须改革，因为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都发展起来了，老百姓一比就会有问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可见全球制度竞争的压力是中国制度变迁极其重要的动力来源。
   这样说，好象我们已经很理解制度变迁了。其实不然，我们对制度变迁仍然知之甚少。在青木昌彦等关于制度的最新研究中，认识到制度的可实施性（制度创新是否有效）是困难所在，并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博弈均衡，但却发现制度均衡可能有多重解（经济学家有时也称之为“共时性问题”）。
   研究制度变迁的一大困惑就在于，尽管正规制约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决定的影响而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在考虑政策时，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的非正规制约可能更多地是不受影响的。因此，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国家引进了新的正规制度，但非正规的制度却制约着正规制度的作用效果，甚至与正规制度发生激烈的冲突，最终导致正规规则的失败。我们可以举巴列维伊朗的事例，当时巴列维致力于伊朗的现代化，为此引入了一系列新的正规制度，然而，伊朗社会非正规制度的惰性极强，两者的冲突的结果是巴列维的仓皇逃窜，以及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面复辟。
   诺斯以此总结了世界上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变富，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锁定在贫穷之路上。原因就在于“理性人模型的说法会很容易地使我们误入歧途。行动者常常根据不完全信息行事，且他们常常通过想象处理所获得的信息，这样就有可能导致无效的路径。政治和经济市场中存在的交易费用会导致无效的产权。但是，当行动者企图理解他们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时，他们的不完全的主观主义模型会导致这类产权的持续存在。”将诺斯的话翻译成人人能听懂的大白话就是：经济学家常假设人是理性的，又是拥有足够信息的，其实现实中的人们既不是那么聪明，也常常缺乏足够的信息，因此他们总是凭借着脑中的一知半见行事，其行为好比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你当然不可想象他们一定能够一路顺风，诸如无效产权的长期存在并没有什么奇怪的，经济陷于长期停滞也没有什么奇怪。
   这样的话，可想而知，让人们一齐变得更聪明一些，让人们一齐拥有一些新的信息并接受之便是制度创新成功的关键。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我们前边“知难行易”的讨论。我们发现：原来中山先生的思想与现代制度经济学居然是丝丝入扣地暗合！
   讨论完制度经济学，现在我们转入《圣经》的启示。还是让我们从《圣经.腓利门书》谈起。《圣经?腓利门书》最早的希腊文本乃圣徒保罗所写，只有聊聊四百多字，是《圣经》全书中最短的一篇，却被公认为是充满智慧之作，是“价值连城的宝石”。我在其中读到了一则令人拍案惊奇却又折服不已的“解放奴隶”的制度变迁案例。
   我们知道，奴隶制度是古希腊、罗马一种极普遍的社会制度。古罗马帝国奴隶数量惊人，甚至远远超过普通居民的人数。罗马人看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罗马人之虐待奴隶，堪称触目惊心，其中之一便是让奴隶同野兽角斗以及自相残杀。史载凯撒大帝期间，因角斗而致死的奴隶一次就曾达到640人之多。另外，还有人将奴隶活活地扔到鱼池中喂鱼，以望吃到“鲜”的鱼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奴隶制度与基督教博爱与平等原则是完全背离的。保罗在《圣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所说：“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异端思想。但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推翻奴隶制度同样为基督教所不提倡，那样做不符合基督徒“爱”的原则-----对于基督徒来说，不仅要爱邻居，还要爱“仇敌”。否定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基督徒如何去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呢？我们且来看保罗的“做工”。
   公元60年，保罗被囚于罗马之监狱。在监狱中，他认识了一个叫阿尼西母的年轻囚犯，并且感化他成为一名基督徒（保罗称“我在牢狱中所生的儿子”）。在来往中，保罗知道了阿尼西母原来是他的一位老朋友，住在歌罗西的腓利门家中的一名奴隶，因为惧怕腓利门发怒而偷跑到了离歌罗西千里之外的罗马城，在逃跑时还顺手牵羊偷了腓利门的东西，未曾想阿尼西母在罗马城又犯了法，因而落狱。保罗获悉事情的经过，就能阿尼西母做工作，劝他马上回到腓利门家中去。可是，在当时奴隶逃跑是要被严惩的，轻则要在额头上刻上耻辱的标志，重则会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阿尼西母回去不免危险。于是，保罗一方面劝阿尼西母回去，另一方面乃以自己、腓利门并阿尼西母共为耶稣信徒，共为兄弟之名义，修书一封让阿尼西母呈给腓利门。
