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接待工作幕后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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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13 陈徒手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陈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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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转弯
1971年夏秋之际，中美两国政府确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意向，消息传出，立即轰动全世界。在世人惊奇万分的同时，中共高层更觉棘手的是，在高调反帝几十年后，怎么能让党内各级干部及广大民众的头脑及时转弯，接受“美帝国主义头子”即将来到北京这样匪夷所思的严酷事实。
从当年冬季开始，一直到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中方先后开展了三个阶段的尼克松访华内部教育活动，下发多种学习材料，组织宣讲活动，努力平抚党内外的思想强震和巨大疑虑。
高层为此次宣讲活动定义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教育”，最早下发的是《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紧跟着的是外交部、北京市委印发的有关教育材料，学习的目的在于：“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对于尼克松为什么要来中国、我们为什么要让尼克松来等问题有进一步认识，解决一些糊涂思想，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自觉性。”（见外交部材料）在1972年春节前后，对事态进展颇为担忧的北京市委几次下达指示，要求加快学习进展，号召革命群众“为捍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尽最大的力量”。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交谈长达五个小时之久，后来形成了只供传达的官方简本《谈话纪要》，并择要刊发于《参考消息》。此次谈话被中央指定为基层群众需要反复学习、解开疑惑的主要材料之一。毛在讲话中几次强调，尼克松是自己主动要求到中国访问的，中方是被动接受的。这样充满优越感的表态，排遣了民众的思想惶恐和焦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交政策上的难堪，显示中方强大示人、不可藐视的主体一面，倒看出美国人的几分狼狈和焦急。
毛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很明确地表态：“为什么要让右派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斯诺问：“主席愿意见他（尼克松）吗？”毛回答了一段事后闻名全国的著名语录：“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凭着高度专一的领袖权威和不可置疑的解释权，他诙谐轻松、举重若轻的语态，很好地化解了国内民众的困惑，反而让民众颇为受用和自傲。那时中方还一如既往地在越南、柬埔寨、拉美等热点问题上保持反美的理论姿态，这也从侧面舒缓了“尼克松访华”对社会层面的压迫感。
当时周恩来也多次在内部讲话中引到台湾问题，言语之间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尼克松来京是为了解决台湾统一问题。这多少淡化了干部群众对尼克松之行的恶感，逐渐减弱了群众最初的震惊程度。但是，无论如何，形势突然转弯的思想后果，还是很严重的，不少单位上报了群众在学习活动中自发提出的疑问，有的单位多达一百多条，充满了对“美帝头子”突然来京的疑惑和本能排斥。市委宣传部门及基层单位党委无力全盘解答，只能笼统地表态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问题，找答案，自我教育。”
接待方针
周恩来作为主事者，在前景险恶不测、极左思潮泛滥的政治大局下，深知接待工作的超级难度和复杂性，他只能谨慎从事，异常小心。1971年12月初，他以中性的标准制定接待尼克松的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他强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周恩来传》，p2062）
随着到访日子的临近，重大责任慢慢下移到基层，整个京城也随即呈现躁动、紧张的局势。1972年2月10日、17日，市委连续两次下达关于进一步搞好接待准备工作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各局、区县，希望在尼克松到达以前逐一落实各项工作。2月17、18日，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杨寿山等人率队分头检查17个重点参观工厂和6个游览单位，着重在参观路线、安全保卫、环境卫生以及解说词等方面一一把关，提出了从未有过的高标准。2月18日市委负责人吴德亲自来到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在厂区逐一检查重点部位，并在现场指示市委人员再传口信，要求各单位坚决把接待任务完成好，保证外宾在本单位不出问题。
