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与王玉龄——100年的爱恨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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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0-12 09:11 作者:菲戈
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一个，是豪门深闺、绝色佳人。一个，是《红日》里兵败战死孟良崮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之整编74师中将师长；一个，虽守寡60年独自抚养幼子老母，却成为了周恩来的座上客和联系中国与美国、大陆与台湾的桥梁。王玉龄和张灵甫，虽然只做了两年夫妻，他们之间的故事却以中日之间、国共之间的两场大搏杀为背景展开，成就了贯穿20世纪的一段传奇。年近八旬的王玉龄，如今定居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60周年前夕，她接受专访，澄清了多个历史疑团。
说实话，采访完王玉龄，有一点点失望。想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嘴里探听出来的“历史秘闻”，很多她根本不知道，或者只能转述别人告诉她的东西；对于她所亲身经历的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她也没有更深的见解、更富教益的总结可以告诉你。而这些，可能都要归咎于一点：她太“年轻”了。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懂，直接从一个名门望族的闺中小姐，变成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师长夫人。她嫁人的时候不到17岁，守寡的时候刚刚19岁。
来看一份简要的“年份对照表”。
1925年，张灵甫以黄埔四期生的身份，与同学林彪、刘志丹、谢晋元、胡琏等一起追随总司令“蒋校长”踏上北伐征程的时候，王玉龄还没有出生。
1928年，王玉龄诞生在湖南长沙的望族王家时，北伐已经成功，张灵甫因屡立战功而升为连长。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张灵甫率军来到淞沪战场时，不到4岁的王玉龄刚刚为避战祸离开上海。那是她第一次到上海，陪身患重病的父亲求医。
1937年，张灵甫以团长的身份参与了“八·一三”淞沪血战，从此他几乎经历了抗战中正面战场的每一场恶战，并打下了“常胜将军”的威名。而这一年，9岁的王玉龄正在家中欢度幸福的童年，对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毫无意识。
1940-1945年，张灵甫在王玉龄的家乡历经惨烈的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打瘸了一条腿，从团长升到副军长；此时的王玉龄却一路逃难，在山林间读完了小学，又读中学。
1945年，42岁的张灵甫身兼74军军长和南京警备司令，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总管”，而他娶来的新婚妻子王玉龄甚至不知道他的年纪，以为他最多30出头。
1947年，直到孟良崮战役前夕，王玉龄还挺着9个月的大肚子离开南京，坐着在土路上颠得乱跳的吉普车，去前线看望张灵甫，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丈夫。她说，那时候她真的什么都不懂，不觉得累，不觉得苦，不知道要小心“保胎”，只想着能见上丈夫一面，就开心了。
1947年5月7日，这一天，王玉龄生下了胖小子，张灵甫爬上了孟良崮。10天后，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战死。
这份“对照表”列出了在王玉龄与张灵甫相交集的那些“历史事件”中，他们各自悬殊的年龄、身份、地位和参与历史的“深度”。究其实质，其实无非是出生于1903年的张灵甫与出生于1928年的王玉龄之间巨大的年龄差距。尽管他们的婚姻生活和谐美满，尽管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共同语言”，但实实在在的“代沟”使得王玉龄并不能真正深入地了解张灵甫这个人的过去，理解身处中国现代史上最血雨腥风最风云变幻的年代，他面对那些重大抉择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太年轻的女人。她能够付出的，惟有感情。这份感情一直支撑着她，直到现在，尽管谈起孟良崮她已经可以很平和地微笑着回答问题，但忆起张灵甫死讯传来的那些日子，她依然眼含热泪、声音哽咽。
她依然固执地维护着张灵甫“常胜将军”的美名，即使面对无法回避的孟良崮之败，她也会说：张灵甫“几乎”从没打过败仗，孟良崮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败仗。
她不反对重拍《红日》，但有两点保留：一，希望这个重拍版里不要再有丑化的倾向；二，传说中的李幼斌，她认为不适合演张灵甫，倒不是因为他刻画的“土八路”李云龙太过深入人心，而是因为他“长得不好”，与她心中珍藏了60年的那个高大、英俊、威武的张灵甫形象反差太大。近80岁的人，只要谈起张灵甫，她能够在儿子公司那间非常“台商”风格的凌乱会议室里一坐6个小时，中间只站起来接了两个电话，上了一次厕所。临走，她还反复关照：“我太平凡了，你写报道少写一点我，主要写张灵甫。”
因此当我抱着“重述历史”的目的去采访王玉龄时，免不了有些失望；可是当我意识到不需要强加给她那些历史的“意义”，只需要去见证这段绵延一个世纪的感情，我却有些羞愧了——从1903年张灵甫出生，到2007年王玉龄依然健朗地接受采访，他们岂不正是用他们“跨越时空”的感情，串起了这整整100年的历史？我们这些后生，即使真的领受了后来者的“优势”，而能以更清晰更全面的视点来解读历史，也总是这些亲历者以自己活生生的爱恨生死，赐予了我们这些启示。因此我们唯有尊重，哪怕怀疑，哪怕反对，哪怕批判，我们也要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为出发点。
附：人物简介
张灵甫
原名钟麟，又名宗灵，陕西西安人，1903年出生，先后就读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历史系。1925年离开北大，投笔从戎，后入黄埔军校4期步兵科，同学中有林彪、刘志丹、李弥、胡涟、唐生明（唐生智胞弟）、文强（毛泽东表弟）、李运昌（李大钊侄儿）、周恩寿（周恩来胞弟）等。1928年军校毕业后，先后参加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以及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累积军功升至团长。抗战期间，随74军浴血拼杀，几无败绩，获“常胜将军”美誉。抗战胜利后，升任74军少将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统领“御林军”。1946年，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全副美械装备，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1947年5月，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兵败身亡。
王玉龄
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因父亲早逝，在二伯父、湖南名流王士健家长大。1945年，年仅17岁即嫁给张灵甫，19岁因张灵甫战死而成为“党国第一烈属”。1948年去台湾，1952赴美国深造，入纽约大学会计系，毕业后在美国航空公司任职21年。1973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秘密回国访问，其后开始每年回国，成为联系中国与美国、大陆与台湾的“桥梁”。近年担任香港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美国黄埔基金会名誉会长、孙中山国际基金会总会副主席等，并定居上海。
豪门深闺里的幸福童年