   信内先是说，腓利门是多么地爱保罗，多么地爱耶稣，喜欢听受耶稣爱人之教训。其次，讲述了阿尼西母在监禁过程中是如何受感化变为耶稣之信徒，保罗“在牢狱中所生的儿子”。复次，讲到了阿尼西母在监狱中是如何照顾保罗的病，是以保罗爱他，本想留下作伴，只因未得到腓利门的允许，不敢唐突，所以仍叫阿尼西母回去。再其次，是婉言劝说腓利门不要责问阿尼西母从前偷过腓利门什么东西，盼望腓利门不要向阿尼西母索讨，而是可以在日后向保罗索讨。
    这封信保罗写得情辞恳切，动人肺腑，足以感动任何铁石心肠。不妨引用其中若干段落：“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所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牢狱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母……求你。……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盖欲使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且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作如此想何况在你呢？……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帐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鉴谅，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由保罗的这封书信，我们知道，第一，保罗极其尊重当时的正规制度，并没有提出激烈的主张，譬如用暴力革命来推翻奴隶制度什么的，甚至在得知阿尼西母逃跑后第一件事就是劝他回去-----阿尼西母只有这样做，才体现出基督徒“爱人如已”的信仰理念。其次，保罗没有放弃自己的“平等、博爱”的原则，与正规制度同流合污，而是坚定地将这一新的信念传递给身边的人，无论是奴隶主还是奴隶，是在用一种类似于“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通过对非正规制度的改变对正规制度投反对票。在阿尼西母一例上，保罗同时在奴隶阿尼西母和奴隶主腓利门这一对关系人和利害人身上“作工”，以基督般的爱心劝告和感化他们，变他们为新人，让他们在爱的理念上“为一”，由此而在正规制度未变的情况下得以改变了非正规制度。
   在我看来，保罗的这一作法实在开创了比20世纪“非暴力不合作”更高境界的制度变迁典范，至今仍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归根结蒂，无论我们所要取消的制度，还是要创立的制度，均有其取消和确立的理由，而理由的根本无非在于取消旧的制度、创立新的制度能够改良人生，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假设正规制度依旧，而每个人的人生能够得到改良，社会福利能得增进，那么制度实际上就成为死的东西，取消与不取消，确立与不确立都无关紧要。这翻译成诺斯式的语言来说，就是制度的精神应重于形式，非正规的规则更重于正式规则。换形式，不换精神，正式规则虽变，非正式规则不变（有中国历史学者近年来用“潜规则”概括之），则在平等自由制度下所发生的不平等、不自由的束缚，可能比在独裁专制制度下所发生的还要多。换精神而暂留形式，则在奴隶制度之形式下，主奴亦能相亲相爱，谊同兄弟，情若家人，主奴身份形同虚设，并且犹如身体长大了衣服迟早得换一样，形式最终也将随精神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因此，制度创新成功的关键是改变制度中的人的共同信念，所谓变人心即变规则，变规则即变天下。如青木昌彦所讲的：“新制度的出现只有当参与人的决策规则在新的条件下相互一致，其概要表征导致的各人的信念系统相互趋同时才能实现。”
   有人说，二十世纪是个没太有出息的世纪。因为二十世纪缺乏自己的思想，而是做了19世纪思想的试验场。二十世纪的确将19世纪的各种“主义”行了个遍。但是，有些制度变迁并没有取得成功，有些制度付出了过高的成本，有些制度创新至今仍在痛苦的变迁中。总体而言， “革命”的遗产成为二十世纪的一大鲜明特色。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反思却是：制度变迁从来都是边际演变的，正规制度的表面上的变化并不足以带来真正的变革。现实与理想的反差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个人的看法，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制度变革当属印度圣雄甘地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它具有某种保罗式变革的色彩，暗合英国当年的“光荣革命”，终以最小成本开创民族独立解放的新路，并启示后来的变革之路。而马丁.路德.金倡导和和平的“黑人人权运动”，以及南非大主教图图的作为，在我看来亦均是二十世纪保罗式制度变革的体现。
   阳光下实没有新鲜事。笔者从保罗式变革中得出制度的精神重于形式，否则制度变革不能取得理想成效的结论，其实早在200多年前就有人讲得清清楚楚。让我引用伟大的亚当.斯密的优美的论述来结束本文：“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执法者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他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均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亚当.斯密，1759）

