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3b3ead9c0d81688e#rd
客从何处来|“家国记忆”征文16
原创 2015-05-01 张晓彤 历史百人会
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
一旦与领袖相处，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
——刘震云
人与历史的遭遇，历史不知道，人也未必知道。
——陈丹青
写在前面
我试图写下这些，是为了给姥爷姥娘那一代人留下些印记。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人从来没被人记起过。整理这段史料的过程是艰难的，面临着那几代人的不断死亡，信息也变得更加的残缺。尤其是，还原一个渺小人物的过去的生活是艰难的，只能靠口述。没有文字，也没有纪念碑。有的，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祖祖辈辈生活下去的人。
我想通过，写他们，我想了解一个在大时代下渺小人物的生存境地。我妈妈问我,你写下这些有什么用呢？我说，给我姥爷一个交代，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我想知道我到底要怎么活。我恐惧一个人竟像没有存在过一样的死亡。我想从小人物的历史背后搞清楚一个政权的来龙去脉。
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过程。写他们的人生境遇，你可能会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发臭的事情，这些事情不断地被当局掩埋、覆盖，企图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些事情被埋藏地下，它会腐烂，消失，但别忘了，它也会散发出刺鼻的恶臭，经久不散。同时也庆幸：还好，有很多人，没有失去味觉。
我出生在山东省聊城市莘县的一个小村庄里，上小学之前的日子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跟姥娘姥爷一起度过的。母亲要去参加各种学习，从民办教师考到正式的老师；父亲是个很爱交往的人。
05年，农历6月19凌晨一点多，姥爷去世，很安静，只是说一阵难受，等姥娘叫完村里的大夫，回到家，就看到姥爷坐在门槛上，失去呼吸。无遗言。那年，我8岁。这个人，是我要写的中心。
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
了解他的人说这个人这辈子是捡了一条命。
怀念他的人说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对自己多么好。
我是不甘心这样一个人只是被贴上一个“好人”的标签的。我想尽可能的让后人们记住他的存在。最起码，我要记住他。一个小人物的一生到底要受到多少政治、多少运动的影响？一个人到底要怎样安静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做一个人，到底有多难？
一些宏大叙事，我是不屑提的，多少人已经写过了；我关注大时代之中的人。在很长的日子里，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们，有人曾经或者现在活得像牛马一样，比如像我姥爷这样的农民；有人曾经或者现在活得像猪狗一样，比如像姥娘和大姨二姨讨饭的人；有人曾经或者现在活得像虫蚁一样，比如你、比如我、比如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饿死的、被斗死的人们。
对人的悲悯，就是对自己最深的关切。你对人的生存境遇有多大同情，就对自己多怜惜。
记忆总是没来由的敲打你心。对我而言，本来深深埋藏在内心十年的事情，不断的被提起，重现；对我的母亲那代人来说，是几十年的过往伴随着泪水又一次记起。我是在揭他们已经结痂几十年的伤疤。我从过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要写下他的历史，他的人生，但一直被搁浅。
今年清明，回家，祭奠他和姥娘。在火车上，两句诗不断地重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是说的是像我一样无数回乡祭奠的人们；另一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写的他。
心想，非写不可。
对，非写不可。
2015年清明，上坟回来
笑问客从何处来
1941年夏，一个像往常一样的夏天。
伴随着一声马的长嘶，打破了本来在不太平的世道里尽力安静、淳朴生活的人们。村里人上下打量着这个骑着白马身带洋枪的高大的军人，并且还指手画脚的说笑。可能大家都在想，这个年轻的军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到底是什么匪？是赤匪，还是蒋贼？还是穿两条腿的汉奸-皇协军呢？
