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逸文：“中国特色”的欧洲十日游：一天1500元的欧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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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旅途的第四天，我们不再对早上坐三个小时，下午再坐三个小时的大巴，而只有中间安排了游览的短途旅行有任何异议。当我们停下来补充能量和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只和旅行团的驴友们说话。我们就像一艘移动的且自给自足的豪华旅游客船。从地图上看，我们的路线宛如北斗七星一般，从德国出发，绕过卢森堡后进入巴黎，在法国南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然后延伸至罗马。”
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一直被劝诫不要远离“中央之国”去海外冒险，而在最近的新年假期(兔年春节为2月3日)来临之前，当地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全是出国游的广告，看起来好像每个中国人都有出国旅行的打算。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出国旅游一把。根据中国旅游行业对公众海外旅行目的地选择的调查结果显示，欧洲是首选去处。中国的旅行社通常是按照客户的喜好而非西方的传统概念来安排欧洲游（注：grand tour，指从前英国贵族子女的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本文泛指“欧洲游”）的具体路线，这种策略同时也是他们的竞争手段之一。我在网上简单地浏览了几则出国旅行的广告：“大广场，大风车，大峡谷”（注：为一个叫中英旅行社的广告）是一条四日巴士游的路线，主要是观赏荷兰和卢森堡的风光秀丽的乡村景象；“追今抚昔，东欧之旅”则是以冷战作为卖点，不过二月份去东欧，我看还是算了吧。
最终，我选择了“经典欧洲行”，这是一条颇受欢迎的巴士旅行路线，十天之内将穿越五个国家。需要预付款。机票、食宿、保险和其他费用总和约为2200美元（合人民币14500元）。此外，为了防止有人在旅途中脱团，旅行团里的每个中国人还需要再缴纳7600美元的押金（这比中国普通工人两年的薪水还多）。我是第三十八个报名的，也是团队里的最后一名成员。出发时间预定为我报名后第二天的清晨。
我按照预定时间赶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的25号门，一位四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已在那等着我们，他穿着灰色斜纹软尼外套，戴方框眼镜，梳着蓬松的分头，他自我介绍叫李兴顺，是我们的导游。为了把我们这些团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块淡黄色的领章，上面印着一条鼻吐云雾足踏登山靴的卡通龙像，下面还刻着一句铭词：龙腾万里。
我们被安顿到国航直飞法兰克福航班的经济舱里。坐定之后，我随手打开一本名为“团体出境旅行须知”的中文小册子，这是旅行团强烈建议团员们仔细阅读的指南。这本手册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会让人想起以往出国旅行的那些不快而意外的经历：“切勿随身携带仿冒的欧洲商品，海关检查员会予以没收，并对你进行处罚；”此外，它还着重提及了如何保证欧洲之行的安全性：“看到吉普赛人在路边乞讨时，千万不要给他们钱。如果他们围拢过来要求你出示钱包时，马上大声呼唤导游；“手册要求旅行者尽量避免和陌生人交谈：“当有人要求你帮他拍照时，你需要提高警惕，因为这是窃贼行窃的黄金机会。”我以前曾在欧洲待过几年，但这本手册却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欧洲，不过，此行有三十多名团队成员再加上一名导游做伴，我想自己也没什么好不安的。手册最后以一句论语式的建议将我们这趟欧洲之旅概括为一次品质考验，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们在浓雾中降落到法兰克福机场，下飞机之后，全团人在机场进行了首次集合。团队成员年龄层次各异，年龄最小的是六岁的吕克仪（音译），他70岁的外公刘功盛（音译）年纪最大，刘功盛是一位已经退休的采矿工程师，陪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刘的妻子黄雪晴（音译），她腿脚不便，坐在轮椅上。差不多团里的所有人都是来自于总人数约为1.5亿到2亿人的中国中产阶层，其具体的职业分布为：一位高中理科老师，一位室内设计师，一位房地产商，一位电视台布景师和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我的这些同伴都是对农村没有任何概念的城里人，以致于第二天在法国一处牧场看到一匹吃草的马他们都觉得很稀罕，纷纷拿出照相机拍照。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才刚刚起步。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到亚洲以外的地区旅行。