1928年，王玉龄出生于湖南长沙，因父亲早逝，她在二伯父、湖南名流王士健家长大。王家因与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王”何键关系密切，而成为当地豪门。在这样的大家庭中长大，王玉龄既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又因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极度缺乏社会生活的技能与经验。
尚武的家族血液
问：你父亲王树南是保定军校6期的。
王：对，不过我父亲死得很早，我5岁时候他就不在了。
问：他得的什么病？
王：我也说不清楚，是一种脊椎的毛病，现在都能治，但当时医不好。我记得当时父亲瘫痪在床，有两个日本医生为他打金针治疗，但是没什么用，只好来上海找德国医生治。
问：那是你第一次来上海？
王：对，一家子一起来的，住了差不多一年，3岁多来，4岁回去。但是德国医生说我父亲来迟了，早一点还有救。
问：对当时的上海还有印象吗？
王：有一点。我们住的房子，是从前一个姓陆的都督的，整条弄堂都是他的，我们租了其中一栋。姓陆的有个年迈的卫士，帮他看弄堂。老人很喜欢我，每天早上请我吃早点，大饼、油条、豆浆，我就不客气地坐在那里吃，吃完嘴巴一抹就走。那时候我妈要照顾我爸爸，没有时间管我，就关照我，可以从马路这头走到那头，但是不能走下人行道。后来“一？二八”打仗了，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年，我爸就死了。
问：你父亲30多岁就英年早逝，他的同学，如叶挺、顾祝同、钱大钧等，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名将。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应该也会领军冲杀，建功立业。
王：其实他军校毕业后也从军了，但是我那时候太小，搞不清楚他参加的是哪方面的军队。我对我父亲非常崇拜，他死后很多年，一直到我10岁的时候，要是受了什么委屈，我就会去对着天讲话，告诉我爸。
问：你还记得他的长相吗？
王：记得。我不喜欢男人留胡子，但是我父亲留了两边翘起来的“人字胡”，看上去却很精神。可惜我妈妈没有留东西做纪念的习惯，他们有一张小的结婚照，装在银框子里，放在桌上，抗战逃难的时候，母亲没有带在身边，回来就没有了。所以我父亲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问：你的上一辈似乎有很强的“尚武精神”，你的伯父也是保定军校的，和唐生智、张群这些人是同学。
王：他是保定军校1期。我还听家里人说，他是宋老太太的干儿子。
问：哪位宋老太太？
王：就是宋庆龄、宋美龄她们的妈妈。
问：你母亲这边，祖上还有清朝的兵部尚书、总兵，也是行伍出身比较多。
王：是的。我也只是大致知道一点点。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外公，他在湖北做过知县。他的父亲，我的老外公，做过清朝的兵部尚书，死后皇帝封了“罗武勤公”。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最近正好有人从台湾带了家谱资料来给我，才知道他叫罗孝连。我还听母亲讲，我的舅外公有4个女儿，其中一个嫁到了曾国荃家，一个嫁到了左宗棠家。另外，我祖父这边，也是从军的，不过官没那么大。
问：家族两边都有“尚武”的传统，所以你后来也选了位将军做夫君？
王：那倒不完全是这样。不过我是个没什么心机的人，不喜欢勾心斗角，军人比较直爽，比较好相处。
问：其实你自己可能没察觉，你的血液里多少也有“尚武”的因子，到现在，快80岁了，还在商场上冲冲杀杀。
王：儿子公司里的事务，能够参与的我都参与。我到现在还是他的财务总监。
问：财务总监？快80的人了，那些数字、名字你还能看得清、记得住吗？
王：你看，我不戴眼镜，既不近视也不老花，只是从最近开始，才觉得有一点点老化的迹象，看东西不像从前那么顺了。
大宅门里的小公主
问：因为父亲早逝，你们母女一直住在二伯父王士健家里，而王家当时是湖南的豪门望族。
王：应该算是，他跟“湖南王”何键关系很好。何健很迷信，认为姓王的都对他有利，所以他做了9年湖南省政府主席，我二伯父就在他手下做了10年湖南省禁烟督察处长。所以当时的人都说我们家的房子是鸦片堆出来的。
问：长沙的大宅子现在还在吗？
王：已经不在了。那是个很大的宅子，有很大的花园，房子起得很坚固，造了好几年，当时我们一二十个小孩子在楼上跳啊闹啊，下面听不到，因为楼板是两层的，中间还放了沙袋，隔音太好了。后来姐姐们长大了，一个个嫁出去，房子渐渐空下来，家里就决定把它改成旅馆了。抗战期间，我们举家逃难，我伯父的勤务兵卷走了家里剩下的东西，怕人家追查，就用手榴弹把房子炸掉了。
问：那么多兄弟姐妹住在里面，父辈来往的都是头面人物，有点《红楼梦》的感觉吧。
王：还好，因为二伯父家里，老大老二老三岁数比较大，不跟我玩，年岁差不多的五哥六哥，我们3个玩在一起。前面3个不带老四玩，所以他虽然大一点，也只好来跟我们玩。我下面，比我小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来我二伯父再娶，又生了6个孩子。当时家里人确实很多，吃饭的时候，光佣人就要坐两三桌，有花匠，有带小孩的佣人，二伯父家的儿女都是由佣人带大的。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都不太想事情的，直到7岁脑筋里都一片空白，10岁还不会穿衣服，每天起床手一伸，让佣人穿衣服，穿好了眼睛还闭着。所以我说，人家去了美国后是从零开始，我是从零下开始的。
问：你了解你二伯父吗？
王：不多。那时候家里的气氛比较严肃，我们小孩都不敢跟他讲话，很怕他，远远看到他走过来，我就赶快拐弯走掉。我大伯父倒是比较慈祥，很喜欢带我出去玩，去酒吧喝酒都带着我，把我往吧台上一放，就跟人家喝酒、聊天、吃花生米。
问：母亲对你监督得严吗？
王：她也管我，比如她不让我游泳，怕出危险，也不让我看电影，说是会有不好的影响，结果我一直到十几岁都没看过电影，只能由姐姐们看完了回来讲故事给我听。她5岁就送我去读小学了，预备我21岁就能大学毕业。不过我母亲是非常慈祥的一个人，很多事情都是她说她的，我做我的。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送我去幼儿园，但是我在家里娇养惯了，很不喜欢，非要我妈站在旁边我才上课，否则就闹，结果只上了3天，就回来了。后来读书了，家里就请了女教师，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一个大房间里，小孩每人一张小桌子，由女教师监督做功课，不懂的可以问她。
问：日军打倒湖南，你们家不得不开始逃难的时候，你只有10岁，小学4年级。那时候张灵甫已经作为团长、旅长、师长，在跟日军一场接一场地浴血奋战了。作为一个还不太懂事的小孩子，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王：其实我们小孩子当时都很快乐，能够不上课，感觉就像是去郊游。
问：8年抗战，3次长沙会战，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战后你回长沙的时候，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
王：整个长沙都被大火烧了。能炸的都炸了。一片废墟里，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我先生正在长沙帮老百姓重建他们的家园。我们自己家也没有了，刚回来时，租了人家的房子住，后来才慢慢另起了房子，在韭菜园。再后来，我们又在长沙水陆洲造了跟原先差不多样子的房子，另外在杭州也有一座一模一样的，是我大姐的陪嫁。
问：嫁了人，你就中断了学业，也和从小一起长大、学习、玩乐的兄弟姐妹们告别了，有觉得遗憾吗？
王：其实那些哥哥姐姐，不是上班了，就是去外地读大学了，有的是浙江大学，有的是复旦大学，早就不在一起了。学业嘛，老实讲，我并不是很喜欢念书，所以也没什么遗憾。年轻的时候，我做事情基本上不考虑什么后果，高兴怎么做，就去做了，很任性。
打日本人，他从没打过败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灵甫随国民党王牌部队74军参加了“八·一三”凇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南昌战役、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长衡会战等，其中因“张古山大捷”而被田汉以真名写进话剧，被誉为“常胜将军”。
问：应该说，张灵甫和上海还是很有渊源的，两次凇沪抗战，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7年的“三·一八”，他都有份，后者更是实实在在打了场恶仗。