这个年轻的、高大的军人，便是后来我的姥爷。他叫闫芝堂。老家梁山，就是那个“八百里水泊梁山”。他为什么会逃难到这里？无人知晓，或许，有人知道，但早已土归土，带着很多历史埋藏在了地下。只知道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当兵，当上了皇协军驻临清的一个大队长，底下管着100多号人。1941年，驻守临清的日军和皇协军遭到八路军攻击，队伍被打散。他就逃到了这里。这是他一辈子的“污点”。在1957年被关进监狱，两年，全是因为这个“汉奸”的罪名。当然，这是后话。
（姥爷：闫芝堂晚年照片）
回去，说说那时候。
村里生活从来都是这样，平淡无奇，连外面的人出现都会掀起一阵街头小巷的讨论和热议。
一晌的时间，闫芝堂的到来就传遍了全村。他起先在哪户人家停留，早已不得而知。村里人争先恐后的来看看这个年轻人，想弄点茶余饭后街头扎堆时的谈资。村里的一个姓王的老秀才家里的二姑娘也来凑这个热闹。
看来看去不要紧，便看出了火花。闫芝堂1米8的大个，当过一段时间的兵，在当时看来还是相当帅气英俊的。经过村里人的撮合，王二改与闫芝堂于当年结婚。
再说说这个王秀才。十里八村都知道这个王秀才，晚清遗民——王恩昭的祖上是靠造酒发的家，王恩昭他爹请了个先生，在家教他背古文，想让他考取个功名，光耀门楣。谁知大清气数将近，等王恩照考取秀才之后，大清也快完蛋了。上层的政治变动，自古就是和山野民间的小民不相干的，在闭塞的环境下，人们不知道一个政权的枯朽，还是想过安生日子。还是“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
王秀才，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只是没那么快。
王秀才，大名王恩昭，生月不详。有两个妻子。与第一个妻子结婚后生有一女，叫王一改，之后多年未再添丁。因为没再生儿子，便娶了二房-张氏。生有四个儿女。二女儿，王二改，我的姥娘，嫁给逃难而来的闫芝堂，就一直定居在本村（张端村），未搬走；三女儿，王三改，我的姨姥娘，后嫁到冠县，因痛失儿子，眼睛哭瞎，至今摸索走路，直教人觉得人生悲苦；大儿子，王兰峨，曾无限风光，但仍孤独终老，得病而死；二儿子，王兰星（原名：王兰兴），就读聊城师专时被选拔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现定居在新泰。
（第一排：王玉朝第二排：左起：王三改张氏王二改闫秀玉
第三排：左起：王兰星妻子王玉方妻子王兰峨妻子王青素
第四排：左起：不知王兰星王兰峨王玉方不知）摄于1970年
王恩昭死于1942年，就是刘震云提及的《温故1942》。其实，何止是河南发生了大饥荒，山东、河北都出现过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着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河南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
而此时此刻受难的几千万老百姓呢？因为想吃一口饭，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了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着吃了。“从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确有其事”。这是河南，那山东呢？
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人们开始卖田卖地、卖儿卖女。王恩昭读了一辈子的儒家经义，知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守着祖上留下来的一百亩地，和一头驴，活活饿死。不动地。
那时候姥娘把这些告诉我的时候，我读不出来她眼里的悲喜。对她而言，刚结婚的第二年。我想，她是不理解父亲为什么饿死也不卖地的。后来我问她，她说：“他是个秀才，是个读书人，把祖上传下来的东西看的比什么都重要。”
白修德说：“死人并不使我难过，难过的是弄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灾民都一声不响地往前走，中国的蒋委员长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做过大饥荒研究，他的结论是，“在现代史上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而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真正的饥荒从未发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传媒的任何国家。”
1942年如此，1958-1961也是如此。
出生于彼，定居于此
就这样结婚了。