因为我是团队中唯一的非中国人士，因此李导游着重介绍了我，每个人都向我致以了热烈欢迎。今年刚满十岁的刘一峰剃着个西瓜头，穿着一件点缀着白色五角星的黑色运动衫，他微笑着问我：“是不是所有外国人都长着你那么大的鼻子啊？”我们登上了一辆金色的长途汽车，就此启程。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一个看起来挺壮的18岁小伙坐到了我身边，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宽大汗衫，戴着细框眼镜，一头黑发，留着长长的刘海，上唇刚刚冒出点胡子茬。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名叫许诺，这个名字在中文里有“承诺（promise）”的意思，于是他就把Promise当成了自己的英文名。许诺是上海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大一新生，在学校里住四人一间的宿舍。和他同行的父母坐在过道对面的位置。当我问他为什么一家人放假不去走亲访友，非要选择出远门旅行时，许诺告诉我说：“走亲戚是传统习俗，但现在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富裕了，再说，其他时间大家又太忙，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旅游。”虽然我们是用中文交谈的，但每次小伙子表示惊讶时，嘴里都会冒出一句“Oh，my Lady Gaga!” ，这种时髦的英文表达方式是他在学校里刚学会的。
李导游站在大巴车的前排，面朝我们，手里还拿着一个麦克风，以后在我们白天大部分的清醒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对于中国游客而言，导游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集翻译、插科打诨和团队指挥多重角色于一身。在周围人看来，李导游绝对是个遇事淡定行事老练的人。李导游经常用第三人称的“李导”来指代自己，效率高是他引以为傲的一大职业素养。“大家对下表，”他说，“现在是晚上7点16分。”对完表后他恳请我们每次出发前最好提前五分钟。“大老远的飞到这里，多不容易啊，”他说，“大家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李导的计划是这样的：由于在车上待的时间比较长，他会趁这段时间给我们讲讲欧洲的风土人情，以免在观景时浪费太多时间而耽误了拍照。他还告诉我们，法国科学家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导游讲解的最佳时长为七十五分钟。“在知道这个科学结论以前，最长的一次我曾在大巴车上接连讲了四个小时，”他补充说。
李导建议我们在上床睡觉前先用热水泡泡脚，以尽快把时差倒过来，要多吃水果，这样有助于克服欧式饮食中面包和奶酪带来的不适感。现在是中国的新年假期，这里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中国游客，大家要小心些，不要在停车点上错了车。他又向我们介绍了司机彼得·彼查（Petr Pícha），彼查是个冷漠的捷克人，之前当过卡车司机和曲棍球运动员。听到导游在介绍自己，他从驾驶位上向我们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之前我给日本团开了六七年的车，”后来他告诉我说，“现在来的都是中国人。”）关于日程安排，李导又讲了一些其他注意事项：“在中国，我们都把巴士司机当成能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超人，随叫随到。但这里是欧洲，除非遇上恶劣天气或交通问题，否则只允许司机开十二小时！”
他解释说，每位司机都有一张卡，必须把它插在仪表板的插槽中。如果司机开车时间过久，就可能会受到处罚。李导说：“我们可能会觉得，你只要做一张假卡或改一下记录就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如果你被抓住，最低罚款是8800欧元，而且他们会没收你的驾照！在欧洲就是这样。从表面上看，好像靠的是每个人自觉，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严格的法律。”
我们就快到达酒店（位于卢森堡的一家贝斯特韦斯特旅馆）时，李导先向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后的早餐。一顿典型的中式早餐包括一大碗米粥，一份油条，或许还有一屉猪肉包子。然而他委婉地告诫我们：“在欧洲的整个行程中，我们的早餐基本就是面包、冷火腿、牛奶和咖啡。”这让旅行车里出现了片刻沉默。
我们根本没见到卢森堡在白天是什么样。天刚亮我们就离开酒店，很快回到了高速公路上。李导要我们确认一下，千万别落下什么东西。以前他的一些年纪较大的游客，有把现金藏在厕所水箱或通风口里的习惯。他说：“最夸张的一次，我有一位游客把钱给缝进窗帘下摆里了。”我们此行的第一站是德国小城特里尔市。虽然对于初次到欧洲的大多数游客来说，特里尔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自从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此参观之后，这里便是中国游客常来的一处地方了。这是因为他们想看看卡尔·马克思的出生地。我手里那份由一名退休外交官写的中文导游手册中说，这里曾被描述为中国人民的麦加圣地。
我们下车的地方是一条整洁的小街，屋顶高耸、色调柔和的建筑沿街排布。雨后的鹅卵石路闪着银光。李导戴上青绿色的宽檐毡帽，步履轻快地在我们前面引路。我们到达了布吕肯街10 号。那是一幢漂亮的白色三层楼房，镶有绿色的百叶窗。“马克思当年就曾在这里生活过，它现在是一个博物馆。”李导说道。我们试着推门，但它上着锁。冬天是旅游淡季，博物馆还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会开门，所以我们只能从外面感受一下马克思的房子。（李导说：“我们越早看完，就能越早到达巴黎。”）在大门旁边有一块牌匾，上面是马克思的侧面头像。隔壁是一家名为“甜蜜生活”的快餐店。