王：我告诉你，上海、南京、长沙、江西，这一带的战争，他没有一仗不打的，没有一仗不是受了伤抬下去的。受了伤，留着血，他还是一直坚持指挥，直到部下强行把他抬下去。他这个人，既不讲名，也不要钱，就是要尽他的能力把仗打得最好，不要命地打。所以他能够带兵，74军所有人都很服他。所以打日本人，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问：“八·一三”凇沪抗战时，张灵甫是团长。当时参战的“团长”中，可能有两个是最有名的，一个是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一个就是张灵甫，他们还是黄埔4期的同学。
王：对，他们是同期的。不过好像他们没什么来往。张灵甫这方面和我性情相投，都不喜欢交际。他很少出去，我从来没看见过他和好朋友聚会。他几乎就没有朋友，只和自己的部下来往。
问：张灵甫跟你说起过自己的抗战经历的吗？
王：他从来不讲。在南京的时候，他也从来不讲他办公室、军营里的事情。过去的事情，高兴的、不高兴的，他都一字不提。所以对他的过去，我可以说一概不知道。
问：但是他受了很多伤，那些伤口你应该是亲眼所见吧，据说有13处？
王：不是，是有一次，13个弹片一下炸到他身上。他身上的伤还要多。比如他的右腿，有人说他有点跛，叫他“瘸腿将军”，其实你看不出来。抗战的时候，日本人的机关枪扫过来，有两粒子弹留在他膝盖里，伤愈后他这条腿就完全直了，不能弯曲。坐着的时候，他只能一条腿弯一条腿直，想要站起来，就全靠左腿使劲一蹬，整个人就起来了。我试过，怎么蹬都蹬不起来。但是走路的时候几乎看不出来他腿不好。
问：你的媳妇是方先觉将军的小女儿。方将军同样是抗日名将，他的第十军死守衡阳，被日军称为“中日8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你们夫妇和他相熟吗？
王：我没见过他。在军队里，不是同一个系统的人，就很少见面，譬如说，我见得多的，就是74军的3个师长、参谋长，其他连团长都不太见得着。
问：儿子结婚的时候，你也没见到方将军？
王：我没参加。他在台湾结的婚，我当时在美国。
问：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70周年。你安排了什么纪念活动吗？
王：有啊，“七七”的时候，黄埔同学会组织了活动。我现在还是香港黄埔同学会的副会长，上海这边黄埔同学有活动，都会请我去，“七七”的纪念活动上，我还发表了演讲。
问：张灵甫的衣冠冢，如今就在浦东的天逸静园？玫瑰园，你会去吗？
王：有时候会去。清明的时候，我会去烧包。
一对新婚的“老夫老妻”
1945年抗战胜利，张灵甫不去和同僚们争夺军长、司令的宝座，却一门心思窝在长沙，演绎英雄追美人的故事。在他最终“抱得美人归”的同时，也顺利当上了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可谓两不耽误。尽管有25岁的年龄“鸿沟”，尽管王玉龄对张灵甫过去的“杀妻事件”和赫赫战功都不甚了了，婚后他们却过起了和谐美满的“老夫老妻”生活。
假使我当时笑一笑，他就没兴趣了
问：张灵甫追求你的各种细节，大概可以拍一部很有意思的爱情电影了。
王：他是请了他的一个朋友张处长做媒。张处长跟他讲，这里有个女学生，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张灵甫就跑来沅陵，我当时读中学的地方，来看我，结果我不在，没看到。他就到处找我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很少照相，一年最多也就一两次，照了也不会随便给别人，所以连照片也找不到。最后他找到一个认识我的人，让他给我打分，那个人打了99分。张灵甫问为什么不打100分，人家告诉他，因为这个小姐脾气太大了。
问：你是小姐脾气很大吗？
王：我也不知道。可能确实是在家里娇纵惯了。而且我不大喜欢和生人接触，所以人家会认为我脾气很大吧。我在衡阳时读的明明中学是男女同校的，可是我以前一直读的女校，一下子进男女学校就很不习惯，人家跟我讲话我都不理，人家都不喜欢我，就觉得我脾气不好。
问：可是你当时只有17岁，张灵甫连见都没见过你，怎么会一下子就铁了心追你呢？他后来是怎么跟你解释的？
王：抗战刚胜利的时候，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念大学，没一个敢回长沙，我那时候已经进高中，学期还没完，我就走了，急着回来。我以为长沙还像从前那么好玩。结果就碰到了张灵甫，不然还碰不上呢。回来后，我经常跟我嫂嫂（她跟我同年，大几个月）还有一些同学一起玩。有一天我们在街上走，碰到了张处长，一定要我去他家，虽然我很讨厌跟老男人在一起，但是他一再邀请，只要我们去待几分钟就用车送我们回家，我们只好去了。到了他家，他就给我看张灵甫的字和照片，我心里想这个人太奇怪了，为什么拿个大男人的照片给我看，想干嘛？
问：你当时看出张灵甫一手好字了吗？
王：我根本没看。我跟他讲，我又不是书法家，看不懂，可以走了吗？他就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比较老实，就告诉他我住西园北里。我没敢告诉他具体地址，但是他一打听我伯父，就查到了。张灵甫跟他说，总要看了以后，再决定追不追。所以张处长就带了他来西园。他们故意喊我伯父朋友的名字，佣人就说他不住这里，这里是王士健家。其实那天我在家，但是我一听那个张处长的声音就讨厌，所以根本没出来。
问：后来他还是见到你了。
王：有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女孩子出去理发，张处长的太太来了，硬要跟我们一道去洗头发。张处长就站在巷口，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之后，就去通知了张灵甫。后来我们坐在那里打肥皂洗头的时候，张处长就带了张灵甫进来。我根本不知道，心里在想，这两夫妻感情也太好了，洗个头还要跑来看看。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女孩子，张太太就特地指着我跟他们说：我是陪王小姐来洗头的。张灵甫就站在我背后，对着镜子看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就觉得这个人看人怎么这么没礼貌，横了他一眼。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问：结婚以后，你们说起过当时这些事情吗？
王：嗯。结婚以后他跟我说，假使我当时笑一笑，他就没兴趣了。
问：为什么？
王：可能他也是古板脑筋，觉得女孩子先对男人笑的话，也不好。
问：后来呢？
王：后来他就天天来我们家。开始我根本不理他，不习惯和生人讲话嘛。慢慢慢慢的，他就不让我紧张了，熟了之后，就开始聊聊天。
问：都聊些什么话题？
王：讲历史啊，讲故事啊，就这样。他也不会说爱啊什么。
问：你后来同意嫁给他，主要是因为家里安排、父母之命，还是确实感受到了他的魅力？
王：当然我不讨厌他。他人也不错，长得也很英俊，谈吐很有修养。主要还是我的二伯母，她是文艺界的，比较开放，她很赞成这桩婚事，所以我伯父就没什么意见了。
问：当时征求过你的意见吗？
王：因为后来都很熟了，也没什么征求不征求意见，我也没有多想，很自然就接受了。我还想着，结婚以后就可以自由一点，离开家了，没人管了，不用念书了……唉，你想想啊，17岁的小女孩，是不会想得太全面的，脑筋转到一件事情上，就一直那样想下去了。
问：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对他真的有比较深的感情了？
王：婚后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啊。越来越觉得，他对我什么事情都照顾得很好，可以讲无微不至。我从小就不喜欢动脑筋，最不喜欢让我自己决定一件事情，跟他在一起，我就不用动脑筋，他都能安排得很好。
问：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前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有它的好处。
王：那是的。从前讲门当户对，并不完全是势利，因为生活的环境大家差不多，至少在脾气啊、生活习惯上啊比较容易融洽，可以减少很多摩擦。因为结婚不是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你把自己的缺点都隐藏起来，但是结婚以后天天生活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问：你和张灵甫的婚姻就是很好的例子。
王：他一直都很理解我。我是很有原则的人，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没有人能让我做。湖南人比较犟嘛。比如他的上司王耀武到南京来，他的朋友都让我去接他，我说我又不认识他，他一个大男人，我去接他干嘛？去的话就有拍马屁之嫌，这种事情我不干。别人觉得我奇怪，张灵甫就很支持我。
问：当时在南京，都是国民党的大官，你们都没什么交往吗？
王：几乎没有。
问：当同僚们都在争夺74军军长和南京警备司令的宝座时，张灵甫却一门心思窝在长沙追你，居然一点都不怕影响他的前程？