参考文献：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文版，1994；
青木昌彦：“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
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
http://zhaoxiao.blog.sohu.com/90843444.html
（根据作者在清华启迪俱乐部“未来十五年”论坛上的演讲修订）
  

“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这个命题或者称分析范式和我2002年的一篇文章《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在那篇文章思维方向上的进一步扩展，目的是要从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角度建立一个对于变革（转型）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变革（转型）的一个新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写自2002年，这篇文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从信仰及市场伦理的角度比较了不同的市场经济，并以此框架来反思中国经济改革的缺陷，进而提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要取得完全的成效，不能单兵突进，尚需市场伦理的支撑，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信仰与伦理的磐石之上。


在此以前，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学界及改革界主要是从制度层面，从机制或运行层面来思考，缺乏伦理的角度，也少有提及现代经济-现代政治（法律）—现在伦理的三位一体、相辅相承的关系。因此当时我这样谈的时候，有一点石破天惊的味道，然而当今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具有十分宽广的胸怀和开明的态度，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非常强。因此，几乎是一年之后，政府便在改革上作出了新的部署，将伦理（道德）纳入中国经济改革的范畴。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经济改革的文件中清晰地谈到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必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并认为此举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2005年以后，根源于市场伦理的“企业责任”蔚然成风，中国企业界开始普遍地注重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而学界近年来也开始谈论中国的文艺复兴问题，其实也是在从挖掘并创造性地转换传统伦理资源的角度来回应中国改革之需。而中国的领导人，甚至表现出了更高的理念，例如：江泽民提出过“以德治国”，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温家宝总理则谈到要仰望星空，谈到中国人需要比黄金更宝贵的诚信，有比大海更宽广的胸怀，比高山更崇高的道德，比爱自己更多的爱别人的博爱精神等等。



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或者说我们业已经历的改革虽然是从经济改革起步的，并且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会止步于经济改革，也不意味着经济改革就等于改革全部。实际上，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中国改革，需要从更加深刻、更具历史感的角度去看待，以此来回顾过去的改革，展望未来的改革，更加明确未来的道路与变化。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从经济变化上预测中国未来十五年。比如，未来十五年中国人均GDP会达到一万美元，而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两千多美金了。假如人民币汇率在这期间再升值50%，我们到一万美金的时候，按变化后的汇率计算实际上就是一万五千美金，这无疑是一种最乐观的前景。我们首先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描述中国未来的变化。



我们还可以从更广阔的层面去思考未来的变革。比如，2007年的17大报告以及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特别强调了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而汶川地震让无数中国的志愿者（机构）一夜涌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如同神户地震后的日本，“921”地震后的台湾地区，将步入以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为契机的新的社会发展呢？我个人持期盼态度。因为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发展民间的工商组织来实现中国经济繁荣，而未来我们的确需要通过发展民间的社会组织以及通过政府转型来实现公益、公共产品的繁荣。这就具有了与经济改革不一样的视野。过去，我们经济改革带来的是经济进步，但我们在社会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两块木板不一般长，所以，社会改革与政府转型应成为今后的一个重点。除此之外，毋庸讳言，未来十五年我们可能还会发生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方面变革，某些大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四小龙的例证看，收入结构变化到一定程度上必定会引发政治结构的变革，大概在人均6000美元时要开放报禁，在12000美元时要开放党禁。所以，未来十五年，我们一定会遭遇越来越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



我们可以从前述经济、社会、政治的层面去构想和描述未来十五年的变革。我们当然还可以从其他一些专题性的层面比如生态、资源、人口、国际地位的角度进行描述。而我今天在这里想谈的角度，是平时我们很少关注的，甚至几乎是听不到的，但也许从历史、从未来的角度来看是最重要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信仰的角度，或者最高端文明层面的角度，尤其是从基督信仰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未来变革的影响这样一个角度，从“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等两类变革的区分角度去重新思考我们过去的变革，也许更能够让我们看清一些问题，更能够让我们从世界变革史的角度让我们看清过去所发生的变化的本质，以及更能够去看清我们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一个新视角是否能够成立，请大家提出意见。