李导说我们想逗留多久都可以。但他也建议大家到街拐角处的超市里停一下，买些水果，预备今后几天在路上吃。我们有些尴尬地在马克思的家门前转来转去，一边拍照一边躲着汽车。最后团里的一个小孩不耐烦了：“我想去超市。”并拉着他妈妈向明亮的店面走去。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名叫王振宇的五十多岁高个子男人。我们看着马克思的头像。“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吧？”他问我。
“很可能会比你想像的人数要多，”我回答道，并补充说，我以为在这会看到更多中国游客。王笑了起来，说道：“年轻人不再了解那一切了。”王振宇身材较瘦，棱角分明，带着白手起家的那种气质。他从小生活在东部的商业城市无锡，以前被分配去当木匠。在中国开始搞经济改革后，他便下了海。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小型服装厂，专门生产免烫男裤。他不会说英语，但他想要为自己的公司起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化的名字。所以他把它命名为“格瑞特”，这是一个用汉字自创出来的词，因为他觉得这个词听起来最接近英文单词“Great（伟大的）”。
王振宇是一个热衷于旅游的人。他说：“我过去太忙了，但现在我想旅游。以前我总是在买地、建厂、装修房子。现在我女儿长大参加工作了。我只需要给她攒够嫁妆就行了，这没什么问题。”我问他为什么和妻子选择了来欧洲。“我们的考虑是，趁着我们仍然有精力，先到最远的地方去。”他说。王和我是最后到超市去的人。我们这个团在中国的“麦加”呆了十一分钟。
直到近些年之前，中国人有充足的理由无法享受旅游之乐。旅行在古代中国是件艰苦的事情。有古谚云：“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孔子还进一步为旅游加进了一些负疚感。他说：“父母在，不远游。”然而尽管如此，古代还是有佛教僧侣去访问印度，也有太监郑和在十五世纪的著名远航——他率领皇帝的船队最远到了非洲“以观蛮夷。”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移民不断在世界各地定居，但毛泽东认为旅游业是反社会主义的。所以直到他死后的1978年，大多数中国人才有可能以工作或学习以外的原因获准去任何其他国家。开始时他们获准去香港探亲。到后来，他们可以去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旅游。1997年，政府批准了在“有计划，有组织，有控制”的前提下，游客可以去其他国家旅游。（中国政府的批准是和地缘政治挂钩的。在2005年，当瓦努阿图同意不再给予台湾外交承认之后，那里便获准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百分之八十的中国游客首次出国都是组团前往。他们很快便赢得“热情洋溢——偶尔有点过于热情——的游客”的声誉。2005年在马来西亚的一家赌场酒店，大约三百名中国游客发现拿到的特餐优惠券上印着卡通猪头。酒店解释说这只是为了区分中国客人和不吃猪肉的穆斯林客人，但感到受了侮辱的中国游客举行了集体静坐，并且高唱国歌。
大多数国家都是当普通公民拥有了五千美元的可支配收入之后，才开始涌现出大量游客到国外旅游。但是城镇居民收入现在刚到这个水平一半的中国，却依靠数量巨大的团购票，以及对偏远的郊区酒店无情杀价，使这种旅游变得价格适中。去年有超过5700万中国人出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位的国际旅游业大国。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前，中国的旅游人数还将增加一倍。
最初，欧洲并不是一个旅游热点。在2000年，中国到澳门的游客人数，比其去所有欧洲国家的游客人数加起来还多。但渐渐地，中国游客开始按自己设计的路线搞起了豪华游。正如官员们曾一窝蜂似的朝拜马克思故居一样，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来到剑桥大学的校园里，看一眼泥泞河岸两侧的成排柳树。曾在西方学习过的徐志摩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二十世纪初的诗人。他在诗里把那些柳树形容为“夕阳中的新娘”。当我前不久穿过剑桥校园时，就曾见到中国游客在河边摆姿势照相，而其他游客则漫步而过。王义雄是一位来自河南省的23岁的物理学家。这已是他第三次到这里来了，但这次他还带着面泛羞涩的经济系学生陈思。“不久之前，我们彼此相爱了。”他告诉我说。“剑桥是一个浪漫的地方。”
法国雅高酒店集团开始在宾馆里加装中国电视频道和增加说普通话的员工，其他饭店则也在按照风水原理把床移到离窗较远的位置。随着去欧洲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团费也变得越来越便宜。2009年的一份英国旅游业报告总结道，作为一个“独特而统一的”的品牌，“欧洲游”在中国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单个的欧洲国家倘若够明智的话，最好放低姿态，推迟对“法国游”或“意大利游”这样的“子品牌”进行推广。相对于地图上的一个区域，欧洲更是一种心境。对于难得有机会旅游的上班族而言，能在一周的时间里尽量多参观几个国家是非常诱人的。“在中国，如果你能用100元买到10件东西的话，总比只买一件东西要好”李导说。