王：他根本不在乎。他投军，完全是因为那时候中国乱得一塌糊涂，他认为自己是个男人，有责任为国家的安定效力。那时候，李天霞也在争取这个职位，还托了蒋介石面前的红人钱大钧。结果因为俞济时和王耀武都力荐张灵甫，李天霞还是没当上，他因此恨上了张灵甫。但是张灵甫根本无所谓，你恨他也好，不恨他也好，他做好他的这份事情，其他都不管。
问：张灵甫是1903年生的。
王：说实话，他从前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包括这些年份。
问：他的生日你总该知道吧？
王：我不知道。我是最近看书才知道的。从前我的生日是要过得非常非常隆重的，他会为我过，但他从来不过他自己的生日，也不告诉我他哪一年、哪一月生的。我就笑他说，你是不是怕我晓得你多老了？他笑笑，也不管。反正对不愿意回答的话，他都笑笑。
问：张灵甫参加北伐，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他求婚的时候，你想过你们之间25岁的年龄差吗？
王：他长得很年轻，而我根本没想那么多。他有一次让张处长来请我们吃饭，我伯母就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去了。饭桌上，他们问我伯母多大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赶紧说：那你跟我们军长是同年的，你们来干一杯。这样他们就把张灵甫的年龄少说了10岁。
问：这么说你是“上当”了。你们结婚后，也没感觉到相互之间有25岁的差距吗？
王：从来没有。我们在一起，很多性情都很相近。比如我的家里，虽然我不弄，但佣人都训练得好好的，每天要擦、抹，可以讲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张灵甫也是，他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抽屉里整整齐齐。
“杀妻事件”真相
问：说起来，当时你对他应该说是很不了解的。他以前有过3任夫人的事情，也没跟你说起过吗？
王：当时都不知道，以后才知道的。
问：包括他有“杀妻”的“前科”？
王：他从来没说过。
问：你也没问过他？
王：我没问过。不过后来，结婚以后，听人家讲过一些。他死了之后，我才逐渐搞清楚是怎么回事。那是他的第一任太太，姓吴，在四川的时候娶的。吴太太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张灵甫老是发现东西不见了，就问她，她也不做声，他就火大了嘛。
问：地下党员这个说法，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王：他的侄儿告诉我，头一天晚上，他们两夫妻住在他家，吵架吵得很厉害，可以听出来，是说她拿了他什么东西。第二天一早，张灵甫就带着吴太太还有他们的女儿一起回乡下老家，路上又起了冲突。回到家，他拿出手枪，就在客厅里把她打死了。
问：是在客厅里吗？但是我看到不少资料，说张灵甫是因嫉妒太太有外遇，在韭菜地里下手的。
王：那是造谣。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要打死你，一定会当着你的面，绝对不会从背后开枪。
问：你去证实过地下党员这个说法吗？
王：我回国后，去过西安，见了他们（张灵甫和吴夫人）的女儿。我跟她说，可能你妈妈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她说对的。因为吴夫人的哥哥是地下党员，这是已经证实了的，再加上她确实经常拿走张灵甫的东西，而且死也不肯开口，所以她应该也是地下党员。
问：这个事件对他影响还是很大。
王：那当然。打死人当然是不对的，但当时他们是各为其主嘛。大概也正是因为经过了这些，后来喜怒哀乐，他都能很平静地接受了。他后来在监狱里被关了差不多1年，很多人保他都没保出来。如果不是因为“七七事变”，他几乎要被枪毙了。经过王耀武等老长官多次力保，他才被放出来参加抗战，将功折罪。
没有婚假的“司令”
问：你们的婚礼是在上海举行的，为什么那么麻烦定在上海，而不是在“首都”南京？
王：因为我们的婚礼，那时候算是很豪华的，而南京，老蒋在那里，你不能弄得太隆重了。而且抗战刚胜利，南京的物质条件不太好，东西不是很全，就算上海也不是很全。当时我去买婚礼穿的高跟鞋，不是小一号，就是大一号，结果只好买大一号的，穿在那么大的婚纱里，不小心就会拐一下。但毕竟上海要繁华一些，一直都是像法国巴黎那样的。
问：书里说，“党国元老”程潜是你们的媒人？
王：不是的。我只知道，我们家要求张灵甫找个有名气的人来，他就找了个“主席”，我那时候那么小，根本不知道“主席”是谁，而且他也不是来给我做媒，只是当“媒保”。我只告诉书的作者，那个媒保是“主席”。因为程潜当时做过国民党的湖南省主席，所以他们就写了程潜。其实是不是程潜，我也不知道。
问：婚礼那么盛大，都来了哪些宾客？
王：哦，人是很多，74军很多人都来了。其他都是他的朋友，我也不认识。
问：他的老长官啊，其他政要啊都没请？
王：我不知道，我根本不认识。我只知道，我们的婚礼请帖都没时间发。因为老总统（指蒋介石）是要随叫随到的，所以只好等到最后一刻才出发去上海。我们是前一天晚上坐火车，早上大概6点到上海的，一到就忙开了。幸亏有一家姓罗的，对上海很熟悉，罗太太就带了我去买花、买首饰、买各种婚礼用品。
问：所有这些你们都是婚礼当天办的吗？
王：对，当天办的。我的衣服，包括卸了妆以后穿的旗袍什么，宴席上换的好几身衣服，都是当天几个钟头做出来的。我先生本来还要临时做礼服。他只有军装和黑西装，天气热，都不能穿。后来实在来不及，只好借了罗先生的礼服。
问：就是结婚照上他穿的那件白西装吗？
王：对。罗先生个子也挺高的，比他稍微胖一点，所以那件西装穿上去稍微大一点。
问：婚礼当天你们就回南京了？
王：我忘了几点，肯定是当晚回去的，可能八九点钟的火车吧。因为老总统在那里啊，他一点点事情，一不满意，就要把张灵甫喊去。
问：那天老蒋喊他了吗？
王：没有，但是怕他随时都会喊。
问：心腹爱将结婚，老蒋也不准几天假？
王：那时候啊，他给你假，你就有假，他不给你假，你连礼拜六礼拜天都没有。老总统随便哪天，晚上十一二点钟想起来打个电话给他，他都得马上去报到。
一开始就像老夫老妻
问：资料上说，张灵甫身高1.89米，你有1.7米吧，一个威风，一个漂亮，当时走在街上，应该很“吸引眼球”吧？
王：哦，他其实没那么高。他父亲是1.9米，他是1.87米，我们的儿子是1.83米，孙子是1.81米，所以我开玩笑，张家是“每况愈下”。我也没有1.7米，我是1.68米。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一起在街上走，出去有车，只有在古董店里面，或者偶尔在玄武湖、中山陵逛的时候，才会两个人一起走走。那时侯不像现在人那么多，我们去的地方人更少，所以没什么人会盯着我们看。
问：张灵甫毕竟是北大出身，虽然没毕业就投笔从戎，但后来在黄埔也得读书，所以他的文化程度在国民党将军里应该算很高的吧。
王：国民党很多将军的文化素质都很高，但他在其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他小时候读的不是学校，而是私塾，后来在北大读的又是历史系，所以古文造诣很深。读中学的时候，他一有空就带着纸啊笔啊墨啊，去西安的碑林，临摹魏碑什么，所以那时候的字就写得很好了，学校都给他开书法展。当了师长以后，他又开始专门学习于右任老先生的字，于先生看了之后说：几可乱真。他后来用最粗的一种派克笔写字，也是自成一体，而且是用红墨水写，包括给我写信，都是用红墨水。可能他喜欢红颜色吧。
问：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当年好歹在北大读了3年，为什么没有坚持读完最后一年？
王：因为当时中国军阀混战，他觉得历史系念出来也没什么用，国家这么乱，一个男人不可能安心做学问，所以他就去投军了，后来又跟几个同乡（指刘志丹、胡涟等）一起，去了黄埔。
问：你们毕竟年龄相差那么悬殊，婚后是怎么相处的？
王：我们也没有像你们现在这样，什么爱不爱的，一开始就像老夫老妻，但是彼此很关心，很照顾。我们在一起，就是念念书，读的都是古典文学，他给我讲每一代的文学，唐诗、宋词、元曲什么，我也跟他讲我的心得。我也会陪他去古董店欣赏古董，不过他太忙，很少有这样的时间。几乎每天早上，我们俩都要去他军部驻扎的中山陵骑马，他的那个军部办公室现在还在。一般都是他先早起，去军营升旗，然后打电话给我，我就去骑马。那时候我还不会骑，那些马都是接收的日本军马，很高大，有一次副官把我推上去时用力过猛，我又从那边下来了。张灵甫喜欢逗我，那些军马，只要前面有他的马在跑，就不会停，我怎么叫它都不停，只好死死抓着缰绳。
问：他也不怕摔到你啊。
王：我不知道。可能他有经验，知道不会摔。
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的画，我们家有200多幅
问：他经常去古董店，收藏了很多古董吗？