我不知道刚刚二十岁的他是怎样考虑的，十七八岁就开始打拼只是为了生存，拿着脑袋去生活，二十岁在异乡结婚生子。过多的磨难会让一个人变得早熟。从未有人问过他是不是想回家、搬回土生土长的故乡。命运在开玩笑，不仅让他面临这样的困境，还让他的两个儿子遭遇相似的境况。
只知道，他后来不断的回梁山探过亲。他带过我妈回过老家，那时候，他的哥哥还在。他在梁山的屋子已经塌了，回去，借居在邻居家里。再后来，我小时候，他就开始每年骑自行车回家看他的姨（还活着的他唯一的亲人），他对我讲：“再坐船过去一个河，就到了咱老家了。”我忘记他当时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眼里有没有泪水，或者是否红了眼眶；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在深夜也曾痛哭过，因不能回家；我不知道他的家乡是不是还有人记得他的存在。
苦难，才刚刚开始。
1942年，第一个孩子出生，但没有长大，就已死亡。没有人提起过他的存在。死于生病还是饥饿，不得而知。
1943年，大儿子闫秀川出生。
1945年，抗战结束。
1945年12月31日深夜。共产党1000多名官兵翻穿着棉袄，冒着严寒，沿着冰冻的环城湖向城墙靠近。国民党发觉后开始射击。共军登梯失败。第二天，梯子竖起来了，但国军占据地位优势，共产党攻城部队只好撤退休整。
1946年1月12日，解放军2万余人将聊城包围，敌人凭借坚固工事进行顽抗，不对攻击20多天未有攻克。后经激战，围城突击队登上城头，即将聊城攻下。适逢国共停战协议公布，为了昭示信义，攻城部队停火撤离。
其实那时候，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有意识的争夺地盘。历史总是胜者写的。掌握按钮的人，历来是不会受伤害的。我说你黑暗，你说我盗匪；你说我没有信用，我说我那叫革命精神。内战打起来，谁会关心人们的死活呢？但凡是关心人们死活，必有一方妥协。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敌军损失一百五十余万人。”历史课本里面这么写。
那可是人命啊。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几千年前，老子已经写过了。但我才感受到这句话。知道，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后来，龙应台说：“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对，不必吓我。
1946年，大女儿闫秀环出生。
1947年的1月1日，聊城全境解放。
既然解放，共产党奉行一贯政策，“打土豪分田地”。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其他物资，土地、房产重新洗牌。现在看来，这是收买人心的第一步。都给你土地了，我等小民此生还何求？
王延忠祖上是地主，家里盖着二层小楼。全被拆，两百米长的一条街被占。王延忠和妻子躲了起来。但后来人们说，他俩都是好人。你租给我地，我给你租金。何来压迫剥削？他们的一切也是自己辛苦得来的。
所谓的压迫和剥削，只是为了宣传。
当时农村面临重新分配的局面。王延忠的父亲觉得我姥娘嫁给了一个外地人，可能不会在此地长久居住，以后搬走的话顺理成章的把自己的房产收回。便单独把我姥娘叫去说：“我把这块住宅给你，到时候开会的时候你就要这块地方吧。”
（这个院子就是当时地主老爷给的，房子在1960年代重修过；05年姥爷去世，姥娘搬到我家，这个院子便废弃不用，如今墙头坍塌，荒草遍地，大门敞开，物是人非之感，顿生摄于2015年4月6日）
姥娘姥爷有了房子，也有了地。一心觉得好日子到了。但乱世人，命运无常。大时代还在动荡，小民又怎能安生？
乱世里，小民的生存历来是奸诈的。饿极了，穷怕了。姥娘把自己存的一罐子银元埋在地下。后来，3年困难时期的时候，饿极了，准备挖出来用，却忘了当时埋在哪里；或是早已被人挖走。别苛责人性，当你饿的全身浮肿的时候，你也会不择手段的去偷，谁都别想逃。
什么事你都不能忘，忘不掉，逃不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同年，二女儿闫秀金出生。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教科书里这么讲，我也曾这么信。但还有跪着的人们，永远也站不起来的“敌人”。
建国初，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对当时所谓的匪特、国民党官兵、以及“汉奸”展开了大清查。我不知道，闫芝堂是怎样躲过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
1954年，三女儿张爱玉（原名闫爱玉）出生。
汉奸的印迹，一带上就是一辈子，迟早都会来的。忘不掉，逃不了。当你想做一个好人的时候，你却发现，有人不给你这个机会。
1957年，反右运动本来是跟有着皇协军经历的闫芝堂是不想干的。后来反右扩大化，闫芝堂就逃不掉了。1957年，闫芝堂被关进县里的监狱，罪名是“反革命”。他在里边遭遇了什么，无人知晓。被关两年。回家。