我和一对上海来的年轻夫妇一同从马克思故居信步踱回巴士。妻子叫郭艳瑾，今年29岁，性格随和。她自称凯伦（Karen），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的财务部工作。丈夫顾晓杰是环卫部门的行政人员，英文名字叫汉迪（Handy）。汉迪很潇洒，有副橄榄球前锋的身板，身高1.83米，胸部厚实。他穿着栗色毛衣，上面有个高尔夫球袋装饰，不过当我问及他是否是高尔夫球手时，他笑了，说“高尔夫是有钱人的运动。”
为了这次旅行，汉迪和凯伦攒了好几个月的钱，而且接受了其父母的资助。李导怂恿我们不要因为太操心钱的事而糟蹋了这次旅行——他建议我们不要把标签上的价格当成欧元，而假装那是人民币——但是汉迪和卡伦仍然精打细算。几天来，他们能跟我说出我们在五个国家买的每一瓶水的确切价格。
回到车上后，金色巴士继续在法国香槟—阿登大区（Champagne-Ardenne）颠簸西行。车窗外是萧瑟的矮树。一直对效率要求很高的李导打算特别破例一次。他说，”我们得习惯这个事实，欧洲人有时候行动缓慢。”他接着说，在中国购物的时候，“我们常常三个人同时把要买的东西摆在柜台上，年纪大的女士给三个人找钱都不会出错。但欧洲人不那样。“他接着说，“我没有说他们笨的意思。他们要是笨的话，就不可能开发出那么多需要精细运算的技术。他们只是处理数学的方式不同罢了。”
谈话结束前他给了些建议：“让他们照自己的方式来吧，因为我们太着急的话他们会觉得被人催着，那样会让他们脾气不好，我们还以为他们在歧视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他还不时地对欧洲的生活水准之高表示惊叹——用波尔多酒的平均价格或者营养好的荷兰人的平均身高等统计数字对我们进行狂轰滥炸——也许以前中国游客会对欧洲经济表示赞叹，但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李导对地中海的生活方式做了个很精彩的展现：“慢慢醒来，刷牙，泡一杯浓咖啡（espresso），在咖啡的浓郁香气中啜饮。”大家都笑了。“以那种节奏生活的话，他们的经济怎么可能持续增长呢？不可能。“他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老百姓勤劳苦干的国家经济才会增长。“
我打了个盹，醒来时发现已经到了巴黎郊区。我们的车沿着塞纳西岸前进，太阳穿破云层的时候我们正好经过了奥赛博物馆。李导叫道：“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开阔吧！”一阵相机快门的咔嚓声过后，他指出了巴黎市中心没有摩天大厦这个事实。”在上海，除非是站在黄埔江边，否则你不可能对它有什么感觉，因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欧洲人，“他接着说，“保留了所有古老而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在阿尔玛桥（Pont de l’Alma）旁的一个渡口登上了一艘双层船。船在“突突”的马达声中逆流而上，我开始跟朱忠明聊天。他46岁，职业是会计，这次偕妻女同游。他在上海长大，当他开始进入房地产业淘金的时候，上海的房市正一片红火。“无论买什么都能大赚一笔，”他说道。朱忠明很有魅力，宽阔的脸颊上有两个酒窝，脸上总是挂着一个坏坏的微笑。他从2004年起就常常出国，所以旅行团里的其他人都喜欢听他的。欧洲对他的吸引力首先是“文化”（在中国做的调查中，在中国人对于欧洲的联想中，“文化”常常雄踞榜首，对欧洲的负面联想中，前几名包括“傲慢”和“劣质中餐”等）。
到了苏里桥后，船缓缓掉头向下游驶去，在塞纳河上划出一道白色的浪沫。朱说，中国人对欧洲的兴趣蕴含着深层的个人动机。“当欧洲人主宰世界的时候，中国也很强大。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确，为何一个早于古登堡600年发明印刷术的文明会在十五世纪江河日下，这个问题就像中枢神经一样贯穿于中国对自己的过去和复兴前景的分析之中。朱的解释是，“当受到侵略的时候，我们没能迅速作出反应。”这是我在中国常听到的一种对于遭受劫难和国势衰落的（原因的）说法。（至于其它因素，历史学家也倾向于指责官僚体制和极权主义造成的万马齐喑。）不过朱没把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都归咎于外国侵略者。“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三个核心思想——佛教、道教和儒教——那是错误的。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学的都是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他停顿了一会，看了在栏杆边拍照的妻子和女儿一眼。远处，一轮橙色的夕阳正要没入这个城市。“我们现在知道那是场灾难，可它占去了我们30年。”
船停靠码头后，我们穿过如织的人群前往饭店，这是我们踏上巴黎的第一顿正餐。凯伦紧搂着汉迪的胳膊，两人四处张望着。我们跟着李导进入一家临街的中餐店，拾阶而下，来到一处闷热、幽闭的过道，它的两面都是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挤满了中国食客。大街上是看不到这样的热闹场面的，里面和外面就像是两个并行的巴黎。由于没有空闲的座位，李导示意我们从后门出去，然后左转，来到第二家饭店，也是中餐馆。沿台阶而下进入另一间无窗的房间，一盘盘菜肴端上桌来：红烧肉、炒白菜、蛋花汤和辣子鸡。
二十分钟后我们沿着台阶走出去的时候，外面已是夜晚。我们匆匆跟随着李导穿过街区来到老佛爷百货公司（Galeries Lafayette）。这是栋十层高、坐落于奥斯曼大街的百货大楼。它看起来乐于迎接来自东方的扫荡。为了迎接兔年新春，大楼的外面悬挂着红色彩带，并以兔宝宝的卡通形象来装扮。我们收到了中文书写的优惠卡，里面寓意着幸福、长寿，还附带了10%的折扣。六楼有一间名为“四川熊猫”的饭店正在供应晚餐。