王：是啊，这些古董如果我今天还留着，我就是大财主了。他是明天没饭吃，今天看到好东西也要买下来。只要是他欣赏的东西，他可以拿在手里，左看右看，翻来倒去，一研究就是好几个钟头，一边看一边得意。我们在南京的家，每个月，房间里陈设的所有古董、字画都要换过，而且不许别人弄，勤务兵连碰都不许碰，全部都是亲手弄干净，放好，再把新的挂出来。人家有什么好东西，都不敢让他看见，让他看见了，他就出高价跟你买，一定要弄到手。
问：他主要收藏些什么？
王：瓷器啊，字画啊。他收藏过一对酒杯，据说是杨贵妃用来喝过酒的，酒倒进去，白色的瓷器上就会映出个美女，喝干了呢，美女就又消失了。有些东西那时候还不太值钱，像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光他们3个人的画，我们家至少有200多幅，其中包括一些很大幅的“中堂”。
问：这些画都是他从市场上买来的吗？
王：不是，他是从他们手里直接买来的。他对字画很有兴趣嘛，所以他们都认识。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枚印章，是很好的鸡血石，就是齐白石专门为他刻的，刻了他的名字。这样的好东西他有好多好多，可惜我带回湖南之后，都丢掉了。
问：是你去台湾以前放到湖南去的吗？
王：对，放在我二伯父的家里，有四十几口大箱子呢，里面都是他收集的古董。后来听说，不知道给公安局还是农会给没收了。拿走的时候，他们说里面是枪炮，我伯母吓死了，就说你们赶快拿走吧。
问：后来你回国没想过要去打探一下这些东西的下落吗？不是也有落实政策的吗？
王：唉，什么落实政策。都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人拿走了。那时候，我妈有一批金条，放在乡下我姨母家。我姨母埋在地下，后来不晓得为什么被别人知道了，就都被拿走了，当时开了收条，说是用来买了化肥。这笔钱到现在也没还。钱到了共产党手上是拿不出来的。
问：你那时候很喜欢购物，喜欢买漂亮衣裳吧？和现在的时尚男女一样？
王：是啊，我一直都对穿衣服很讲究。每天早上他去上班，我就去逛商场，有3个我是一定去的，不买东西也要逛。有时候买点衣服、巧克力什么，我很喜欢吃巧克力。还买点花，那时候花的品种也不多，我就买一种叫苍兰的，他也很喜欢，有一阵子我们在家里种了60盆盆景呢。
问：南京警备司令的工资是多少？
王：他赚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问：够花吗？他要买古董，你要买衣服。
王：我虽然喜欢打扮，但主要都是些花布衣服，南京那时候也没什么高档的东西可买，夏天就是穿很薄的带花的麻纱衣服。还有就是吃。有一次我带他去一家大餐馆吃饭，点菜，他就点了一份蛋炒饭，把我气死了。我还比他懂一点，他是根本不懂。后来我就拿了菜单来重新点。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问：你们当时的家大吗？
王：一开始是用金条顶的房子，是洋房底楼的一层。后来张灵甫有个朋友，是个姓何的监察委员，来南京没地方住，就送给他了。我们另外又在西华门买了房子，那个房子太老了，就拆掉重盖，起了两栋小楼，也不算很大吧，住的地方差不多300平方米。
问：书上说，你们这个新家是张灵甫亲自设计的？
王：不是，他只是设计了花园，为花草布置画了图纸。
问：这是你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王：对，他还特地写了个条子，写明这个房子是送给我的。我就很奇怪，你的我的，不是都一样吗？我当时不知道他家里会有麻烦，他的哥哥是死要钱的，张灵甫死后，他第一次来，就要分抚恤金，后来又要分房子。我后来才知道，他去法院告了一状。我把张灵甫的条子送去房管局，房管局给了我收条，说这个条子在法律上，跟房契上换名字上一样有效的。可是现在南京的房管局就赖皮，说这个房子应该一家人一起分，只能付给我十几万块钱。我不同意，所以一直拖，拖到现在。
问：你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
王：是啊。本来我刚回国的时候，跟邓颖超讲一下，她肯定会还给我这个房子嘛。但我总觉得，政府这么招待我，我要是还去要房子啊什么，难以启齿。后来是我浙江大学的一个哥哥（按：指伯父的儿子）跟我讲，为什么你不把那个房子拿回来呢？你老了也可以回来住啊。那时候是1984年吧，我还没想到要回来定居。我哥拿着我的委托信，去跟房管局打交道，房管局说没问题啊，你妹妹任何时候回来，我们任何时候给她。可是1985年，他们就把房子拆了，也不告诉我。现在讲起来，就说张家人都应该有份。我说这个房子是张灵甫给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儿子，我不想给他就不给他。
问：房子拆掉后，那里现在是什么？
王：我也不太清楚。拆掉前，据说那个房子里住了6家人。有人告诉我，我们原来院子里的一棵大树，现在还在，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面。
问：你没有回去看过吗？
王：我到过南京。但是那时候人家不都住在我家里吗，陪我去的国务院的人就不让我去看，怕我看了不舒服。拆掉以后，一开始他们说要给我两万多块钱补偿。我就写信去海基会，再转到海协会，汪道涵批下来，后来就算400多块钱一个平方，300多平方，算10几万块钱，我还是不同意。上次黄埔同学会活动的时候，有人出主意，让我写信给李源潮，我就写了信， 把事情原委都讲给他听，李源潮就一直批下来，到南京市的市长。后来就来了两个人找我，说是房管局的，我就给他们看了当年房管局的收条，那上面写着收了我3件文件：我先生的条子、地契和地图。
问：但是事情到现在也没有眉目？
王：有人跟我说，知道我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假如我再为南京做些事情，就送一栋房子给我。我说一个中国人为中国做事情，是应该的，但是我现在是要回我自己的房子，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问：差不多在装修新宅的同时，你也怀孕了，双喜临门，你当时大概万万想不到几个月之内就会发生那么大的变故吧。
王：那怎么想得到。我先生死后一年，我都不相信他死了。
孟良崮：生与死的界线
1946年，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全副美械装备，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旋即内战爆发，整编74师作为急先锋，从苏北一路推进到山东，王玉龄也带着身孕，多次去前方陪伴张灵甫。她没有想到的是，不出半年，高歌猛进的张灵甫就落入了陈毅、粟裕的包围圈。1947年5月，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兵败身亡。只做了两年恩爱夫妻，他们就天人两隔了。
挺着大肚子上前线
问：今年其实也是孟良崮战役60周年，听说你4月份刚刚登了一次孟良崮。以前去过吗？
王：没有，没有去过，我没到过山东，这回都是第一次去。
问：对你来说，那个小山包，也称得上是“伤心岭”了吧。
王：唉，我是坐车去的，现在有柏油公路，一直开上山。但是有一部分，到那个山洞去的路，要下来走。我一边走，一边想，那时候真是苦。打孟良崮之前，基本上每打完一仗，张灵甫和整编74师就要撤下来修整一个礼拜左右。他休息的时候，我就去了。那次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他腿上生了一个疮，后来他就上孟良崮了，又不能坐车，只能自己爬上去的吧。
问：是瘸的那条腿吗？
王：不是，是另一条。很痛，有脓，没熟的时候又不能挤，他只能躺在床上。那时候我也快生了，9个月了，也只能睡在床上。人家来看我们，我们两个人就都躺着。
问：你都快生了，还跑那么远？
王：那时候年轻嘛，根本就不觉得。其他的军官太太们就讲，张太太，你带着这样一个大肚子，跑来跑去好像没事一样，我们一路跑到前方，好像骨头都散架了，都不想再来了。那时候，每打完一仗，我都去。
问：那他在不断前进，等于你每次回来，再去的时候又要往前多走很多路。
王：对对对。就是一次次走。
问：一路上是怎么去的？
王：我们先要坐火车，从南京到徐州，再坐吉普车到前方。当时没有路的，吉普车直接在田里走，颠簸起来，人常常被抛得碰到吉普车的顶。
问：那你也不怕影响到胎儿？
王：当时是19岁，不懂啊，人都是懵的。我刚怀孕的时候，都不敢告诉人家，以为自己生病了，就叫军医来给我打葡萄糖针，打得我的孩子生出来是12磅，生的时候足足叫了25个钟头！
问：你儿子这次也陪你去了孟良崮？
王：对，他是从美国回来。我跟他说，这次你一定要赶回来。
问：他去过孟良崮吗？
王：他去过。我们有厂在山东，他去看货的时候，上过孟良崮。孟良崮现在分为两边，原先那边，是国家开发的，有一个洞。我儿子去看了以后，回来就跟我说：妈，爸爸的指挥部，那个山洞太小了，都进不去，勉强挤进去，里面只能坐两个人。我说那不对，你爸是打仗去的，又不是躲警报去的，一个军部怎么可能只有那一点点地方？
问：是搞错了吗？