从这样的角度，我的思考是，我们今天的变革，也包括我们今天谈得很多的大国崛起话题，远远不是我们普通看到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主流性话题可以涵盖的。事实上，中国今天经历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变革，是一个新的文明的演变，中间包含了不同文明的融合，其最终指向乃是成功的文化的融合所导致的大国崛起。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两次非常了不起的文明的融合与大国崛起。一次是汉朝，汉朝是儒道互补，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后的各种文化，到此变成了最优秀的儒道间的相互融合，特别是形成了董仲舒新的以天人感应为特点的儒家学说，其所建构的精神资源支撑了汉朝的崛起，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国崛起，是我们之所以称“汉人”的历史大背景。第二次伟大的崛起是唐朝，唐朝是儒道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当时的情景据说是“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佗”，在儒释道融合的精神资源的基础上有了唐的大国崛起。而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伟大改革，同样出现了新的文明融合，即中华文化正在和基督信仰相结合，也许在此以前还有不少人对这样一个融合避讳三分，还有许多人对这一融合抱有担心，但其实，融合而不是对抗是文明间最值得鼓励的和谐影响的例证。如同历史上的文化融合导致了中国的兴盛，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结合必定会产生出一个更加伟大、漂亮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加丰富的精神资源，来支撑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的大国崛起。



在这里我要先交待一下，我怎么会从这么一个古怪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变革。为此，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当年对美国的考察。2002年，我去了美国，当时想研究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美国的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差异，从美国的市场经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结果我发现，其他的（科技、金融、城乡差别、政治制度等）都是量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本质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而中国没有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教堂与澡堂的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下半身驱动的，是人的自私，欲望，贪婪这些东西在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前行。这些可以说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高估，不能顶礼膜拜、不能驻足不前。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当年清教徒引领的市场经济更伟大，它没有去否定人们的欲望，但也没有放纵欲望，而是用好的伦理去引导欲望。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靠上半身，即通过克制人性的很多不良欲望，努力地做商业做大，并且做得更文明。众所周知，清教伦理与人类的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全世界市场经济的来源，清教徒商人们无论是商业动力、商业行为还是财富支配都受到了清教伦理的影响，而美国最为典型。我谈到，在清教伦理主导下的商人做交易的过程中是不能不择手段的，而我们这边是怎么有利怎么做。同样是财富，美国的清教徒祖先们认为这个财富不是他的，而是上帝的，他唯一的本事是按照上帝的意愿把财富打理好，“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地省钱、尽可能地捐钱”。但我们如果认为这个财富的来源是自己，那么我凭什么把财富捐给别人呢？显然，这些都是因信仰而导致的大的伦理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我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篇文章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文章，就是想从伦理差异性比较和探讨不同市场经济。我曾经指出，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是教人不偷懒，但它并不能教人不撒谎、不害人。因此如果一缺乏政治（法律）的约束，二缺乏伦理资源的支撑，一种鼓励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去挣钱坏的市场经济便成为可能。而历史上好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在完善的政治（法律）系统之外的“教堂＋市场经济”的组合。



这样的思考主要是从市场经济需要诚信这一在2002年前全社会最为关注的主题去思考的。过去几年，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有了重大变化。现在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建设要又好又快，但是我仍然发现这些新的主题与伦理和信仰相关。比如，我所看到的人类最好的建设在瑞士。瑞士的风景随便拍下来就是贺年片。你发现，在瑞士单独的一栋房子好象也不豪华，也不是很好看，但是所有的房子放在一起就特别漂亮，和周围的风景特别相配搭，就成了建筑和生活的艺术。原因是什么？我发现他们墙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尊重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显然，这是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是说要尊重前人的建设成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瑞士人好的建设的确和他们的信仰所导出的谦卑伦理有关。他们对前辈是谦卑的，所以不会轻易把前人的好东西拆了（而我们基本上把旧城都拆完了）；他们对大自然是谦卑的，所以不会轻易去破坏自然风景（而我们的建设以破坏、掠夺自然资源为代价）；他们对后辈也是谦卑的，所以他们会留下后人发展的空间；他们对左邻右舍也是谦卑的，所以他们建房时不会只讲个性而要必定会考虑与邻居是否协调。这样一来，他们的建设就成了又好又快的建设了。



我到瑞士UBS讲课，他们请我住的是当年拿坡仑的行宫。外面和当年拿坡仑住的一模一样，里面非常现代。他们认为，大自然并不是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财富，而是我们从后人那里借来的财产，因此我们不能破坏，要完美地留给后人。