我们这个旅行团的目的地明确。许诺和他的父母，后面跟着朱忠明及其家人，右转，经过劳力士专柜，直奔窗明几净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精品店。一群讲普通话、佩戴统一样式围巾的售货小姐，在专柜那儿服务着。据购买免税品退税服务商Global Blue的数据显示，每个中国游客在国外平均会购买超过1000美元的免税商品——相比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的游客而言购买了更多奢侈手袋、手表和名牌服装。中国游客在国外购物的花费几乎是住宿的两倍。旅行团里一些人向我抱怨说，行程中没有“Aotelaise”这一站实在是一大憾事。Aotelaise这个词让我感到很困惑。有人解释说，那是个新的汉语词汇，即“名品特价店”（outlets）。
许诺的妈妈李英，抽出一叠打印了手袋资料的纸，上面印着手袋的图片和商品编号。她试了一个又一个，在镜子前晃来晃去，对自己的形象不太满意。汉迪和凯伦看了一下价签就继续往前走了。朱忠明催促李英快点找到一款“更贵气”的。“那个看起来就像我们在内地买的垃圾货，”他说道。她又试了一款名为艺术范儿的大大的提包，售价为1400美元左右。背带呈黄褐色，巧克力色的背面满是微小的LV字样。“这个怎么样？”她询问大伙的意见，每个人都点头。“我就买它了”。
那晚，我们入住了郊区一间叫梦幻城堡的酒店。大堂内饰有纹章和一个巨大的身着长袍的国王塑像。
第二天早上，在前往埃菲尔铁塔的途中，我们遇见了一群非洲裔街头小贩，李导说起巴黎对于非法移民来说就像磁铁一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没有户口”，他说，“为什么政府不抓他们呢？那是因为拘捕、养活那些人并把他们送回家太过辛苦，他们可能第二天又会马上飞回来啦。”我没从他的话里听出多少同情的意味。华人曾是全球数量最庞大的移民群体，但如今很多人认为在国内的工作前景比国外更加光明。李导开玩笑说，欧美人应当对囤积优质房产的中国游客多留点心眼。“欧洲经济正陷入衰退，”他直言不讳道，“现在轮到我们扬言吐气了。”
他指着法国议会大厦周围的空地说，那儿就是最近市民抗议提高退休年龄的所在。他对此感到困惑。“一个工人天天罢工的地方经济能够增长吗？当然不行，”他说。“很奇怪，这儿的人对此却习以为常。关于公众游行示威的法律相当成熟。只要向政府申请了，你就有权按预定的路线去游行示威。”这就是他们“要求实现自身权利的常规手段”，他继续说，不过他认为那样对旅游业不利。“你可能由于街道交通堵塞而被堵在某个地方长达四个小时。希望大家永远别遇到那么糟糕的状况。”
上午不到十点，我们已经参观完埃菲尔铁塔，并动身前往凡尔赛宫。一个讲汉语的导游在大门口迎候我们并引着我们上楼。在玛丽王后的一处殿堂里，亦即她举办贵族沙龙的场所，那个导游指着一个蓝色的花瓶说，那是个精美的中国瓷器，从中国盗来后摆在此处。他还说，镜厅不仅是皇室节日聚会的场所，1919年6月凡尔赛和约也签署于此。它因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移交给日本而在中国历史上臭名远扬。
在卢浮宫，接待我们的是另一个讲汉语的导游，一个小巧玲珑的妇女。她喊道，“在一个半小时内我们有许多东西要看，所以要走快点！”她举着一把收起的紫色雨伞冲在最前面，雨伞被她当作集结用的小旗。在没有放慢脚步的情况下，她教我们用中文发音的法语词汇：bonjour，其发音可近似发成中文里“笨”（ben）和“猪”（zhu）的音，意思是“向某人问好”。我们跟着她匆匆走过旋转门时，王振宇——那个裤子生产商，对着保安操练他刚学会的法语：“笨猪，笨猪！”
导游提醒我们要特别关注卢浮宫的三件镇馆之宝—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米洛的维纳斯和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们轮流拥挤着围观，身旁都是来自中国的其他旅游团，可以通过特有的标志辨认出各自的团员：戴着红色胸针的是U-Tour旅行社的，穿着橙色防风衣的是从深圳来的一批学生。天还没亮，我们一直马不停蹄地参观，仿佛空气中弥漫着好奇和求知的气息。当发现电梯离我们的路线要绕很长一段路之后，我不知道黄雪晴（音译）将如何坐着轮椅参观完博物馆大部分地方的。后来才发现当她一瘸一拐的上下那些大理石台阶时，她的亲戚们会帮她抬轮椅，然后再将她推到每一幅大师杰作的跟前。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结束了今天游览欧洲最佳景点的行程，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这似乎激起了我们比较中西艺术的兴趣。当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等位的时候，朱忠明提起了周王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那个诞生了孔子，老子等中国思想大家的朝代，对我们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真是太伟大了！”他的妻子王剑心（音译）瞥了他一眼，说道：“你又来了，总是说这老一套。”朱忠明戴着刚买的带电灯泡的埃菲尔铁塔的棒球帽，转过来看着我，希望能得到一点回应。“这是真的，周王朝实际上可以和古罗马或古埃及平起平坐。”
他的妻子不时瞅着餐厅里面，不耐烦地问：“我们还要等多久啊？”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去麦当劳也许能更快吃上饭，这又引起了一个新的话题。“北京是不是有世界最大的麦当劳啊？”他问我，我不确定，可他却十分肯定地感叹：“上海君悦大酒店的那个麦当劳真是太大了！”
欧洲文化之旅曾是18世纪英国年轻贵族遍游欧洲大陆的一种教育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学习新的语言，收集古玩，同时也沾染了各种花柳病，现在其已成为新贵国家的传统之一。在19世纪中期，随着铁路的出现，大量英国中产阶级蜂拥而出，“这些没几个钱的小人物们，忽然开始肆意践踏和破坏阿尔卑斯山。”后来成为英国驻法大使的诺曼比公爵轻蔑地评价道。
