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vet
(吾弗愚人,尔莫欺俺)
发表于 2008-10-24 19:24
只看此人
为什么欧美国家永远写不出《水浒传》《金瓶梅》(ZT)
读《水浒传》,有几个故事写得近于神笔,如“说时迟,那时快,薛霸的棍恰举起来,只见松树背后,雷鸣也似一声,那条铁禅杖飞将来,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此段文字之绝,唯叹服而已,而整体性的塑造,当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不二之笔,悲怆至极的雪景带有庄严的成份,诗情画意下渗入人生的残酷,可入画,可入诗、可入乐,如果配之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定当使人热血沸腾,大洒英雄之泪,或如果中国有《圣经》,则林冲草料场故事当入经。当然,还有武松杀嫂、拳打镇关西、水浒兄弟江州劫法场故事,也是痛快淋漓,让嗜血的国人大呼过瘾。
如果说《红楼梦》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那么,《金瓶梅》则是彻头彻尾的黑暗,没有一丝丝的光明,书中没有严格意义的清官,更没有一丝丝人类理性之光及光荣之冕,国家顶峰上的皇帝尧肩舜背下的行政当局卖官鬻爵,指方补价忙得不亦乐乎,人寄以宗教信仰的佛道又是什么呢?有偷听西门庆潘金莲放淫声而兴奋得挤眉弄眼的和尚,有以道堂为酒肆的道观术士。而市民阶层乃是完全的行尸走肉,应伯爵、吴典恩们乃市民主流,这样的一个民族,被几十万的满族人统治毫不奇怪,因为民族根本就是没有灵魂。
再回过来说一说欧美国家的小说罢,只捡出名的说,从〈坎特伯雷故事集〉为肇始,英国有莎士比亚戏剧集、《雾都孤儿》、《呼啸山庄》、《格列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傲慢与偏见》、《印度之行》、《德伯家的苔斯》、《摩尔.弗南德斯》《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一九八四》等,从来没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把另一个人穷追天涯,赶尽杀绝;法国有《九三年》、《悲惨世界》、《人间喜剧》、《红与黑》、《基督山伯爵》、《鼠疫》、《局外人》、《包法利夫人》、《俊友》、法国人性格的浪漫与社会的动荡比严谨的英国人波澜壮阔得多,但就与《水浒传》相类的,便只有《基督山伯爵》一篇,不过,就这部小说的商业味之浓,情节之荒诞不经及结局之仇人悉数身败名裂并抱得美人归而言,实为法国版的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与林冲结局落草为寇之现实性差之十万八千里。西班牙有一部《唐吉诃德》、意大利有一部《十日谈》、德国有一个《浮士德》不说也罢。
再来说美国,有大名鼎鼎的海明威,其作品寓意于精神意志,《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有马克.吐温的政治讽刺小说《竞选州长〉及《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有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马丁.伊登》,有斯泰隆的《苏菲的抉择》、还有《汤姆叔叔的小屋》、《飘》、《一个推销员之死》、《愤怒的葡萄》、《美国悲剧》、《嘉莉妹妹》、《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霍桑的《红字》。
就社会压迫来说,有几部小说值得关注一下,《苔丝》讲的富人诱惑少女而坏其幸福,《红字》讲新教沉重的道德枷锁,《愤怒的葡萄》讲美国大萧条下人生存之压力,《雾都孤儿》讲人在底层社会的挣扎,《悲惨世界》讲冷酷世界中人性之光辉,但是,找遍了欧美所有的小说,没有一本书写到一个社会的上层人士,有能力动员所有的社会力量,将一个个体除之而后快,仅仅因为其妻之美貌。
英美所有的小说人士因为英美法律体系的建立而先后失去了这种神奇的想像,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而在第六十一条,规定国王及其法官、执行吏受二十五男爵之法律监视甚至承认国王可以被武力推翻,该宪章承认了新教徒执有武器之权及向国王请愿之权。1688年英国推出民法,进一步强调了公民的自由权利。1789年法国发布人权宣言,以黄钟大吕的声音开宗明义地指出“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并于1791年的宪法中将人权宣言作为宪法之序;1789年,《美国宪法》正式对外公布,向全世界昭示了宪法的目的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众自由。同年,通过《权利法案》,将人的权利提高到了人类史的最高阶段。
在这样的法律条件下,《水浒传》里的林冲之误入白虎节堂、野猪林、风雪山神庙、雪夜上梁山便失去了依据,武松杀嫂、醉打蒋门神、血溅飞云浦就变得毫无逻辑,而宋江完全可以因反诗事而上诉至宪法法院,并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宪法法院当庭释放。《金瓶梅》里西门庆将因武大官司而坐牢,吃宋惠莲的人命官司陪掉老本,将因苗青案的受贿私放杀人犯而犯杀头之罪,不必待到精尽人亡。
故西方小说有讲政治寓言者,有讲精神意志者,有讲爱情之纠葛者,有讲社会不公者,有讲个人奋斗者,有讲社会等级制度者,有讲道德堕落者,但确未有讲至被政府五次三番威逼,法律界装聋作哑,平民上诉无门而终至逼上梁山者。故在西方悲剧小说等,我们可以感到一种深刻的力量,似可见崇高之精神,不灭之意志,可以看到正义与公理始终是作家的归依,作家有这个信心,因为他所凭依的市民社会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及判断力,大宪章运动如果说还是贵族、宗教与国王的博弈的话,法国大革命便是市民扭转国家的运动。
而与的作者,则没有任何可以凭依的人类精神力量,就像那样,能够游向精神的彼岸世界,达到心灵的纯净,没有.故水泊梁山的李逵们一排板斧向江州看法场的群众掷过去,故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杀死扈三娘全家之后,还要将扈三娘配与王英骑,故杨雄辈可以肆无忌惮杀死其妻,西门庆可以收买任何官员,上至蔡京,下至阉人及夏提刑,利用官府及黑社会垄断生药铺而开丝绸铺及当铺.而整个行政机构,与其说是行政机构,不如说是一个用暴力垄断一切的光天化日下的黑社会.没有任何公理与契约可言.
从两本小说里,可以真正地看到儒教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国家的三法司不过政教合一的国家力量的摆设,行政的力量就像阿拉伯魔瓶释放出来的妖怪一样,可以膨胀到充塞于天地而无有制衡者,最后像肿瘤一样吞噬整个社会.
与的作者是清醒者,也是痛苦者,施耐庵的人物不得不做胡文海与扬佳,金瓶梅的西门庆不得不做领导干部,不过因条件不成熟,还不能运用MBA的办法调理吴潘李孟孙等一干妻妾,也不能把李桂姐从床上一路培养到主席台,但道理一也.
中国的二千年社会是一个用丝绸和瓷器装扮起来的老而不死的古文明,说他古,是指它早应与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这些文明一些尘封于人类早期文明史,而不是这样死而不僵,延续数千年,以其反人类精神的种种流毒涂毒于一个高度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崇高殿堂.
我认为,熟读这两本小说,是任何一位西方的东方学系的学者研究中国的必修课,熟读了这两本书,他可以解释发生在中国的一切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