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生活的时代，哪一段最像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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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沈从文生活的时代，哪一段最像现在
原创 大家 2018-05-10
作者 杨早
今天是沈从文先生逝世30周年。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福建有个小木匠，有一次去算命，算命佬跟他说，去北方会发达。他一想，北方地界，最大的莫过于首都北京。于是就只身来了北京。
北京那么大，什么地方有机会呢？小木匠没啥文化，但也知道贵人最多的地方是海里。所以他就每天绕着海子转。转得多了，也总有一些政府公务员家里要打个家具什么，就让他去家里做木工活儿。工作间歇，小木匠聊起他的志向，人家说：要发达，你这没文化可不行。你知道沈从文吗？
这故事有点儿绕。诚然，沈从文也是小学没毕业，也是从南方独自一人来了北京。但沈从文后来算不算“发达”，见仁见智。不过小木匠听了沈从文的故事后，就迷迷糊糊去了北大，在北大的园林部门当了临时工。一来二去他还认识了几个读研究生的福建老乡，就像沈从文当年借住在表弟黄村生的农大宿舍里，他也在北大研究生宿舍里住了挺长一段时间。
讲这个刘震云式故事的，是我的朋友，那个宿舍里的一个福建人。说这个故事时，小木匠已经走了。他住宿舍时，和研究生们也有矛盾，但为每个人都打了一个床上的书架。朋友说，手艺很好。
只可惜小木匠，到底没能成为沈从文。希望他现在过得幸福。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
沈从文生于1902年，去世于1988年。一生横贯三个时代，各大城市。他出身的确低微，但经历之丰富，同时代的文人里无人可及。那么，他生活的哪个时段，最像现在呢？
那得是来北京后，与张兆和结婚前。1924年到1933年那十年，中国虽然战乱不息，但各大城市还算安靖，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过去了，社会进入了一个收敛期。那是一个年轻人特别迷茫的时代。而沈从文，就是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
沈从文来北京，最大的依仗是已经在北京的大姐和大姐夫。可是才来三四天，大学毕业的姐夫田真逸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留给沈从文30元钱就匆匆回乡了。
沈从文来北京，是抱着对新文化的向往，想考北京大学。但他只会写抄旧式公文，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不会用。莫说北京大学，哪所大学都考不上。所以只能在旁听之余，狂写文章投稿，还会被孙伏园这样的编辑嘲笑文句不通顺。
那时候没有微博公号，但文艺青年还是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气度，会向一些知名作家写信求助。丁玲写过信给鲁迅，但被鲁迅认为是沈从文化名为女人的恶作剧，以致沈从文登门时被鲁迅拒之门外。他们都没有后来萧军萧红的运气。
终于，有一位28岁的著名作家收到信后，来看沈从文。他请沈从文吃了一顿饭，找回的三块多钱也给了沈从文，还送了他自己的围巾。这就是郁达夫。但是郁达夫不鼓励沈从文留在北京奋斗，因为现实真的很残酷：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哔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来一大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吓，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的读书么？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买长袍黑马褂哔叽洋服么？即使你也和他们一样的有了读书买衣服的钱，你能保得住你毕业的时候，事情会来找你么？”
沈从文长子沈龙朱承认：“郁达夫同情沈从文，就像同情农民工一样”，“实际上也是一种援助。在那种环境中，很多人看不上农民工，觉得他们土得很，什么也不懂，竟然敢闯到这儿来。闯，困难是必然的，是应该的。”（《沈从文家事》）
当时大学生流行的，同样是一种“丧文化”。用在北大、清华都当过教授的林宰平的话说，是“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这种风气，这些难处，大约《无问西东》是不会拍的。
沈从文或许想不到，多年以后，他的二儿子虎雏，初中毕业执意要考中专，不肯上大学。沈从文苦劝他，父子冲突：
“弟弟，学机器也很好。我们有条件供你读大学，大学也可以搞机器，我们都希望你至少能读完清华。”
“我要现在就学，四年毕业，还赶得上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出两年力。”
“你还小呐，不必忙着找事情做。”