铁路使得教师、工程师和公务员在24小时之内从伦敦来到阿尔卑斯山成为可能，而不用再像《大陆的气息》（理查德穆伦Richard Mullen和詹姆斯蒙森James Munson合著的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游记）书中所说的需要坐上一个礼拜的马车。在瑞士，伦敦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尽情享受新鲜的空气，但他们也有颇多其他的抱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觉得威尼斯除了“破旧的西洋景和市场”之外便没什么可看的了。当然，人们抱怨得最多的还是食物：“黄油炖出来的”法国菜和“只有一些可怜兮兮的咖啡，巧克力和面包的”早餐。马克吐温（Mark Twain）根据1867年到欧洲和地中海东部的旅行写成了《傻子出国记》，书中描述到美国旅游者说话又大声又粗野，当其他人都非常安静，规规矩矩的时候，美国人却肆无忌惮的大笑。但是，整个旅行一路走下来之后却让这些旅行者的行为有了极大的改观。正如英国诗人萨穆尔罗杰斯所说的，旅行在他们心中播下了质疑自身缺点的种子。
到了旅途的第四天，我们不再对早上坐三个小时，下午再坐三个小时的大巴，而只有中间安排了游览的短途旅行有任何异议。当我们停下来补充能量和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只和旅行团的驴友们说话。我们就像一艘移动的且自给自足的豪华旅游客船。从地图上看，我们的路线宛如北斗七星一般，从德国出发，绕过卢森堡后进入巴黎，在法国南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然后延伸至罗马。旅途本应该在那里结束，却来了个后转弯，又顺原路折回到米兰，从那里再飞回中国。（“每一条线路主要都是由飞机票的价格来决定的，”李导和我这么解释说。只要某天哪有最便宜的机票，中国旅行社就能逮着这个机会。）
在我们从巴黎开到阿尔卑斯山的七个小时路程中，李导用大巴上的DVD影碟机播放了《茜茜公主》（1955），这是一部关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的奥地利浪漫爱情电影。电影中充斥着翠绿的山坡，跳舞的长裙，以及奔腾的管弦乐。《茜茜公主》有中文配音版（还记得“你好，弗兰茨！”这句台词吗），20世纪80年代时在中国的电视上播放并引起轰动，在中国父母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它对大巴上的小孩们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许诺从他的双肩包里拿出来一份皱巴巴的《华尔街日报》，那是他在卢森堡的酒店里随手拿的。他安静地读着每一页，当遇到一条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时便用胳膊肘捅捅我：“欧盟发现华为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新闻里说欧洲贸易官员相信华为这家中国的大技术公司从国有银行得到了极低利息的贷款。许诺问我：“美国宪法规定了企业不能接受政府的支持吗？”
不幸的是，《茜茜公主》是系列影片，一共有三部；我们咬着牙继续看第二部。我问许诺上不上Facebook。在中国国内，Facebook被官方屏蔽掉了，不过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某些翻墙技巧登录。“上那个网站太麻烦啦。“许诺说。他改为使用“人人网”，这网站相当于Facebook的中国版本，与很多国内的网站一样，任何敏感的政治讨论都会受到审查。我问许诺，关于Facebook被屏蔽的事情，他知道些什么。“跟政治有关吧。”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下。“但我确实不太清楚。”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种疏离感，这种态度在那些彬彬有礼的中国学生中并不少见。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能接触大量的科技和信息，然而当局设置的障碍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大家都懒得去挑战那些麻烦事。层层过滤后，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如此古怪：许诺可以详尽地和我讨论苏菲·马索的最新电影，或者是各个瑞士赛车手的优胜之处，但对于Facebook在阿拉伯国家人民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却一无所知。
我们在一个叫因特拉肯的瑞士小镇停留。李导向我们保证，这儿有“真正的新鲜空气”，对于任何中国大城市里的居民来说，这都是一个优待。我下了车，与郑道（音译）和她的女儿李程（音译）一起，到小镇里四处看看，李程今年19岁，是学艺术的。我们一路闲逛，经过几间名牌手表店、一家赌场和荷黑马特广场。广场上有一大片绿地，岳德尔调歌唱比赛（注：瑞士的一种传统歌唱方式）和瑞士摔跤比赛都在这儿举行。路途当中，郑道的女儿委婉地表示，四周的景色并不让她心动。“除了岸边建筑的样子看起来不太一样以外，塞纳河跟黄浦江也没什么两样嘛。”她说：“地铁吗？我们也有。你能说得出的，我们都有。”她笑了起来。