闫芝堂被逮走那时，闫秀川14岁。闫秀环11岁。闫秀金8岁。张爱玉3岁。二儿子闫秀华3个月。
闫芝堂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呢？
“娘，俺饿！”
“大妮儿，二妮儿，走，带上个盆，跟我要饭去。”
缺少了一个劳动力，这个家就开始了过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怎么办呢？出去要饭。
闫秀环说：“刚开始，给咱村里要。后来，年景不好，就去别的村。你二姨还有你姥娘，俺仨，一起要。”我问：“那俺大舅呢？”她说：“你大舅是男的，咋能出去要饭去啊？”
就这样要了一年多，就开始了1958年。
不用我说，都知道以后的三年是怎样难熬。
连饭也要不到了，咋办？
“野草，树皮，能吃的都吃，不能吃的变着法的吃。有人饿的吃观音土，大便下不来，活活憋死。”闫秀环平静的给我讲。
那年，她12岁。最后，连树皮都没得吃了。
姥娘就把她嫁给了离我们村十几里地的周元町（tan），说好听点是“嫁”，说实话就是“卖”给别人家当童养媳，被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的。人们唯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
“最起码，有口饭吃，不用饿着。”
吃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又何谈性的问题？
能躲过去吗？
1958-1961年，是我国的建国以来的最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教科书里这么写。我曾深信不疑。查资料。
国际上，我们这么慷慨：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提交的报告称，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中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饥荒时期。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Shyti）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难道，就别的国家的人是人？自己国家的人民连畜牲都不如？三年，6700万人饿死。数字化和概念化的背后意味着曾经鲜活的生命。这些因饥饿而死亡的人里，从来不会有领袖。只能是贱民。国家，不会不知道有那么多人饿死。
归根到底还是，你究竟怎样对待自己的人民？你是当他们只是被管理的对象还是一个个有呼吸要吃饭要生存下去的活生生的人？
国内，我们大搞三线建设，苏联老大哥单方面撕毁协议，国际环境迅速恶化，我们拼命研制原子弹。
我的爷爷曾在昌平区当兵，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大山里，开凿深山，一干就是七年。现在，哮喘病，每年都犯。他说，他谁也不怪，有口饭吃就不孬了。
只要有口饭吃，一切都好说；哪怕是一个充满黑暗、丑恶、污秽和盘剥的政府，我们也可以容忍。对吗？
1961年，张爱玉，6岁。家贫，送人。一个远房亲戚，膝下无儿女，那天，远房亲戚来，带着一兜子大包子，对爱玉说：“妮儿，吃包子，俺家还有老些的呢，你要是还想吃，一会就跟我走吧。”这样，三女儿跟别人走了。每年过年，大年初三，张爱玉回家。姥娘姥爷不是把女儿给卖了，当时他们就约定好：俺不要你一分钱，但过年的时候，你得让三妮回俺家来。每年如此。
同年，大儿子闫秀川实在是饿的活不下去了。孤身一人，去东北。被称作盲流。上山。开山，打石头。那年，他18岁。那批在那儿打石头的人，大多被石头砸死。幸存两人，有他。从此在黑龙江定居，几年一次回家探亲。
后来我问姥娘，你们为啥要把俺三姨送走。她安静地说：“穷啊，吃不饱。你二舅还小，刚出生，只能把她送走。”她继续说：“你不知道你三姨多听话，五六岁的时候，早晨搬个板凳让她投亭子（就是麦秸秆，投完之后用来编辫子），大中午，太阳出来，自己还在那待着，不说去树底下找个凉快地呆着干活。”说到这里的时候，她早已满眼泪水。
她满心觉得对不住三妮。
后来，姥爷2005年去世，姥娘来我家住。2010年，姥娘生活不自理。三个闺女轮流照看，三姨来看她，说：“娘，跟俺走吧，你给我那儿住一个月，我再把你送了小玉这儿。”姥娘死活不同意，说：“你从小都被俺送出去的，俺不跟你走。”
姥娘到死都对这事儿耿耿于怀。
还好，还都活着。
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
真的是自然灾害？
现在再看那段历史，真的是自然灾害？
1958年，历史上少有的丰收年。可人呢？都去参加大炼钢铁了。