“都十五了！你十四岁当兵比我还小。”
最终沈从文也没能说服儿子，就像他在上海苦苦挣钱，想让小九妹沈岳萌学法文，学艺术一样，都不成功。
等到沈从文挣扎着写出了一点儿名气，徐志摩推荐，胡适破例聘这位小学毕业生当了中国公学的教师，沈从文去了上海，用“京派海派之争”中鲁迅的定义，从“近官”的帝都，到了“近商”的魔都，他感受到的，是青春的苦闷与资本的压迫。
在上海的时候，沈从文二十七、二十八岁。换算到现在，正好是“第一批90后”。他的遭际，基本相当于现在的“青椒”（青年教师）+公号小编。
沈从文有个留美朋友叫王际真。沈从文把给他的信，当作日记写。内容主要是吐槽。他没当过大学生，却直接来当教师，于是看中国公学的学生，各种嫌弃：
“一上学校，见学生太年青就不受用，打主意班上凡是标致学生全令其退课，则上课神清气爽矣。”
沈从文总是说这些大学生“愚蠢”，有学生跳黄浦江自杀，大学生们“毫无人性”，把看死人当成消遣。他们不知道怎么挑选读物，只会被广告骗：“大学生是全很怪可怜的一种东西，买书都只看广告，把书买来一看，失败了，便说中国作家糟糕，且从此就不买书了。许多英文系（外国语文学）毕业的大学，皆不能读外国报纸。所以在上海，近来是无数靠译日本作品成伟人的。”
其实在沈从文内心，是带着不小的酸意的。他看着大学生们恣意挥霍着青春时光，称他们是“有福气的人”。可是学生们敬重沈从文，反而认为他这样的名作家才“有福气”。“那些尊敬使我伤了心，因为我并不需要那个， 但我要他们明白我是他们一样的人，要他们爱我或恨我如同学，可做不到。”才二十八岁，在年轻学生（包括张兆和吧）心里已经是一个“大叔”了，这让沈从文恨恨不已。
沈从文与张兆和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文学中心，然而沈从文看这个中心也是无比的生气：“上海所谓新兴文豪，则无有不恃‘无耻’ 而起，因为不愿意同这些人竞争”；“中国的文学兴味与主张，是一万元或一个市侩所支配，却不是一个作家支配的，读者永远相信书店中人的谎话，永远相信先生老师者流的诡话。”这些感触，大概是他在1934年一语挑起“京海论争”的前兆。
在此之前，沈从文尝试过与资本抗争，他联合胡也频、丁玲自组出版社，编辑《红黑》杂志，目标是从书店与资本家的压榨中挣脱出来。这也算是创业吧？自然结果是失败，只能继续去接受“三元千字”的盘剥。
为了贴补家用，沈从文才接受了他并不喜欢的中国公学教职。没想到，因为忙于备课，创作减少，反而得到书店的“优待”，给沈从文的稿费加到了四元钱一千字。这种吊诡的事情，让沈从文忍不住在给王际真的信里骂“真是妈妈的”。
总之，在外人看来，沈从文此时的处境已经比在湘西，在北京时都要好得多。但在沈从文心中，这个布满“绅士的排场”的都市，决不是他理想的世界，那里的文人与文学，也不是他追求的乐园——“我同这些有力量抬高我的人是完全合不来的，所以我看得出我未来的命运”。正是在上海写给王际真的信中，沈从文不断提起了“改业”。改业的方向，一是回故乡去，甚至回到军队去，然而已没有了当官发财的希望，也缺乏革命的“强项气概”，就只能“寂寞里老去死去”。
正是这种压迫与冲突中，沈从文向朋友透露了他的想法：他已经来了这个外面的世界，看到表面的华美与内里的寒蠢，他需要回到他存着温爱的人群中去，从那里汲取新的力量：
“我还有一种机会，回到乡村农民里去，看透农民，彻底认识他们，接近他们，就因这种趣昧，我的文章即或可以继续不断写下去，我的文章也将与中国整个趣味隔开，与中国读者离开，不能希望在中国时髦起来了。”
这是沈从文在屡次声称“改业”之后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个机会。看这个时期的沈从文书信，可以说充满了负能量。然而沈从文不是妄自菲薄，当时文坛的红人，他也统看不上：“依我看，是郭沫若郁达夫都不行的，鲁迅则近来不写，冰心则永远写不出家庭亲子爱以外。”
这位闯到大世界来的小学生，内心交织着自卑与自负，自卑是无法进入话语中心，摆脱资本压迫的感慨，而自负，是出了“将近30本书”带来的底气。想仿效沈从文者，于这点不可不察。
沈从文在晚年的讲演中，说到过一点：“要是一个作家写到十本书以上，他就统计上达到了一个平衡，就站得住，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可以更发展。”（《沈从文晚年口述》）1930年的沈从文，正站在这么一个节点。在他身后，是近30本的“小说习作”，而在他前方，是《边城》《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长河》……沈从文曾经的学生与好友萧乾说过一句很难听的话，说沈从文“卖乡下人”。但是我们并没有第二个卖乡下人的沈从文。
1946年，沈从文最喜爱的学生汪曾祺，大学肄业后流落上海，找不到工作，情绪坏到想要自杀。这几乎是沈从文在1928—1930年的翻版。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将汪曾祺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2018年5月9日夜，想不清楚能写点什么，拉杂写下这些读书笔记，即以此纪念沈从文先生逝世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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