李程和她的朋友们走到前头去了，她的母亲告诉我，她希望女儿能看到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并非指那些“硬件”，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的导游嘲笑了欧洲那种高贵而缓慢的生活节奏，不过郑道说，她的国人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笃信“如果你做事情不会抢先，你就会落在最后”。在人行横道前，一辆车停下来等我们先走，郑道把它和国内的情形做对比，她说：“我们国家的司机会这么想：我可不能停下来，否则，我哪儿也去不了。”
我们在因特拉肯附近乘上了一列火车，它载着我们缓缓地爬上了一座白雪皑皑的山，驶向阿尔卑斯山诸峰之间的一段鞍形山脊，那就是有名的“少女峰”。车窗外，滑雪的人穿着荧光滑雪服，从山上猛冲下来，满脸通红，汗如雨下，嘴里喊着德语或法语。而我们这一行人的穿着显然不是来登山，分明就是坐火车观光的：刘洋（音译）穿着皮革的高筒靴，李程戴着北极熊形状的白色毛皮帽子，北极熊长长的爪子一直垂到下巴。看着窗外那些欧洲人，我们都轻声笑了起来。
火车在一个宽敞的大房子前面靠站，我们下了车。这儿有好些餐厅，景色非常优美，可以看见连绵起伏的山峰和山谷，一直延伸至德国的黑森林一带。我们在3470米高的地方午餐，面朝伯尔尼人的草场和阿莱奇冰川吃着炒面和春卷。这里礼品店的东西定价过高，于是汉迪和凯伦只买了一张明信片寄给自己以做留念。
第二天，我们来到米兰的时候，天气寒冷而清朗。李导说这样的天气证明了“外国人为什么喜欢晒日光浴”。在中国，没有人会喜欢把皮肤晒成褐色，那儿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把皮肤包裹起来，以免晒成褐色——那是外头做苦工的人的专利。李导说：“西方人的皮肤会晒红，然后很快就会变回白色。”他继续说道：“有些人出外晒红了以后，就回去给其他人看，大家就都知道他出去度假了。”中国与世隔绝的时间太长了，以致这种关于外国人的印象几乎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很难去除。李导通过自己的观察，准备了各种向我们做介绍的材料：南韩人长着方下巴，西方男人全身都是短短的深色毛发，意大利男人的眼睫毛很长，他们对着那些毫无戒心的女人“不停眨眼，眼睫毛像拍扇子一样”。
我们有30分钟在米兰市中心自由活动；于是我与凯伦和汉迪一道，走进了中央教堂，里面很凉爽。汉迪抬头凝视着高处的彩色玻璃，上面是一幅幅高耸的壁画。“那看起来真够让人眼花缭乱，”他说：“不过真的很漂亮。”几个小时前，李导再次提醒我们要小心小偷，不过汉迪这样说：“其实意大利还不至于像他们说得那样混乱不堪。不过传闻确实让人觉得可怕。”汉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环卫专家，他无法不注意到米兰街头的大量涂鸦，还有那些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垃圾桶。李导对此解释说：“政府想要清理它们，但是没有足够资金。”汉迪尽量想表现得礼貌一些，不过他还是憋不住说：“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上海，那些老年人会给我们打一个下午的电话，不停抱怨。”
意大利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总理贝鲁斯科尼的新闻：他和一个未成年少女上床，将面临指控。我们的李导说话可圆通了。“这男人真是独一无二啊！”他说。那天坐车穿过意大利的行程，让他不禁思考了一番国内的生活。“有时候你可能会想知道，推进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他说：“当然，民主有它的好处，人们享受言论自由，也有权选举官员。不过一党制也有它的好处，不是吗？”他指着窗外的高速公路说，因为当地人的反对，意大利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把这条公路修好。“如果是在中国，六个月就修好了！只有这样，才能让经济持续增长嘛。”李导对党可谓是忠心耿耿，我都快要把他当成政府发言人了；不过他的评论听起来很耳熟，在北京，这种评论在人们的日常对话里常常能听到。“外国分析师们永远都搞不懂，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可以发展得这么快。”他说：“是的，我们是个一党制的国家，但我们的政府官员都是从精英中选拔出来的；从13亿人中选出来的精英啊，可以说是‘超级精英’了。”
李导对西方的种种描述中，至少有一点他是心悦诚服的。他提到自己一个西方的朋友，辞去了工作，开始徒步旅行，找到了他人生中真正想做的事。“我们的父母能接受吗？当然不能啊。他们会用手指指着你的鼻子说：‘你这个窝囊废！’”他说。然而，在欧洲，“年轻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
他接着说道：“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这么多东西，可是为什么我们却觉得发现新事物如此困难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太多的约束。”大家都开始聚精会神地听他继续说。当美国的父母想着是否能从中国所谓的严厉而讲求实际的“虎妈”那里学到什么的时候，中国的父母却想方设法使中国僵化的教育体制恢复创造性。一位叫曾丽萍的母亲告诉我，当她决定带她上六年级的女儿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孩子的老师们都为此皱起了眉头。“每到学校放假的时候，老师们就告诉学生们，‘别到外面去，呆在家里学习，因为你们很快面临中考了！’”但曾丽萍早就是不走寻常路了。她辞掉了艺术老师这一稳定的工作，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投在了创立自己的时装品牌上面。