王兰星在后来回忆时说：“学校当然不例外的卷入这个大跃进的潮流之中。学校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办起了造纸厂、运输队等多个项目。在大炼钢铁赶超英国的运动中，还建起了炼钢小土炉。老师和同学们都轮流上岗。开始边上课便干活，后来几乎全停了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造纸厂总算出了产品。但因质量不过关，又无销路，只好停办。只炼出了几个无用的铁疙瘩。”
“1958年农业战线掀起了一个深翻土地，密植创高产的高潮。这是不知是上级下达的任务，还是学校的争取，在学校操场外的农田里，给画出了约四五亩地高产密植试验田。全校师生齐发动，首先深翻土地，然后插上了地瓜秒。密植程度大约一亩一万株。管理也很伤心，不时地用学校厕所的粪尿浇灌施肥。眼看着长势十分喜人，粗壮的绿秧盖地。在收刨时，学校领导和师生们，满怀喜悦地像抱个金娃娃，放颗大卫星，向上级领导请功。然而却大失所望，地瓜块块长的手指般粗瓷，而且长着毛刺，师生们都惊呆了，只好不声不息地送到食堂里，分食给师生们。哪知出笼时刺鼻的地瓜异常，都嗅而生畏。”
1958年，人民日报频放“高产卫星”。
“小麦亩产３８５３斤，玉米亩产１．２万斤，红薯亩产２０多万斤，难道不是大丰收吗？这些高产数字不是从你们嘴里吹出来的吗？既然有这么高的产量，难道不应该向国家多交售些粮食吗？全县人均粮食１５６５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一切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启示录）
当人们艰难地吞咽苦果时，才悟到吹牛皮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要用天文数字计算。
大饥荒就真的来了。
树皮、草根、有毒的亚麻叶子、观音土，能吃的都吃了，不能吃的也都吃了。为了活命，人们冒死吃下很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乱世人，命运无常。
小民会挨饿，经常挨饿，甚至饿殍满地，这是我们的历史，无可讳言的。小民不仅挨饿最惨的时候，还有在别人挨饿时，被同类吃掉。
你是我的兄弟姐妹
1952年，土地改革。土地归农民所有。好梦不长，1956年，农业合作社，土地变成集体所有。
有人说国民党当时输在了土地上。国民党不是不想给农民土地，他们是想慢慢给。但共产党来了，说给就给。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可以拿走你的一切。
所以，你是相信时间还是相信美好的许诺？
建国初，十五六岁的王兰峨偷偷入党，从小道消息得知要划分中农、富农。他就开始把王恩昭当时饿死也不卖的地不断地卖出去。村里有人说他败家。手中没有一点小权力的人知道什么呢？
所以后来，划成分的时候，他家被划成中农，而不是富农。
1958年，成立生产队。23岁的王兰峨担任第四生产队的大队长，当时全村一共八个大队。当时村里的人给他编了一句顺口溜：“辛苦工作的王兰峨，你的心思摸不着”。
他在前一年揭发了闫芝堂曾经当过皇协军。他能当上队长，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出身不是地主，还大义灭亲。不让他当队长，那就亏了。忠诚让这个农民的儿子变得头脑简单。
其后三年，他不是不知道他亲姐姐王二改家里的困境。
我不知道他还干过什么事儿。但权力，在中国是个神奇的玩意儿。
就算她是每天躺在你身边的家人，就算她把你从小看到大，还是就这样把她给卖了。
可是，你是我的兄弟姐妹啊。
197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二儿子闫秀华16岁。小女儿闫秀玉6岁。姥娘吵他。他在夜晚吃完饭赌气走了。先走到周元町找他的大姐闫秀环，到那儿说：“大姐，你给我点钱，我想回梁山咱爹老家那儿找活干。”他的姐姐手里也没钱，从邻居家借了五块钱，塞给他。送他到村口。闫秀华到了村口就蹲在了麦地里。“我以为他是蹲下去解手，我看着他，他蹲了老长时间才站起来。看他起来，我就回家了。”四十年后，大姨闫秀环这么给我讲。
闫秀华拿着手里的五块钱，走了。不过不是回梁山，而是去东北。找大哥闫秀川。
那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靠五块钱走到东北找到他的大哥的。没人敢问。是不是也会在某个饥饿的夜晚向人乞讨呢？是不是会在某个大风雪夜的晚上无家可归而流落街头？是不是也会在火车上偷偷落泪呢？
走，是一辈子；不走，也是一辈子。
十天后，闫秀川拍来电报：
“秀华已在这里”。
只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姐妹。除了爹娘，我只能去找你们。
只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给你钱，哪怕是借，不还。
只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姐妹。你破破烂烂的来了，我给你吃的穿的。
从此，各安天涯。但你还是我的兄弟姐妹。
爹娘不在之后，我们也会这样相聚吗？我们会不会，像风中转蓬一样，各自滚向渺茫，相忘于人生的荒漠？