王：那上面确实写了“张灵甫击毙之处”。不过现在，在山的另一边，又找到两个山洞，其中一个外面写着“整编74师指挥部”，这个洞里面可以待几十个人，比较像。他们现在把张灵甫写给我的遗书，放大了以后刻在山岩上。再上面一点，他们还把我在浦东玫瑰园题的诗、张灵甫的照片、生卒年月等，都做到山岩上。他们还在建一个“灵甫亭”，里面的碑上会刻张灵甫的生平。另外那个洞，叫万蝠洞，里面有黑蝙蝠，还有白蝙蝠，据说当时卫士们就驻扎在那个洞里。孟良崮整个就是石头山，所以那一仗打得艰苦，原因之一，是枪炮打在山上，迸起来的碎石头打伤的人，比枪炮本身打伤的还多。
问：你最后一次见张灵甫是在哪里？已经进山东了吗？
王：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刘庄啊还是陈庄啊什么，我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庄子里面。我一离开，他就打孟良崮了。
张灵甫之死
问：张灵甫战死孟良崮是定论，但过程却一直有争议，最常见的，通过电影《红日》而广为人知的，是“击毙”说，但其他还有“自杀”说，“杀俘”说以及“被俘转移中重伤不治”说。你和整编74师的老部下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你认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史实？
王：我听到国民党这边，兵也好，官也好，回来讲的都是一样的，说是自杀的。那个杨参谋回来就跟我讲了，他是最后一个留在张灵甫身旁的。还有一个人，现在在长沙，就是那个译电员，我在长沙住了7年，他不知道，我妈妈死的时候，报纸上登了讣告，有一家写的是张灵甫岳母逝世，他看到以后就来找我，告诉我当时的情况，跟杨参谋讲的一样。另外还有一个，是74师魏参谋长的太太，也是湖南人。你知道，军队里面派系是很分明的，这个魏参谋长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是国防部派来的，不是从74军内部一路升上来的。所以张灵甫跟魏参谋长没有那种很深的战友情谊，而像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这些人，张灵甫死，他们都要跟着一道死的。最后时刻，张灵甫跟他们讲，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不想自杀的，可以出山洞去。魏参谋长和一个叫陈嘘云的旅长都出去了，他们后来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以后，两个人都在军事学院教书，魏参谋长的太太一度住在陈嘘云家。魏太太后来一听说我的消息，就打电话给我，说张太太我一定要来看你，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因为74师其他的军官太太都不理她。她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她把魏参谋长和陈嘘云他们讲过的关于孟良崮的话讲给我听，结果跟其他官兵回来讲的，都是一样的。
问：那么他们讲的孟良崮的最后时刻究竟是怎样的呢？
王：当时，魏参谋长是第一个跑出来的，陈嘘云出来的时候，看见解放军已经在山下盘问他了。陈嘘云就对着山下放了一枪，结果解放军还击，打在他肩上，就倒下去了。差不多同时，他听到后面山洞里一阵枪响，应该是全部自杀了。
问：我看到当时为张灵甫验尸的人回忆，说张灵甫前胸有两个枪眼，子弹是直穿心脏从后背飞出的，根据枪伤判断，两枪眼均是200米以外远距离射击而致，所以他们判断是“击毙”。
王：不是，子弹是打在头上的。那个译电员当时也在里面嘛。他要求跟张灵甫一道去，张灵甫说，你年纪这么小，还是不要死。他是看着他们自杀的。
问：是他们各自自己开枪，还是另外有人开枪？
王：是有人对他们开枪，一个姓刘的，叫刘立梓。一开始他不敢打，张灵甫就讲，你还是不是军人？我还是不是不长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必须开枪。结果第一枪他手抖——这是杨参谋回来告诉我的，他当时肯定也在里面——子弹从腮帮子穿过去，后来又补了一枪。刘立梓把这4个要自杀的人干掉后，他自己也自杀了。
问：现在随着越来越多历史档案、回忆录等的公布，解放战争的一些历史也有新的解说。比如孟良崮战役，国民党军的作战方案细节，据说实际上都被刘斐、郭汝瑰等透露给中共方面了。
王：那是真的。老实讲，陈毅……这跟你讲讲没关系了……你看，整个苏北，不到1年，才几个月，张灵甫全部从陈毅手上拿下了，105个县，淮阴、淮安、涟水一路打上去。涟水那仗打得确实很惨，张灵甫站在最前线，拿个望远镜，所以没人敢后退。孟良崮的作战计划确实泄露出去了，不然的话，陈毅不会集中30多万人，打整编74师3万人。74师是机械化部队，有一个团，是坦克大炮，都不能上孟良崮，没有路嘛，只好集结在徐州待命。那个团长现在还健在。
问：所以整编74师当时统计被歼人数是2.2万人，它应该有3万多人吧。
王：应该有差不多4万人。就是那个团没上去。
问：郭汝瑰当时是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刘斐先后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和国防部参谋次长，作战计划都是前者参与制订的，作战命令都是后者下达的，他们对张灵甫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撇开政治不谈，纯从军事上讲，张灵甫死得好像有点冤。
王：不光是这些。几年前，中央的宣传部门，有人来找我，让我证实一下张灵甫是怎么死的。我就讲，张灵甫死得很冤。我说有三点：第一点，汤恩伯是个“常败将军”，我不晓得为什么蒋总统那么欣赏他，他从来没打过胜仗。打淮阴打涟水的时候，是由李延年统一指挥74师等各路部队的，后来换了汤恩伯。我看了很多说法，说张灵甫自说自话跑到孟良崮上面去。国民党的军人不像共产党的军人，可以自己做主，张灵甫当副师长的时候，那个姓廖的师长，就是因为擅自行动，被枪毙了，张灵甫才升的师长。所以张灵甫孤军前进，一直到上孟良崮，都是汤恩伯的错误指挥。第二点，陈诚讲话不兑现。他跟张灵甫讲，打下涟水，就让你到后面去修整。因为涟水是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74师的老兵死了很多，张灵甫说，新兵顶上来，打胜仗一拥而上，打败仗的话，就是乌合之众了，不能守的，一慌张，就跑了。但是打完涟水，陈诚不让他撤下来，他就很不高兴，摔了陈诚的电话，说你可以对我讲话不负责任，你让我怎么去跟我的部下说？他当时都跟部下讲了，打下涟水，就回南京去修整。
问：这个事情是他讲给你听的吗？
王：我就在前方啊，我听到他讲电话，看到他摔电话啊。他当时很担心，我还听到他跟副军长等人抱怨，说如果打了胜仗，人家都说是应该的，打了败仗，就会被指责恃骄啊什么。第三点呢，就是友军不合作。各军都想保存实力，不肯上来，尤其是李天霞，这个人很小气，你们不是说张灵甫会打仗吗？那好我就让你自己打打看吧。李天霞的整编83师，当时离74师只有10里路，几个钟头就到了，张灵甫就喊他快点过来，但他就是拖着不前进。
问：仗打完以后，你后来见过李天霞吗？
王：他们把李天霞押到台湾去以后，有人让我去看他。都是王耀武的部下嘛，他们也想救他一命。张灵甫死了，王耀武也被俘了，老74军的人，就剩下李天霞了，不把他捧起来，他们这些人没有拥护的中心，怎么爬得上去呢？如果我去看他，对“总统”来讲，就表示我已经原谅他了，他并没有对我丈夫怎么样。那我不去，没有去。后来是他太太，跟我年纪差不多，她来找我，让我看看李天霞。那是在他放出来以后，我去了他们家一次，他正好在家，就问张太太好不好啊什么，可是我怎么看他，总是不太顺眼。没多久，他又关进去了，因为“金砖案”。他集了很多人的资金，做渔船生意，但是钱都被他花掉了，只好用假的金砖，上面盖了一点点金子，付给船厂。结果人家查出来里面都是铜的，就告了他，又关了进去。
问：这次有关方面还勘察了张灵甫的埋葬地点，以前对此一直众说纷纭，有什么新发现吗？
王：我没去。他们要我去，我没去。他们说是在一座老百姓的房子下面。我不太相信，因为老百姓一向忌讳把自己房子造在人家坟上。
问：有说法，当时是陈毅批准用上好楠木棺材厚葬张灵甫的，但又有说法，是时任华野6纵副司令员的皮定均下令厚葬的。你自从1973年受邀回国，与中共高层一直有接触，没有问过这些事情吗？
王：这些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我就没有问。后来跟他们很熟了，成了朋友，我就问他们，假设我当年没有离开大陆，你们看我哪一关过不去，三反，还是五反？他们说，你要听真的还是听假的。我说当然听真的。他们说，那你第一关就过不了。这辈子，可能我做错过很多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做得很对，就是无论怎样，当时我都要离开大陆。
生死两茫茫
问：张灵甫是1947年5月16日战死孟良崮的，而你过了很久才知道。