“我的领导们都说：‘你离开这么好的工作环境真是太可惜了！’但我已经证明自己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我们在当天下午早一点的时候到了威尼斯，大家都饿了，就算没有中国饭馆，也纷纷让李导停下来吃点什么。我们到欧洲已经一周了，可是还没在一家不是中国人经营的饭馆里吃过一顿午餐或晚餐（一份市场调查提到将近一半的中国游客在西方国家旅游的时候没吃过一顿欧洲风味的饭菜）。但是李导警告我们西餐上菜太慢，他记得有一次在西班牙吃一顿晚餐花了五个小时。“如果你吃西餐太快，会肠胃不适，”他接着说，“忍忍到下一个景点再吃。”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停下来，在市郊的宝塔中餐厅花了20分钟吃了顿午餐。在威尼斯，我们坐渡船到了泻湖的另一边，参观了一家玻璃厂，租了一条黑色的贡多拉，离开市里之前匆匆在一家普拉达专卖店停了一会儿。在去宝塔中餐厅吃晚餐的路上，朱忠明拿起一张当地的房地产宣传单。“看看这个——一套房才11万欧元！”他喊道，“比美国的房子便宜，比上海的房子更便宜！”
第二天我们在罗马的时候，在少女喷泉停留了一会。高大的塞内加尔男人正在卖仿制的路易斯威登提包。小贩推着小车贩卖便宜的磁铁和镇纸。汉迪盯着这些小贩说道：“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在梵蒂冈的时候，圣彼得广场尽收眼底，“壮观极了！”朱忠明说道，“他们的主教可以随意什么时候探出头来看到我们在下面，对吧？我敢打赌没有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了。”广场的规模也让他想到了北京。“这就像以前中国人经常到北京，就为看一眼共产党。”他笑道。
我们溜达过一个十字路口，坐在一个窗台下休息。朱忠明点了一根烟。他一直在思考大国力量的更迭。我问他信不信美国的政治家说他们不反对中国的崛起。他摇头说：“不可能。他们会让我们发展，但一定会想方设法限制中国的发展。我认识的人都这么认为。”他用他能想到的最礼貌的方式说，美国最终得像曾经的中国一样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调整到一个较低的位置，“你们美国太习惯于高高在上，但你们最终会跌到第二的位置。虽然中国的GDP不会马上超过美国，再过二三十年我们的GDP最终会超过你们的。”我很震惊朱忠明旅行中看到的是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持久的思想差异，“两种思维方式，”他说道，“我们会使用他们的工具，学习他们的方法。但是中国基本上会一直按自己的路子走。”
他的观点没有激发我们对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未来产生乐观预期。某种程度上，我很难对此和他争辩。变富的中国即将变为西方化的民主中国，这一迷思如今变得尤为令人紧张关注。如果认为中国的开放会拉近中西方距离是幼稚的话，不考虑更潜在变化的力量也是幼稚的。中国政府天真地认为依靠引导国民使他们远离包括西方“盗匪”和西方文化在内的威胁，就能强加给这混乱的世界以秩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旅行的时候看到的欧洲是最最真实的欧洲，是一个茜茜公主从未提到过的凌乱黯淡的欧洲。然而在贝卢斯科尼的性绯闻和对中国一党政治高效的强烈信念背后，我的同伴们也点点滴滴发着欧洲的文化内涵。在这第一次欧洲之旅当中，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很多在中国不可能见到的东西，比如喧闹混乱的出版自由，长期的政治争辩形成的社会安全体制，但他们在渐渐学会全面看待这些问题。当许诺最后放下那本皱巴巴的《华尔街日报》，他一点都不吃惊奇怪或吵着说自己的新发现。他只是简单的说道：“我读外国报纸的时候，知道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坐了三个小时的巴士去往佛罗伦萨—我们此次旅程的终点站。李导匆匆说着不同的话题，比如天主教和离婚，帕瓦罗蒂，意大利香醋，松露和闻着找松露的猪，还有标着意大利产实际是中国产的皮革制品。他说，有一次他带的到意大利的旅游团里有一个皮革厂的老板，专门花时间收集意大利产品的样品然后回到中国仿造。
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上是穿着各种粉色衣服的俄罗斯人，美国学生，还有戴着顶针状桶帽的警察。当地的向导引我们拐进一家叫佩鲁齐的皮革商店，鞋子和提包上写着“你不买一件佩鲁齐纪念品，就不算到过佛罗伦萨。”
我们就要再次坐90分钟的车到比萨斜塔照张相就离开意大利了。但是这时出现了意外情况：有些人说不想去。汉迪、凯伦和一些人奇怪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佛罗伦萨多逗留而不去比萨斜塔呢。李导把大家召集在巴士的阴影下面，说：“谁想去看比萨斜塔，举手。”大概三分之二的人举手了。一位女士鼓励大家要团结——“我们应该一起走。”经过一分钟的讨论，李导再次进行了一轮“民意表决”。显然一些不愿意去的人这次被排出了投票表决的过程，大家达成了“共识”，我们都乖乖地在巴士前排起队来。汉迪皱着眉头说：“中国式的投票总会是这个结果。”
在去比萨的路上，我在思考中国人这种旅行团形式的快节奏旅游还能持续多久。单独旅行在年轻人中间正渐渐流行起来，即使在这次组团旅行当中，我的一些旅伴也开始对这种匆匆忙忙的旅行心生厌倦。抵达比萨后，我们来到那游客必去的古怪斜塔下，大家依次站在最佳摄影位上，做鬼脸，伸出手臂做抱斜塔状。头顶上是湛蓝的天空。黄雪晴从轮椅上下来，站在地上，感受着脚下的鹅卵石。我们玩得有些饿了，有了食欲，我指着离斜塔不远的一家中餐馆，汉迪和凯伦另有主意，我跟着他俩进了一家麦当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