实际上，从职权来分，北京市只负责尼克松随行人员参观工厂、商店、游览景点及社会层面的安全问题，重点接待单位约有二十家左右。2月17日晚上，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杨寿山和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把相关单位负责人叫到市里，再三强调：“这是一项极为光荣、重要的政治任务，要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实际演习，做到人人心中有底。”结果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回去后，又在第二天清晨匆促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市委的工作精神。市里的高压态度致使基层单位“草木皆兵”，如履薄冰，不得不高调表示：“天天检查，天天抓落实，直到尼克松走，确保不发生任何问题。”（见1972年2月19日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关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汇报》）
为慎重起见，在尼克松访华前一个月，市委又临时补充一批工厂参观点作为备选。按市里的要求，各接待单位纷纷成立以党委（或支部）书记为主的十人领导小组，下设思想教育、政治环境、安全保卫、卫生防病、接待服务等工作机构。各车间也相应成立了3至5 人的接待班子。仅以北京市第二通用机械厂为例，全厂各级接待队伍人员多达130名，还特地举办学习班，专门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对相关工作事宜进行反复研究，逐条落实。（见工厂简报语）
作为外事接待大户，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对参观线路、环境布置格外重视，多次排演外宾接待保卫的具体过程，通过模拟来验证有否漏洞，明确每位保卫人员的分工和位置。2月19日晚上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再次对与会者进行组织纪律性教育，让大家充分认识到搞好这次接待是保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一场斗争，要求做到“四不”：不围观，不隔窗观望，不在厂内、楼道内外来回走动，不离开生产岗位。（见工作简报语）
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是把这“四不”作为纪律条例下发各单位的，明确指出这是市委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当时中国与外界基本隔绝，基层单位很少能看见外国人的身影，能见到美国总统的随行人员，工人届时难免会好奇地围观，前颠后跑。面对这种可以预见的细节，高层人士觉得有碍国家政治形象和人民精神面貌，因此不得不处处设防，以严苛的纪律来加以控制。工艺美术工厂等单位还提出，职工要真正从始至终做到“四个显示”，即“显示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变化和精神面貌，显示出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显示出中国工人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显示出我们有条不紊、按计划办事的工作作风。”（见1972年2月19日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关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汇报》）
每逢重大事件来临，基层单位总会习惯性地拿出类似“四显示”的表态性言论，让它们充斥各种简报汇报之中，以满足上级焦虑的维稳需求。各单位的工作表面上有所松动，甚至还略显轻松，其实还是被板结凝重的内部气氛所弥漫。尤其遇到“尼克松访华”这种不告而来、异常的外交事件，官方在台面上对美帝国主义的说法、判断没有彻底改观，只是策略性的应变和最高层的谋划，对党内和民众根本没有交待领袖的真实想法，政策界限不分明，各级干部无从了解事变的要领，头脑陷于混沌茫然之中，只能靠着熟悉的老调和惯性穷于应付。
保卫工作
治安保卫工作成了接待尼克松访华的重中之重，市委在此问题上非常强硬，提出几项刚性要求：“对五类分子和其他危险人物逐个做了安排，严格控制和防范。参观沿线的各种隐患，都采取了预防措施。对易燃、易爆、剧毒等物品，进行了普遍检查，订了保管、使用制度，预防意外情况发生。保卫人员进行了具体分工，各负专责，确保绝对安全。”（见1972年2月22日《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致吴德、吴忠、丁国钰》）为此，公安部门已提前向各系统下达“冬防”安全保卫工作的指示，力争在尼克松来访前在安保上万无一失。
在工业各系统中，以从事民族工艺生产为主的市二轻局是外事接待较为集中的重点部门。据简报称，局党委先后召开五次保卫工作会议，逐项研究并做了细致的布置。局党委还下文强调，要百倍警惕，决不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隙。经过各单位汇总，确定二轻全系统共有“九种人”（包括地富反坏右）489人，对其中表现不好的30人需要严加把控，采取留厂专人负责看管的措施，要组织监改小组，对怀疑对象早晚安排劳动，加强管教，不给其破坏时机。
吴德等市委领导特别指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严格城区、单位出入管理，对生产需要增替的设备、产品，在可能的范围内均要提前配置。为此，各单位都要提前备货，尽量让外地人员在此期间少进入城区相关区域。譬如料器厂原来每天都有外地来人取料，厂领导对外来人员的政治情况不太了解，因此决定在20日前将七天外加工材料一次发完，在尼克松来华期间不再发货，以此堵塞可能出现的安保漏洞。（见1972年2月20日北京二轻局党委致市委、市革委会《关于我局系统接待尼克松准备工作落实情况报告》）
实际上，到了1971年尼克松准备来华之际，经过“文革”以来几番“清理阶级队伍”，“过滤”了城区芜杂、可疑的人口，大大提高了首都市民的红色净化度。据 1968年11月市革委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截至11月13日，全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已达80100人，其中叛徒3927人，特务 4761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20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993人，新挖出的五类分子14435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7566人，其他坏分子 14320人。