王：他死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他的朋友啊卫士啊，都瞒着我。他最后还选了几个高大、性格好的卫士，从孟良崮下来，专门来保护我。从前我在前方，如果晚上月亮好，我们出去走一走，这些卫士就前面4个，后面4个，跟我们一道走。
问：那你后来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王：时间长了，隐隐约约的，我就很奇怪。因为张灵甫打仗的时候一般不打电话给我，但是会发电报，拟个稿子，让译电员发过来。有时候战场上电话可能不通，电报一般总是通的。他在外面打仗，几乎每天，不是有电话就是有信啊电报啊回来。所以那阵子我就很奇怪，好像一下子，什么音讯都没有了，好像这个人就丢掉了。问周围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其他的太太们其实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据说产妇在月子里不能受刺激，所以她们安慰我，说打仗的时候，打得太激烈了，没有音讯很正常，从前打日本人时，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有消息。他们是能骗一天就骗一天，直到他的随从杨参谋，被俘之后，过了好几个月被放回来，我记不清是8月还是9月了，他把那封信带给我，我才确定。
问：是张灵甫亲手写的绝笔信吗？
王：对。杨参谋一回来，就跪在我的面前痛哭，把信交给我。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他真的是死了。但是以后的一年多，我还是会觉得，一个人，怎么会这么说死就死了呢，好像不太可能吧。
问：绝笔信你现在还保存着吗？
王：唉，很可惜啊，他的东西都没有了。后来他的朋友、部下来，我就把信给他们看，他们就觉得，应该给老先生看看，就拿去给他看了。老先生看了，就不退给我了，就放到国史陈列馆去了。后来李/登/辉做总统，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都是台独嘛，那信放在他们那里干嘛？我就去问台湾的战史馆馆长要。他说得很好听，一定给你找，结果是骗人的，根本就没找。第二年我回去，又去问他找到没有。他就说，哎呀，都找遍了，没看见啊。我说这既然是战史史料，为什么你们随随便便就丢掉了呢？他说东西实在太多了，可能在哪个角落，就是找不到。后来我就写信给当时的“国防部”部长，他也说对不起，找不到了，只是把他的勋章啊，还有那艘“灵甫号”军舰的图片复印件啊什么寄给我。
问：绝笔信的原件没有了，照片你这里有吗？
王：那有。原信拿去给老先生之前，我拍了照留下来。还好拍了照，否则什么都没有了。孟良崮上的石刻，就是用我的照片放大后刻上去的。后来我儿子又让他们刻了块小的，放在桌上。
问：据说张灵甫出征前曾给你留下一把小手枪？
王：你看看，我告诉你，很多事情都是谣传。你说张灵甫对我那么好，而且他的遗书上，要求我善待老父，养育幼子，他怎么会要我也自杀呢？不可能的嘛。这个不晓得谁编出来的。
问：张灵甫怎么说，也是强硬反/共的，最后战败身亡；共产党方面，也有无数人倒在张灵甫和他的整编74师枪口下。而你这30多年来，一直在做的是沟通双方的工作，一直和中共这边有密切的联系。你怎么想这些问题？
王：这是两个党在相争，张灵甫是国民党的军官，他不能不服从他的党，也不能不服从他的领袖。当年指挥孟良崮战役的粟裕，他的侄儿粟刚兵有一次想请我吃饭，但是又怕在我这里碰钉子，就找了我的表妹，来跟我讲。我说没关系啊，谁让他的叔叔，和我的先生一样，都是职业军人呢？
问：粟裕也是中共方面的“常胜将军”，经历血战、硬仗无数，却唯独选择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孟良崮主峰上。可以说，纯从军事上讲，他们确实是惺惺相惜的对手。
王：军人各为其主嘛，所以对我来说，从来没有说恨什么人。我一直觉得，不管是谁，只要能够让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好领导。
问：对于60年前这场上千万人浴血厮杀的大内战，你今天是怎么看的？你觉得回顾这场残酷的内战，对于今天的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
王：我觉得陈水扁这样台独搞下去，可能共产党是不会允许的。我经常看台湾东森的新闻。我就觉得，这个陈/水/扁实在是……一个人言而无信就不是个人了嘛，他讲话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他的荷包，要赚多少钱进来，做一切事情是为了他的选票。现在如果民进党再当家8年，那人民还要不要活啊。这是我跟你讲的，你这个话不要写进去。我写了封信给中央，现在我们就应该做些工作，让在这里的台商回去选马英九，不能再让陈/水/扁当政了。这是我的感受，我是个战争的受害者，我10岁就开始打仗了，打日本人，后来一直都在打仗，所以我很反对战争，尤其是打内战，打内战都是中国人，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再做些工作。马英九当政的话，政坛应该还比较洁净，陈/水/扁再搞下去，民不聊生啊，真是好可怜。我每天吃饭的时候，看着台湾的电视——因为我们这栋楼住的台湾人很多，所以可以看到台湾的电视——我一看见陈/水/扁那个笑的样子，我就真想甩他两记。现在台湾变成他的一言堂了，他怎么讲就怎么样，已经不承认孙中山，不承认蒋介石。你就不要讲别的，你没有蒋介石，还有今天的台湾吗？不是蒋介石的8年抗战这样下来，讲得不好，我们中国还有中国吗？你不能去挑起人民的仇恨啊，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一点？
台湾与美国：与孙立人共舞
1948年以后，王玉龄去了台湾。由于她“第一烈属”的特殊身份，在台湾与很多名人过从甚密，其中既有著名的影星、歌星，如叶枫、张仲文等，也有高级将领，如“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等。但是台湾压抑的政治气氛和艰难的生活条件，使得王玉龄下了赴美求学的决心。
叶枫、张仲文与张艾嘉的妈妈
问：张灵甫战死整整60年了，你一直没有再婚。为什么呢？是张灵甫对你影响太大了，你觉得一辈子只能有这么一个人？
王：我没那么想。我也不是那种古板的脑筋。不过他去世10年吧，我都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后来嘛，可能我不喜欢人家，可能人家不喜欢我，感情的事情，实在很难讲。
问：1949年离开大陆的时候，想到过会几十年回不来吗？
王：实际上我1948年就到台湾了。那时候不是蒋总统下野了吗？他到溪口去，他们总统府的人我都很熟，有时候老先生请个名角什么去演习戏，他们就打电话给我：张太太啊，要不要来看戏啊？有时候我就会从南京跑过去。所以，“总统”的医官后来老是跟我讲：哎，那时候我最幸福了，他们都忙啊，没有人陪你啊，就是我陪你啊。他不让我叫他医官，让我叫他Doctor熊。他后来做了台大医学院的副院长。
问：1949年以后台湾岛内风雨飘摇人心惶惶，是不是很乱？
王：也不是乱，就是谁也管不了谁，而且地方也只有那么大，反正大陆去的人，一上街，一定都碰到。
问：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你和多位老牌港台明星的合影，有叶枫、张仲文等。你和她们很熟吗？
王：哦，那是我去美国以后了，回香港玩，跟她们碰头。叶枫是台湾后来的“空军总司令”徐焕生的小姨子。我跟空军很熟，在南京的时候，我20出头，年轻嘛，喜欢跳舞，每个礼拜六，都去空军俱乐部的舞会。叶枫也会去，和他姐姐、姐夫坐在一起，这样就认识了。我比叶枫大概大四五岁吧，跟她二姐年纪比较接近。跟张仲文是去了台湾后认识的。当时有个空军，在南京的时候跟我很熟，跑来跟我说，要请教我个问题，说他喜欢个人，肚子里有孩子了，他应不应该跟她结婚。我说既然孩子的爸爸也没有了，你爱屋及乌，娶了她有什么关系呢？他就带我去看人，那个人就是张仲文。她后来出演了人家为她量身定做的《三姊妹》，一举走红。60年代，她嫁给一个德国人，比她小很多。我那时侯在美国，她告诉我这事情，我说那不好吧，现在你无所谓，等你三十几岁的时候，他才二十几岁，再过几年，他嫌你老了，你又会难受了吧。我劝了她几天几夜，结果呢，她现在好好的，他先生已经死了。
问：那张照片上还有张艾嘉的母亲。
王：张艾嘉的妈妈，我也是在台湾认识的。她本来也是嫁在空军。因为宋美龄从前挂名做过“空军荣誉总司令”，所以去了台湾以后，对空军的太太们，比对陆军的太太们要好。那时候台湾空军的飞机，都是打日本人的时候，因为中国没钱，宋美龄去买回来的美国退役的飞机。修修补补，打了8年抗战又打内战，再到台湾去，你说怎么能上去嘛。上去就掉下来，上去就掉下来，很多人就是这样死的。张艾嘉的父亲也是这样死的。宋美龄就召见了3个空军的太太，其中有张艾嘉的妈妈，还有张俐敏（另一位台湾老牌歌星）的妈妈。当时台湾生活很困难嘛，没有了丈夫，就没有了经济来源。宋美龄问她们想做什么，张艾嘉的妈妈就说她想当空中小姐，宋美龄就写个条子，让她去中华航空公司做空中小姐了。张俐敏的妈妈呢，就说想去美军顾问团做打字员，宋美龄也写个条子，让她去美军顾问团，结果人家拿了很多东西给她打字，她却一直坐着不动，人家催促她，可以开始工作了，她就问：那纸怎么放进去……哈哈哈，那都是她们自己后来说出来的“丑事”。