这样的建设自然会是最美好的建设，但前提是这些人要谦卑，如果非常“讲个性”或者放任私欲的话，不可能有这样好的建设。



除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我们现还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然而，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并非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人自身的和谐。假如我们自己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自己心里都不爽，不舒服，能和别人和谐吗？不可能的。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十字架的市场经济的分析框架可以说对中国的经济变革作出了一个独特的切入分析，并启迪了伦理变革之于经济变革的重要。但面对最新的变革话题，以及通过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变革以及历史上各国的变革，我发现还有必要提出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就是“有十字架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来对各种变革尤其是中国当代变革进行分析。与此相比，“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不过是“有十字架的变革”的经济特例而已。



什么是“有十字架的变革”？“有十字架的变革”指的是以基督信仰作为核心理念或者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特别是有博爱精神与契约精神融入传统文化，进而引发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变革。“无十字架的变革”则是缺乏基督信仰影响的变革。显然，无十字架的变革比比皆是，中国几千年的变革都是无十字架的变革，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部分变革也都是无十字架的变革。所有这些“无十字架变革”的共同特点就是，普遍没有导引出现代文明，既缺乏市场经济这样的伟大经济变革，更没有现代政府治理变革所导致的长治久安。而“有十字架的变革”则带来了全新的经济与全新的社会及政治变革，带来了现代文明。



我们来看几个“有十字架变革”的例证。“有十字架的变革”历史上最早在欧洲发生。当基督教传入欧洲的时候，欧洲是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曾经是历史上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罗马有许多优秀的文明，但在两点上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一是崇尚武力，到处侵略，以此维持帝国的繁荣；搞角斗士，以此维持帝国的血性。二是罗马人缺乏道德感，普遍放纵、非常腐败，其澡堂之多、之盛只有今天的中国可以比拟。基督信仰传入罗马后，经历了一个从逼迫到承认、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当基督信仰融入罗马文明后，就开始对罗马帝国消毒，罗马不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罗马，不再那么道德腐败，罗马后的欧洲博爱精神和敬虔意识成为主流，逐渐演变成为现代文明的核心，特别是在宗教改革后，一飞冲天。



“有十字架的变革”的第二个典范是美国。美国建国的祖先是不是一帮在欧洲活不下去的人，而是一群秉持十字架理念，充满理想的清教徒。他们远渡重洋，冒死奔赴北美的目的，就是要在新大陆建设一个“有十字架变革”的山上之城，让全世界都看到上帝的荣耀。应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美国不仅成为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



“有十字架变革”再一个案例是东亚。东亚的日本本来就受到了欧美的影响，后来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美国之手动了外科手术后而进一步改变。东亚四小龙是继日本之后的不是经外科手术，而是内在变革成功的例证，但同样经历了“有十字架变革”的过程。比如，韩国，其基督徒人数的比重早已超过老牌的欧洲国家，其派出的宣教士人数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在首尔的夜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遍布的十字架。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其华人中的基督徒比重在20％左右，知识分子中则达到三分之一，如果以人口比例计算，其宣教士的比重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新加坡表面上是儒家文化成功的典范，其实质是“有十字架变革”成功的典范。新加坡华人的精神资源基础要远比中国大陆更为博大、雄厚，这成为其现代变革成功的基础。可惜的是，许多去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官员只看到其管制制度，失之于考察其管理文化的深刻变化。香港，基督徒人数比重并不是太高，但香港的中小学绝大多数是教会学会，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受到了基督信仰、基督品格的影响。台湾，其基督徒人数比重是最低的，但台湾的高官等精英阶层（包括目前的马英九在内）许多是基督徒，台湾的内阁中经常有四分之一的人数是基督徒，中国第一位基督徒总统孙中山所倡导的带有浓厚《圣经》色彩的“节制资本”等思想对台湾的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使得台湾成为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均收入没有出现悬殊的典范。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将人类的变革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十字架的变革，一种是没有十字架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变革是没有十字架的，因此，它一直是在某种治乱循环中打转转，史家称“趋稳定结构”。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变革则不同，一方面中国的变革受到了西方有十字架变革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未来的政治变革方面越来越从西方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中国内在的生命变革也是非常惊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了数十倍，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增长了一百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多万人增长到7000多万，甚至可能超过一亿人口。目前，好多的中国人都开始成为基督徒，从农村的老太太、老大爷、打工仔打工妹到城市里年青的知识分子、商人乃至少部分官员，都在开始接受基督信仰。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今天仍然是惊人的，在未来必定是影响深刻的，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变革的同时，中国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生命的变革，出现了传统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在生命上的融合。