转年2月20日，市革委会上送中央的报告中称：“到2月底，全市（清理阶级队伍）已揪出9.9万人……已定案的1.5万人中，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占已经定案总数的54%。”定案人中有一半以上确定为敌我矛盾，结案处理时会格外加重。1970年12 月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12月24日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的《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情况报告》披露，全市又挖出各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5002人。市委高层确信，通过这么几次定点定时的运动式清理，已在全市范围内基本摸清了“各类阶级敌人”的状况，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已发挥到极致，目标中的各类敌对分子基本上不敢轻举妄动。
那几年间，市里还数次进行规模很大的治安大清查，往往会出动公安干警、卫戍部队和街道积极分子二三十万人次，沿街盘查，深入住户，每次都能查出有疑问人员数千人，按政治轻重的情况一般能收容其中的三分之一。
为了确保尼克松访华过程不出差错，北京卫戍区和各区公安分局还派出专业人员，深入到各接待单位进行岗位与任务的预习，也就是训练治保骨干“散落”在群众中发挥作用。市第二通用机械厂抽调65名可靠的治保工人散布在参观沿线，安排三百多人在车间班组的不同部位定时巡查。该厂通过摸底，早已列出各类问题人员 192名，对五类分子和精神病患者作了重点安排，让他们届时有工作任务在身，无法有空隙离岗。
尼克松是1970年代初第一位到访的西方国家元首，中方安保工作尚在摸索之中，防范严苛，又因经验缺乏而略嫌拘谨。到了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政治保卫的内部规格更为严厉和细化，甚至明确提到：“对帝修反的间谍、特务和五类分子，加强侦察、控制。”（见1973年9月11日市委简报56号）
临战状态
到了1972年2月，北京全城进入了临战状态。接待单位开始全力打扫自己区域内的厂区、室内卫生，参与人员之多为历年少见，各单位纷纷报告称“面貌大有改观”。2月20日，市第二通用机械厂党委向市革委会外事组上报说，全厂抽出近千名人员突击卫生环境，动员34辆汽车、两部铲车、两台推土机、50辆大马车以及数十辆电瓶车、手推车等运输工具参战，共清理运走积土两千余立方米，就地平整积土五百多立方米。（见厂党委《关于接待尼克松随行人员准备情况的报告》）
有意思的是，在尼克松到访前的一个星期内，各接待单位突然整建车间里的更衣室，理由是不合规格，建筑材料过于简陋，有碍观瞻。北京不少工厂的更衣室多是建设中利用剩余物资随意搭建的，样子破旧，这次市里下令予以全部撤除，重新翻建。有的车间男女更衣室整修后的面积共达八百多平方米，宽敞而又整洁，工人们借此享受外事带来的福利。
市外事组此时收到基层大量的汇报材料，譬如说沙发、地毯、桌椅等都已布置好，供电线路作了几次检查，室温始终保持在22、23度左右等等。市里领导也特意叮嘱道，接待人员的衣着尽量穿得干净，女同志尽量穿花衣服。同时，市革委会根据最新的上级精神，派人对主要街道上的画像、语录牌、标语口号等作了调整和更新，并指示建设部门对外宾可能到达的街道的门窗、墙壁、厕所等，抓紧进行简易的粉刷和修整。
从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一直到1973年秋季法国蓬皮杜来京，这一连串重磅人物的访问都给北京的社会层面带来许多细微的变化，官方有了改进诸项工作、弥补市容不足的动力，原有的一些简陋、凑合方法因此得以改善，整个城市的服务功能在调节之后明显有了良好的提升。
市民的副食供应由此得到切实的保障，商店中的食品、农产品比以往大大丰富，副食品的售卖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难得的改观。譬如水产公司规定变质有味的鱼不准上市，对质量太次的小带鱼不准投放市场，零售店禁止出售冻盘里边夹杂的坏鱼。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市革委会财贸组推广西单菜市场大肉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五不卖”的经验，人们所不喜的不雅外观的大肉就此难以摆上案板。过去副食店是用敞篷汽车运送大肉，承受尘土洒落，此情景难免会为外宾观察到。副食部门当即决定在尼克松来京前夕，以领导、职工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式，突击改制帆布篷汽车，限令在2月20日全市八十余部运肉敞车全部篷盖化，并规定苫盖不严，司机不准开车。
存在多年的副食店小吃店的卫生问题也终于摆在财贸组的工作议程里，譬如生鱼、生肉和糕点柜台的部位挨得很近、小吃店脏乱差拥挤不堪等等，都是顾客意见很大，多年未得解决的。市里一声令下，副食部门紧急开会商讨，决定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做出调整。最生硬的一条决定是，为了避免外宾在公园见到乱扔的鸡骨、鱼刺，市里强令除了颐和园听鹂馆、北海公园仿膳食堂和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外，所有公园里的其他饭馆不再经营炒菜。
有趣的是，商业副食部门重点关照了尼克松随行人员及记者所住的饭店及周围的商店，陈列了品种齐全的名特商品，制造琳琅满目的观感，随时销售，随时补充，一直供应到贵宾离京。
尼克松访华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中方却因国家形象、外交观瞻的政治面子需求，吹皱了一池原本封闭的静水，深深地触动了京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某些改变的机遇和可能。这是尼克松本人在来华前万万想象不到的，相信他当时对这些中国国情特别是基层状况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本文原载《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