不会那么简单，我们从彼此的容颜里看得见当初。
只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姐妹。
生命本身并无羞耻
建国初，在全国各地办了各种各样的识字班。
一天一个安静的午后，她静静地给我讲：“那时候教不识字的娘们认字，我就记着那时候教给我《拍球》大哥哥拍大球，小妹妹拍小球……大哥哥抱着小妹妹蹦蹦跳跳回家去”。”讲这话的时候，她已经85岁。她还记得。还是听得出她对一个新政权让人读书识字的感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村里的大喇叭播放这条消息，姥娘王二改在院子里号啕大哭。后来被人抬进屋子里。
那是她对他深深地热爱。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政权，尽管你曾经恐吓、欺压过我，但我还是感激你给我土地。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政府，尽管你曾经逮捕过我的丈夫、让我饿的去要饭，但我还是感激你。
不管你怎样对待你的人民，还是热爱。
早在1967年，李光耀说：“毛泽东是在镶嵌工艺品上画画。他一去世，大雨就将来临，会把他所画的东西冲刷掉，而中国将照样生存下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照样生存下去。
你可以笑他们那代人的无知。不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你是没有资格去评论他们的。他们的热爱、他们的信仰，那是他们活下去的力量。他人，无权评说。
那是他们的信仰。与你无涉。
日暮乡关何处是
2013年农历十一月初八凌晨一点多，姥娘王二改去世，享年92岁。无疾病，不能进食，苦撑七天，带着一辈子的遭受的苦痛，屈辱，磨难，和对儿子女儿的思念，安静离世。没有抱怨，也没有说话。
和姥爷去世一样的安静。
想想姥爷的晚年，并没有和别人有太多不同。没有愤怒，没有怨恨。整天都在笑。真的，有的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他活着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他曾经遭受过那么多事情。很多次，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想：他会不会在某个午夜梦回的时候，也梦到魂牵梦萦的家乡的爹娘？他也是从十五六岁就开始出去当兵，用性命讨饭吃。他要比我们坚强的多。
历史从来都是在给大人物立传。但，小人物的存在更让人淡然但勇敢。
他走的是条单行道。再也回不去了。
无数的悲剧的存在，跟让人觉得生命可敬。写他们，让你想知道，在一个大时代下，我到底要怎么活。
今年，姥爷去世十周年。看过那么多人写的历史，那么多人写的回忆录。我才想，是时候该给他们写点什么了。不为名利，也不为别的。只是想给他们一个交代。
半年来，看《王鼎钧回忆录》，看《巨流河》。他们都是写的自己。我所能写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些遭遇。这只是冰山一角。他们更大的苦痛，我没有来得及问。
有时候，我想，如果姥爷和姥娘还活着，我会不会残忍的去问他们更多的事情，把已经结痂几十年的伤口，再一次揭开，不仅要让人知道它们的存在，而且还让人看见血淋淋的伤疤。
我应该是个残忍的人。
“人，从情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我想，我应该是那些回到情义里面的一个。
写这个事情本身是痛苦的。它是会呼吸的生命，它不断的跟你对话，颠覆你对这个国家的一些看法。它也不断地提醒你，什么事，你都不准忘。
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写的只是河流外侧的池泊。
断断续续，刪删减减。
很多个夜晚，我曾在被窝里哭泣；或是一阵噩梦惊醒；或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每次想起来他们的遭遇，还是难受。
有人说我要更成熟点
但你写这个就像尿裤子，你自己觉得热乎乎的，别人觉得无所谓。
又怎能不难受？
悲剧到了最后，都是让人分不清悲喜。
写到这里，无穷的悲哀。无数的控诉。你似乎听得到三年困难时期时死去的6700万人民的控诉，你似乎可以看得见十年文革时期3000万人的死亡。身边的人事，写下来，就是对一段历史最真挚的记忆。它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你，一切都还没有结束，都在你身边。什么事，你都不准忘。
“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又能怪谁呢？长叹一声：“这都是命。”
什么是命运？凯尔泰斯解释说是“悲剧的可能性”。
此时，断肠人在天涯；
此刻，烟波江上使人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