这样的生命的变革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这个话题可以讲很长。但我这里仅指出两点对于中国有特别有好处的地方，其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转换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第一，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现代规则文明的基础。无论是市场经济文明还是现代政治文明，其本质上是规则文明。比如马英九当选了，陈水扁就应该祝贺他，你必须尊重规则，而不能搞暗杀。市场经济中的赢亏也是这样，你必须承认契约最高，而不能为谋利不择手段（一个反例就是哇哈哈的宗庆后，只以利益为依归，缺乏商人信条）。对规则的尊重来自契约精神，而基督信仰的文化恰是以《圣经》旧约和新约为基础的文化，上帝和人立约进而让契约变得具有神圣性，是希伯来-基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这种契约精神。比如，几千年儒家学说讲的其实是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多要求是下面的服从上面的，是单方面的义务，但没有讲有什么权利，所以这不是契约，而是秩序，是礼制。



第二，是博爱精神。在基督信仰之前，人类的爱往往都是狭隘的，中国人是所谓的“等差之爱”，即视所爱对象与自身关系的远近来施爱，古希腊是“优爱”，即爱优秀者（身体健壮的人、美女以及美好的智慧），但对弱势群体则不能施之以同等的爱。现在社会所谓的宽容和谐，实际主要来自于基督信仰的影响。基督所倡导的博爱精神超越了人的差别，他让人爱所有的人，包括仇人，同时倡导无条件地爱，也就是说不是这个人对你好、可爱你才爱他，他对你不好你也要爱他。这就带来彻底的博爱精神，进而塑造宽容和谐的文化。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比爱自己更多的博爱精神的倡扬是关键。



以上两种精神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国民性，改变国人的传统人格。总结中国历史上人格类型，多的是三种。一曰“顺民”，即逆来顺从、麻木不仁；二曰“暴民”，逼急了老子跟你干，逼上梁山，滥杀无辜。三曰“逸民”，不关心世事，骑青牛出函谷关，自善其身。中国历史上所最缺者公民，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最需要者也是公民。公民既不做“顺民”，更不做“暴民”，也不做“逸民”。他有爱心，有理性，尊重规则，以善胜恶，致力于用爱心和理性，建设性地推进社会的更新与进步。公民社会的基础就是有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的基督徒群体或受到基督信仰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



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地方，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融合会带来更加优秀的文化，进而奠定中国崛起的精神基础。所以，中国这一次的变革与历史上的变革有大的区别，它是一个文明的变革，包含着人的生命的更新过程，而这样一个生命的变革、“有十字架的变革”才会进一步支撑中国的变动，把中国带向真正的大国崛起。



中国现在所经历的正是一个有十字架的变革，这个变革不仅意味着变革的成果非常伟大，而且变革的方式也都是非常伟大的，创新的变革。



很显然，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文化融合成功，将带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中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说得好，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脚踏实地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还要仰望星空，只有仰望星空的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我想，也才能有资格谈做世界的领袖，这样的世界领袖才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祝福。



的确，人类的一切行为和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不过是外在表现而已，最终却都是从心发出的。一切的变革最终取决于生命的变革，取决于决定人类行为选择的内在文化操作系统的更新。任何一场伟大的变革，如果没有生命的操作系统的变革，只停留表面的变革，那是很危险的，失败巴列维的伊朗变革就是警省。生命的变革将带来人格的改变，而人的品格是建设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石。如果我们非常想建五十层的大楼，但是我们地基只可以建五层，这个时候我们非要建五十层的话，就会倒塌。



我们看到，几千年的中国不缺乏盛世，所缺乏的是持续的发展、和平的变革，而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有十字架的变革”有望让中国第一次跳出历史上的周期律（复兴与震荡的周期）。.

不好意思，刚才发现第一篇文章在这个圈子里以前已经贴过了。
大家可以看看后面的几篇文章。.

嗯，以前读过第一篇文章，现在更有体会。

姐妹辛苦，贴了这么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