问：你是1952年离开台湾的？为什么？
王：我们没法生活了呀。国民党不像共产党。我这个人讲实话，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共产党对离退休干部、烈士的家属，都是照顾得非常非常周到的。但是国民党这边，张灵甫算是“第一烈士”，我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每个月只有几十斤米几十斤油，一家人能过日子吗？但是我这个人也是很骄傲的，从来没有问别人借过一块钱，再穷，在家里啃面包，也不去借钱。那时侯有人介绍我去彭孟缉（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一个有点特工性质的机关里工作，我没去做，拿那点钱，都不够我坐三轮车来回的。
我所看到的“孙立人事件”
问：怎么会动脑筋去美国的？
王：那时候我常去孙立人家，他就给我找了美军顾问团的一个中校，教我英文。
问：你和孙立人将军关系很好？
王：对，我叫他姨父。那时候他是台湾“陆军总司令”，兼全省的“保安总司令”，所有的军、警、宪都归他管。他太太是湖南人，一直都对我很好，我们家不作兴认干爹干妈，所以就叫他们姨妈、姨父了。他们两夫妻结婚多年都没小孩，我儿子小时候长得很好玩，两只眼睛大大的，他们就很喜欢我儿子。孙立人的司令部驻扎在台南屏东，我住在台北。有时候，他起来得早，太太还在睡觉，就派他的随从参谋到我家来接我去他家。他很喜欢跟我聊天。有时候他们家里开舞会，需要舞伴，我就带一群朋友一起去。
问：孙立人是1900年出生的，比你先生年纪还要大，他整天找你聊天，你们都聊些什么啊？
王：哎，奇怪了，你看，我跟张灵甫年纪相差也很远，我们也可以很聊得来。要讲具体聊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要是聊得不开心，就不会常常叫我去吃饭了是吧。
问：你离开台湾不久，就爆发了著名的“孙立人事件”，孙将军因所谓“兵变”图谋，而被蒋介石软禁，一关就是30多年。
王：其实我还没走的时候，他那个姓黄的女秘书已经被关起来了。那是两姐妹，姐姐叫黄珏，妹妹叫黄正。她们都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我不是没读大学吗？可是我的同学很多进了金女大，跟她们是同学，所以我们后来就很熟了。孙立人有个干儿子，他妈妈信佛，孙太太也信佛，所以他们关系就很Close。这个干儿子介绍了黄氏姐妹到孙立人那里做事情，结果姐姐做了女生大队的大队长，妹妹就做了孙立人的秘书。姐姐长得蛮漂亮的，男朋友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大陆派去的地下党。这个人后来被发现，枪毙了。黄氏姐妹也因此被打成“匪谍”，最后一直牵连到孙立人。当时我跟空军很熟，空军里就有谣言传出来，说发现这个人是共产党的，是个将军夫人。这个将军夫人就是指我了。其实我只是跟她们姐妹很熟，那个男的我根本没见过。但是谣言传得像真的一样，空军里还有人画了漫画，就把那个告密的将军夫人画得跟我很像。
问：所以你下决心离开台湾？
王：还有件事情。李觉，就是何键的女婿，我一直叫他李伯伯，因为都是我伯父的朋友。他是看着我长大的，很喜欢我。李觉后来不是跟程潜一起起义了吗？那时候，台湾就有谣传，说李觉有封信给我，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没有收到过那封信，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也不知道。还有一次，有个总统府的高级将领到我家来，他带着个公文包，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包不要这样放着，那些秘密文件，你不怕我拿掉啊。他赶紧就把公文包挪到身边去了，我就很生气。当时气氛太紧张了，也是我很不喜欢台湾的原因。我是个喜欢自由自在的人，不喜欢别人管那么多。
问：你跟黄氏姐妹很熟，她们真的是共产党、“匪谍”吗？
王：不是。根本不是。他们要把孙立人搞下台，总要找个原因吧。那个时候，麦克阿瑟不是请孙立人去过一次日本吗？其实那次去，孙立人是报告了陈诚，陈诚又报告了蒋介石。不然他怎么敢去呢？但是他回来之后，蒋介石就生怕美国人要把孙立人捧出来代替他，再加上蒋经国也不喜欢他。其实经国先生对我还是很好的，在台湾，每次看见我，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马上停了车子跑下来说：张夫人，要不要我用车送你到什么地方去……我从来不坐他的车，那时候还生着气呢，我丈夫都死了，我要坐你车干嘛。
问：孙立人重获自由后你们见过面吗？
王：他还没有自由的时候，我见过他一次。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他被关了十几年后，60年代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台湾。有一天晚上，我跟朋友一起去喝咖啡、跳舞，正好孙立人也在。
问：他不是被软禁了吗？怎么还能出来跳舞？
王：每一年，都规定要他到台北来，做全身检查。刚好我就碰到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不能去看他嘛，他给软禁在台中，看他就是给他找麻烦。所以在夜总会里碰到他，我就跑过去，跟他打招呼，他就跟我跳舞，一边告诉我，周围那些人都是监视他的，他用英文跟我说话的，说那些人都是Watch Dog，看门狗。然后我们一边跳舞一边聊天，聊了很多。他那个小女儿，长得跟他一个样，看见我一个劲叫“姐姐”，亲热得不得了。
问：那是你最后一次见他？
王：对，后来就没见过了。七八十年代以后，我就很少回台湾了。自从周总理1973年请我回大陆，我每年1个月的假期，都要来大陆，其他地方就很少去了。
在美航做了21年会计
问：你后来是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做什么？
王：是啊，做我的本行，会计啊。
问：你在美航待了21年，一直做会计？
王：也不是一般的会计，是查账的，审计吧。
问：你连小学的学业都是在抗战的颠沛流离中渡过的，中学又没读完，以这样的学历基础，中断多年后马上要考进美国的一流大学，不太容易吧。
王：困难当然有。所以我考的专业是会计，因为会计用不着太多的英文。其实我从小也很讨厌数学，而会计又很需要数学。我是1952年年底，除夕夜到的美国纽约，中间复习了半年，到1953年6月进了纽约大学。
问：你这个大小姐，一个人在美国打拼，许多基本的生活技能都要从头学起。
王：我确实什么都不会啊，不会煮饭，没进过菜场，刚开始的时候都只能在外面吃。然后就是打工，在一家广东人的进出口公司做秘书，订货啊，接电话啊。
问：毕业后换了许多工作，为什么？
王：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天气太热我不想做工，天气太冷了我也不做，我不喜欢那个地方，不喜欢那个人，我也不做，诸如此类的很多吧。
问：还是大小姐脾气啊。
王：反正很多毛病了。
问：可是后来你又在美国航空公司一干21年。
王：本来在美航，我做了第一年就不想做了。因为当时我要回台湾，只有两个星期假期，我就想，飞机来回就去掉那么多时间，我在台湾只能待个把礼拜，就没意思了嘛。我就跟公司再请假两个礼拜，可是他们故意为难我，说人家要是都像你这样，美航就要关门了。我说你们放心吧，没有人会像我这样，每年要回台湾去。我心里想，你给不给我假嘛，你不给我有不给的打算，给也有给的打算。我的意思是，不给我就走了。后来他们直到假期到来前一个礼拜才给我。离开美国前要打预防针，人家都是一个月里慢慢分开打，我只好在一个礼拜里打下去，打得我都发烧了，他们就问我，说你觉得值得吗？我说不值得的事情我不会做。所以就没话说了。
问：你在美航那么多年，跑了不少地方吧？
王：全世界跑了三四圈吧，几十个国家都跑过了。欧洲的国家最简单了，有时候一个礼拜就玩遍了。飞机票是我们内部价，很便宜。有一年我想去希腊，飞机票只要114美元，正常票价要1000多。
问：退休的时候你还不到50岁。为什么选择退休？
王：做审计员嘛，审来审去，除了加点薪水，你还能加什么呢？到后来，我一个人的薪水，他们就可以请两个人了。那时候美航出了个规定，做满15年的人，就可以退休。那我巴不得，我正不想再做了呢。我一退休，就很多人找我做生意，都是做海陆空运输的公司。在美国那么多年，我从没把美国当成是我的家，我没有这种家的感觉。
来源: 《外滩画报》2007年8月 | 责任编辑：花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