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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从异类到良知
—— 再读《平生六记》
作者：张丰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
去年6月，三联书店出版曾彦修的《平生六记》，前面有周有光给曾彦修的题字：“良知未泯”。曾先生找周先生题字，这一场景让人感怀，因为曾彦修已95岁，而周有光已经109岁了。作为个人，生命达到这样的长度，而仍然能够思考、写作，实在让人羡慕。1月份，人们庆祝周先生110岁生日，而在昨日（3月3日），却不得不送走曾先生。
我相信，给世界留下《平生六记》这本书，曾先生走得会很轻松，他不再有遗憾，而扉页上的“良知未泯”四个字，也成了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
（曾彦修在奈良）
“六记”，就是六篇文章。分别是“土改记异”“打虎纪零”“镇反记慎”“肃反记无”“四清记实”“反右记幸”，土改、打虎、镇反、肃反、四清、反右，这些词语在如今的青年人眼中已经是需要解释的概念了，而在1949年到1957年，这是一波又一波的现实的政治运动，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曾彦修只写到1957年的“反右”和1965年“四清”，而没有提后面更可怕的“文革”，因为在1957年，他成为党内第一个登上《人民日报》的右派，被打翻在地。在他看来，这是无比幸运的，因为如果没有被打倒，处在他的位置上，在“文革”中就难免会害人。他的政治生命，在1957年他把自己上报为右派那一刻终结了，也升华了。他从一个掌管人民出版社的意识形态官员，变成一个政治运动的局外人（即使在文革中，他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也没参与），这一年，他不过38岁。此后的半个世纪，他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而存在，直到2014年，他平和地说出自己经历的一切。
曾彦修1919年出生，曾在成都石室中学读书。1943年，他24岁，就进入中宣部工作。1949年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长。1951年4月底，《南方日报》政法组长成幼殊从省公安厅拿回一份材料，说是明天要处决140多人的名单，每人列两行罪状，要刊登在第二天的《南方日报》头版上。
这就是风行全国的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广州版，曾彦修认为人命关天，而对“罪犯”的罪行，连人民群众的指控都没有，很没有说服力。他连夜上报，找到当时中共在广东的最高领导叶剑英，最终经过和公安机关的博弈，停止执行。当然，这个事情还有下文：在5月底，在曾彦修出差的时候，这140多人最终被“执行”，报纸也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不过罪名更详细，也取消了一些“一贯反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主观性评价。
这件事很有典型性，它说明了在大的政治风潮中，个人良知的作为和它能达到的限度，很多时候，它并不能扭转乾坤，但是就具体事情而言，是否努力争取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人仍有可能保存自己的“良知”，而不至于被运动所同化。在“土改”“打虎”“镇反”“肃反”中，曾彦修的作为大概就属于这种类型，虽然并没有起到关键扭转作用，但是自己仍能凭良心从事，不在整体的恶上添加个人主动的恶。
在“肃反”中，他已经调到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名义上的一把手为胡绳，曾是实际上负责人），通过自己的深入调查，还了本来被打入“国特”（国民党特务）的资深编辑戴文葆以清白，在历史大势中这不是沧海一粟，但却挽救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1964-1965年，曾彦修已经“退居二线”，在上海群众印刷厂参加了全过程的“四清运动”，所谓“四清”，是“清”每一个人的，次序可能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六记》，47页）。其实，就是调查每一个人，从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入手，如果查出问题，就清理出“组织”。
曾彦修认为，自己一生真正谈得上是“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在 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汉奸资本家……这一类的怀疑或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形式撤消了这些怀疑。
“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50页）曾彦修这句话非常值得玩味，可以说赋予了“公”和“私”一种新的解释。“其他工作”，那可是服从组织安排的全部“革命工作”，而这不过是“办公”，是没有灵魂的、作为螺丝钉而存在的，只有这一件事，是完全符合自己心性的、自主的，也是完全让自己满意的，从中可以看出“自我”的力量。
当然，曾先生这样讲，可能是出于谦虚。因为他一生中作为个人最光辉的篇章，其实是1957年把自己上报为右派。曾彦修被划入右派，可能与为戴文葆平反有关。为戴平反，得罪了一些人，正是这些人为推动把曾彦修划为右派不遗余力。
这说明，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就具体某一件事而言，仍有可能不过是具体的利益之争或私人恩怨而已。曾彦修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本人是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小组的组长，上级催促人民出版社交出自己的“右派”名单，五人小组开会讨论人员，最终决定上报三四人，曾彦修是第一个，并最终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成为大批判的对象。
他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我这自报其实是没什么可以称赞的，无非是老运动员了，知道在劫难逃，还不如自报可以减少很多麻烦与损失。如此而已，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二是：“身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幸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得到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这说明他对在运动中自己的处境是清楚的，而他的选择也是坚定的：能不整人就不整人，哪怕因此自己被整。
他对被打成右派能够平静接受，泰然处之，但是《人民日报》上面的批判文章，还是让他耿耿于怀。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有很多都是他的下级、同事，平时很少打交道，但这时都站了出来列出他的“种种罪状”。对运动或时代风潮，个人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但是看到身边具体的人来诬告自己，以己度人，还是不免悲愤。
他或许会想到，如果这些人都能像自己一样行事，那该多好。但是现实中的运动，人性之恶的爆发，让人瞠目结舌。在书中，他完整收录了《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但是对那些揭批他的同事，则都隐去其名，以 xx，xxx称之。看得出他不能释怀，有把这些人曝光的冲动，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今天看来，如果说他生前有什么可以纠结的，就是这一件事了。
曾彦修著述不多，很难用“知识分子”来称呼他，但是他生前的最后这本书，则不仅可以看作是他的精神自传，也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反省之作。他所写的经历，都是可以在别人的著作或已公布的史料中进行印证的，这可以作为政治运动中个人行为的一个样本。
他说：“我写此书，有一个微小的希望，即：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限，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但他仍努力按照“做一个人”来要求自己，最终他守护住了作为人的良知。他做到了。
